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第4卷·第12章 加速祖国解放·4. 革命战友张伟华（二）

4. 革命战友 张伟华（2） 活人与死去的朋友之间还能保持友谊吗？ 如果可以，怎样保持？ 这个问题是金松锡在我勤务员金正德——他的挚友——在鸡冠喇子战斗中牺牲后不久向我提出的。 金松锡是我在游击队中的勤务员。他为朋友的死悲伤了很久。 当时我回答说，活人与死去的朋友之间是可以保持友谊的：前者怀念后者，而后者则活在前者的记忆之中。我以我与张伟华的友谊为例加以说明。这反映了我的亲身经历。张伟华去世已经好几年了，但我并没有忘记他。他偶尔出现在我的梦中，像他在世时一样与我分享友谊。在这种时候，我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 金松锡又问我：“同志指挥官，活人能为死人做什么？” 显然，我的勤务员想要一个深刻的忠告，这个忠告可以成为他终生的座右铭。但我并没有准备好给他这样的答案。事实上，活人与死人之间的友谊问题在我心中占有一定地位，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深山里樵夫所提出的看法一样简单而平常。 “依我看，活人首先应该努力忠实于死去朋友留下的遗志。” 这就是我当时给金松锡的唯一回答。我相信，如果别人处于这种情形，也会作出类似的回答。我的回答如此简单，不仅樵夫可以给出，小学生也可以，但金松锡却非常认真地对待。金正德的最后愿望是，金松锡要尽心竭力照料他的指挥官，直到国家解放。金松锡忠实于他的最后愿望，全心全意地支持我，直到解放那天。他也在战斗中牺牲了。 在抗日战争中，我所有的战友都持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忠实于牺牲同志的遗志，是他们对牺牲同志的最高道德。 “让我们为牺牲的同志报仇！”“记住连长的最后愿望，夺取那个高地！”“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要解放国家，就像牺牲的同志所希望的那样！” 游击战士们在战场上、营地里和行军途中多次高喊的这些口号，反映了他们完成牺牲同志未能完成的事业的愿望和渴望。朝鲜共产党人试图通过忠实履行自己的革命任务来向牺牲的同志表示忠诚。我也同样如此，我浴血奋战，以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证明自己无愧于他们在世时给予我的深厚信任和巨大期望。从这个角度看，我至今仍在尽最大努力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革命任务。 然而，我能说，这就是我为履行对牺牲同志的道德义务所能做的一切吗？国家解放时，这种义务的概念获得了无比丰富的内涵，符合新时代的要求和条件。先前那些认为完成牺牲同志未竟的事业就是他们向牺牲同志表示忠诚的全部内容的人们，不再持这种看法了。他们希望把散落在异国他乡的战友遗骨带回祖国，让埋藏在历史事件中的卓著功勋为后代所知。随着国家日益繁荣，他们还想为牺牲的同志树立青铜雕像，并以牺牲同志的名字为新的城市和街道命名。 他们对牺牲同志的忠诚，也充分体现在他们对烈士子女的热爱上。我们一回到祖国，就派遣官员把散落在异国的革命者遗孤接回祖国。我们一个一个地发现他们，就像在沙滩上拾取细小的珍宝一样，把他们送入万景台革命烈士子女学院。我们也把在国内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子女送入这所学院，把他们培养成建设新朝鲜的有用人才。 七十年代，我们在大城山朱岩峰修建了革命烈士陵园，以向后代传扬我们战友的形象。我们还在西岘里新城洞的山岗上修建了爱国烈士陵园，即第二革命烈士陵园。 1. 所有这些政策和措施，都体现了朝鲜共产主义者为尽可能履行自己对革命烈士的道义责任而表现出的崇高同志情谊和始终不渝的纯洁性。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实践中，朝鲜共产主义者在对待已故战友方面，更不用说在对待在世同志方面，都树立了榜样。这一榜样值得普遍赞誉。 2. 朝鲜革命者所创造的这种前所未有的同志情谊和人际关系史，表明友谊可以在生者与死者之间延续。只要回忆一下我与张华之间的友谊，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3. 认为我与张华的友谊会随着他的死亡而终结，那是不正确的。如果一个人的友谊随着朋友的死亡而终结，这种情谊能算作真正友谊的标志吗？如果一个活着的人还记着自己死去的朋友，这种友谊就依然活着，并且充满活力。我与张华的友谊在他去世后仍在继续。张华去世了，但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过他。随着时光流逝，他的品格的芬芳在我心中日益深沉地沁入。当抗日战争以朝鲜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告终时，我从无数中国同志和恩人中首先想起的就是张华。在解放了的祖国，我怀着深切的情感，一一回忆起那些曾全力帮助我和我的家人、支持朝鲜革命的中国恩人。当好日子到来时，我对他们的思念就越发深切。 4. 每当我回忆起张华，我总是想到他的遗属。我尤其是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中国东北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民主改革正在推进、整个满洲陷入蒋介石军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内战之时，想起他的家人。到处都在清算邪恶的地主和买办资本家，推翻亲日分子和民族叛徒，这使我担心张华的家人可能会被当作专政对象而受到不公正的惩罚。每当邻国开展社会动荡运动或破坏某种事物的运动时，我就担心张华遗属的命运。尽管张华是一位为革命立下卓越功勋的烈士，但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地下工作，所以我不知道人民群众是否会把他这样一个富家子弟看成共产党人，而不是反动分子或民族叛徒。我急切地等待着与他家人见面的机会。然而，建设新国家的复杂进程、伟大的对美战争以及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工作，使我不得不把许多计划推迟。我想寻找和会见许多人，但克制住这种诱惑，专心致志于国家事务。 5. 关于张华家人的第一个消息，我是1959年得到的。那一年，我国的一个参观团前往满洲旧抗日战场。 6. 在他们出发之前，我会见了这个团，并对团长朴永孙同志说： “朴同志，你还记得马山秘密营地里孩子们患病、冻得发抖时，给我们提供布匹和资金的兄弟照相馆老板张华吗？他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我甚至没有向他的家人表示过问候。当你到抚松时，请代我向他的遗属致意，并把我最好的问候转达给他们。” “我会把您的话记在心里。我也觉得，我们一到抚松，就有道义责任去见他的家人。我们欠他很多。” 朴永孙擦了擦湿润的眼睛，显然是深受感动。 “张华是中国人，但他实际上是朝鲜人，或者说是朝鲜革命者。他的卓越功勋既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也在我国抗日革命史册中占有光荣的一席。即使他的家人已从抚松搬到别处，你们也必须借助中国公安机关的帮助，查明他们的下落。” “是的，即使我走遍全中国，也一定找到他们。” 7. 参观团动身前往中国后，我焦急地等待着从抚松传来的消息。随着战争创伤逐渐愈合，城市和农村沿着社会主义路线得到改造，我得以把精力投入到已故战友及其遗属身上。 8. 朴永孙离开祖国几个月后，给我发来一封电报，报告了我一直急切等待的关于抚松的消息。电报说： “今天我在抚松见到了张华的家人。我们按照您，总理阁下的殷切期望，向他们转达了您的问候。张华的妻子含泪表示了万分感谢。她给了我们一张照片。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收集您总理与张华共同斗争的资料。回国后，我们将详细汇报全部情况。” 9. 后来朴永孙向我报告说，张万成于1954年去世，张华去世后，他的妻子在抚松过着俭朴的生活。 1. 抚松那座老房子里，住着她的儿子张金全和女儿张金禄。 朴永淳向她转达了我的问候，张妻深受感动，心情激动不已。 “有句俗话说，天时时刻刻在变，人一生中也在不断变化，但金日成将军的友谊却始终如一。我丈夫去世已经二十年了，可将军仍然记得他。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对他的全部感激之情。” 出于礼貌，她拿出一张保存了几十年的照片，请朴永淳转交给我。这张照片上，张卫华和我的弟弟哲柱并肩合影。 这张照片当年被陈列在民族解放斗争博物馆里，与当年秋季参观团征集到的其他史料一起展出。从那时起，张卫华的面容便为我国人民所熟知。我参观博物馆时，在他的照片前久久伫立。这张照片深深打动了我，使我有一种感觉，二十年前在大营与张卫华最后分别后，他如今又活生生地来到了平壤。 在那些日子里，我国人民知道张卫华的人还很少。当时在重要宣传岗位上的事大主义者，未能宣传我们党的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因此，知道张卫华曾给予我帮助、并为朝鲜革命立下卓越功勋的人寥寥无几。只有少数抗日老战士了解我与他的关系。我本想自豪地向身边的人讲述，他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人、多么出色的革命者、多么忠诚的国际主义者。我对他的感情，以及我压抑了整整二十年的、对他逝世的积郁之情，一下子迸发出来： “同志们，这是张卫华，我在抚松第一高级小学的同学。他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忠实的革命战友。他的战友中有很多朝鲜共产主义者。张卫华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他通过我们认识了朝鲜，并通过我们与朝鲜人民的友好关系，同情并支持朝鲜人民的抗日斗争。他本可以抛弃革命，过优裕的生活，但他却主动投身于斗争。他把生命献给了这一事业，并保护了我。这张照片加深了我对他的怀念。我们越是幸福，就越要记住张卫华以及其他用鲜血帮助我们革命事业的中国朋友这样的恩人。” 自那以后，我国出版物广泛宣传了张卫华的功绩。张卫华与罗盛教、黄继光一样，如今已成为我国人民众所周知的著名国际主义烈士。我们的年轻一代怀着无限的爱戴和崇敬之情缅怀张卫华，就像他们缅怀金镇、马东辉一样。 参观团抵达抚松的第二天，张妻对孩子们说： “金日成将军和你们父亲从小学时代起，就像亲兄弟一样亲密无间。他们彼此之间十分友好，以至于抚松的所有同学都羡慕他们。由于金日成将军的影响和引导，你们父亲坚决地同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斗争。正因为如此，你们奶奶过去常说，你们应该叫他叔叔。将军始终惦记着你们父亲和我们全家。金全，你一定要给你的叔叔写信，感谢他，并祝愿他身体健康。” 在母亲的回忆所激发的激动中，二十多岁、性格活泼的年轻人张金全彻夜未眠。1959年，张金全是一个英俊的青年，他比父亲自杀时父亲的年龄还大两岁。他代表全家给我寄来了一封长信。 收到他的信后，我彻夜难眠，一遍遍地回忆张卫华。 由于我向他的家人致以问候，又收到张金全写给我的信，我与张卫华的友谊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可以说，一个活着的人与他已故战友的友谊，由于前者对后者子女的关爱而得以延续。由于我经常与张卫华的子女见面，我与张卫华的友谊以一种新的方式得到加深和发展。 收到张金全的信后，我对这个年轻人深感关切，我从未见过他的面容，也不了解他的性格。他的笔迹与他父亲的笔迹极为相似。我由衷地希望他能像他父亲一样，甚至觉得，若能亲眼见到他本人，而不是照片，那该有多好。 然而，这只是一个梦。要实现这个梦，我必须克服种种困难：这需要我始终不渝的热忱和耐心。在张卫华的遗属与我之间，横亘着一道坚固的屏障、一道边界。这道边界对所有人都极为严格；它不懂得老朋友，也不懂得忠诚。 1984年5月，在收到张金全的信二十年后，我乘火车途经中国东北，前往苏联及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访问。在中国东北的山野田间，我曾亲身经历过的一切…… 1. 抗日武装斗争中经历的种种艰辛，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如同故乡一般亲切，回忆起来，一桩桩往事激荡着我的心潮。这是我一生中如此强烈地渴望重游的土地，以至于我曾在梦中屡次踏访，直至脚踝酸痛。大概正因为如此，金正日组织书记才选择了经图们、牡丹江、哈尔滨、齐齐哈尔、满洲里前往苏联的路线。 2. 熟悉的群山脊梁久久映入我的眼帘。在这片土地上，曾有多少人流血牺牲！几十年后，我无法将目光从车窗移开，眼前浮现出昔日战友们的身影——他们曾在篝火旁轮流小憩，共食草粥，战斗中一同被硝烟熏染。 3. 我们的专列离开图们驶向敦化时，我对抚松张维华妻子和儿女的回忆，萌生了召见随行人员的念头。我对他们说： “这是我长久以来渴望造访的地方。如果时间允许，我想探望游击队时期的老战友和其他故交，凭吊埋葬着牺牲战友的旧战场。可惜我做不到！听说张维华一家仍住在抚松，这里距抚松不过百里。我想送他们一份礼物，以表达我最诚挚的祝愿。” 4. 几天后，中国有关方面官员将我的礼物转交给了张维华的家属。 5. 从欧洲访问回国后，我收到了张金泉的第二封信，并邀请他来平壤。我请胡耀邦总书记协助张金泉访朝。 6. 1985年4月，张金泉终于携其妹张金禄和长子张琪对朝鲜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在一个春意盎然、草木抽芽开花的日子，我在广布宾馆接待了来自抚松的尊贵客人。 7. 一看到张金泉和张金禄下车，我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张金泉酷似他的父亲，张金禄活脱脱像她的母亲，张琪则继承了祖父母所有的优点。他们与父母如此相像，对他们来说必定是莫大的欣慰，也使我感到由衷的喜悦。我仿佛觉得已故的张维华及其妻子重返人间，出现在我面前。我凝视着他们，试图从他们的神态中寻找张维华的影子。我像当年在苗岭、大盈与张维华相见时那样，将他们紧紧拥入怀中。 8. “欢迎你们！” 9. 我用汉语向他们致意。尽管我的汉语因数十年疏于使用而有所生疏，但“欢迎你们”这四个字仍说得十分流利。有人说，国家元首在外交场合使用外语有违惯例，但我并不在意。张氏一家的来访并非外交访问，我也并非出于外交原因邀请他们。当我迎接自己战友的子女时，外交辞令和惯例又有什么意义呢？ 10. 因此，当天下午为他们举行的午宴上，我没有致祝酒辞。这同样也是对惯例的突破。 1. 既然我们是一家人，我就不必讲那些客套话了，不是吗？让我们举杯，祝在座各位身体健康，祝朝中友谊万古长青。 张锦泉对我的话感到十分满意。 2. 张锦泉同他父亲一样，酒量不大。我没有向他多劝酒。我们每人喝了三杯淡蓝色的蓝莓酒。密特朗总统访问我国时，我也曾向他敬过这种蓝莓酒。这是一种名酒，在我国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据说只有日本天皇才有资格饮用。三杯酒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1932年6月，我在抚松县城以北的东烧锅酒坊与张维华告别时，我们也喝了三杯酒。 3. 为抚松贵宾们举行的午宴持续了三个小时。宴会在一种家庭氛围中进行，没有任何繁文缛节和礼节。午宴之后，我们在花园里谈了很久。 4. 我们围绕忠诚这一主题展开了谈话。我回顾了自己在抚松的经历，讲述了张万成、张维华对我家所表现的忠诚。客人们也对我对他们一家的忠诚表示感谢。 5. “你们的祖父帮助过朝鲜的独立运动，你们的父亲帮助过朝鲜的共产主义运动。”我这样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卓著功勋。 6. 那天，我不仅是为了赞扬张万成、张维华，更是希望张锦泉、张锦禄、张琪以及张维华的其他后辈们，都能成长为珍视忠诚、意志如铁的真正的革命者，因此我谈了很多关于他们忠诚的事迹。 7. 封建道德所倡导的君臣、父子之间有所谓的道义，朋友、同志之间同样也存在道义。我认为，“朋友间的信义”这句话就包含着这样的含义。为了提倡道德与忠诚，古代圣贤曾说：“德不孤，必有邻。”他们说：有德则有人，有人则有地，有地则有财，有财则有用。这句用“德、人、地、财、用”五个字高度概括的东方哲学信条，对当今生活具有深刻而宝贵的参考价值。 8. 我们并不无条件地否定“三纲五常”。同时，我们也绝不容忍那些武断地认为这种立场违背共产主义理想、并加以指责，说它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激进观点。一个人为国效力、奉养父母，怎么会是错的呢？一个儿子尊敬父母，怎么能被说成是违背法律和道德呢？我们反对把这种道德加以利用，为封建国家与封建制度辩护，向人民宣扬不抵抗与盲目服从；我们并不否定“三纲五常”中强调人的道德基础的那部分信条。 9. 张维华同我的关系，既不是君臣关系，也不是父子关系。在我看来，张维华并不是出于君臣之道的道德原则，才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我的。他只是向自己的革命同志和革命事业，表现出了最崇高的共产主义忠诚。张维华的自我牺牲，因其纯洁与崇高而显得格外伟大、珍贵。 10. 当时，张锦泉一行代表抚松人民及其家庭，向我赠送了一座饰有木雕的钟，钟上刻有“二龙戏珠”图案，并赠予一幅中国画《长寿图》，画中农家院落里，一个孩子提着满篮桃子。张锦泉解释说，这寓意着他们祝愿我长寿、健康。 11. 作为回赠，我向张锦泉、张锦禄、张琪赠送了刻有我名字的金表。 12. 张锦泉在平壤接受了体检，并镶上了金牙，替换了那几颗坏掉的臼齿。 13. 我再次在边境城市新义州的一处宾馆里会见了张锦泉一行。在他们归国途中，我又为他们举行了一次午宴，并与他们畅谈了三个小时。 14. 临别前，我送给他们每人一部照相机，他们深受感动。这些礼物是我经过反复斟酌后才选定的。当年张维华在抚松经营兄弟照相馆时，曾送给我们一部照相机。我赠送的这些照相机，既是对张维华所赠之礼的回礼，也是表达我的愿望：希望他们能像父亲那样，把照相馆办得红红火火，把全部心血献给革命事业。当时张锦泉说，他现在也在抚松从事摄影工作。 15. 与他们告别时，我说道： “明天我将离开新义州返回平壤。你们回到家里，一定要好好工作，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不要贪图 1. “你身居高位，不要犯错误。你们是作为孤儿长大的。从现在起，我就是你们的父亲。” 1987年，张全景携妻子王兰、次子张耀和孙女张萌萌再次访问我国。在我国逗留期间，我会见了他们七次。这同样打破了惯例和标准。五岁的张萌萌是所有来我国祝贺我七十五岁生日的外国宾客中最年幼的一位。她代表了张家的第五代。 4月13日，张萌萌与祖父母、叔叔一同在普光艺术剧院观看了参加四月之春友谊艺术节的多国艺术家的联合演出。当晚，我第一次在剧院里见到了张萌萌。我从大厅沿着过道走向座位时，与站在过道第一排的张全景夫妇互致问候，并拥抱了张萌萌，将她高高举起。她灿烂地笑了，把脸颊依偎在我的脸上，丝毫没有显出一点羞怯。 那一刻，数千名观众齐声向我们鼓掌。那些不知道我们关系的外国宾客也长时间地鼓起掌来，为目睹这一幸福场景而感到喜悦。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我想到： “萌萌，我是你曾祖父的哥哥。把你抱在怀里，我喉头哽咽，思念着你的曾祖父。他非常疼爱孩子。如果他还活着，他会多么疼爱你啊！但他还不到三十岁，就为了我而牺牲了自己。我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他。你是中韩友谊的第五代之花。你的高祖父、曾祖父，还有我的父亲和我，都为这一友谊奉献了一生。你是一朵花，正是在他们洒下的鲜血和付出的努力中茁壮成长。为了中韩友谊，你必须美丽地绽放，让世界看到你。” 我把张萌萌紧紧抱在怀里。这个小女孩小小的心脏紧贴着我的心脏，急促地跳动着。我把她有力的心跳传达到我心脏的那一刻，视为有意义的时刻——那是从张长城，经张维华、张全景、张琪到张萌萌，我与张维华的友谊联结到第五代的时刻……尽管岁月如暴风骤雨般流逝，我们两家的友谊却一直延续到第五代，跨越了长河与溪流。这是我们两家的友谊，也是两国、两个民族——朝鲜和中国的友谊。因此，张全景后来把我们的友谊命名为“传统友谊”。 看到我怀中的张萌萌，人们确信中韩友谊将世代延续。 那天，我在张维华和我弟弟哲柱的照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作为纪念品赠给全景。他说他会把它当作传家宝珍藏。 在他们一行在我国逗留期间，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专机和专用列车以及许多随行人员。他们享受到了国家元首级宾客的礼遇，因为这是张维华的后代。 1992年4月，张维华的子女再次来到我国，祝贺我八十岁生日。这是他们第三次访问我国。张全景及其夫人、张琪及其夫人、张耀、张萌萌、张金路及其丈夫岳玉斌——他们居住在北京，还有他们的女儿岳志云和儿子岳志祥等——一行十二人齐聚平壤。他们来访的次数越多，张维华的后代与我之间的友谊就越深厚、越温暖。为纪念第三次访问，张全景把他那本长篇回忆录《传统友谊》赠给了我。这本书以朴实的文风写成，没有夸张，也没有艺术加工，记述了我们两家源于我父亲和张长城的友谊。尽管文笔朴素，但他的每一行文字都流畅而充满真挚朴素的友谊之情。这本书深深打动了我。 当我称赞他的写作时，他脸红得像个孩子，说他担心自己未能如实描述我对他们的仁慈。 作为回赠，我把我的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一、二卷的中文版送给了他们。 “两个外国人，张维华和诺维奇科，用生命保护了我。诺维奇科还活着，但除非他已做好冒生命危险的准备，否则他也不会表现出如此自我牺牲的精神。在毫无思考时间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牺牲，并不容易。” 在他们第三次访问我国时，我这样评论道。 张全景和张金路真诚地回答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诺维奇科的功绩比我父亲大好几倍。没有他会怎么样呢？” 在我的一生中，我遇到过许多帮助过我的人。许多恩人曾把我从笼罩着我的死亡中拯救出来，已故的孙钟道牧师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你们来访者之一孙元泰的父亲。因此，我有时觉得，上天在保佑爱国者，而且总会有救星出现来拯救他。这并非只是主观愿望。凡是在人民中间，随时都有人民群众在帮助那些决心为人民献出生命的人。这是真理，是辩证法。 我郑重地说，他们应当成为国家的优秀儿女，为人民服务，像他们的父亲那样，把全部生命献给人民。 张金路把她自己亲手织的一件深红色毛衣送给了我。她说，她做了一件我能穿的礼物。她觉得，我不会再使用别的礼物，那些礼物只会陈列在国际友谊展览馆里，所以她为我织了一件我每天都能穿的毛衣。她考虑得很周到。因此，我怀着感激之情接受了她的礼物，并且按照他们的意愿当即穿上，还同他们一起照了相。 当我同他们谈话时，张金权说，他们打算在父亲逝世五十五周年之际，为父亲新立一块墓碑，并请求我为墓碑撰写碑文。我对他的这一建议深表感谢。这说明他们真心把我当作自己的舅舅，一心一意跟着我干。 “五十五周年了！我想，你父亲是在农历十月去世的吧……” 我肃然回忆起1937年那个阴沉的秋天。 “是的，舅舅。那是1937年农历十月初二。今年阳历是10月27日。” “那么，让我以我自己的名义立一块碑，而不只是写碑文。你看怎么样？” 我的这个出乎意料的建议使张金权和张金路大吃一惊，他们面面相觑，没有回答。他们并没有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只是毫无顾忌地表明了自己的想法，把我当作一家之长。因此，他们显然对我主动提出要立碑感到为难。 张金权急忙说：“这恐怕太过分了。舅舅，我不能再给您增添这样的负担。请您写个碑文，我们把它刻在墓碑上就行了。” “这也许不错。但俗话说，两利相权取其重。我准备一块刻好碑文的石碑，派人给你们送去。你们只要做好接收和立碑的准备就行了。什么时候合适？” “我非常感激。可是，您这么忙，我实在不好意思再给您增添新的烦恼。我觉得，我提这样的请求有些冒昧了……” 他们显得很困惑。 “立一块碑不会花很多时间。既然决定要立碑，那就最好在你父亲逝世周年纪念日举行仪式。” 张金权一行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他说，他们回到抚松后，将做好准备，并向中国有关方面报告。 因此，我们决定以我自己的名义，为我的老战友张维华的墓前立碑。我国党史研究所的同志们把碑从平壤运到抚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派人一直迎接到临江桥头，热烈欢迎我们的代表，并于10月27日在抚松张维华墓前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中国大众传媒对这一仪式予以高度重视，进行了广泛报道。 烈士张维华的革命业绩，是朝中人民友谊的鲜明象征。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对革命的功绩，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金日成 1992年10月27日 这就是我为纪念碑撰写的碑文。 我们的代表回到平壤后，我观看了揭幕仪式的录像，对仪式的盛况赞叹不已。这是一幅只有朝中人民、朝中战士才能创造出来的友谊与忠诚的生动图景。 一个活着的人与死去的朋友之间，还能保持友谊吗？每当遇到这样的问题，我都回答说：能。我现在仍然这样回答。我与张氏家族第三、四、五代人的友谊，以及在抚松举行的张维华纪念碑揭幕仪式，都足以证明我的回答是正确的。 活着的人不能忘记死去的人。只有这样，他们的友谊才能持久、真实、永恒。如果前者忘记了后者，这种友谊也就立刻消亡了。经常怀念死去的人， 1. 同志们，广泛宣传他们的卓著功绩，妥善照料他们的子女，忠诚于他们的遗愿：这是活着的人对先辈、烈士和已故革命同志应尽的道德义务。没有这种忠诚，历史与传统的真正延续便无从谈起。 2. 送去纪念碑之后，我的心情略感轻松。然而，即使为他立上千座纪念碑，又怎能完全履行我对为我献出生命的张伟华的全部义务呢？ 3. 他的孙子张耀和孙女岳志云现在按照他们父母的意愿，在平壤国际关系大学学习。 4. 每当我想念张伟华，便去他们的宿舍探望。总统日程紧张，连一秒钟都要分割使用，很难为外国留学生挤出空闲时间。但我的助手们在安排总统时间时，对张伟华的后代格外宽厚。我绝不吝惜与他们见面的时间。 5. 张耀和岳志云在新年伊始用朝鲜语向我问候时，我感到十分满意。他们讲一口流利的朝鲜语。我希望他们尽快更好地掌握朝鲜语，习惯朝鲜饮食，并早日熟悉朝鲜人民。 6. 即将迈入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政治局势十分严峻而复杂，但张伟华一家与我之间的旧日友谊始终不变。 7. 我很久以来就表达了访问抚松的愿望。这一愿望至今仍在。我想去抚松南甸子祭扫张伟华的坟墓，但担心这或许只能是一个单纯的愿望。如果这一心愿未能实现，那么我希望能在梦中见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