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第5卷·第15章 地下战线扩大·7. 良好公民的书面保证

7. 关于好公民的书面保证书 1937年3月，在西岗会议前夕，我把金正淑派到桃泉里。 那一年，各地组织都要求我派遣得力工作者；李日燮、朴坾、权永旭、金在洙都请求我给他们派去政治工作者。为了满足这些要求，我把金正淑派到了桃泉里。 由于连接李日燮所住的新新村里和朴坾所住的坤恩登基村的地下交通线，是我们把地下组织网络扩展到整个咸镜北道和咸镜南道东部地区的通道，而连接桃泉里和新丰的地下交通线，则可以称为我们把这种网络扩展到咸镜南道西部和南部地区以及祖国内陆地区的通道。桃泉里位于长白县西岗区中心，可以作为把反帝青年同盟网络扩展到包括临江县在内的南满广大地区——且不说西岗区——并在该网络中建立联系的中心基地。与桃泉里遥遥相对的新丰，则是与我国工人阶级大军集中的兴南工业区建立关系的合适地点，可以作为把地下组织网络扩展到东海岸南部地区并深入内陆的可靠跳板。 我们还特别重视新丰，因为我们认为它提供了一个相当容易地开辟通往祖国地下组织通道的机会。 张海宇（别名张镐植）住在新丰。我们秘密营地的几位来访者曾告诉我，他出狱后似乎已堕落为小资产者；但这不过是其他地方的人们的主观估计，他们对新丰的地下世界了解甚少。权永旭告诉我，张海宇并没有堕落为小资产者，实际上仍在从事革命，并且已经与金在洙取得了联系。 张海宇曾受到独立运动人士的眷顾。他与我父亲关系密切，经常出入俄罗斯滨海地区，那里集中了许多独立运动人士和流亡者。每次他来，都会在我家住上一两晚。每当他来我家，我父亲都与他同桌吃饭，为他斟酒；我至今难以忘怀。 我曾听说他在20年代中期因与独立运动有牵连而被捕入狱，但并不了解他被监禁的时间长短，也不清楚他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具体情况。解放后我才得知，他被判处七年监禁，但入狱两年后，因日本天皇即位而实行“大赦”获释。 张海宇作为革命运动中经验丰富的工作者，又是我父亲的密友，他的存在对新丰来说，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是一个吉兆。后来我从桃泉里的地下组织那里听到了他的消息，证实他的思想似乎没有变化，性格也几乎没有改变。如果我们与张海宇取得联系，就能开辟一条通往祖国的可靠通道。 我们该派谁去与张海宇一起工作呢？谁又能比较顺利地开辟一条通往祖国的富有希望的通道呢？我和金枓奉 1. 我绞尽脑汁，为这一职务挑选合适的人选。第七团政委金凭，当时同时负责派遣政治工作者的秘密工作。 2. 一天傍晚，下着雪，我把金凭叫到宿营地篝火旁。当时我们正沿都骨岭向抚松县杨木顶子的秘密营地北上。他那瘦削的脸庞，在连日的雪中行军和战斗中显得十分憔悴。 3. “你决定好谁适合开辟新丰路线了吗？”我像前几天一样问他。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但这一次，他似乎充满信心。 4. “是的，我决定了。‘黑正淑’似乎是最佳人选。” 5. 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因为她正是我心里所想的那个人。 6. “黑正淑”即金正淑。在我的部队里，有三位名叫正淑的女战士——张正淑、朴正淑和金正淑。每当有人喊“正淑同志！”时，她们三人都会齐声回答“有！”这常常引起大家欢快的笑声，但也带来诸多不便和混乱。因此，她们的战友分别称她们为“豪侠正淑”、“蓝正淑”和“黑正淑”。“豪侠正淑”是张正淑的绰号，源于她工作和行军时习惯大声喘气。一些老战士回忆说，她之所以得到这个绰号，是因为她总是勇敢而豪侠。（韩语中“豪侠”和“喘气”发音相同——译者注。）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正确。朴正淑的“蓝正淑”绰号，源于她参加游击队时穿的一条蓝裙子。金正淑“黑正淑”绰号的由来则完全相同。她在游击区生活期间，直到参加革命军的那一天，一直穿着她一生中仅有的一条黑裙子。 7. 381 8. “她能承担在新丰开辟新路这一艰巨任务吗？”我问金凭，想了解他为何选中金正淑。 9. “我在延吉县大党沟开展党的工作时，她在我的指导下从事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的工作。她办事一向谨慎。此外，她在女子连的政治工作中也很有经验。恐怕我还不清楚她本人对这件事的想法……” 10. 我表示赞同。尽管如此，我对金正淑这个人仍然没有完全了解。她被分配到我的部队才一年时间。我和她在这片残破的国土上，在不同的地方，通过不同的渠道投身革命。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是在小汪清马村。从北洞、王鱼沟到王清的儿童文工团成员们，时常提起她的名字，还有云秉斗的名字。这些蝴蝶般的孩子们，对他们少年先锋队指导员怀着美好的憧憬。后来，从延吉县儿童事务局局长职务上调回、又被任命为王清县儿童事务局局长的李顺姬，经常怀念她。云秉斗也时常谈起她。因此，一个男人在每个村庄都会听到一两次的“正淑”这个共同名字，就这样进入了我的记忆。 11. 根据所有人对她的评价，她既勇敢坚毅，又心地善良，富有超乎寻常的同情心。我在王清时期对金正淑的认识，仅限于这些总体印象。 12. 当延吉县少年先锋队文工团访问王清时，我送给他们40条红领巾作为礼物。我听说，作为第八区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委员兼县少年先锋队文工团团长的金正淑，对这份礼物十分感动。 13. 金正淑是马鞍山秘密营第四连中唯一一名左派分子不能贸然将其污蔑为“民生团”成员的战士。然而，左派分子却把她分配到…… 14. 382 “民生团”嫌疑人毫无缘由。她们显然认为，她应当与那些“有罪”的朝鲜人生活在一起，因为无论她是否受到怀疑，她都是朝鲜人。 然而，她自愿接受了这一点。她决心与那些被错误指控的战友们同甘共苦。她并不因为与“民生团”嫌疑人住在同一个营房而感到羞愧。 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那个相貌平常、不起眼的小个子女游击队员，会赢得全连的喜爱。 金正淑为别人而活，不是为自己。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他人。她总是牺牲自己，照顾别人。每当给她分到食物，她都会与体格更壮的战士或年轻战士分享。据说第一连第四排那个卷发的年轻战士，曾是她弟弟金松的挚友，他吃到的份额一定比任何人都多。等大家都睡下后，她还会为男战士缝补破了的军装和鞋子。对战友的忠诚和对共同事业的献身，构成了她人格与个人魅力的核心。 林春初、金京弼、朴秀焕等来自延吉的游击队员曾多次告诉我，在反“民生团”斗争的旋风席卷整个东满的日子里，有个小姑娘每天都偷偷把食物送到关押在宁智营的“民生团”嫌疑人手中，那些被错误指控的受难者正是由于她的努力才免于饿死。那个小姑娘正是金正淑。如果她给“民生团”嫌疑人送食物的事被揭发，她就会被污蔑为“民生团”成员。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三道湾游击区。1936年春天，在内蒙古，我详细听到了她的人生和家庭情况。有一天，我写完东岗会议的报告，心情轻松地到河边去，一边查看哨位。我听到一阵清澈的歌声，充满乡愁。我逆流而上，歌声越来越近，发现有两个女兵在柳树林里漂洗衣物。其中一人就是金正淑。 那天我得知，她出生于咸镜北道惠山，在五六岁时随家人离开故乡，迁居满洲。 惠山人自豪地称，他们的故乡是咸镜北道的一处风景名胜。在抗日革命时期，这个作为六个边境点之一的历史要地，在我们的作战图上被醒目地标为军事战略要地，是日本军队罗南第十九师团第七十五团团部所在地，也是航空兵团的驻地。 惠山人还以故乡出了像卢云圭那样才华横溢的电影演员和赵基天那样著名的诗人而感到自豪。他们也高度评价自己的故乡是著名的白杏产地。每逢春暖花开的时节，所有到访惠山的游客都会看到整座城镇被洁白的杏花覆盖。 然而，金正淑在那片美丽的地方只生活了短短几年。当她开始懂事时，她凝视着北间岛那荒凉的山野和田野，那里骑马的匪徒四处游荡，卷起漫天尘土。 金正淑相继失去了父母、姐妹和兄弟。她的父亲是一位独立斗士，曾在敌人监狱中经受磨难；他在艰苦斗争中严重冻伤。他因病早逝。临终前，他要求把心爱的小女儿贞淑叫到窗边。他含泪望着南方天空，说：“我想埋葬在朝鲜，从而用我的身体去滋养朝鲜的土地。我恐怕无法实现这个愿望了。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你的故乡和朝鲜。要为朝鲜而战。” 1. 当她十五岁的时候，把整个间岛变成血海的侵略者扑向抚东村，放火烧村，冷酷地杀害了她的母亲和哥哥的妻子。 2. 哥哥的妻子给她留下了一个吃奶的婴儿。从那天起，她开始为这个婴儿讨要奶水。她每天多次抱着哭着要吃奶的侄子挨家挨户乞讨，甚至到四公里多以外的邻村去讨奶。 3. 她不得不与自己如此精心抚养的侄子分离。当她要前往游击区时，她的哥哥金基俊因要去八道沟矿山从事地下工作，硬是从她怀里把孩子抱走了。她本来决心要把侄子带进游击区，但哥哥不允许她这样做。于是她把出发时间推迟了一天。第二天黎明，敌人的“讨伐队”突然涌进村子。在枪声中，她抱着孩子往山上跑。她打算途中前往游击区。哥哥气喘吁吁地追上来，责备她对革命准备不足。他说：“你既然走上了革命道路，首先要想到革命。只想着家，怎么能搞革命呢？不要为孩子担心。” 他抱着哭闹的孩子，头也不回地下了山谷。尽管话说得严厉，他显然也难过得想哭，所以没能回头看一眼妹妹。这便是兄妹之间的永别。 4. 金正淑再也没有见到她的哥哥和侄子。哥哥在矿山地下工作中被捕，受尽酷刑而死。侄子则下落不明。她唯一的亲弟弟金基松，为救出从抚东村向三道湾游击区转移的长采村群众，用少年兵的号声引开敌人的“讨伐队”，被敌人的子弹击中牺牲。 5. 解放后，她一想起弟弟就掉眼泪。每当她在街上看到少年，便默默叹息，心想，如果侄子还活着，也该是这个年纪了。 6. 与金平商量后，我把金正淑叫到总部。 “金在洙同志通过联络员多次请求增派熟悉地下工作的人。他虽然机敏、富有地下活动经验，但由于负责地区太广，感到十分困难。他尤其为做妇女工作而焦急。他说，要让妇女参加地下组织，就必须有效地做控制她们的老年人的工作，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必须以桃泉里为基地，指导下港区妇女工作，积极协助金在洙。 “在改进那里的工作之后，过江到新岘，在保持与张海宇关系的同时，在三水区建立牢固的地下组织网络。然后，要在东海岸的兴南、惠山、北新、端川、新进、元山等工业城镇以及农村和渔村，迅速扩大祖国恢复会组织网络。 “在祖国本土建立秘密组织，比在人民革命军保护下的长白地区群众工作中，要危险得多、困难得多。要小心谨慎，高效工作。 “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遇到困难时，一定要依靠同志们和人民群众。” 这些是我派金正淑去桃泉里时对她讲的一些话。 7. 我们的行动战线，从…… 1936年夏，陶泉里地区。据赵东哲说，当柏林奥运会的消息传到陶泉里这个山村时，一个外号叫“赌徒”的奇怪人物——金元大——出现在下岗曲地区，开始在青年中煽起赌博之风；他主要向赌徒们说，在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中，朝鲜人得了第一和第三名，但在颁奖仪式上升旗时，旗杆上挂的却是日本国旗。 这个个子不高、动作敏捷、看上去很聪明的年轻“赌徒”就是金在洙，是我们派到那里去的一名政治工作者。他有一段奇特的斗争经历，简直像一部冒险小说。1930年代前半期，他先后担任过王鱼沟苏维埃政府主席、延安县委书记、东满特委组织部长，这些职务标志着他这一时期的履历，几句话就可以概括。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本来有可能阻碍他正常的工作发展。东满特委迁到罗子沟时，他和另一名委员一起被捕，被拖到宪兵队那里。他们强迫金在洙和朱明写悔过书，给他们布置任务，逼迫他们分别帮助敌人工作。 他们说：“你们不要对任何人说自己被我们逮捕了，继续在特委里工作，继续搞革命组织，我们不干涉。只要你们定期把新成员的名单交上来，我们就满意。” 敌人因为特委干部被“策反”而欣喜若狂。实际上，金在洙只是假意“策反”，作了虚假的保证，以便重新回到革命岗位。他从敌人那里拿走了用于工作的秘密文件和资金，并把事件的详细经过如实向党组织作了报告。而朱明后来到党组织那里，则完全按照敌人的指示欺骗了自己的组织。党组织因此对他进行了应有的惩处。 金在洙虽然得到了宽大处理，却被开除出党。他的政治品格受到了损害，道德上也堕落了。一天之间失去一切，被逐出斗争队伍，他只好躲进山村，在痛苦中呻吟，为自己那虚假的“策反”懊悔不已，觉得这比死还要难受。 在革命者看来，在任何逆境中都坚守共产主义者的信仰、意志、精神与道德品格，是最大的荣誉和美德，因此，虚假“策反”被视作不可饶恕的罪行。这是因为，即使一个人只是假意“策反”，也会给敌人提供反宣传的口实，给真正的叛徒提供先例和借口。的确，一个革命者即使保持了自己的良心和忠诚，但向敌人作出“策反”的声明，也是不值得称道的。 金在洙正是违背了革命者崇高的道德准则，他出于一种简单的想法，认为只要骗过敌人，保住性命，继续革命就行了。当他听说我在马山烧毁了所谓“民生党”的一捆文件，使一百多名男女摆脱了被当作有罪者怀疑的处境后，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来找我，表示要在实际斗争中证明自己的清白。当时他捶着自己的胸膛，这样恳求道：“要么杀了我，要么饶我一命，随您的便。但我一定要参加革命，我再也受不了啦。” 我信任了他。我授权他从事地下活动，把他派到长白县下岗曲地区。我深信他绝不会再在自己的履历上留下污点。他向组织坦诚交代情况，这本身就是他保持革命良心的有力证明。我相信这种良心。尽管他由于思想狭隘一度作出过虚假“策反”，但很明显，他绝不会再 1. 他以生命为代价，走上了可耻的道路，因为他已亲身认识到并体验到自己行为的耻辱。 他化名潜入到桃泉里天祥水。起初，他通过组织赌博来结识被天祥水反帝青年同盟支盟部负责人李永述介绍给他的、自称可靠人物的赵同哲、金斗元、金赫哲（别名金平国）。下冈区一带在赌博上无人能与他匹敌。赌博时，他在前臂上戴上护腕，以闪电般的速度从护腕中抽出和插入纸牌，欺骗他人。当他拿到最高分时，他就哼起《橘颂》民谣。 没有内部消息的老年人曾抱怨说，这个浪子正在把年轻人带坏。然而，在他们吵吵嚷嚷的时候，组织却在赌场里不断壮大。该组织后来被证实是长白县下冈区反帝青年同盟委员会的核心组织。由于他的积极活动，到1937年初，以桃泉里为中心，该地区几乎所有村庄都建立了反帝青年同盟组织，后来还组织了一支准军事部队。 金正淑被派往桃泉里，首先在天祥水居民称为“内村屋”的李永述家中与金在洙取得联系。李家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大家庭，有兄弟姐妹八人。天祥水反帝青年同盟支盟部就是在这所房子里成立的，由家中排行第四的李永述负责。 我们对那一家人感激不尽。我们许多同志在前往各地开展工作的途中，都曾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大帮助。我从1936年末到1937年夏，曾三次在他们家住宿；第一次去时住了三天。尽管他们靠刀耕火种勉强维持生计，却非常慷慨。 李家的长兄应金在洙的要求，为我们部队制作了两枚印章，并寄给了我们。我们使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金正淑在“内村屋”住了约15天，帮助反帝青年同盟支盟部开展工作，同时准备以平民身份开展工作。 她化名为吴玉顺，以从茂山迁来的移民家庭成员的身份前往桃泉里。黑色红上衣、长毛呢裙子、及膝厚袜，是“茂山家的小丫头”吴玉顺初次出现在桃泉里人们面前的标志。咸镜道人把任何年轻姑娘都称为“小丫头”。 桃泉里是一个距新圭约12公里的山村。据自出生起在桃泉里一处地方居住了20多年的吴仁灿说，在“日韩合并”后立即从朝鲜渡江过来的独立斗士们，是这个村庄最早的居民。 直到1930年代初，这里一直受独立军的影响。后来，随着祖国农民联盟运动先驱者的大批移民，共产主义思想潮流开始在桃泉里地区占上风。从1936年下半年起，朝鲜人民革命军小股部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对居民产生了革命性影响。桃泉里及其周边地区遍布反帝青年同盟组织。 人民革命军频繁造访，并在桃泉里及其附近地区接连取得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精神，激发了他们的战斗热情。的确，他们使敌人胆战心惊。 这里有一则轶事，可说明敌人是如何恐惧的。 桃泉里学校前面有一眼泉水。泉水冰冷刺骨，即使在酷热的夏日喝下去，也会让人牙齿打颤。听说这泉水特别好，日本警察便用秤称了它的重量，以解释其原因。它比普通水更重。 1. “这样的泉水，使得道泉里的坏蛋们两眼发黑、闪闪发光。他们都是游击队员的同道。” 敌人企图封住这眼泉水。得知这一消息后，村长全东哲对警察说：“游击队员在路上就喝这泉水。如果他们发现泉水被封住了，难道不会找你们算账吗？” 敌人没敢封住这眼泉水。 简言之，道泉里的群众基础是有利的，革命力量占上风。 虽然忙于农活，金正淑夜间仍走访各家各户，与人们相识。随后，她记住了各家各户的名称——普天家、甲山家、新安家等等。她后来曾说，她在一周之内就记住了村民和各家各户的名字。她把这件小事视为接近人民群众的第一步。 “接管一个班级后，教师从点名册上记住学生的名字，以便与学生接近。我觉得政治工作者与教师没有什么不同。连群众的名字都不知道，怎么能与群众接近呢？” 这是金正淑在道泉里完成任务后对金平说的话。 遵照总部指示，她把工作重点放在妇女工作上，经常与她们接触。直到那时，道泉里还没有妇女组织。大多数妇女陷于家务，不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更糟的是，老人们严格限制她们。任何一名妇女出于识字愿望，哪怕只是瞥一眼夜校，老人们就会大惊小怪，仿佛发生了天大的灾难。 金正淑认为，要加快道泉里妇女的革命转变，只能通过做好老年人的工作。 与敏感的年轻人相比，老年人是顽固的。他们虽然哀叹自己的命运，却从未想过要开拓自己的命运。不把老年人争取过来，青年人就无法顺利地组织进各种组织。事实上，她曾多次因老年人和妇女问题而遇到不少麻烦。 我们在吉林、古榆树、五家子开展活动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正如我在前一部著作中已经提到的，“卞托洛茨基”老人曾阻碍我们以革命方式改造五家子。在我们争取到这位老人之前，我们既不能以革命方式改造五家子，也不能建立任何组织。正是我们争取到这位老人之后，才得以在那里组织反帝青年同盟。古榆树的玄鹤述在我们的工作中曾是一位重要人物。他是我父亲的朋友，很有影响力，因此我每次去古榆树，总是先到他家问候，并转达我母亲的问候。 金正淑自然地尊敬老年人，并热情地对待他们。当我听说她在道泉里与老年人开展工作的经历时，并不觉得那是刻意为之。金正淑不把人们看作受教育对象，而是把他们视为朴素而普通的男女。即使遇到为了工作必须争取的对象，她也不把自己看作教育者、把对方看作受教育者，而是像照料自己亲切的邻居一样对待他们。正因如此，她成了人民群众的女儿，成了他们所信赖的邻居。这些就是金正淑作为地下工作者的基本特点。 我自己一生中深有体会：一个人要想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就必须把自己看作人民群众的儿子、仆人和朋友，同时把他们看作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和教师。任何自以为是人民群众的教师、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官僚、统治他们的领导者，都不可能同群众打成一片，也不可能得到他们的信任。 1. 信任。人们不会对这种人敞开心扉。 2. 金正淑即使只来家里待一分钟，也不会什么都不干；她给这家人劈柴、挑水、用石磨碾米。她对村民的诚挚之心，足以让石头上开出鲜花。就这样，老人们开始跟随她。她在把道泉里改造成革命式村落方面取得了突破。 3. 有一天，柳格洞的地主把一个患伤寒的年轻女佣赶进了山上的小屋。没人敢去照料这个可怜的女孩。听到这个消息后，金正淑毫不犹豫地去了那间小屋，与她同吃同住，护理她。 4. 她的同志们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到小屋，劝阻她说：“你为了这个毫无希望的女孩，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种人道主义的事，万一被感染，出了什么事，总部交给你的重要任务怎么办？谁来负责？你可以护理她，但不要和她同吃同住。” 5. 金正淑笑着安慰他们说：“别担心，你们回去吧。如果我们连救一个孩子都怕丢性命，那怎么能恢复祖国、拯救同胞呢？我已下定决心为人民牺牲生命，所以什么都不怕。” 6. 她的同志们没能把她从小屋里带走。 7. 金正淑最终救活了这个年轻女孩。道泉里的人民终于开始称她为“我们亲爱的玉顺”。他们一有咸鲭鱼，就喊“我们玉顺”；一办百日宴，就请“我们玉顺”。金正淑是他们的女儿、孙女、妹妹，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人。 8. 她在悉心照料村民的同时，也极为关注正在忙于以革命方式改造下岗区的金在洙的安全。 9. 那年二月，金在洙在向反帝青年同盟组织分发我们从山里带出来的《朝鲜人》杂志时，被敌人抓住，手里只剩最后一份。在警察局，他装作不识字，反复说：“我是在山上捡的，当时我去拾柴火。我要用它卷烟。你们为什么拿走？请马上还给我。” 10. 敌人以为他是个无知之徒，暂时把他放了。但他们仍在秘密调查。 11. 金在洙化名金元达，在道泉里主村李孝俊家落脚，并借李孝俊名字的共同部分，改名为李永俊，以冒充他的堂兄弟。 12. 金正淑与金在洙商议了有效结束敌人秘密调查的办法。他们商定，最好的办法就是向敌人展示“李永俊的愚蠢”。 13. 按照他们的安排，第二天李孝俊家闹得鸡犬不宁，全村都惊动了。李孝俊年轻的妻子做出一件丑事，用木板殴打寄居在她家的丈夫的“堂兄弟”，并把他赶走。她号啕大哭，说家里现在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因为丈夫那个愚蠢的堂兄弟不断偷家里的财产去赌博。 14. 就在他妻子大吵大闹的同时，李孝俊来到警察局，说他那愚蠢的堂兄弟除了赌博什么都不会，已经把他的家搞得倾家荡产，恳求他们把这个兄弟的名字从户口簿上注销，把他驱逐出去。 15. 与此同时，那个“愚蠢的堂兄弟”拿着一份《朝鲜人》杂志，得意洋洋地来到警察局，说：“我把你们喜欢的这本杂志送给你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劝劝孝俊和他老婆，别再打我、赶我走。” 16. 警察们看到《朝鲜人》杂志，瞪大眼睛，问他从哪儿弄来的。 17. 金在洙回答说，他是在三浦洞捡到的，那里 1. 游击队员和日本军前几天交过战，他坦率地说：“说实话，前几天在战场上我拿到了你从我这里夺走的那本书，不过我骗你说那本书是在我们村子后面的宝台山得到的。” 警察瞪着他，严厉地责备他。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张股票券，笑着说： “这种股票券、自来水笔、钱和其他很多东西，到处都是；如果这件事被别人知道，别人也会拿到这些东西。如果你阻止我哥哥和嫂子把我赶出去，我就告诉你们在哪里能找到这些东西。” 这足以使警察相信他是个蠢货。于是敌人停止了秘密调查。 2. 包括张东哲、龙永千、金镛哲、李哲洙在内的桃泉里先驱者和那里的革命群众，竭尽全力保护金正淑的地下活动，保障她的人身安全。他们为了她而渡河到新岘，定期给她送报纸阅读。张东哲把钱汇给新岘地下组织成员杂货店店主，后者便以自己的名义订阅报纸，收到报纸后，要么夹在货物中，要么整批地送来。金正淑因此得以定期阅读《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 在举行仪式的时候，张东哲邀请金正淑，以便她能会见来桃泉里的游击队派来的工作人员和各地秘密组织的联络员。 1937年夏天，他在家里为儿子的诞生举行了仪式。参加仪式的有最近从游击队派来的包括“蓝正淑”（朴正淑）在内的几名政治工作人员、秘密组织成员、警察、村长和敌人的密探。为了掩护敌方工作人员，张东哲让他们互相行礼。金正淑和朴正淑按照惯例互相行礼。金正淑在“蓝正淑”面前跪下行礼，说道：“您好。”为此，张东哲曾连续几天教她行礼。 夜晚，金正淑到井边练习头顶水罐走路。她还为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连续几夜练习荡秋千。 她把这一切都视为获得地下工作者妇女身份的必要环节。 她认识到，把桃泉里革命化这一整体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在于启发群众觉悟，把群众团结到革命组织中来。她通过反帝青年同盟的“十大纲领”积极宣传我们的革命思想，秘密地培养骨干；她激活这些骨干，组建了反日青年联盟和妇女协会。这个曾经寂静的山村，终于成为我们活动的坚固基地。无论走到哪里，金正淑都向人们灌输保卫军队、热爱游击队的精神；她同妇女协会成员、青少年和儿童一起准备军需物资，送往游击队。她把支援军队的教育开展得如此有效，以致桃泉里来自山东地区的中国移民也主动要求把支援物资送往人民革命军。少年团员们奔走于战场，收集子弹。 支援军队运动的最高的形式是参军。在反帝青年同盟西安岗区委员会成员的帮助下，金正淑从通过组织而深入了解的骨干中挑选青年，送往人民革命军。据张东哲回忆，从西安岗区地区，有100多名青年男女加入了革命军。 1. 仅在桃泉里一地，就有金赫哲、柳永灿、李哲洙、崔仁德、张昌奉等十余人参加了游击队。 张昌奉是我国革命的第一代，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中，他不惜牺牲，率领自己的团渡过牡丹江，占领江对岸的高地，为保卫高地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金正淑的指导下，药房的妇女协会会长、三个孩子的母亲云玉福，背着两岁的婴儿，来到距我们秘密营地三十多公里的地方，恳求加入游击队。 他们参军的热情如此之高，以至于有一户人家为参军的儿子修了假坟，举行祭奠，以欺骗敌人，因为敌人对游击队家属的监视和镇压十分严酷。 2. 在金在洙散发《三一旬刊》的事情被发现后不久，我们便派崔惠淑前往药房，支援金正淑在新岘地区开展的工作。崔惠淑一到，金正淑就委托她负责桃泉里及下岗曲地区其他地方的妇女、青年和儿童组织的指导工作。她全身心投入新岘的工作。 她在新岘的活动，是从与当时正在新岘地区参加反日革命运动、与三水共产主义者工作委员会成员一起活动的张海宇开展工作开始的。大约这一时期，桃泉里村长、反帝青年同盟特别成员赵东哲与张海宇、林元三、徐在日等三水共产主义者工作委员会成员取得了联系。他们开始彼此往来。 徐在日一边当洗衣工，一边致力于组织工作，与金正淑保持联系。 3. 为了详细了解张海宇及其组织，金正淑让赵东哲与张海宇组织成员林元三结为兄弟。金正淑只有在事先通过赵东哲充分了解情况之后，才与张海宇直接接触。 她第一次是在石镇裁缝店的后屋与他见面。那天，她向他转达了我的亲笔信。 “你说金日成将军小时候叫金成柱，是金亨稷先生的儿子？我将像跟随金亨稷先生一样跟随将军。” 当我接到关于这句话的报告时，我确信金正淑在新岘的工作一定会取得成功。 张海宇不是那种计较别人年龄、斗争时间长短，或者自以为是、心胸狭隘的渺小革命者。他毫无私心地追随和支持正义之事。他把个人感情放在一边，毫不犹豫地投身于伟大的事业和使命，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4. 过了一段时间，他吸收三水共产主义者工作委员会成员，组建了反帝青年同盟新岘支部。同一时期，在金在洙和金正淑的指导下，以三水共产主义者工作委员会为母体，在石镇裁缝店的后屋成立了直属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的新岘地区党支部。 成立反帝青年同盟支部的会议在光森照相馆举行。照相馆二楼的修版室是金正淑使用最多的秘密联络地点。 经营照相馆的李顺元是反帝青年同盟新岘支部的核心成员。他曾在首尔学习短期摄影课程，开了这家照相馆。他摄影技术好，人缘广，善于交际；如果我们吸收他，开展群众工作就会容易得多。 1. 我们的工作。他拍摄了大量敌方情报的照片，并把它们送交给我们。有一次，他拍摄了一张新安州风景的照片，送交给我们，以帮助人民革命军向祖国挺进。在他的暗室里印制了大量传单。他的妻子是一位忠实的助手，默默地支持该组织的秘密工作。 2. 除了光森照相馆，金正淑在新安州地区还利用许多地方作为秘密联络点和活动据点——如石井裁缝铺、井边面馆、新安州客栈、碗店、水磨房，并在秘密造访这些地点时开展地下活动。井边面馆、新安州客栈和碗店主要用于与组织成员进行联系和通信。它们还作为游击队物资的收集和储存场所。 3. 用于运输物资的主要路线上的秘密地点是水磨房。它位于远离县城街道的地方，不引人注目，因此为物资的储存和发送提供了相当便利的场所。房主的一个亲戚是船夫，可以协助随时将物资送往鸭绿江对岸。水磨房房主和船夫都是反帝青年同盟的成员。 4. 从新安州向我们运送了大量物资。由于什三道沟物资并不丰富，长白县下岗区各组织不得不在鸭绿江对岸的新安州购买大部分供应物资。 5. 新安州地区组织向游击队运送的粮食、布匹等大量物资，主要是通过水磨房和咸兴的客栈，利用木筏或渡船渡过鸭绿江。咸兴客栈的经营者家庭是反帝青年同盟的一个特别支部。 6. 金正淑在桃泉里和新安州地区活动期间，曾前往白头山秘密营地、三保，以及新阳、咸兴、北新、端川等东海岸沿海地区，与当地革命者开展深入工作。 7. 安里和咸兴的秘密联络点主要用于向其他地区派遣工作人员。金正淑在安里支书家中将大部分秘密革命组织成员派往普天、长津、新阳和咸兴，在咸兴的秘密联络点将大部分成员派往甲山、北新、德城和端川。在安里的秘密地点，她派遣吴仁灿小组前往咸兴工业区，任务是在那里建立秘密革命组织。 8. 金正淑走遍新安州地区遍布各地的许多秘密地点，以扩大组织。她从未固定使用一个秘密地点。她乔装打扮，巧妙地交替使用各种秘密联络点和活动据点，既便于掩护组织，也确保自身安全。 9. 从桃泉里回来后，我请她讲述她用以隐藏真实身份的方法，因为我听说新安州的警察目光锐利，而她数十次造访新安州却未被敌人逮捕，其间行动自由，背后必有秘密。 10. 她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笑了笑；然后给我讲了一段她被敌人特务盯梢的轶事。“当我从新安州渡口进城时，一个头戴破旧草帽的人跟在我后面。起初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在盯梢，但即使在城里他仍在我身后徘徊，于是我产生了怀疑。那人在一家餐馆前拿出一支香烟，而不是烟叶，来消磨时间。看到那支香烟，我更加怀疑了。贫苦农民真的能抽得起香烟吗？” 11. 敌人盯梢时，她便在小巷里转来转去，走进市场；她迅速从一个熟悉的女人那里接过一捆东西；那女人头顶着一捆沉重的柳条筐，背上还背着一个婴儿。就这样，她甩掉了敌人。 我的责任感使我没有被警察或其爪牙抓住。当我意识到如果被捕便无法完成总部交给我的任务时，我感到自己变得更加勇敢。人民群众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保护了我。 金正淑的这番话，概括了她在桃泉里和新浦的活动。她之所以能够成功完成地下工作的艰巨任务，其重要的秘密正在于她的责任感以及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 她在敌占区秘密工作中所展现出的出色创造力，归根结底也源于这种责任感。当我把她派往桃泉里时，曾只告诉她执行与政治工作有关的任务，不要承担其他任务，以避免她在敌占区活动中负担过重。 然而，尽管她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工作上，金正淑也经常收集我军作战所需的军事情报，并将其送往总部。她还动员桃泉里和新浦的地下组织收集大量情报。特别是像赵东哲、张海遇、林元三这样的革命者，为她提供了大量情报。 赵东哲是获取情报的能手。他与警察署、海关署长、郡守以及其他敌方统治机关的负责人结拜为兄弟，在与他们保持“亲密关系”的同时，从背后收集情报。这种结拜关系一直延伸到十山道沟的统治阶层，甚至包括新浦派来的特别政治部警察。他经常为他们安排宴会，还为瘾君子们安排吸食鸦片。 反帝青年同盟的西岗区委员会巧妙地将其成员渗透进敌方机关。据说，有两三名反帝青年同盟特别成员打入了十山道沟警察署下属的分驻所。敌方行政体系最底层的村长和十户长，大多都参加了革命组织。 林元三利用在靖安军团部担任书法员的机会，收集了大量军事机密。当那些可供革命军使用的作战地图或统计资料出现时，他便迅速在纸上抄录下来，揉成纸团，扔进废纸篓；夜间焚烧废纸时，他再把它们取出来，送往自己的组织。 光森照相馆和顺信裁缝店也在许多场合被用来收集敌人动向情报并进行联络。新浦支部的一些反帝青年同盟成员在郡事务所、银行事务所等敌方机关中担任办事员。他们定期收集敌人情报，集中到照相馆和裁缝店，再向组织报告。 通过这些秘密据点，金正淑详细掌握了金所元将军在尖山峰战斗中敌军部队的调动情况，并及时报告给总部，为人民革命军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金正淑指示组织成员了解新浦地区敌军和警察的兵力、军事设施的分布情况以及武器装备。她本人亲自确认了鸭绿江的宽度和深度、水流速度，甚至最有利的渡江和返回地点，并画出草图后送交给我们。 当我在审阅她在桃泉里的工作时，高度评价了这种创造性努力，并问她为什么要选择渡江和撤退的地点。她回答说，她相信我们的革命军总有一天会进攻新浦。 1937年夏天，金正淑被敌人逮捕。 陶泉里妇女协会成员准备寄往我印刷所的卷纸，在靖安军士兵搜查时被发现。这正是她被捕的主要原因。金正淑提出合乎情理的辩解：她应村长钟东哲之托，为户口登记而购买了这些卷纸，并一直保管着。她泰然自若的神态和逻辑清晰的回答，使敌人更加恼怒。敌人军官目瞪口呆、怒不可遏地说，她无所畏惧、对答如流，一定是革命军的间谍；于是便把她绑起来，押往敌人司令部所在地药房子。 她相信这已是生命的最后时刻，便给组织写下了遗书，内容如下： “不要紧。我会牺牲，但组织必须继续存在。我附上两元钱，这是我仅有的财产。请把它用于组织的经费。” 这张用铅笔写的纸条和两元钱，经由在她被关押的屋子里的一位老奶奶，通过钟东哲转交给她的邻居和组织。 组织号召成员采取紧急措施营救她。陶泉里的组织成员组成代表团，前往靖安军部队司令部，就无辜公民无端被捕一事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释放她。 他们的抗议收到了成效。靖安军部队司令部以部队调动为借口，将她移交给十八道沟警察所。钟东哲就她从该警察所转往二十道沟警察所一事进行交涉。由于二十道沟警察所是一等警察所，比前者高一个等级，她的转所问题顺利得到解决。 金正淑被反绑双臂押送。陶泉里位于两个警察所之间。 中午刚过，她在警察押送下经过陶泉里。陶泉里的村民看到“穆山家的孩子”在警察枪口下赤着脚、被绑着行走，都含着愤怒的泪水为她送行。一位老奶奶冲到路上，拿来一双草鞋，给金正淑流血的脚穿上，然后严厉斥责押送的警察：“你们这些坏蛋，我们的奥顺犯了什么罪要被逮捕？我听说你们因为她是共产党才逮捕她；如果奥顺是共产党，那我也当共产党。” 钟东哲跟在她后面，与二十道沟警察所所长就释放她的问题进行交涉。 所长承诺，如果钟东哲准备一份由五百人签名的“良民”保证书，他便承认她是“良民”并予以释放。他之所以要求这份文件，是为了在日后上级追究此事时，作为推卸责任的书面证据。这是一个近乎“水中捞月”的苛刻要求。尽管如此，钟东哲还是准备了他们要求的书面保证书，放在所长的办公桌上。所长惊讶得几乎瞪出了眼睛。在一般人的普遍心态中，绝不会轻易在一份证明被盯上的“扰乱分子”、被指认为“叛徒”或“共匪”的人实为“良民”的文件上按指印。虽然他出于与钟东哲“交情”所体现的“面子”，曾承诺以书面保证书为条件释放她，但他内心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实现。 保证书上盖了五百个印章、按了五百个指印——这确实是一个奇迹。 这怎么可能发生呢？陶泉里只有二百户人家，不可能有如此众多的秘密组织成员。不论组织如何安排，非组织成员，404 1. 那比组织成员多出好几倍的人们，并没有贸然在这种风险极大的文件上盖章。 那么多人毫不犹豫地在文件上盖下印章，以证明他们对她无限的热爱与支持。换句话说，人民群众的绝对信任与支持，比权力和金钱的力量更为强大。 2. 从敌人手中平安获释后，金正淑回到桃泉里，被村民们围住；当场她说道：“啊呀，我饿了。姐姐，给我点吃的吧。”这种不拘礼节的话语，只有在家人之间才能说出口。如果不是真正把桃泉里的村民当作自己的家人，她是不会这样随口说出来的。 3. 解放后曾任雄城市人民委员会委员长的林元三，在来平壤参加会议时，与当年在桃泉里和新岘的友人张海宇、童东哲一同来到我家。张海宇和童东哲当时在首都担任重要职务。民主党南朝鲜安道委员会委员长金在洙也陪同前来。那天，金正淑为这些客人准备了饺子。谈话很自然地转到了桃泉里和新岘的日子。 4. 金正淑含泪回忆起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死里逃生的经过。她说，她在药房子被拘留期间，本来可以轻易逃脱，但她决定不逃。她说： “坦率地说，杀掉看守逃跑并不难，但我就是不能。一想到关押我的那对可怜的老夫妇，我就不能逃跑。看着他们，我想：我很容易就可以溜走；但如果我这样做，那对担保我清白的老夫妇和村长童会怎样？桃泉里的地下组织和人民群众又会遭受多少痛苦和折磨？ “这种想法使我下定决心，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组织和人民群众。那一夜，我在屋子的前屋睡得很安稳。我下定决心以生命为代价，这使我内心平静下来。我什么都不怕。” 这就是当年在桃泉里和新岘的“屋中丫头”的形象。 5. 凭借良民保证书从死亡边缘获救后，金正淑又在桃泉里地区和祖国继续了一段时间的地下活动，之后与桃泉里反帝青年同盟支部成员柳永灿一同返回总部。柳永灿是出于对金正淑的信赖而加入游击队的。1944年，当我们在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训练基地全力准备最后的抗日作战时，柳永灿在乘船运送营地建设所需物资时不幸在阿穆尔河溺水身亡。金正淑每逢有机会就会提起他的名字。她说，他是一个难忘的恩人。 6. 柳永灿并不是唯一一个在金正淑离开桃泉里时下定决心跟随她的人。我听说，妇女协会的成员也流着泪跟随她，恳求她带她们一起走。其中一人一直跟着她，直到翻过宝台山，连回家的念头都没有了。在多次劝阻她同行之后，金正淑把她的银戒指戴在那名妇女的手上，又解下那名妇女的红色腰带，系在自己的腰上。那条红色毛线腰带是那名妇女珍爱的物品，是她出于对金正淑的信赖，在加入妇女协会的那一天怀着纪念的心情编织的，一直戴在身上引以为豪。 “不是我不想带你。我独自走，是因为不能带你，所以请不要难过。只要我系着这条红腰带，直到它最后一根线磨断，我都不会忘记桃泉里的亲人们。” 听到这些话，那名妇女不再试图跟随她，只是请她无论走到哪里都捎来消息。 1. 信守自己的诺言，金正淑自重返部队之后，始终在军装里面系着那条红色毛线腰带。直到我与她结婚之后，我才了解到那条从未从她腰间解下的腰带的意义。 2. 金正淑始终怀着那条腰带，也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温暖揣在身上。她的灵魂从未与人民群众分离。 3. 有时我问自己：金正淑怎么能在得到那么多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支持的情况下，开展那样艰险的地下活动呢？如果金正淑不是真心热爱人民群众，那么在她临终前，人民群众也不会理睬她。任何人不为人民群众奉献自己的一切，在关键时刻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真诚的帮助。她以自己对人民群众的全部深情，悉心珍爱、培育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理所当然地回报了她。 4. 总之，由五百人签名的书面保证书，应当称为一份永恒的文献，证明她对人民的忠诚。 5. 1991年秋天，金正淑离开陶泉里半个多世纪之后，我在赴两江道进行现场指导期间，访问了她曾倾注全部心血的薪岘。虽然岁月流逝，与她秘密活动有关的遗迹却仍如当年一样被保存下来。人民群众对每一处遗迹和历史遗址的珍视，实在令人感佩。 6. 那天，导览讲解员带我参观了每一处留有金正淑足迹的历史遗址，并向我详细介绍了她当年的活动情况。他们的讲解中，有不少事件和细节是我所不了解的。 7. 望着依然矗立在鸭绿江畔的那座阴森的碉堡，我想，金正淑为了把这一地区改造成革命地区，一定经历了许多风险，度过了若干决定性的时刻。 8. 黄昏时分，我走向火车站，回望薪岘的街道；不知为什么，我感到对这个地方依依不舍。 注释 1. 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东北发动了侵略。 2. 南湖头会议——1936年2月27日至3月3日，在中国宁安县南湖头召开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军政干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金日成同志提出了将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推进到边境地区、逐步把作战地域扩大到祖国、进一步扩展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为在全国范围内建党作准备的方针。 3. 罗云圭（1901—1937）——20世纪20年代的朝鲜电影导演、演员、编剧。他创作了《阿里郎》等18部电影剧本，执导了19部影片，并在25部影片中担任主角。 4. 《壬辰录》——17世纪初创作的一部小说，取材于壬辰卫国战争（1592—1598）时期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作品描写了朝鲜人民在战争中抗击侵略者的斗争。 5. 庾信（？—1111）——12世纪初在击退女真入侵者的战斗中屡建战功的武将。 6. 郑鉴（1390—1453）——李朝封建国家的官员、学者。他出身全罗道顺安，因在抵御女真入侵、巩固国防方面卓有建树而闻名。历任刑曹判书、礼曹判书，后升任领议政。编纂有《高丽史》一百三十九卷、《高丽史节要》三十五卷等著作。 7. 南怡（1441—1468）——15世纪中叶的武将。他精通兵法，谙熟军事。17岁考取武科，26岁任兵曹判书。作为著名的青年将领，他因屡次击退不断侵扰西北边境的女真侵略者而建功立业。 8. 甲申政变——朝鲜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1884年12月4日，金玉均等改革派发动政变，成立新政府并宣布政治纲领，但仅维持三天政权。又称1884年资产阶级革命。 9. 檀君——朝鲜民族的始祖。公元前3000多年前诞生于平壤，创立了东方最早的古代国家——古朝鲜（后称高句丽）。其陵墓位于平壤郡东郡。 10. 《翁达传》——高句丽时期的民间故事。主人公翁达家境贫寒，被统治阶级视为愚人，受尽虐待与轻蔑。在娶了被逐出王宫的公主之后，他习练武艺，成为将军，英勇奋战、自我牺牲，击退了入侵者。 11. 《新日》——我国第一份革命报纸，由金日成同志于1928年1月在抚松创办。 12. 《布尔什维克》——第一个党组织——“同志团结会”的机关刊物，1930年7月在卡尔文创刊。最初为月刊，后改为周报。 13. 《农友》——农民联合会的机关刊物，1930年秋在怀德县五家子出版，为月刊。 14. 《东医宝鉴》——一部从高丽时期至17世纪初的医学科学集，共25卷。由名医许浚于1610年撰写，1611年出版。 15. “厚昌事件”——指1937年秋和1938年秋日本军队和警察为搜捕并镇压鸭绿江沿岸地区朝鲜革命组织和革命者而进行的大规模逮捕事件。 16. 新干会——1927年成立的知识分子民族主义组织。其纲领旨在促进民族团结、提高政治经济觉悟、反对机会主义。因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镇压和该组织内部的改良主义动向，于1931年5月解散。 17. 金策（1903—1951）——对金日成同志无限忠诚、献身于党和革命的革命战士。出生于北咸镜南道金策市（该市以其名字命名）。在革命斗争期间曾多次被日本警察逮捕入狱。1932年加入朝鲜人民革命军，担任指挥员。祖国解放后，他为建党、建立人民政权、建设正规人民武装力量和推进民主改革而辛勤工作。他曾任平壤学院首任院长、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和国家建设局副局长兼局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总理兼产业相。在祖国解放战争期间，作为军事委员会成员和前线指挥员，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8. 洪吉童——我国中世纪小说《洪吉童传》中的主人公。洪吉童被塑造成一个为正义事业而奋斗的“非凡”之人，具有变幻莫测、神秘近乎魔法的本领。 19. 全琫准（1854—1895）——甲午农民战争（1894—1895）的领导者。青年时与其父一起担任乡村教师。他在全罗道古阜领导农民起义，反抗贪婪的封建统治者，并将起义发展为农民战争。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处死。 20. 东学党——东学信仰（一种民族宗教，约1860年前后产生）的信徒政党。“东学”一词意指朝鲜学问，与西学（罗马天主教）相对。其信徒在1894年甲午农民战争（东学运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21. 祖国解放战争——朝鲜人民于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反对美国主导的侵略者和李承晚傀儡集团入侵的正义战争。 22. 康良煜（1904—1983）——爱国战士、杰出政治家。出生于平壤市万寿台区石吉里一贫苦农民家庭。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从事教师和牧师工作，开展爱国教育和宗教活动。他作为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秘书长、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秘书长，为建设新国家、巩固国家政权机关、确保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努力工作。他作为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国副主席，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际威望的提高而辛勤工作。自1948年第一届最高人民会议起，一直担任最高人民会议议员。他作为北朝鲜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朝鲜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致力于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实施。 23. 洪镜濬（1780—1812）——1811—1812年平安道农民战争的领导者。 24. 李俊（1859—1907）——抗日爱国志士，出生于咸镜南道北青。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成立共进协会等组织，为恢复国家主权而斗争，并领导了偿还国债运动。1907年，作为朝鲜皇帝高宗的特使，出席在荷兰首都海牙召开的第二次国际和平会议，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呼吁会议援助朝鲜争取独立的斗争。然而，在努力失败后，他在会议大厅剖腹自尽。 25. 安重根（1879—1910）——独立斗士，出身黄海道海州。自17岁起研习军事科学。他曾是肃宗学馆成员。1907年末，他前往西伯利亚滨海边疆区，成为一支抗日义勇队指挥官。1909年6月，他率领一支300人的部队进攻位于咸镜北道（现为稳城）的日军驻地。1909年10月，日本吞并朝鲜的罪魁祸首伊藤博文赴中国东北巡视北满，在哈尔滨火车站被他击毙。 26. 崔德新（1914—1990）——其父崔东旿是金日成同志曾就读的华松义塾校长。日本占领朝鲜后，他流亡中国，在光复军中担任军官。国家光复后，他曾任韩国军队军团长、韩国政权的外务部长及韩国驻西德大使。朴正熙执政期间，他流亡美国。后获准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定居，并担任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天道教青友党党首。 27. 赵基天（1913—1951）——革命诗人，出身咸镜北道会宁。日本占领朝鲜后，他移居俄国，毕业于鄂木斯克师范学校，国家光复后回国。1947年，他创作了史诗《白头山》，描绘了金日成同志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大捷山战斗，并创作了《土地之歌》《朝鲜在战斗》等多首诗歌，反映国家光复后的变化以及人民群众和人民军战士在祖国解放战争中的斗争。1951年，他担任朝鲜文学艺术总联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