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第6卷·第17章 韩国依然存在·4. 照片与记忆

4. 照片与回忆 在抗日武装斗争期间，我们第一次合影大概是在白杨溪台地、白头郡一带。在军民联欢大会即将结束的时候，许多战士提议照相，以纪念三个部队的会合。幸运的是，第四师有一台照相机。我们从各部队收来机枪，摆在前面作为陈列，然后坐下来拍照。每个人都很高兴，仿佛自己得到了嘉奖。 然而，年轻的游击队员们对只照一张相并不满意。他们想照个人照，还想照班、排的集体照；他们也想和久别重逢、来自其他部队的朋友们合影。有些警卫战士也热切地希望单独和我合一张影。 但那位不情愿的摄影师收拾起照相机走开了，大概十分为难：要求照相的人太多，而干片太少，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小伙子们怏怏不乐地回去了。我本想把摄影师叫回来，却抽不出时间。 我理解那些未能照上相而感到失望的年轻人的心情。在他们这样的年纪，谁都想照相。我也不是例外。我童年时并没有多少照片。那时连粗粥都很难吃饱，怎么能想到照相呢？那时候，万景台附近没有照相馆，要想照相，得走将近八里路到平壤市内或浦台街。偶尔有摄影师背着带三脚架的照相机从城里来到近郊赚钱，但即使那样，他们也只走到驿谷，没有特意绕路到偏僻的万景台来。 有一次，我小时候，祖父给了我五角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拿到钱，我走了很多路来到平壤市内。我被这座繁华的城市迷住了。街道两旁的商店和集市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小贩们高声叫卖“买我的货！”，我几乎被他们的喊声震聋了耳朵。但我没有理会他们，一心想着照相，便朝照相馆走去。 然而，我以为五角钱就能照相，这想法太天真了。当我看见那些穿着现代服装的先生、女士们，在柜台前数着一叠叠钞票时，才明白自己来错了地方。我赶紧走了出来，意识到以为五角钱就能领略文明，简直是痴心妄想。离开照相馆时，我眼前浮现出整个世界都压在金钱之下的景象。这个景象使我感到压抑，从那以后，每逢进城，我都避开照相馆。 我在吉林的日子里，也尽量不进照相馆。有时我去看电影，但总是避开摄影师。吉林毓文中学里满是富家子弟。他们在城里最热闹的街区、餐馆和游乐场挥金如土。他们为了大吃大喝、寻欢作乐而大把花钱，这让我惊叹不已。我靠母亲一分一厘挣来的钱，勉强支付学费。他们提议去餐馆或照相馆的时候，总是我最难堪的时刻。我 1. 我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拒绝了他们的建议。 有一次，我收到母亲的一封信，里面附有汇款通知。她在信中写道：“我给你寄些钱去，你好在生日那天照张相片寄给我。这样，我想你的时候，就能在照片上看到你。” 我不能不遵从她的嘱咐。我弟弟哲洙告诉我，每当母亲想念我时，就会把我那件破旧的衬衣贴在脸上哭泣。她为想念我而额外花费这笔钱，这本身就证明了她对我的思念有多深！ 于是，我拍了照片，寄给了抚松。这是我在吉林毓文中学期间所拍的唯一一张单人照片，至今仍保存着。这张照片后来由我在抚松的熟人、妇女协会成员蔡周善保管了几十年。她最终把照片交给了我们一批前往中国东北旧革命战场参观的同志。在敌人监视之下，她长期保存这张照片，曾冒了很大风险。 后来，我在各种场合也拍过照片，但大部分都遗失了。几年前，我在大蒲扇与姜在龙合影的照片被发现，并在我的回忆录中公之于众。 然而，我在吉林毓文中学期间所拍的那张照片，却通过我所不知道的渠道落入敌人之手。敌警察用它来搜捕我。有一次，一个敌特分子带着我的照片一直来到喀仑，向站岗的少年远征队队员们询问是否见过照片上的这个人。孩子们及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使我得以避开危险。那个特工被朝鲜革命军战士处死了。此后，我有一段时间不再照相。 2. 这并不意味着我完全放弃了拍照。 在与同志们意外重逢，或是在离别、欢聚的时刻，我想把这些瞬间印记下来，以便铭记。在我地下斗争和游击活动中，有许多值得拍摄的戏剧性场面；在我驻扎游击根据地期间，也有许多令人难忘的事件。 然而，这些事件没有一件以照片的形式留存下来。这也没办法：在那个年代，我们谁都无力为未来留下纪念品或象征性证据。我们的斗争十分艰苦而紧迫，更重大、更紧迫的任务占据了我们的全部精力，我们没有时间去考虑更奢侈的事情。 常言道，即便在荒岛上也有生活可言，游击队员并没有理由总是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 当我看到年轻游击队员们如此热切地想要照相时，我感到十分不安。我们这支队伍没有照相机，而第四师却有一部，这件事促使我自省。对于长期害怕拍照的我来说，那些生活在山里、只知革命的游击队员，竟像普通人一样急于照相，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他们的兴趣实在非同寻常。 那天回到住处后，我对一些指挥员说，我们的年轻游击队员一直跟在第四师的摄影师后面转，想方设法讨好他。我又说，我们应该有一部自己的照相机。我只是随口一提，但我的话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3. 1937年夏天的一天，我们离开长白，驻扎在临江县梨树沟秘密营地时，正在长白地下工作的池泰焕来到…… 1. 看见我。他在向我作工作汇报时，突然说他弄到了一架照相机，并且已经带来了。我高兴得简直要发狂了。 那是一架带三脚架的座机，和第四师所用的一模一样。他还带来了一位中年摄影师。显然，吉某把我随口说的话记在了心里。 吉某是金某一手选拔、培养并派到我这个部队来的。他和金某一样，沉默寡言，脚踏实地。每当他接受一项任务，便一声不吭地把它完成，就像一个忠实的庄稼汉。金某和吉泰焕在性格、工作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非常相似。 吉某向我讲述了他是怎样弄到这架照相机的。这简直是一个真正的历险故事： 起初，吉某同一个名叫金学哲的游击队员一起，拜访了十里大沟的头人李勋，认真地商量了照相机的事。村长也同当地反帝青年同盟成员一起，想出了弄到照相机的办法。有一天，李勋告诉吉某，警察为了给居民拍摄用于居民证和登记的相片，把一架照相机带到了二十里大沟的警察分驻所。他还说，要是能把这架照相机弄到手，那就一箭双雕：它不仅对游击队员有用，而且把它拿走还会使居民登记那一套繁琐事务长期拖延下去。 在西间岛，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在数百户人家中推行他们在满洲东部实行的所谓“保甲连坐”制和中世纪的“连坐法”。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们开始进行户口登记和拍摄居民证照片。不仅如此，他们还试图发放通行证和购物许可证，以便进一步把人民群众的手脚束缚起来。 十五岁至六十五岁的人，没有居民证或通行证，既不能成为居民，也不能迁离，没有购物许可证也不能购买粮食、布匹或鞋子。如果有人被发现没有购物许可证而购买货物，就会以“与匪徒有联系”的罪名被逮捕。 问题在于，如何把那架放在戒备森严的警察分驻所院子里的照相机弄到手。吉泰焕和李勋就这件事商议了很久。 第二天，李勋绷着脸来到分驻所长办公室，抱怨说：“我真是气坏了。我再也干不下去了。我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庄稼汉们，只要他们到分驻所来，就能照相，可他们太愚昧，根本不相信我的话。他们一看见我就浑身发抖，好像我是个警察似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怎么工作？” 分驻所长什么也没说，只是咂了咂嘴。 李勋接着说：“就连村里有威望的人也在抱怨，说十里大沟方圆二十五里的数百户人家，要到二十里大沟去照相，得一直照到秋天。他们说，他们得放弃收割，去吃照片。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说着，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分驻所长生气了：“你太不懂事了！你指望我干什么？你自己想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这正是李勋希望分驻所长说的话。他假装绞尽脑汁地想了几分钟，然后说：“老百姓确实害怕这个分驻所，而且这里离十里大沟也确实太远。不如在十里大沟的李钟述家里办吧？他家的院子足够大，可以照相。” 李钟述是敌人的走狗。每当警察和其他官员到他家时，他总设宴款待，他们便找任何借口都愿意到他家去。分站站长对李钟述的建议欣然赞同，称之为好主意。就这样，摄像机从戒备森严的警察分站搬到了李钟述的院子里，十里大沟的村民也聚集到了这个院子里。警察局长带着部下来到李钟述家。不用说，李钟述准备了酒宴。局长在院子里派了一名警察站岗，自己坐到桌旁。几分钟后，站岗的警察也加入了他们。 当他们喝得酩酊大醉时，村里的地下组织成员突然推开门，高喊“匪徒”正在抢走摄像机。他大肆喧嚷，说他们遍布周围的山上。分站站长脸色煞白，拔出手枪，摆出冲锋的架势，显然是酒精的作用。李宽劝阻他说：“‘匪徒’可不是一两个。你一个人怎么能对付得了？保住你的命要紧。他们说，死去的君王不如活着的狗。”他领着站长到后院，把他推进猪圈，用稻草盖住。其他警察也各自躲藏起来。 这时，游击队员们来到院子里，在前来拍照的群众面前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然后带着摄像机悄然离去。 当我们在场的战士亲口讲述这件事时，我笑得流下了眼泪。 日本帝国主义秘密文件《越江“匪情”处置情况与惠山事件判决》中写道： “大约下午一点半，摄影师在小浦大沟为100人拍照时，出现几名持手枪的人，据信是金日成部队的战士，他们说：‘你给他们拍什么照？你靠摄影吃饭，把摄像机交出来就放你走。’然后他们带着摄像机和一打干板离去。” 干板相当于今天的照相底片。过去的摄像机使用的是玻璃板，而不是胶卷。 总之，吉泰焕与金学哲、李宽一起，实现了我的愿望。 吉泰焕从敌占区带来了一名叫韩契三的摄影师。游击队员们称他为李仁焕。他年近四十，身材高大、体格健壮，适合做游击队员。 我决心向这个人学习摄影，以便在必要时为我的战士们拍照。我真诚地希望学习这门技艺，但他却不明白我为什么会为这种小事抽出时间。 他教我如何拍出清晰的影像，如何曝光干板。他非常和蔼、细致。 当他得知我的身份后，向我敞开了心扉。他告诉我的话中，至今仍最清晰地留在我脑海里的是“蘑菇串”。他说，他刚到我部队时，就到处寻找“蘑菇串”。我问他这个奇怪的说法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那是干耳朵串。据他说，敌人散布宣传，说革命军把俘获的人的耳朵割下来，像晒蘑菇一样串起来晾干。他说，日本帝国主义设有所谓“治安队”等战略机构，其下设各种部门，大肆宣扬游击队 1. 他们头上长着红角，是吃人的野兽。他说，直到几天前他还一直相信这是真的。 “当游击队员出现在李钟述家的院子里时，我吓得魂不附体，即使头上蒙着黑布，也像树叶一样瑟瑟发抖。我想，这下完了，便双手捂住耳朵。可我发现，你们的人都是心地善良的人。” 得知他有几个孩子，我劝他回家。但他不听我的话，恳求让我允许他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妻子完全可以照料孩子。他如此诚恳、坚决，我便吸收他参加了游击队。他穿上新军装后欣喜若狂，这让我很高兴。 2. 在柳河子和新立子战斗之后，我们吸收了大批工人入伍，并把这些新兵编成几个小队。李仁焕是其中一个小队的队长。他给我们战士拍了许多照片。他随身带着显影液，拍完照片后很快就冲洗出底片。他作战勇敢，所以大家都尊敬他、器重他、喜欢他。 3. 有一次他患了流感。我们倾尽全力护理他。他睡觉时，我们许多战士都把自己的大衣盖在他身上。我也用我的毯子盖住他的头，整夜守在他身边，读书到天明。 4. 他醒来后，紧紧握住我的手，流着泪说：“我一个无名小卒，你们为什么这样关心我？我怎样才能报答你们的恩情呢？” 5. 他说，在与我们相处的日子里，他才被当作人来对待，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他已下定决心，宁可像个人一样在游击队里吃草根，也不愿在日本人手下当仆人，哪怕那样能吃上大米。 6. 196 7. 有一天，摄影师在我面前架起相机，调整好我的姿势，说：“请允许我今天实现我的愿望吧。我要给您拍一张照片，将军。” 8. 他想亲自把这张照片带到祖国，给同胞们看。 9. “谢谢你的真诚，但是，把照片公之于众，是违反军纪的。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可以拍多少照片就拍多少。等国家解放了，你再先给我拍照吧。”我说。 10. 他含着泪笑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细腻的微笑。至今仍历历在目。 11. 在小黑石岭会议之后，我们从大部队活动转向小股部队活动，我又一次劝他回家，但他坚持要留下来。令全队深感遗憾的是，他不久后便牺牲了。 12. 现在，当我坐下来拍照时，常常会看见李仁焕带着他那台老式相机朝我走来，调着焦距…… 13. 虽然他牺牲了，但他拍摄的一些照片，却作为游击队一段奇迹般的历史留存了下来。在临江五道沟秘密营地拍摄的照片，以及在红旗河拍摄的女游击队员照片，都是他拍的。 14. 那张集体照是在秘密营地拍摄的，为纪念金柱铉小分队从祖国执行任务归来。那天我本想给他们拍照，但警卫员们坚持要和我一起合影，李仁焕把我往前推了推，让我和他们坐在一起，说他来按快门。我就和他们坐在一起，戴着我化装时戴的那副黑框眼镜。 15. 令我遗憾的是，李仁焕和我拍摄的大部分照片，要么被烧毁，要么遗失了。每当敌人弄到我们的照片， 1. 敌人利用他们追踪我们的阴谋。我和我的警卫员们所保存的照片，在林树森率领敌人的“讨伐队”突袭位于黄沟岭的秘密营地时丢失了。 2. 数十年后我们得知，原伪满洲国高级日本警官加藤丰太郎手中持有我们的一些照片。据他说，他曾保存着我们的三张照片，但现在只剩两张，一张已经遗失。他将这两张照片公之于众。 3. 在一篇题为《伪满洲国警察重要照片·文献集》的文章中，他以“神秘的抗日英雄金日成”为副标题写道： “……用于追踪金日成及中国共产党干部的照片，极其重要且罕见。” 4. 其中一张照片的背面，有“讨伐队”成员写下的字样：“金日成部队全体成员”。 5. 多亏了这张照片，一个历史事实以图像的形式公之于众。这些照片展现了革命军队的真实面貌——军官与士兵穿着同样的军装，而非敌人所污蔑的那种可憎的“土匪”、“恶魔”或“野蛮人”。 6. 我们的许多官兵在战斗中牺牲，却没有留下自己的照片。如今的情况不同了。当一名战士在战斗中牺牲时，我们会根据其战功给予表彰，向其家乡发出讣告，并引起社会对其牺牲的关注。但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无法向游击队员的家人发出讣告，也无法在其墓前立碑。敌人一直紧追不舍，我们只能在牺牲者的坟墓上堆起积雪或石块，若连这点时间都没有，便匆忙离开前用松枝覆盖其遗体。 7. 每当我们掩埋牺牲的同志时，一想到他们炽热的青春被埋葬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便感到无比痛心，一捧土也仿佛重如巨石。有多少烈士就这样逝去，连一张照片也未曾留下？ 8. 与牺牲的同志诀别令人心碎，与活着的同志分别也同样痛苦。若能以这些时刻为代价，换来一张我们共同合影的照片，那该多好啊！ 9. 看到女游击队员们牺牲时，她们美丽的面容竟未留在照片上，这简直令人无法忍受。当她们倒下时，我们感到心如刀割。 10. 她们在这世上留下的，只有她们的行囊。行囊里装着绣在朝鲜地图上的木槿花小片。难道一个巨人能不为之双手颤抖，而能将她们那覆盖着这些刺绣的遗体堆成坟冢吗？ 11. 时间消磨了太多事物，将它们埋入遗忘。人们常说，无论快乐的还是悲伤的记忆，都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淡去。 12. 然而，这对我而言似乎并非如此。我永远无法忘记任何一位牺牲的战友，或许正是因为生者与逝者之间的诀别，是如此苦涩的经历。 13. 他们的形象在我记忆中依然清晰，仿佛印在成百上千张清晰的照片上。照片本会随着时间褪色，记忆本会随着岁月模糊；然而不知何故，对我而言，他们的形象却随着每一分钟的流逝而愈发鲜活，撕扯着我的心魂。 14. 在建造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时，有人建议竖立一座宏伟的纪念碑，并将烈士们的姓名镌刻其上。而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能展现他们的形象。我希望拥有抗日英雄们各自的肖像。 日本英雄们被复制出来，以便迎接即将到来的后代。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牺牲了，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我最终向雕塑家们详细描述了他们的容貌，以便他们能复制出他们的形象。 阅读日本帝国主义者处理过的所谓“惠山事件”的文件时，我在其中看到了许多战士的照片。 高尔基说，穷人的照片只有在他触犯法律时才会被登在报纸上；我们的战士们拍下了自己戴着镣铐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照片。 多亏了池泰焕弄到了一台相机，我们在抗日革命时期才有少量自己的照片。但池泰焕本人却连一次照片都没拍过。 他是一个不知疲倦、技艺高超的地下政治工作者，在所谓“惠山事件”时被捕，只在敌人的文件中留下了自己的照片。 他被绳索捆绑着拍摄；他愤怒地扭过脸去，锐利的目光低垂着。作为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他的血液当时一定在猛烈地沸腾！尽管他被判处死刑，却始终镇定自若。他大笑着说：“我用自己流出的鲜血让日本帝国主义者付出了代价。即使我现在死去，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我常常彻夜难眠，不仅因为有许多事情要做，还因为那些没有留下任何纪念物或照片的烈士们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浮现。 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随着年岁增长，我并不轻视摄影。当我走访工厂或农村时，我与劳动人民和妇女们合影。当我视察一个部队时，我与朝鲜人民军战士们合影。有一年，我访问延丰高级中学时，还为学生们拍了一段时间的照片。 现今的制度十分优越，人与岗位之间没有差别；一个人只要做出良好贡献，就会享有声誉，并受到大家的赞扬。人们到处都能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劳动中创作的歌舞，在节日和庆典期间被搬上广场的舞台；夜晚，幸福的人们在灯火通明的街道和公园里络绎不绝地漫步。 半个世纪以前，这还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大多数抗日战士在看到今天的生活之前就已逝世。如果不是他们以生命为代价、用鲜血铺就的历史道路，我们这一代人还会有今天和明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