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第6卷·第16章 渡过与再渡鸭绿江·5. 权永弼

强烈的革命精神。金周铉比任何人都更早地认识到这个人身上的这些优点，并予以高度评价。当他从东岗率领先遣队来到长白时，金将崔元邦介绍给了权永旭、李齐全。 长白县十八道沟的营花洞，因对游击队给予慷慨援助，并培养出众多抗日革命战士而闻名。崔元邦在那里担任反帝青年同盟支部书记和党小组长。金周铉和金世旭负责指导他的活动。在他们的支持和指导下，崔元邦组建了反帝青年同盟和党小组的组织，并成立了一支准军事部队。每当金周铉来到十八道沟，他都住在崔元邦或金某家的后屋，协助地下革命组织的工作。 崔元邦说服了所有游击队员的家属加入反帝青年同盟组织。 1936年秋天三重甸附近战斗之后，我在一个秘密营地见到了崔元邦。他同其他一些前来运送援助物资的人员一起来看我们。从第一眼见到他，我就意识到他非常聪明，并且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个子不高，也不魁梧，却能一言以蔽之，使人听命，人们在他的号令下聚散自如。他曾多次向我们提供军事情报。 1937年5月前后，我们派遣他赴延社地区，推动包括茂山郡在内的北部地区反帝青年同盟组织的建设。在那里，他和其他工作人员建立了数个反帝青年同盟分会，成员来自延绵水上游的排筏工和排筏夫。 崔元邦的忠实助手云京焕，在金日成也在长白县八道沟的贾哉水一带活动时，在当地一个反帝青年同盟组织中工作。他与金日成关系密切，并与金成国交情甚笃。和崔元邦一样，他也曾多次携带给养来到我们的秘密营地。我们在袭击贾哉水后向营地转移时，云京焕也跟随我们，帮助搬运战利品。 敌人竭尽全力，企图把为游击队运送物资的人斩尽杀绝，以便从他们口中查明我们组织的线索。云京焕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被捕，便携家人迁往东满，在五扣河的玉树东一个叫新开村的村庄定居。 后来，我们又将他派往延社地区，并任命他为该地党组织负责人。我得知，他曾与自己组织的成员一起携带援助物资来到驻扎在智洞的我们部队，并讨论了在延社地区建立能够统一指导各反帝青年同盟支部的区委员会的问题。 关于此事，我此前在国师峰召开的会议上，已经向延社的同志们提出过适当的建议。我曾告诉他们，为了进一步推进反帝青年同盟的建设，必须建立一套规范化的制度，对分散的组织实行统一指导，他们都积极接受了我的建议。 据我记忆，云京焕曾在李同鹤（化名金俊）被捕之前，携带物资来过我的部队。李同鹤因在清风秘密营地中犯错误而受到处分，被派往延社和茂山地区从事政治工作。他与崔元邦保持密切联系，在延社领导革命运动。 作为李同鹤的继任者，我们派具有在国内工作经验的金正淑前往延社。74 1. 武装小组陪同她前往延社。她在延社地区召集革命者开会，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延社地区委员会。我至今记得，她从会场回到总部后，拿出一台缝纫机，宣布这是延社组织赠送的礼物。 2. 崔元峰以及反帝青年同盟延社组织的其他爱国志士，在茂山地区战斗中给予了我们很大帮助。自李同革去世后，关于延社地区组织活动的内情，直到七十年代初我们党革命史资料大规模征集工作开展之前，一直处于保密状态。 3. 一旦我们在朝鲜西部和南部建立起反帝青年同盟组织，便开始同样重视在朝鲜西部、中部和南部以及北部地区发展反帝青年同盟。 4. 平安南北道以及黄海道是民族主义力量较强的地区，而在朝鲜西部，天道教和基督教势力占优势。这些宗教力量并不局限于宗教活动，他们也具有高度的爱国精神。世人皆知，在三一人民起义时期，朝鲜三大宗教力量——天道教、基督教和佛教——都积极参加了起义。 5. 这一地区涌现出金翊昊、车宽洙、姜秉善等许多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从早期起，我们就通过孔永和姜秉善在那里施加影响。我们的特工人员还前往以富士农场佃农纠纷而闻名全国的龙川地区，提高了当地人民群众的觉悟。这次佃农纠纷表明了这一地区人民在抗日斗争中的战斗精神和爱国热情。 6. 新义州在朝鲜西北部反帝青年同盟组织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 7. 1937年7月初，反帝青年同盟新义州支部在本市成立。8月，在渭原成立了以贫苦农民和排筏工为主的日新抗日协会。秘密特工人员沿鸭绿江中游多个地点，相继建立起反帝青年同盟的一个个下属组织。姜秉善的家族和亲属是天道教信徒，他利用这一宗教关系组建了若干组织。 8. 反帝青年同盟组织也在厚昌和朔州两郡扎下了根，我们还派遣小分队和政工人员前往阳德、德川、平壤、海州和信川去建立反帝青年同盟组织。 9. 李周渊、玄俊赫、崔京民在平壤和平安南道的反帝青年同盟组织建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10. 李周渊从端川来到平壤，旨在在新地方更大规模地开展抗日运动。平壤长昌橡胶厂工人抗日协会、平壤玉米淀粉厂工人抗日协会以及南浦抗日协会，都是由李周渊建立的反帝青年同盟下属组织。 11. 玄俊赫从大邱监狱获释后移居平壤，接受了我们的统一战线路线，并参与在松日里水泥厂工人中建立反帝青年同盟支部。 12. 我的堂弟金元柱所属的祖国解放团以及在康沙成立的伊新解放协会，都是反帝青年同盟的下属组织。 13. 崔京民曾真心帮助过我父亲在江界开展革命工作，后来回到祖国，在阳德地区积极从事统一战线活动。他甚至与儒家信徒接触，对他们进行教育以唤醒他们，并吸收他们加入反帝青年同盟。 14. 在平安南道安阳郡也建立了一个反帝青年同盟下属组织。 15. 黄海道的反帝青年同盟建设工作主要是由被我方特工人员争取过来的闵德完完成的。黄海道有许多我方政工人员建立的临时秘密据点。由于闵德完以及黄海道其他爱国志士的努力，全省范围内涌现出一系列反帝青年同盟下属组织。 16. 东海岸中部地区的反帝青年同盟组织中心是由能川、杨阳、高城和通川形成的，那里居住着许多工人。能川里水泥厂抗日劳协因其规模和有效的实际斗争而闻名遐迩。杨阳的雪岳救国协会和高城的金刚抗日协会都是反帝青年同盟的附属组织。 17. 由于国家分裂，有关朝鲜南部反帝青年同盟组织建设的资料尚未完全公之于世，但日本警察档案中记载的数目却很大。 18. 最近，关于在日本的反帝青年同盟组织建设和活动情况，发现了大量信息。我被告知，在冈山、东京、京都、大阪和北海道都存在反帝青年同盟组织。这些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1. 反帝青年同盟动员二十多万成员，开展全民抵抗，是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争取朝鲜民族解放斗争中树立的一座丰碑。该组织的各机构在恢复祖国的旗帜下，广泛动员和争取广大爱国群众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真正伟大的贡献。 2. 他们的首要贡献是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通过统一战线运动，我国人民牢固地树立了这样的思想观念：朝鲜的解放只有依靠朝鲜人民团结一致的力量才能实现；武装的敌人必须始终以武装来对付；朝鲜人民要赢得民族独立，就必须团结一致。而且，这种团结必须超越阶级、性别、年龄、党派归属和宗教信仰的差别，与全世界被压迫群众结成联盟战线。群众思想觉悟的迅速发展，是推动1930年代后半期民族解放斗争的一个强大因素。 3. 在人民群众思想意识的转变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他们把同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的朝鲜人民革命军视为解放祖国的主力。他们还认识到，把自己命运同我们联系在一起，就更加忠实地支持我们的领导。从1930年代后半期起，朝鲜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共产主义运动便以朝鲜人民革命军活动的核心基地——白头山为轴心展开。 4. 朝鲜人民群众把白头山提出的口号当作绝对真理，无论大小、无论重要与否，都一丝不苟地贯彻执行。他们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支援在白头山战斗的人们。 5. 群众对朝鲜革命领导的忠诚，体现在他们对朝鲜人民革命军给予的物质和道义支援上。全国各地的人们都把自己的才能、金钱、劳动和智慧贡献出来，支援我们。 6. 反帝青年同盟各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全民支援游击队运动。从1930年代后半期起，反帝青年同盟甲山支部以有组织的方式，把天道教徒先前捐赠给天道教中央本部的大米送给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当咸镜北道西间岛的人民听说朝鲜人民革命军战士正在遭受粮食短缺时，毫不犹豫地把他们为婚礼、六十岁及其他寿宴而储备的粮食送给了我们。 7. 反帝青年同盟新义州支部成员直到1938年鸭绿江水丰水电站大坝建成之前，一直用船把援助物资运送到我部队活动地区。物资包括布匹、鞋、食盐、火药、雷管、导火索以及各种其他物品。大坝启用、水路被阻断后，他们在中国丹东第三街和第六街设立了专门的援助物资商店，并通过铁路或卡车把物资运送到活跃在宽甸、兴京、通化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大大小小的各个部队。马山洞支部成员购买了一艘0.5吨的帆船，白天把它作为货运船出租，夜间则把本组织成员收集的物资运送给朝鲜人民革命军部队。 8. 距白头山二百五十多英里的汉城的反帝青年同盟成员，也把革命军队活动所必需的物资运送过来。 9. 北仓组织成员全镐镒因参与“先驱”事件而被监禁。 “索库事件”发生在北咸南道北青郡；自1937年起，他受组织委派在汉城从事地下活动。 2. 在致力于扩大组织的同时，他还当起了挑水工，背着一大铁皮水桶卖水，为游击队筹措资金。北青人原本就以背水供在汉城求学的孩子们交学费而闻名。全孝镐没有学龄的儿子，但他为了革命而挑水。他用这样挣来的钱，为游击队购买了布匹、鞋、白纸、药品、复写墨水等物资。他把这些物资送到北青，那里的组织再转交给我们。 3. 一天清早，他背着水爬山时，捡到一只女式金表。那是连上层人物都很少拥有的高档手表。他决心找到失主，走访了山路上沿途的人家，终于查明这只表是一位店主女儿的订婚礼物。店主给他的酬金，甚至超过了那只手表本身的价钱。他用这笔钱为游击队购置了大量援助物资。 4. 这件事之后，他与店主一家结下了亲密关系。在他的影响下，他们开始同情抗日游击队，不遗余力地给予帮助。他们自行采购全孝镐所需的物资，并送往北青。就这样，汉城一个普通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在反帝青年同盟成员的引导下，参加了支援游击队的斗争。 5. 反帝青年同盟通过各种方式——怠工、罢工、示威、暴动和租佃纠纷——组织和领导了人民群众持续不断的全国性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性暴行，反对其“使朝鲜人变为天皇臣民”的政策，反对其对大陆的侵略以及战争政策的执行。 6. 朝鲜革命者在建设反帝青年同盟组织方面取得的另一项成就，是进一步巩固了建设党组织的思想和组织基础。我们以在反帝青年同盟组织中培养出的骨干为核心，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党小组。这些党小组在长期斗争中，既指导反帝青年同盟组织本身，也指导群众斗争。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不断经受锻炼的党组织，成为解放后建设强大的工人阶级群众政党的基础。 7. 此外，反帝青年同盟组织的建设，使朝鲜革命者获得了建设群众组织的丰富经验。若没有这一经验，他们就不可能在解放后如此短的时间内，建成民主青年同盟、工会、妇女联盟、少年联盟等群众组织。 8. 在建设反帝青年同盟组织的斗争中，朝鲜共产党人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首次创建了真正团结一致的、始终不渝的爱国、革命、强大的统一战线。以白头山为轴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创了我国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的传统，彰显了我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 9. 建设反帝青年同盟组织的整个过程证明，我国人民更喜欢统一与和谐，而不是分裂与对抗；他们具有在统一旗帜下团结战斗的意志，而不论党派归属或宗教信仰有何差异。 10. 生活在朝鲜劳动党时代的我国人民，早已实现了整个社会的最高形式的团结——一心团结。剩下的，就是被分裂为南北的祖国的统一。 11. 祖国的统一是我一生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关于祖国统一的立场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我国民族，能够而且必须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生存。我们说南北统一是可行的，其依据是什么？我们拥有强大的武器——伟大的民族团结，以及通过建设反帝青年同盟组织而获得的丰富的民族统一战线经验。 12. 我们民族在半个世纪前就已出色地实现了统一战线事业，没有理由不能成就伟大的民族团结。 13. 无论我们生活在哪里——在北方、南方还是海外，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统一战线。只有统一战线，才是我们民族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中生存之道，是我们作为一体生存、繁荣、永存的永恒之路。这就是我要向国内外同胞说的话。 5. 权永旭 权永旭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人们通常以为宣传鼓动家应当是能言善辩的，但这个人即使在担任自己所在师团宣传科科长时也极少说话。他总是言简意赅，从不使用多余的词句，也不重复自己说过的话。人们很难从他的外表判断他的思想和感情。 他最憎恶谎言和空洞浮夸的演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守自己的诺言。他言行一致，这正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 正是这种魅力，为我们所信赖，并赋予他当时在我们于白头山和西间岛一带作战、即我方主要作战地区之际，领导长白县委的重任。 之所以说长白县委负责人的工作极为重要，原因有几点。长白县委是关键的党组织之一。它是朝鲜人民革命军白头山秘密营地党委会所作出的任何路线或紧急任务决定中，最先获悉并率先执行的组织。我们的任务和决定，大多通过长白县委、祖国党工作委员会和东满党工作委员会传达给西间岛、北间岛和祖国后方，这些任务的执行结果也主要通过这些渠道向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会汇报。 长白县委之所以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因为我们驻留在白头山秘密营地，必须以西间岛为跳板，在祖国后方和满洲开展革命；也是因为在朝鲜共产党解散后，尚未成立新型政党的情况下，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会必须通过祖国党工作委员会、东满党工作委员会和长白县委来指导整个党的建设和抗日革命。 正如上世纪三十年代上半期，我们依靠东满游击根据地开展斗争时，小汪清是抗日革命的中心一样，上世纪三十年代下半期，包括西间岛在内的白头山根据地则成为抗日革命的中心。白头山秘密营地是核心，其周围是与白头山毗邻的广大祖国后方地区和长白地区。在长白，有许多我们的秘密营地。为了保护并维持这些营地，必须把长白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并把当地居民培养成革命者。 要在长白发展反帝青年同盟组织，与敌人的尖锐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伪满洲国当局的统治手段虽粗暴，但日本特务机关以及由日军、满军和警察组成的“讨伐队”却十分凶悍。正如我们必须经过长白才能向祖国后方进军一样，敌人也必须经由长白来进攻我们，因此这一地区对敌我双方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正因如此，我们在选拔长白县委负责人时，标准很高。要胜任这一重任，他必须具备胆识、气魄、组织能力、不知疲倦的精力以及为革命事业进行鼓动的能力。地下战线的领导工作，还尤其要求准确的判断力、细致入微的工作方法、灵活的战术以及开阔的眼界。 在选拔具备这些条件的人选时，我立刻想到了权永旭。金平也推荐了他。 权永旭既不是我的同学，也不是同乡，我们也没有在游击区斗争中同吃同住、共历甘苦。上世纪三十年代上半期游击区蓬勃发展时，我在汪清，而权永旭在延吉。他曾参加过远征敦化的行动，直到1936年10月才来到白头山秘密营地，加入主力部队。 他中学时代就早早参加了抗日运动。在被作为“叛逆”学生列入黑名单并遭学校开除后，他便像我一样，全身心投入了革命。1930年我在东满时，从吴仲焕或朴永善那里听说过关于权永旭的一则轶事。这则轶事讲的是他在父亲葬礼上的悲惨经历和他非凡的自制力。 有一天，他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便离开工作地点，在黄昏时分匆匆赶回家中。他刚在父亲的棺木前披上丧服、站定位置，骑马的宪兵就来了——他们料定他会回来。他们把他和家人从屋里拖出来，问他是不是权昌宇，他儿时的名字。他一眼看出这些宪兵中无人认识他的面容，便礼貌地回答说，他的弟弟昌宇早已离家出走，连讣告都没有寄来。 1. 因为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所以他便顶替了他。当时他的哥哥权相昱正在殡仪馆，所以他便承担起这个角色。 2. 宪兵们未能抓到权永旭，恼羞成怒，便放火烧了停放灵柩的房子。他们一直监视着这所房子，直到它被烧成平地才离开。 3. 权永旭眼睁睁看着父亲的遗体被焚烧，咬紧舌头和嘴唇，咽下了自己的悲愤。回到工作地点后，他连同志们递给他的酒都喝不下去。他的嘴唇和舌头伤势严重，好几天连粥都吃不下去。 4. 权永旭在东满共产党人中被称为具有非凡自制力的年轻战士。他们说，要战胜敌人、成就伟大事业，革命者就需要权永旭那种克服任何冲动或精神痛苦的自我克制。 5. 然而，并非所有听闻葬礼暴行的人都称赞权永旭。有些人说他们不理解权永旭为什么不反抗敌人。“一个儿子怎么能这样？”他们质问，“他应该不惜一切手段阻止对父亲遗体的侮辱。” 6. 支持权永旭的人驳斥了这种抗议。“一个普通人反抗宪兵是可以理解的，但权永旭不能向敌人暴露自己的身份。如果他反抗，当场就会被枪杀，充其量也会被关进监狱。那样他就无法为革命而战了。” 7. 我听说，他在离家投身革命事业时，曾对妻子说过： 8. “我不是一个能活着回家的人。即使我能回去，也无法知道革命何时会胜利，也许是十年或二十年之后。所以请你不要等我。自己谋生。如果你把这世上活着的人名单中我的名字划掉，另嫁他人，我也不会责怪你。我唯一的要求是，你好好抚养儿子，等他长大成人后，让他走我的路。” 9. 他对妻子的告别之辞又成了争论的焦点。有人说这话太冷酷无情，也有人抗议说这是对全体妇女的侮辱。“他为什么不让她等他凯旋而归？如果他真爱自己的妻子，就应该这样说。难道他认为朝鲜妇女还没有足够的荣誉感和忠诚心，等待投身革命、直到国家独立的丈夫吗？他看不起妇女，实在是不知廉耻。” 10. 如果直截了当地解读他的告别之辞，他可能会受到更严厉的批评。 11. 然而，在我看来，只有下定决心毫不犹豫地献身于革命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只有真正爱自己妻子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请求。只有决心战斗到底、完成革命的人，才会有如此严峻而坦诚的自我表白。我在他的话语中发现了真正的人性。 12. 多年以后，即1935年春天，我在腰营沟第一次见到了权永旭。当时，从东满各游击队和革命组织中选出的同志们正在参加一个为期很短的军政干部训练班。权永旭也是学员之一。 13. 在“民生团”暴乱中，许多年轻爱国者在外国土地上牺牲，此时能结识权永旭，我高兴得如同见到了一位老友。 1. 我们互相作了自我介绍。我记得，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却进行了一次非常亲密的谈话。 他提到了向妻子告别的事。 “你本该更深情地向她告别，好减轻她的痛苦。”我说。 “她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那我又何必试图推迟呢？”权永弼摇着头说。 “那么，你现在还认为自己不会活着回到她身边吗？” “我希望看到我的祖国获得独立，也希望自己能活着回家，但我不认为自己会有那样的幸运。我不想在和敌人进行最后决战时躲在后方。我必须始终站在最前线，仅仅是为了替父亲报仇。一个决心在最前线战斗到底的人，怎么还能考虑自己的生存呢？我不指望这样的好运气。” 他说的是实话。 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是在地下斗争中，还是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他始终处在最危险的斗争漩涡之中。第二团远征珲春时，权永弼是第二连的党支部书记。该团不止一次陷入被敌人包围、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每次都是权永弼和吴振宇等同志一起挽救了危局。 权永弼也是第一个泅渡鸭绿江、突破严密警戒线，把我的口信送给朴德的人。 之所以任命他为长白县委书记，还有一个原因，即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曾在间岛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 他最大的优点，是善于做群众工作。他善于把群众动员起来，并给予他们有效的领导。 黄南孙（黄钟烈）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权永弼是怎样巧妙地处理与温生格子村一位老人的关系的。那位老人性情暴烈。工作人员曾多次到那个村子，试图在那里建立立足点，但都遭到那位老人的阻拦和驱逐而失败。他们是在尚未熟悉群众的情况下，就试图向村民灌输政治思想。更糟糕的是，他们对待村中长者态度不当。他们只是远远避开他，说他是个封建主义者，而没有设法去争取他。显然，这位老人是个顽固分子，就像五家子村的“托洛茨基”全老人一样。 权永弼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接近这位老人。他知道村中长者不与举止粗鲁的人打交道，第一次拜访时便彬彬有礼地向他致意。他按照朝鲜习俗跪坐在地板上，行礼问候，然后自我介绍说：“尊敬的老人家，我是一个贫苦的移民劳工。我来到这里，是因为听说这个村子的百姓心地善良。恳请您照看我、引导我。” 这位举止得体、相貌端正的年轻人让老人十分满意。老人说：“你是个有教养的年轻人。我不知道你是谁家的子弟，但从你的举止可以看出，你出身良好。村民们都是善良的人，让我们在这里和睦相处吧。”老人还请他吃了午饭。 要争取温生格子村的这位老人，被认为如同在战场上夺取一座高地一样困难。权永弼只是按照朝鲜习俗向他行了一个礼，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那座高地。如今，他已能从容地在这个村子开展革命教育。 在正式任命他为长白县委书记之前，我们让他到全县各地巡视，以便有机会研究当地情况。 1. 经过一个月的野外考察，他回到了秘密营地。 2. 1937年2月，我们在横山秘密营地与他及其他地下工作者举行了一次会议，在那里我们组织了长白县委。在会上，权永弼被正式任命为县委书记。李日出成为他的副手。会议还决定扩大下属区党委和党小组。 3. 那天我向权永弼指出，他必须扩大工作范围，把建党和组建反帝青年同盟组织的任务深入到祖国腹地。我部署了其他各项任务，例如推荐志愿者参加革命军、争取为敌方机构服务的人员并吸收他们加入革命组织、搜集军事情报等。我还明确了长白县委的职责。 4. 会议结束后，我立即派遣权永弼及其助手黄南顺前往敌占区。为了开展工作，他们假扮成夫妻。这也是出于他们自身安全的需要。 5. 黄南顺有一些地下工作经验，她十五岁时曾在赤沟、石砬子村从事地下工作。 6. 有一天，她在村里一户农民家中帮忙时，惊讶地发现厨房里的那口做饭的锅，与她在抚安村游击区自己家里用过的锅一模一样。 7. “我家的锅怎么会在这户人家的厨房里？”她想。“这锅是不是那个农民从‘讨伐’队那里弄来的？他是不是在跟他们勾结？”这个念头让她好几夜睡不着觉。 8. 得知她的怀疑后，该村地下组织的成员们认为，那人一定是敌人的走狗，并建议把这户人家驱逐出村。但黄南顺说她要耐心地设法查明真相。她最终了解到，那口做饭的锅是被“讨伐”队偷走后丢弃的，这些“讨伐”队曾袭击她在抚安村游击区的村庄。他们毁坏了村民的家具，烧光了所有房屋。她的那口锅是在一座被烧毁的房子里捡到的，被那个可疑人物捡走，而他当时是被迫为敌人运送物资的民夫。那个农民的嫌疑被澄清后，现在已被吸收进反日协会。他的妻子也被允许加入妇女协会。 9. 相比之下，被派往同一村庄赤沟从事地下工作的林顺德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他虽然有一定理论知识，外表也体面，却不懂得如何与群众打成一片。他受到冷遇，被当作寄生虫看待。他被关在一户反日协会成员的家里，一日三餐都由房东供养，还对人们发号施令。即便偶尔走出房门，他也总是昂首阔步，双手背在身后，向遇到的人提出令人不快的问题，仿佛在审问他们。连过路人都被他惹恼了。由于未能在村民中站稳脚跟，他被迫返回游击区。 10. 一个自视为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殊人物，注定要被人民群众所抛弃。他若像水面上的一滴油花那样漂浮，而不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就永远得不到他们的同情和信任。 11. 当时，权永弼和黄南顺正在…… 1. 为准备在长白开展工作，许多来自长白县的地下工作者来到我们的秘密营地。那一天，他们都从我这里接受了地下工作的任务。权永旭欣然接受了任务，可我心里却并不轻松，因为我觉得自己让他承担的任务过重了。长白是一个从七道沟到二十二道沟的广大地区，范围极广，即使是一名合法的党员，也难以应付。除了指导该县的党务工作，他还必须深入投身于祖国运动。 2. 关于地下工作者出发前往长白时与我告别的情景，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那次告别聚餐：他们吃了几块土豆糖，那是地阳溪农民在农历新年时送给我们的礼物。由于食物短缺，我们无法设宴款待他们，但那次糖果聚餐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送别权永旭时，我对他这样说： “我把长白交给你了。你必须把长白和整个间岛西部地区都纳入我们的影响之下。这将为我们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壮大我们的人力储备。如果我们不能争取间岛西部地区，就无法在鸭绿江彼岸祖国境内开展大规模部队行动。无论如何，今年春天或夏天，我们必须挺进祖国。从今以后，你必须做好群众工作。你的任务是建立党组织，同时把人民群众团结到反帝青年同盟周围。争取群众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这项工作的成败取决于你。我信任你……” 4. 权永旭出发的那天上午，我们刚打完一仗，他就在一种局势不稳的气氛中离开了我们。他途经七道沟的当铺老板家和十道沟的日基顺家，安全抵达了总部指定的、他所在的基地——七道沟的土七点里。七道沟位于长白县的中心地带。这个村子也叫王家沟，因为一个姓王的中国地主在这个村里作威作福。从那里也更容易经由厚昌、惠山深入鸭绿江彼岸的祖国腹地。王家洞是王家沟中的一个村庄。 5. 权永旭以苏永镇的姨表侄的身份在土七点里安顿下来。这个侄子曾在吉州至惠山之间的铁路工地上当过日工，失业后便来到这里。苏永镇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中学毕业后，作为抗日组织成员在彦革命工作。身份暴露后，他便转移到间岛西部地区。苏永镇、崔京华以及七道沟革命组织的其他成员帮助权永旭在王家洞安顿下来，没有引起任何怀疑。他们给他弄到了一所房子和一小块耕地，还用鸦片贿赂警察署长，从警察署取得了户口。 6. 从那时起，权永旭和黄南顺在组织成员提供的农舍里，以权为权顺德、黄为黄钟烈，开始了“夫妻”生活。后来权永旭承认，他曾不止一次地称呼黄为“黄同志”，这使他们俩都感到尴尬。 7. 曾率领军需采购队到过七道沟的金柱铉告诉我，这对“新婚夫妇”一搬进村里，就全身心地投入村里的各项工作，无论好事还是麻烦事，都受到村民们的高度赞扬。每当他发现哪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他就…… 1. 他挨家挨户进行地下工作时，常常用自己的手帮助这家人劈柴、割草、扫院子。哪家要办婚事或丧事，他就帮忙做糕点或杀猪。 2. 看到他剥猪皮、分解猪体、掏内脏的人都说，他连屠夫的骄傲都能压倒。村里人每次杀牛或杀猪都请他去。那两名工作人员以自己的作风和工作热情赢得了人心。他们拒绝别人给予的帮助，却把帮助别人视为理所当然。全永旭认为，给邻居添负担就意味着自己作为地下工作人员的工作失败。因此，他以一个真正农民的热情干自己的农活。 3. 全永旭在王家洞活动初期，那个村子的反帝青年同盟成员们给他拾柴火，想帮助他度过繁忙的地下工作时期。但他连这种帮助也谢绝了。 4. “我很感谢你们，但你们不能那样做，”他对他们说。“如果你们给一个普通农民送柴火，敌人就可能开始怀疑我们。所以，即使你们想帮我，也必须停止帮助我。只有这样，你们才能真正帮助我。” 5. 反帝青年同盟成员们想出了一个替代办法。他们不把柴火直接送到全永旭家，而是在从山里返回的路上，偷偷地放在全永旭的麦田边上。他又劝阻了他们。他自己拾柴火，自己往田里运肥。 6. 在王家洞工作期间，他一直睡得晚、起得早。据说，在其他工作地点，他每晚也不过睡三四个小时。 7. 人们经常看到他肩上挎着一个破旧的包裹四处奔走。不知道他工作秘密的人，都以为他因为和妻子不和，所以养成了睡在外面的习惯。他每个月都必须巡视自己负责的地区，从七道沟、下岗区到二十二道沟、上岗区，要走一百多里路。长白县的村子很多，他几乎都走访了一遍。正因如此，他睡觉的时间比普通人少。 8. 有一次，他到秘密营地来汇报工作时，我注意到他两眼布满血丝。我劝他保重身体，以便能为革命工作更多年。他回答说，建立组织的工作极其有趣。 9. 全永旭及其同志们的积极活动，到一九三七年初春，就在长白县几乎所有主要村庄都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在他的关怀下，大批党的队伍、反帝青年同盟支部和分支应运而生，迅速成长壮大起来。人民武装队也在党组织的保护和指导下活跃起来。夜间，在人民武装队队员的带领下，而不是在伪满官员的带领下，我们的人自由地开展工作，为革命事业争取群众支持。 10. 全永旭现在面临的工作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他培养出来的许多可靠工作人员都去了祖国。石道沟的地下革命组织实际上成了地下工作人员的培养基地。 11. 全永旭还通过人民武装队训练年轻人。其成员白天干农活，夜间为地下革命组织站岗，为必要时参加武装斗争作准备。 1. 在与属于其组织的村长们协商后，权永弼确保自卫队的夜间巡逻由特务队队员组成。特务队队员以合法夜间巡逻为掩护，保护地下革命组织，而不是为敌人服务。 2. 在权永弼的直接指导下，许多特务队队员被培养成战士。同样在他的指导下，崔京华得到培养，随后成为反帝青年同盟望甲洞支部的青年部长和特别成员负责人，并负责望甲洞党支部的组织事务。他的儿子也在少年队中成长为战士。权永弼知道崔京华渴望参军作战，便向我推荐了他。 3. 权永弼虽然对朋友一向正直、认真、诚实，但在欺骗敌人方面却极为巧妙。他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通过伪装和掩饰来做到这一点，保护自己、同志和组织免遭暴露。把组织中的骨干成员安插在敌人机构的重要岗位上，就是这种伪装的一种形式。 4. 为了给属于地下党组织和反帝青年同盟的村长们提供安全的工作条件，以及在不丧失敌人信任的条件下支持游击武装，权永弼以朝鲜人民革命军供给员的名义给村长们写信，村长们随后将信件交到警察署。信中要求他们，村长们，必须在一定日期前准备好一定数量的援助物资，并送到指定地点。信中还警告说，如果他们中任何人将这一消息告诉警察，他们将不会安全。 5. 警察把村长们视为忠诚，并称赞他们送来了信件。但望甲洞的村长按照权永弼的计谋之一，将信件留在了自己手中。这一例外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有一天，班界沟警察署长把他叫去，怒气冲冲地吼道：“你与‘共匪’暗中勾结。我们有证据。坦白！” 6. 村长镇定地回答：“我冒着被革命军枪杀的危险为你们当村长。听到您说我与‘共匪’暗中勾结，我感到很失望。” 7. “你不诚实。如果你诚实，你就该把这种东西交给我。其他村长都交了。你为什么要装糊涂？”警察署长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那些以供给员名义签署的信件。直到这时，村长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他说：“我也收到了这封警告信。革命军为什么偏偏在向我索要物资的问题上搞例外？这就是那封信。我没有把它交上去，是为了你们好。当你接到这样一封信时，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你们能采取什么措施？连几百名训练有素的‘讨伐’队都被打败、撤退了。这个小小的警察署能采取什么有效的行动？这封信只会使你们为难。对付革命军最好的办法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件事我们自己会处理，所以我建议你装作不知道。” 8. 警察署长接受了他的建议，从此对他特别信任。权永弼的计谋进行得十分顺利。 9. 从我自己的地下斗争经历中，我知道在敌占区伪装自己、同志和组织是一场怎样的斗争。这是一项需要巨大智慧和创造性的任务。 1. 权永旭可靠地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 2. 为进军祖国做准备，我们于一九三七年春天通过军民合作，对普天堡镇进行了侦察。长白县委被指派执行同样的侦察任务。 3. 权永旭深知进军祖国作战的重要性，便下定决心亲自承担这一任务，并着手进行出发准备。他必须为离开家找个借口。为了执行侦察任务，他不得不离家多日，如果他没有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就长途出行，就可能受到敌人怀疑，甚至被盯梢。农民在农忙季节离开农活，会被视为反常。权永旭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派组织的一名成员到长白县邮局，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内容是父亲去世。电报当天就送到了权永旭手中。邮差在王家洞透露了这个消息，所以全村百姓甚至敌人都得知了这一“新闻”。老人们前来吊唁，并同情地问他为什么不去参加父亲的葬礼。权永旭回答说，他作为一个佃农，担心在农忙季节离开庄稼多日无人照看。邻居们劝他去，说没有什么比父亲的葬礼更重要，他们可以替他照看庄稼。 4. 他离开王家洞，执行了侦察任务，并向我报告了结果。没有人怀疑他。他那么恳切地请求我带他参加普天堡战斗，我也就允许他参加了。他从战斗中回到石道沟时，他组织里的九十八名成员已为他安排好了一切，让他扮演孝子的角色。他像刚刚埋葬父亲的儿子一样，穿着丧服，接待村里前来吊唁的人。可以想见，他不得不对那些善良、天真的村中长者说谎时，内心是何等滋味。 5. 权永旭谨慎而娴熟地开展地下工作，恪守总部制定的基本路线，将需要报告的事项向上级报告，并在自己权限范围内自行处理那些问题。在那个时代，电话、无线电发报机等现代通讯手段尚不可用，与总部通讯只能使用便条等不便的方式，工作人员往往不得不自行在当地做出决定，而不是向上级请示。权永旭只就涉及政治路线的重要问题、需要我们做出决定的事项向总部报告。他大部分问题都是与组织成员协商后就地处理，然后再将过程和结果报告给我们。由于他的工作地点与我们的秘密营地相距甚远，而且我们有时也不在秘密营地，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向总部报告，也不可能都按照总部的决定来处理。 6. 权永旭对情况比任何人都了解，所以他从未提出过任何问题，也从未做过任何可能给总部增加负担的事情。只有一次，他就关于修建“集团部落”的措施征求我的意见。敌人像在满洲西部地区一样，强行推进“集团部落”建设，其目的是所谓“把百姓同匪徒隔离开来”。 东满地区。长白县的百姓不愿被迫迁入这些村庄。权永壁也持同样的看法。在集中村里，农民将遭受更大的苦难，地下工作和支援革命军队的运动也将难以开展。然而，如果不考虑后果，反对建设这样的村庄是不可能的。敌人对拒绝迁入集中村的百姓的房屋放火，并强行将百姓驱逐。那些进行抵抗的人被枪杀。该怎么办？县委召开会议讨论此事，但未能作出决定。 我告诉权永壁，反对集中村计划是一种鲁莽的行为，并建议他说服百姓迁入村庄。从某种意义上说，祸兮福所倚。显然，在集中村里，我们的活动会受到极大阻碍，但我告诉他不要担心，因为敌人无法阻挡军队与人民之间的同情之流，也无法遏制支援游击队的洪流，就像不可能用铁丝网围栏筑坝拦河，也不可能仅靠一堵墙挡住狂风一样。 回到工作岗位后，权永壁带领百姓在官道建设集中村。即使是最顽固的人也效仿他的榜样，热情地建造房屋和围绕房屋的围墙。在权永壁的指挥下，地下组织成员假装服从敌人的计划。讽刺的是，官道集中村最终被县警察当局评为第一号“和平人民村”。 十七道沟的地下组织成员占据了官道集中村的所有重要职位。宋永镇担任自卫队队长，宋泰顺担任副队长，全南顺担任村长，权永壁担任村小学校长。其他此类村庄的情况也是如此。 权永壁的地下战线不仅局限于长白县，还深入祖国腹地，包括咸北道、咸南道和平安北道。权永壁不仅在军事行动中表现突出，在灌输革命思想于人民群众的艰难地下斗争中也卓有建树。 1937年夏天，他通过联络员给我寄来一封信。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指挥官同志：坦白地说，我起初对离开部队感到恼火，因为我认为自己是从第一线被降到了第二线。当时我该如何表达我的悲伤呢？虽然我已经听得耳朵起茧，知道动员人民支持反帝青年同盟是加速对日革命胜利的道路，但当指挥官同志向我伸出告别的手时，我仍无法轻松地与你告别。但在这里工作后，我很快消除了偏见，现在不再觉得地下战线只是第二线。事实上，我现在会说它是第一线。看到组织日益扩大，人民不断成长，我认识到这种生活的价值。感谢指挥官同志将我派到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工作。” 当他说在组织人民并用革命思想激励他们时感受到了生活的价值，他说的是实话。我可以断言，组织和动员人民是革命者一刻也不能忽视的持续任务。对人民进行持续的思想教育并组织他们，是我们革命的生命线，是革命胜利和不可战胜的关键。 1. 如果一个革命者回避这项工作或轻视它，他就会在政治上停滞不前，不再是一个革命者。 2. 深知这一原则的权勇弼把全部心血都投入到组织群众的工作中，并在沿着这条道路英勇斗争的过程中被敌人逮捕。他在狱中最大的遗憾是，他和同志们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组织正在成片地遭到破坏。他认为自己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尽可能拯救每一个人，保全组织。 3. 权勇弼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尽可能地拯救正在流血的革命组织。 4. 他用指甲给李日洙写了一张秘密纸条。纸条上写道：“把全部责任都推到我身上！” 5. 了解权勇弼的意图和决心的李日洙当即回复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我们同心同体！” 6. 权勇弼很清楚这张像电报文一样的纸条意味着什么。 7. 这两位同志被关押在不同的牢房里，再也没有传递过纸条。但他们的心一起跳动，怀着决一死战的坚定意志，开始了拯救组织的行动。 8. 在惠山警察署审讯囚犯时，权勇弼秘密地对朴仁镇说：“你去白头山的事，除了将军、你和我之外，没有人知道，所以只要你对此保持沉默，就不会有人给你定罪。” 9. 李日洙也对柳柱益谈了类似的情况。 10. 由于他们自我牺牲的营救行动，朴仁镇、柳柱益以及许多其他囚犯没有被拖上法庭审判便获释，或者被判处比预期轻得多的刑罚。他们得以熬过刑期，迎来了祖国的解放。权勇弼与长白山和国内组织保持垂直领导联系的秘密，以及他与这些组织进行工作的内容，始终是叛徒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探明的谜团。因此，这些组织及其成员得以完整保存下来，继续秘密开展工作。然而，为了拯救组织和同志，权勇弼毅然选择了死亡，与李日洙、东鹤、池泰焕、马东熙等战士一同走向了牺牲。 11. 在从惠山警察署被押往咸兴的火车上，权勇弼依然对同志们表现出深切的关怀。当时他身上有七元钱。他决心把最后一点钱用在同志们身上，便对一名警察押送人员说：“警官，用这些钱给我买些水果和饼干吧。你们已经给我们戴上了手铐，所以即使不情愿，也该替我们做这件事，就当是日本当局委托你们办的。” 12. 其他同志也凑了三十多元钱，加到这笔钱上。 13. 奇怪的是，那名警察竟毫不费事地照办了。 14. 权勇弼把水果和饼干平均分给同志们。一百多名战士一边吃着，一边默默地交换着目光和微笑。那是一种只有共产主义者才能享有的精神上的亲密。 15. 警察押送人员对这种家庭般的氛围感到惊讶。“共产主义者真是奇怪的人。你们在去受罚的路上还在保持亲密友谊吗？这就是共产主义吗？” 16. “是的，我们共产主义者就是这样。等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我们将建设一个人人亲如兄弟的国家。” “但是，权同志，当局是不会容许你建设这样一个国家的。你总有一天要上绞刑架的。” “我自己会死，但我的战友们将继承我的事业，去建设一个理想国家。” 权永旭在公审陈述中加重语气重复了这段话： “我不是罪犯。我们是朝鲜爱国者，是这个国家的合法主人。我们发动了伟大的对日战争，把海盗般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赶出我国，给我国人民带来自由幸福的生活。谁敢审判谁？你们才是真正的罪犯，是应当受审判的人。你们是犯下抢劫、杀人罪行的罪犯，你们占领了我国，屠杀了我国人民，掠夺了我国的财富。历史终将作出公正的判决，宣告我们无罪，承认我们是祖国的捍卫者，而把你们埋葬。” 权永旭在汉城西大门监狱的绞刑架上高呼“革命万岁！”而死，当时苏联武装部队正向西挺进，解放东欧较小国家，东京在美国轰炸下陷入火海，朝鲜人民革命军则在白头山和西伯利亚沿海各省准备对日本发动全面进攻，以解放祖国。他当时唯一的儿子，十五六岁，正在清津街头拉粪车。 1950年夏天，祖国解放战争爆发时，我在汉城停留了一段时间，指挥解放区的工作。我第一次进城时，很想多看一些地方。然而，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西大门监狱。我的许多朋友和同志都在这座监狱里有过血与火的经历。人民军英雄战士一进城，就用隆隆的坦克撞开监狱大门，释放了囚犯。 西大门监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这片土地上犯下罪行和暴行的可耻场所。正是在这座臭名昭著的监狱里，权永旭、李屹孙、李同倝、池泰焕等朝鲜民族的优秀儿女，因勇敢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的叔父亨权死在马坡监狱。我在山里战斗时，曾想过，祖国解放后，一定要到汉城去凭吊他们的坟墓。但直到解放五年后，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因为国家被三八线分割了。我无法找到他们无名的坟墓，但一看到监狱的屋顶和墙壁，我那颗痛苦的心似乎得到了些许慰藉。为了重温积压已久的悲痛，我站在那里，被那些自祖国解放以来五年间一直未能得到战友们祭奠的同志们的亡灵所萦绕，不禁热泪盈眶。 “我留下我唯一的儿子。如果我有什么愿望，那就是让我的儿子接续我未竟的事业。”这是权永旭在西大门监狱向战友们留下的最后遗嘱。 我视察完监狱，走出街头时，他的话在我心中回响。像权永旭这样过着模范生活的革命者，才能说出如此崇高的话语。即便至今，我也仍不时回忆起这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