《与世纪同行》第8卷·第22章 让我们永远高举革命旗帜·5. 我对魏拯民的回忆

5. 我对魏拯民的回忆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经常追忆他与魏拯民的交往。魏拯民是抗日人民革命军的高级政治工作者和军事指挥员。他的回忆使我们了解到伟大领袖与魏拯民之间非同寻常的友谊、魏拯民作为革命者的品格、他悲剧性的结局以及他临终时的痛苦与愿望。 我是在魏拯民作为满洲省委代表前来大黄外参加那次会晤时与魏拯民相识的。此后，在抗日武装斗争的道路上，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真挚的友谊。 魏拯民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很早就为爱国事业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斗争。他在安阳军事学院受过训练，在北京求学期间参加过反日示威。 可以说，他的革命生涯在“九一八”事变后把活动转向满洲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满洲，他首先在哈尔滨道外安顿下来，在那里担任党的书记。 魏拯民看上去更像一位大学教授或文官，而不像军人。他是一个沉思的人，倘若不是革命，也许会毕生致力于科学研究或著述。 他为人真诚、正直、谦逊。他也很健谈，不惧怕直抒己见。 保存在共产国际档案中的一份关于满洲游击队指挥员个人档案中写道： “魏拯民，南部集团副指挥员，中国共产党党员，南满省委书记……政治素质优良的指挥员。 “他在游击队员中享有很高威望。关于其过去经历的详细情况不详。 “侦察局和内务部方面没有发现任何不利信息。” 魏拯民虽然是中国革命者，却为支持朝鲜革命者、促进朝鲜革命作出了不懈的、默默的努力。大黄外会议当时的问题是多么严重啊！如果当时作为党代表的他不是那样公正合理，我们当时就可能陷入非常不利的局面。在所有其他人中，只有他认真听取我的意见，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考虑应当考虑的问题。耀英沟会议之后，他不辞辛苦，前往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为我们所反映的问题寻求答复。 他对共产国际的访问对朝鲜革命产生了很大帮助。至今我还记得，当他从死亡阴影一路伴随下回到南湖头时，我是怎样热情地拥抱了他。 当他拥抱我，向我传达共产国际的观点——即关于朝鲜革命者应当在朝鲜革命的旗帜下进行斗争的论点并不违背国际主义，关于反对“民生党”的斗争采取了“左”倾路线的说法是正确的，以及共产国际关于朝鲜革命者应当领导朝鲜人民的军队并在朝鲜和鸭绿江畔进行斗争的结论——时，我下定决心，永远不忘他为援助朝鲜革命所作出的努力。 在南湖头会议期间，我们之间的友谊之温暖倍增。在南湖头共同度过的两周里，我们进行了多次交谈，我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 1. 魏正民在密镇会议上支持了我关于部队改编的意见，后来又热烈欢迎反帝青年同盟的成立。 2. 大约从那时起，他开始学习朝鲜语，说思想上的顺畅沟通是与朝鲜同志共同斗争所必不可少的。他非常热爱朝鲜游击队员。这是他对朝鲜革命的国际主义支持和鼓励的体现。 3. 我们反过来，也为魏正民尽了一切努力，因为有句俗话叫“爱换爱”。 4. 密镇会议之后，我们向白头山地区进军时，他在附近负了伤。当时我们从敌人那里缴获了几匹战马。我们挑了其中最好的一匹送给了他。随后他骑着这匹马和我们一起一直走到了马鞍山。我让朴永孙在大甸厂给他安排了医疗。 5. 此后，魏正民前往杨靖宇那里，向他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出兵热河的指示，之后在我们向西间岛挺进、在白头山秘密营地收尾工作的时候，又来看望了我。 6. 魏正民南下满洲之行后，身体状况看起来很差。他长期患有慢性心脏病和胃病。他是一个投身工作、不顾自身健康的人，加之体质本来就弱，健康状况便每况愈下。 7. 有一次，他带领自己的一队人马翻越山脊时突发心脏病，昏了过去。我劝他去治疗，他却笑着敷衍过去，说身体上的疾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思想上的不健康。 8. 我给朴永孙和康伟龙布置了任务，让他们在横山附近为魏正民修建类似疗养院的地方。黑峡沟秘密营地地处作战地区，不适合像魏正民这样体弱多病的人疗养。 9. 他在横山秘密营地休养了一段时间。 10. 我派康伟龙和金云新去长白为魏正民购买滋补品和营养品。他们用筹集的200元钱，为他买了人工鳖血、大米、面粉、罐头、牛奶，甚至还有煎饼。他尤其喜欢面食。 11. 农历正月初一，我在横山秘密营地与魏正民一起欢度节日。朴永孙用一个空铁皮罐头做了一个压面机，那年节日里，我和魏正民吃了粉条，甚至还喝了几杯酒。 12. 第八团团长全永麟也和我们一起欢度节日。他厨艺极佳。他甚至随身带着各种切肉、切菜的刀具，做了好几样菜。他把肉片切得薄如纸，从一道菜到另一道菜均匀地分好，然后飞快地撒上调味料。他的技艺非同寻常。 13. 我们也应他的要求，给他派去了人。黄哲海和白鹤林都是我最喜爱的人，但他点名要这两个人，我就送给了他。 14. 黄哲海是个聪明人，足以胜任连长或团长的职务。他能应对任何困难。他汉语说得很流利。他也是做群众工作的合适人选。 15. 白鹤林曾多年担任我的勤务员。他忠诚、坦率，不惜自己，所以无论我去哪里，都一直带着他。 16. 我们进攻普天堡的时候，他也在我身边。当时我在卡里姆河畔的杨树下指挥战斗，他四处奔走，向各部队传达我的命令。 17. 在尖山峰战斗时，崔铉第四师的同志们被敌人包围，我命令第七团和警卫连冲锋救援。当时，就是白鹤林把命令传达给了这些部队。 18. 有一次他请求我让他到战斗部队去，以便自己也能亲自 1. 战斗，所以我就照他的意愿做了。过了一段时间，我问他觉得这个战斗单位怎么样，他回答说他非常喜欢，但离不开我，请求我再让他当我的勤务员。于是，我又把他带回了司令部。 2. 他和我们一起经历了艰苦行军。他是当时和我一起分食一小把炒米粉的人之一。 3. 如果军官和士兵之间相处得如此亲密，他们就会像对待自己的骨肉一样互相关怀。坦率地说，把这样一个人派到另一个人那里去工作，我心里有些舍不得。 4. 然而，我还是毫不遗憾地把他派走了，因为魏正民需要他，而魏正民当时病得很重。 5. 魏正民听到杨靖宇牺牲的消息，比任何人都更加悲痛。他难过得一连几天吃不下饭。 6. 魏正民在杨靖宇牺牲后接任第一路军指挥，英勇作战。 7. 那年秋天，他再次在战斗中负伤。更糟的是，他还染上了肺病，无法再指挥部队。 8. 日本帝国主义者杀害杨靖宇之后，把他的头颅悬挂在街头的木柱上示众，并宣称他们已经摧毁了活动于南满的所有抗日联军。他们还吹嘘说，中国东北的抗日斗争很快就会趋于消亡。 9. 事实上，当时朝鲜人民革命军正经历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严峻考验。日本“讨伐”行动日益猖獗，武装斗争队伍中不断出现叛徒和动摇者。在杨靖宇牺牲前后，某旅的指挥官方振生被俘并叛变。此外，第一路军在南满的群众基础也严重削弱。 10. 这种局势令第一路军政治委员、南满省委书记魏正民深感忧虑。 11. 他认为自己的工作中存在差距和严重不足，必须加以纠正。 12. 他是一名对自己要求严格、虚心学习他人经验和优点的战士和政治工作者。他告诉我，他很想了解朝鲜同志们的经验，因为即使在游击区解散之后，朝鲜同志们仍在满洲东部、朝鲜和宽甸等地广大地区为建立党和群众组织作出了巨大努力。 13. 在游击区时期，革命组织动员了宽甸各县的一切力量。甚至六七岁的孩子也拿着棍棒四处游走，大声歌唱，履行少年先锋队的工作。妇女们挣脱了封建枷锁，聚集在妇女协会周围。这些组织把群众动员了起来。群众与战士并肩战斗，从事农活，建立人民革命政府。 14. 相比之下，南满的部队在离开游击区后，把重点放在军事行动上，忽视了群众工作。当游击区中情绪高涨的群众转移到敌占区后，游击部队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重视，也没有考虑建立新的群众基础。因此，他们与群众的联系瓦解了。 15. 这些部队表现出以军事行动和军事对抗来解决一切问题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出征热河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 16. 即使在进行武装斗争时，也不能把军事行动视为一切。没有依靠群众、没有支持和协助军队、为军队提供人力储备的群众基础，游击战是不可能成功的。 17. 我们组织抗日游击队时，并没有很多步枪，力量也不大。然而，我们毫不犹豫地对日本宣战。我们怀着必胜的坚定信心和强烈的……投入了这场伟大的抗日战争。 1. 决心消灭敌人。把我们游击队的战斗力与拥有强大经济后盾的日本军队相提并论，是根本不可能的。 2. 那么，我们在发动伟大的抗日战争时依靠的是什么呢？我们正是基于关于人民群众的革命观点，在政治思想、道义和战术上的优势，下定决心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3. 此次热河远征的荒谬之处在于，远征的策划者们主观愿望驱使，试图在远离他们熟悉的战场地形的地方与日军正面交锋，没有优先考虑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也没有进行战术上的周密计算。 4. 游击区解散以后，我们采纳了南湖头会议和东港会议的决议，作出了建党、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将青年共产主义联盟改组为反日青年同盟、将武装斗争扩展到鸭绿江地区和祖国腹地的决定。我们以白头山地区为根据地，组建了反帝青年同盟，并在祖国广大地区迅速将其扩大。我们之所以采取这一切措施，是因为我们重视群众工作，群众是我们军事行动的坚强后盾。 5. 朝鲜人民革命军从这些组织中得到了巨大帮助。如果没有这些组织，无论我们采用多么灵活的战术，在敌人疯狂地围绕村庄修筑土墙、企图把人民群众同游击队隔绝开来、甚至连一把谷粒或一根线都不让从墙里漏出去的情况下，我们都会陷入困境。 6. 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正如针与线之间的关系一样；二者必须永远处于不可分割的统一之中。 7. 在南满省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魏拯民通过了一项决定，派遣素质优良的游击军官到满洲各地，以纠正他过去的错误。他虽然为时已晚，但终于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并决定纠正片面强调军事行动的倾向，这是值得庆幸的。 8. 他在秘密营地里与疾病作斗争时，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挽回第一路军巨大的人力与物力损失，重振其力量；如何在遭受失败和挫折的南满地区掀起革命的新高潮。 9. 他在苦心孤诣地制定迎接即将到来的重大事件的灵活战略，并据此改变自己的战术，却无法作出适应当前形势的决策，因此焦躁不安。 10. 作为一种选择，他正在考虑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并焦急地等待着他于当年四月寄给共产国际的回信。 11. 以下是他致共产国际信中的一段话，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困境： “我们现在正遭到狡猾的敌人四面八方的进攻，而由于自一九三五年秋季以来我们与上级组织完全断绝了联系，中央的指示、文件和书信我们一概收不到…… 我们真觉得自己就像在茫茫大海上没有领航员的船只，又像到处摸索的盲童。虽然革命浪潮汹涌澎湃，我们却像被关在陌生房屋里的人，或者被关在密闭的大鼓里的人…… 自从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以来，我们的活动遭受了意想不到的严重损失。” 12. 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让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更加清楚地了解第一路军的艰难处境，并争取他们给予积极支持，以壮大这支军队。 13. 他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期望，是极不可能实现的。 14. 当时，共产国际即苏联，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奉行着不刺激在满洲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绥靖政策；中共中央也…… 1. 他正深陷于在遥远战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之中，无力援助中国东北的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魏拯民因为一段时间以来脱离军事和政治行动，无法获得最新客观形势信息以作出正确判断，又因身体有病，身心十分虚弱，便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给予支持。 他之所以如此急切地等待共产国际的答复，是因为他曾强烈请求为一军提供干部和战争物资。他认为，共产国际的支持是重振其部队的唯一途径。 2. 在共产国际连给他派一名信使都十分困难的时候，它从哪里能得到干部，又通过什么路线、以何种方式运送战争物资呢？我认为，修复遭到破坏的地下组织，加强群众基础，从那里获得人力和物力支持，比指望共产国际给予不可能的支持更为合理。 3. 在小哈尔巴岭会议之后，我去汉城沟秘密营地看望正在那里治疗的魏拯民。看到他因病面色苍白，我心里很难过。照料他的同志们说，他的慢性病反复发作，虽然伤口正在愈合，但他们仍很担心。我想到，在秘密营地这种恶劣条件下，要保证他康复是很困难的。 4. 魏拯民说，他胸中好像有块石头在往上涌。听到这话，我不禁打了个寒噤，因为我曾听我母亲抱怨过，她患心脏病时也有过这种症状。 5. 然而，魏拯民却试图把话题转到游击运动的当前任务及其战略战术上。我对他说，我们根据当前形势采取了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的方针，并把大部队行动转为小股部队行动，而且已根据这一方针采取了切实措施。他表示支持我们的方针，说朝鲜同志正确地估计了形势，制定了正确的战略。 6. 我们就形势和今后的活动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我们讨论了把伤病员和体弱同志送往苏联以及为小股部队行动筹措冬季粮食供应等问题。 7. 那天我劝他去苏联治病。然而，他担心一军的状况，说他有太多的事情需要纠正，不能去苏联。他反而要求我，如果我去苏联，就详细向共产国际通报一军的实际情况，并确认他的信是否已经送达。 8. 看到魏拯民如此忧虑一军的未来，胜过关心自己的疾病，我心里很痛惜。杨靖宇牺牲后，他的部队正在经历严峻的考验。 9. 当时的情况不允许我马上去苏联，我也没有这个打算。我们约定必要时通过信使保持联系。 10. “金司令，这是我对你的请求！” 我离开秘密营地时，他对我这样说。那是他的遗言，因为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11. 这个请求，其实简单而平常。 但我心情沉重地听到了它，并理解了它深刻的含义。我认为，他是希望我把他毕生倾注、感情深厚的革命进行到底。他可能是想把一军的工作托付给我。 12. 我无法忘记他提出请求时的眼神。那是充满深切悲痛的眼神。 13. 我离开秘密营地时，给他留下了口粮和其他物资，但心情却很沉重。大米或冬衣能让他恢复健康吗？他所需要的是能进行革命的健康身体。 1. 我向黄哲海和郭吉山强调，他们要不惜一切手段，尽全力把他治好。 他们说一定会好好照料他，并让我不要担心。 一想到要把他们俩丢在那座无名山上，我的脚就迈不开步子，所以我推迟了出发。 后来我访问哈巴罗夫斯克时，应他的请求做了安排。 共产国际的官员说，魏拯民的信已经顺利送达。 2. 魏拯民致共产国际的密信，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于主体二十九年（1940年）12月在其机关刊物《思想战线》第二十五号上刊登该信全文后，才得以公开的。 这封信落入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是因为它装在第三路军团长李龙云的行囊中，而李龙云是在当年秋天于汪清战斗中牺牲、行囊被敌人缴获的。 正因如此，人们一直以为这封信没有送达共产国际。 那么，共产国际所说的“顺利送达”的那封信，又是谁送去的呢？ 保存在共产国际档案中的下列文件，或许可以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 “绝密。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现寄上1940年4月10日的报告译文以及魏同志（第一路军副司令、中共南满省委书记）的两封信。 谢利加诺夫 1940年8月10日” 该文件日期为1941年1月23日，有季米特洛夫的签名。 该信的第一部分内容如下： “我们的情报材料共分四部分。其中许多内容被省略或遗漏了。因此，我希望你们同志们与使者王润成谈话，解决你们所关心的所有问题。 他会告诉你们我在信中未敢写下的秘密。 我为这位使者提供担保。” 3. 这段引文表明，魏拯民曾将致共产国际的信件复制了两份，一份由李龙云送达，另一份由王润成送达。两封信在部分内容上略有差异，但基本内容相同。唯一重大的不同在于，从李龙云行囊中发现的信件中，只字未提王润成。 王润成在与伟大领袖早先在东满并肩作战时，曾用绰号“王大脑袋”。他曾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四团政委，后来任反日人民游击队第二军第二师政委。 在主体三十年（1941年）春，伟大领袖率领一支小部队重返满洲，冒着巨大危险，来到他与魏拯民最后会面的红石沟，但魏拯民及其部队已不在那里了。 伟大领袖在数月之后，即当年年底，才得知他们的详细情况。 4. 当我从满洲和朝鲜的小部队活动返回时，苏联同志们立即要见我。一位据说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来的、身着便装的苏联陆军上校出现在我面前。他说，有一批人，据称是抗日联军的一支小部队，已越过苏满边境，现在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他补充说，他们执意要见我，因为只有我才能辨认他们。 我与这位上校一同乘车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心中千头万绪。他们当中会不会有魏拯民？关于他病逝的传闻会不会是假的？我热切地希望他还活着。 车子似乎走得慢如蜗牛，我焦急万分。 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后，上校把郭吉山带到我面前。我惊讶地看到，这位副官郭吉山在短短一年间竟苍老得像个六十多岁的人。他的容貌，正是魏拯民及其部队所经历的一切艰辛的见证。 郭吉山在参加游击队之前，曾在延吉当过教师。 1. 部队。后来他成为一名政治工作者。早年，他曾在延吉指挥一支游击连。 他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者，经历过种种艰难困苦。许多游击队员都从他那里学会了读书写字。 他性情温和，见多识广，处处受到人们的尊敬。人们从心底里尊敬他，因为他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都帮助大家。 他也很慷慨。有人叫他“十二幅裙子”，这大概是指他对所有人都宽宏大量，或者是指他像一个大家庭的女主人，一个操持全家事务的女主人。 当第一路军组建警卫团时，我们推荐他担任魏征民的供给副官。从那时起，战士们就一直跟着他，叫他“廓副官、廓副官！” 廓基山为魏征民做了一切。他不只一次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敌占区，获取粮食和药品。难怪魏征民常说，多亏了这位副官，他才能长寿。 当我们重逢的激动心情稍稍平息后，廓基山请那位苏联红军上校把他托付给自己的毛瑟枪拿来。上校照办了，廓基山哽咽着告诉我，那支枪是魏征民的。 我从廓基山手中接过那支毛瑟枪，却不敢问魏征民出了什么事。无论如何，这支孤零零的手枪说明了一切。 直到那天，在廓基山的讲述中，我才第一次详细得知魏征民牺牲的经过。 在寒葱沟与魏征民告别后，他和他的部队便转移到桦甸县夹皮沟的秘密营地。汪清、东宁等地也有叫夹皮沟的地方，满洲各地还有很多同名地点。 魏征民的连队建立了两处秘密营地，一处位于夹皮沟以北数英里处，另一处位于该地区西南方向稍远的地方。 魏征民住在第一处。黄贞海、金奉南和一名名叫金惠森的医生与他在一起。七八人组成的机枪班也与他们同住。廓基山、金哲镐、朱斗一、李学山、文门郁和金德洙则在第二处秘密营地驻扎。 只有廓基山一人知道这两处秘密营地的位置。他在两地之间来回奔走，背负沉重的粮食，传送消息。他通过与结拜（义兄弟——译者注）的伪满洲国军官的帮助获得口粮。这些军官对廓基山的所有要求都照办。特务队队长也在他的影响之下。 无论是伪军军官还是特务队长，都是既与兔子跑，又与猎人走。他们把粮食、食盐等物资送给山里的游击队员，然后又从游击队员那里拿走破旧的衣物、鞋子、铁锅之类的东西，谎称打死或打伤了游击队员，并因此领取奖金。 据说，魏征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执笔，撰写报告，总结自己的游击斗争，起草有关自己部队的文件。这一定是他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工作的革命愿望。 当死亡敲响他的房门时，他把毛瑟枪和文件交给战友们，说：“你们这些年轻力壮的同志，必须战斗到底。革命寄托在你们身上。革命是一项伴随着流血牺牲的艰巨事业，但你们不要害怕这些艰难困苦。我们的流血不会白费。 “你们一定要去找金日成同志。” 魏征民于1941年3月牺牲，年仅三十二岁。他牺牲得太年轻了。既没有为他鸣枪致哀，也没有举行葬礼。 他的战友们怀着深切的悲痛和极大的细心将他安葬。 奇怪的是，他的一名中国籍士兵偷偷溜下山去…… 1. 山峦起伏，他把敌人引向了自己的坟墓。谁也不知道，那个魏某宠爱的人，为什么竟干出这种勾当。 2. 敌人关于他在战斗中阵亡的报告并不属实。他并非战死，而是因病去世。日本人惯于进行这种虚伪的宣传。他们掘出魏的遗体，是为了领取赏金。只有野蛮之徒才会干出这种事。 3. 这支毛瑟枪如何传到我手中的经过，也表明魏正民的警卫员们曾经历过许多难以忍受的磨难。 4. 魏正民把这支毛瑟枪交给了他极为疼爱、十分信赖的黄钟海。 5. 黄钟海起初负责通讯工作。必要时，他还充当魏正民的翻译。后来，他成为警卫分队队长，始终守护魏正民，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他按照魏正民的指示翻译文件和资料，并在魏正民病重不能亲自执笔时，代他书写。 6. 黄钟海和郭基山守护魏正民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黄钟海是一名忠贞不渝的警卫员。 7. 有一次，魏正民的白马在秘密营地失踪了。黄钟海把魏正民托付给一名机枪手，自己外出寻找马匹。他在追踪马蹄印时，发现敌军正偷偷向秘密营地逼近。敌军也在循着相反方向的马蹄印追踪而来。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警卫员们都外出筹粮去了，只有黄钟海和那名机枪手留在魏正民身边。 8. 黄钟海急忙返回营地，在藏好秘密文件后，背起魏正民，在森林中奔跑。子弹如冰雹般在他周围呼啸而过，但他把魏正民紧紧抱在怀里，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他，不停地奔跑。他下定决心，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把魏正民救出去。 9. 黄钟海肩部中弹，无法再背魏正民，便把他转交给机枪手。他自己拿起机枪，以持续不断的射击阻击敌人。 10. 正是这样一个人，才深得魏正民的钟爱。魏正民把毛瑟枪交给他，并非没有道理。 11. 魏正民去世后，黄钟海及其小分队转移到郭基山所在的秘密营地。他们猎捕野猪、熊以及其他一切可以找到的野兽，既供即时食用，也为下一次行军储备粮食。 12. 就在这一时期，黄钟海在一次狩猎事故中身亡。他追击一头受伤的熊时，那头熊突然转身，将他撕咬致死。我们在这样的事故中失去如此忠诚的战士，实乃一大悲剧。 13. 这支毛瑟枪随后被李学善接管。他是白鹤林的同乡好友。李学善每天擦拭这支武器，以缅怀魏正民。他也死于意外事故。 14. 他去世后，由郭基山负责保管这支武器。 15. 郭基山在进行小分队行动的同时种植鸦片，为向苏联境内转移做准备。 16. 大概就在这一时期，柳京洙及其小分队在甲皮沟附近遇到了一位曾与郭基山保持联系的老人。但因老人对此事守口如瓶，柳京洙未能见到郭基山，只得返回。 17. 郭基山及其部队用种植的鸦片换取了新军装和包括食盐在内的口粮。尽管做了这些准备，他们在前往苏联的途中仍经历了重重艰险。据我所知，在跨越苏满边境时，他们甚至脱下裤子顶在头上涉水过河。 18. 这支左轮手枪经过数人之手，最终传到了我这里。 19. 后来，郭基山加入金一小分队，进入满洲地区。在与他有姻亲关系的伪满洲国军官的帮助下，他在群众中建立了地下组织，并开展政治工作。 20. 曾担任魏正民警卫员的郭基山等朝鲜共产主义者，竭力纠正魏正民生前一直深感痛悔的那种单纯注重军事行动的倾向，并加强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 1. 郭安殉国，大概是在一九四三年。他奉命执行侦察任务返回满洲，在完成任务后返回途中遭敌人射击牺牲。 2. 魏拯民在朝鲜革命经历最严峻考验的时期，给予了我们真诚的支援。正因如此，至今我仍怀着深情缅怀他。 3. 每当他在实际工作中遇到难以决断的问题时，都来同我们商量。他对我们抱有如此深厚的信赖，从杨靖宇牺牲后，他只就第一路军和南满省委的工作问题同我们进行商讨这一点，便可以看得出来。 4. 第一路军的干部把需要他做出决定的问题带到他那里时，魏拯民全都把他们送到我这里来。 5. 魏拯民逝世后，共产国际就朝鲜人民革命军第一路军和南满省委的工作问题同我们进行了全面商讨。 6. 魏拯民是优秀的人，是优秀的革命者。正因为如此，我们全心全意地帮助了他。 7. 许多人曾为照顾他付出艰辛努力，许多国际主义战士以生命保护了他。 8. 魏拯民特别关心朝鲜革命，对我们怀有特殊的友谊。 9. 据在他身边长期工作的同志们说，魏拯民总是把朝鲜革命的前途同我们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一再嘱咐他们要忠诚地支援我。 10. 魏拯民的一生是美好的，因为他的一生从始至终都是如此。一个人，如果他为祖国、为同胞、为人类而开始自己的事业，他就必须为祖国、为同胞、为人类而结束自己的生命。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永远把他的一生铭记为高尚而美好的一生。 11. 在抗日武装斗争年代，人们的精神世界是纯洁的。 12. 自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现代修正主义以来，谈论国际主义的人已经不多了。就连那些过去一开口就鼓吹国际主义的人，如今也忙于营私谋利。 13. 那时，革命者们虽然衣食不丰，却不分国籍互相帮助，彼此提供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共产主义者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应当背叛自己的国际主义职责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