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第4卷·第11章 革命的分水岭·4. 我的战友们向北去；我向南去

4. 我的战友们向北去； 我向南去。 离开小夹河去白头山地区的那天早晨，风刮得很猛。 那次南行途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打起精神行进时，我想起了朝鲜那句俗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从小夹河木屋的院子里出发时，双脚踏在新鲜的雪地上，留下了行军的第一个脚印。 我们连里包括王德泰、魏正民等一些中国军事和政治干部。魏正民因心脏病复发，本来在苏联医院里，那天却步履轻快，和王德泰说着有趣的俏皮话。天气虽然寒冷阴沉，但我们行进得很快。 按照南湖头会议的决议，要向白头山地区前进，我们本应从小夹河直接南下，经老岭山脉、二清砬、明月沟、安图，直奔白头山；但我们一开始却向北朝额穆方向行进，从小夹河经额穆县的清沟子、官地，绕道安图县、抚松县。 这条绕行路线比直线远了一倍。 我们之所以必须向北绕行，是因为我率领的第二次北满远征队的战友们，正等候在南湖头会议的结果。他们驻扎在额穆县清沟子的秘密营地，那是我们建立起来的地方。从东满一路跋涉来见我的游击队员、老弱病残以及孤儿们，都在那里盼望着我。 南湖头会议的决议，谴责了“民生团”斗争期间在间岛游击区所犯的一切“左”倾愚蠢行为，宣布了朝鲜人民享有独立权利和进行朝鲜革命的权利，这些决议也将在额穆县清沟子的秘密营地里激起热烈的欢呼。 他们在血战中拼搏多年，跋涉东满、北满广袤的土地，渴望见到祖国，并向祖国挺进。但官地和额穆县清沟子秘密营地的大多数战友，却不得不继续向北，与北满的部队协同作战，而不能随我的连队南下，奔赴祖国。 自南湖头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朝鲜革命的转折点——以来，从白头山发动深入祖国的武装斗争这一想法，便一直萦绕在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心头。然而，我们既然把与中国人民的共同斗争定义为抗日革命的重大战略任务，并为贯彻这一任务而不懈努力，就不能冒放弃共同斗争事业、奔赴白头山的风险。如果我们一心只顾朝鲜革命，把所有朝鲜战士都调往白头山，中国东北的游击斗争就会面临巨大困难。 北满的部队极度缺乏军政干部和骨干力量，经常要求与东满部队协同行动。应他们的要求，我们曾两次远征北满。在小夹河召开南湖头会议前后，北满的军团曾向我们请求人力支援。这一情况要求我们在南湖头会议上把援助北满抗日联军部队的问题作为次要议题提出来，并采取切实措施给予支援。 因此，当我们要向白头山地区挺进时，我不得不北上走一趟，与我同甘共苦、生死与共多年的战友们告别。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向白头山地区的挺进，伴随着与我精心培养多年的战友们的痛苦离别，而且没有重逢的承诺。 当他们不得不继续向北、远离祖国，而不能随我前往白头山地区时，他们心里会怎么想呢？离开小夹河时，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回顾往事，在革命斗争中，我曾无数次经历过这样痛苦的离别。我13岁时被迫离开家乡万景台的乡亲们，在桦甸成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后不久，刚刚成为同志的同盟成员们，又不得不与我分别。这次离别之后，我们不久便重逢，热烈拥抱、握手。我曾告别的民主青年同盟的最初成员们…… 1. 在桦甸告别后，又在吉林重逢，并在反帝青年同盟的旗帜下开始团结青年和学生。在这面旗帜下团结起来的人们，都是能赴汤蹈火的坚强勇敢的青年男女。每个人都是金子般宝贵的人，比我的亲骨肉还要亲。 2. 出狱后，我不得不把活动中心从中部满洲转移到东部满洲，这使我再次痛苦地与这些同志们分别。那些三五成群工作的同志们又一次彼此告别，他们各自分散，奔赴中部、南部和北部满洲的广大地区，继续执行新的任务。这次告别，与在桦甸的那次不同，是真正严肃的、更加令人伤心的告别，因为没有再相见的约定。 3. 我与一直陪我到哈尔滨的韩永爱分别，与同我告别的崔昌杰、金元宇、吕永春、姜秉善、朴甫心、崔一全、郭在奉、朴一奉等人分别，同样令人痛心。 4. 我离开哈尔滨前，与共产国际联络处取得联系后，韩永爱来见我，恳求我带她去东部满洲。她央求我不要拒绝她像在吉林那样，在我亲自指导下为革命工作的恳切愿望。那时，她已经接到两项尚未完成的任务：一项是留在哈尔滨，重新恢复已被破坏的组织联系；另一项是与满洲省委的巡视员进行接触。 5. 我怀着矛盾的心情离开了哈尔滨：虽然我急于带她去东部满洲，但因为工作关系，不得不拒绝。当时我是吉林省东部地区青年共产主义联盟首席书记，我怀着至少两三个月内与她重逢的乐观想法与她分别。我违背她的愿望，任命她为我在哈尔滨地区的特别代表，因为我信任她在组织交给她的所有无论顺利还是困难的任务中所表现出的高度责任感，而这种高度责任感对于推进哈尔滨及其周边地区的革命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说来也怪，我不得不把亲密的战友留在身后，或者违背他们的意愿，把他们派往遥远的地方。结果，我来到南方，把韩永爱留在了北方。当时与她的告别是令人伤心的。在北部满洲的一个地方，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向这位忠诚的同志挥手告别。她曾把自己的煎饼分一半给我。 6. 总之，每当革命进入新阶段，分离总是笼罩着我。为了维护和巩固我付出全部努力发展起来的革命组织，我必须把在斗争中培养出来的人留在那里，而我自己则必须到新的地方去，为培养新的战士打基础。打个比方说，我不断开垦处女地，而我的同志们则把它们变成肥沃的农田和果园。 7. 这种革命要求使我们的分离成为不可避免。然而，那些随时准备奉命献出生命的忠诚的同志们，在不得不分别时，却常常不服从我的安排，使我担忧。 8. 韩永爱并不是唯一一个在我转移到东部满洲时像孩子一样缠着我、要我带她同行的人。在这方面，与那些同甘共苦、以鲜血结成情谊的同志们的告别，又怎能不令人动容呢？ 几年来的悲伤，难道就这么简单，像出差途中刚相识的人之间的那种吗？我跟他们讲道理，甚至责备他们，可他们就是不听。就连本该最理解我的车光洙，也跟着我走了五里地，忧心忡忡地、满怀激情地问道：“我们是在死亡的阴影下共同走过来的，难道就要这样分手吗？难道就不能找到一条不必分手、继续为革命而斗争的最佳道路吗？” 这次分别使任祖阳痛苦得像女人一样哭了起来。 我常常问自己：“革命真的就这么残酷吗？难道就没有一种革命，能让我们彼此不分离，像车光洙所说的那样吗？” 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试图劝说他们，说道：“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分别只是暂时的。让我们以期待重逢的心情来忍受离别的痛苦吧。让我们以微笑而不是眼泪来告别。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然而，现实却常常背叛我的预言；能再见到我的人寥寥无几。即便是那些人，最终也离开我，走向了不可复返的世界。 有人说，人生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告别与重逢的循环，但我们许多人却彼此告别后就再也未曾相见。坦率地说，因此，在每次离别时，我常常感到不安，心中充满不祥的预感。 我又一次在清沟子的秘密营地告别了与我并肩战斗多年的东满战友们，没有约定何时重逢。当我们向长白山地区进发时，这种悲伤潜藏于我们的喜悦之中。 在向长白山地区进发、我本该比任何人都更高兴的时候，注意到我脸上忧郁神情的魏正民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 我说没有，因为我无法用一句话表达全部心绪，也不想把自己的心情显露给别人。 魏正民以他自己的方式猜到了我忧郁的原因，说道：“对了，金日成同志，你不是最近才得知你弟弟哲柱去年去世的消息吗？真可惜！不过不要太悲伤了。请振作起来。” 说实在的，失去亲人的痛苦是难以忍受的。那时我甚至不知道我最小的弟弟永柱、我在异国满洲唯一的亲人的下落。也许正因为在这悲伤之上又不得不与战友们告别，我看起来才更加哀痛。 魏正民为转移我的情绪，开玩笑地说：“治心病最好的药方是幽默，金同志。我给你讲讲我和我妻子过去吵架的事吧。你最好听听这些夫妻生活的平常事，以便将来参考。你总不能一辈子打光棍吧，对不对？” “你说得对，”王德泰附和着魏正民的玩笑，想逗我开心。“二十四岁的人已经过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天知道，金司令是不是因为要和心上人分别而心里难受呢？” “看来是这样，”魏正民高兴地说。“既然你提到分别，那我就给你讲一个中国古代的故事吧，‘折柳’，一个关于告别的爱情故事，而不是夫妻吵架。” 1. 他接着说，如果我照故事里说的去做，命运就会向我微笑。 2. 这个故事出自汉代。据说汉朝都城有一座桥。魏说，人们与朋友告别时，总是来到那座桥上，折几根柳枝送给朋友，作为吉祥的征兆。 3. 这就是中国送别时折柳赠别这一习俗的由来；魏说，他的村里人也沿袭了这一习俗。他劝我在与亲爱的人民告别时也照此行事，以便他们交上好运。 4. 对我来说，柳枝象征着故乡：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即使与人们告别之后，也应该看着柳枝，记住自己的家乡和父老乡亲。 5. 如果我要给在北满严寒中与我告别的每一位同志都送上一根柳枝，那我就得折一大捆。我到底到哪里才能收集到那么多柳枝，又怎么能借此排遣我的愁绪呢？无论如何，我很感激魏给我讲了这个故事，以宽解我的心情。 6. 一次，崔昌杰在古榆树柳树成行的堤岸上，在与我告别之前说：“我要像坦斋与南冈分别时那样，像风一样悄然离去，不举行任何仪式，也不办告别宴会。” 7. 崔提到的南冈，是柳成学的笔名；坦斋，是申采浩的笔名。正如我前面已经提到的，柳是我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从早年起就毕生致力于爱国教育和慈善事业。就连年轻一代也知道，松禾的峨山学校就是柳创办的。在松禾，他照料那些出国的独立志士。正因如此，他和申采浩成了亲密的朋友。 8. 在柳的诚恳请求下，申采浩曾在峨山学校讲授朝鲜历史和西方历史。他的讲课非常出名，以致声名远扬，经常成为吉林学生激烈演说的主要话题。 9. 1910年12月末，当我国完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时候，申正在峨山。有一天他突然对柳说：“思来想去，我必须离开这个地方。” 10. 柳很吃惊，试图挽留他。他说：“啊，这么冷的天气，为什么要突然走呢？非走不可的话，等开春再走吧。” 11. “我必须走，因为我讨厌看到日本人。” 12. 第二天，申就像风一样离开了松禾，没有说何时返回。显然，申经中国去了俄国。 13. 柳对申的离去感到遗憾，自言自语道：“真是个了不起的人！连跟我道别都不说一声就走了，我本来还可以给他出些路费呢！” 14. 他每次送别独立志士，都要举办盛大的告别宴会，并且慷慨地提供旅费。因此，他与申采浩连握手都没握就分手，自然会感到这样的遗憾和悲伤。 15. 这就是崔昌杰在赴柳河之前提到的那件事。 16. 金镐说，申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跟柳成学说，真是太无情了。但崔昌杰反驳说，如果他不知道申的为人，就不该这么说，申有一颗温暖的心，把柳当作最亲爱的朋友。他解释说，申之所以匆忙离开松禾，连一声道别都没说，是因为他不想给自己的朋友增添负担。 1. 独立斗士们，实在无法忍受离别之痛。 赵志革说得对。申采浩是个性情刚烈的人，同时也是李成焕的忠实朋友。 不仅赵志革说他要效法申采浩，金元宇、吕永春以及其他战友们，也都在接受新的任务与我分别时，像申采浩一样销声匿迹。 我的战友们，全都像这类人物。 2. 在后来于东满作战期间，我经常把经过训练的、优秀的军政干部、我珍爱的警卫员以及宝贵的人员，派往北满和南满各个需要人力支援的武装部队。每次那种令人泪下的分别，都撕扯着我的心。更糟糕的是，当我得知这些战友牺牲的消息，以及他们牺牲的时间、经过时，我的心灵深处便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基于这一体验，我感受到了革命同志情谊的炽热温暖，并认识到同志在革命者生命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3. 因此，在解放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常常对干部们说，革命同志情谊比父母与子女之间、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朋友之间的爱更为珍贵。 4. 一个人不经过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便不能体验到同志之间真正的爱；不在战场上硝烟弥漫、生死一线的阴影中与同志同甘共苦，便不能理解这种爱。 5. 即使在最艰难的逆境中，即使不得不连续数天只靠饮水充饥、进行血战的时刻，我的战友们也都会把偶然在雪地里找到的野果彼此相让。 6. 正如关于龟奴和禳女的悲伤传说所表明的那样，爱越深，离别的悲伤也就越大。正因如此，革命同志之间的离别才令人不堪忍受。 7. 无论这种离别多么痛苦，难道我能避免吗？没有离别，革命便不可能成功。 8. 当我想到每一位战友都将奉我的命令，奔赴不同的方向时，我的心仿佛在燃烧。 9. 吴泰松和赵锦山这两个年轻的警卫员，并不了解我内心的苦衷，他们一想到要奔赴祖国，便兴高采烈地跟在我身后，然而我知道，我必须把他们中的一个人派往北满的一支部队。 10. 傍晚时分，经过长途行军，我们抵达了青沟子的秘密营地。 11. 许多人从林中木屋里涌出来，围住我们，热烈欢迎我们。他们都是必须留在北满的汪清、珲春的同志，以及要被送往苏联的伤病员和老弱人员。 12. 一个小女孩向我奔来，喊着我的名字，紧紧抱住我的胳膊。 13. “这是谁？连你也来了！” 14. 我把她抱起来，凝视着她的小脸。她是梁松龙的女儿梁桂冬尼；她在汪清游击根据地失去了父母和祖母。 15. “将军，听说您要来，我就来了。您是要去白头山，对吧？” 16. “哎呀！你怎么知道的？” 17. “李明万叔叔告诉我的。他说，我们大家都要跟您一起去朝鲜，将军。” 18.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只见李明万拄着拐杖，在人群中微笑着站在那里。我一时窘迫，竟说不出话来。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过，他曾是汪清游击队的连长。以他的资历和能力，他完全能够胜任营长或团长的指挥职务，但当他截肢后便被退伍，转入二线。尽管伤口尚未完全愈合，他仍以乐观的态度生活，在兵工厂修理武器。 19. “将军，我说得对吧？我在这里待着，已经听到了您在那边说的所有事情。” 20. 他滔滔不绝地谈了一会儿，然后请我给他讲讲南湖头会议的情况。 21. 卸下行装后，我把秘密营地里的所有战士和群众召集起来，向他们传达了南湖头会议作出的决定。 22. 大家都高举手臂，欢呼起来。当我宣布共产国际将间岛反“民生党”斗争定性为“左”倾错误，并宣布朝鲜人民为朝鲜革命而斗争的不可剥夺、不可侵犯的权利时，他们流下了眼泪，说现在他们可以回到祖国和故乡，在日本帝国主义者面前，在祖国打一场决定性的战斗。 23. 所有出生在异国他乡的人，都如此渴望见到祖国，以至于无法抑制自己汹涌的情感。在集会上，有人自豪地谈起了白头山。 1. 似乎谁也没有想到自己会留在北满洲。他们越是激动，我就越是感到难堪，因为我不得不把真相告诉他们。然而，我还是提出了有必要进行一次痛苦的告别。 “同志们，请回忆一下！在武装斗争的辩证过程中，每当出现新的形势，我们就不得不彼此告别。今天也不例外，在南湖头会议标志着朝鲜革命新的转折点的时候，所以我们必须为这样的告别做好准备。‘二二六事件’之后，日本军事法西斯集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急于北进。你们很清楚，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包括齐齐哈尔在内的中国东北，并不断在苏满边境进行挑衅，寻找入侵苏联的借口。北满洲的游击队正努力巩固抗日力量，以应对这一局势。但他们由于核心力量不足而遇到很大困难。所以他们曾几次请求我们援助。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全部人都前往白头山，同志们，那会发生什么呢？” 我停顿了一下，环顾房间片刻，看他们是否理解我的意思。我能听到观众席一个角落里传来不安的低语声。这低语声从一张嘴传到另一张嘴，直到变成一片喧哗，在整个屋子里回荡。我预料到会有激烈的反应，但这种反应却让我十分困惑。我无法轻松地继续讲话，因为他们的反应预示着我们离开将面临真正的困难。 但听众很快就安静下来，注视着我。我感到告别的时刻已经到了，便宣布了自离开南湖头以来反复思考过的改组方案。 “现在，王清团应在崔庸健同志的地区活动，珲春团应在第三军区活动。金策同志就在那个第三军区。这两个团的部分部队将与周保中领导的第五军在宁安、穆棱、威虎地区并肩作战。伤病员必须前往苏联治疗，以便尽早恢复。 “同志们，你们得原谅我。你们看，我来这里不是要带你们去白头山，而是来告别的。” 他们默默地盯着我看了几秒钟。与我预想的混乱而违抗的嘟囔声相反，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寂静笼罩着全场。在令人压抑的沉默中，他们平静地注视着我。这确实很奇怪。我比听到成千上万句直白的抗议更害怕这种沉默。但这种沉默没有持续太久。抽泣的声音打破了这奇特的寂静，从各个角落泛起。 我站在那些因告别宣告而沮丧的人们面前，不知所措。 但我发现崔春国是一个胸怀宽广的人，他曾在我手下担任政治干部多年。他安慰我说：“将军，您别担心。我们会妥善处理他们的事。请您去休息吧。”为此，他也得与我告别，并组织一个独立旅，以便继续作战。 把留在北满洲的工作托付给他之后，我去见了即将送往苏联的伤病员、老人和体弱者。在游击战争的岁月里，我们许多战士都负了伤或成了残废。他们都曾在游击区医院接受治疗，但撤离之后，治疗成了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曾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送到沙河闸和镜泊湖附近进行临时治疗；后来我们在清沟子建立了秘密营地，把他们全部集中到那里。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 幸运的是，魏征敏通过与共产国际有关组织谈判，找到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使我们摆脱了这一忧虑。这样，人民革命军的伤病员和体弱战士暂时获得了在苏联接受治疗的机会。魏征敏与共产国际进行了协商，就伤病员转移和交付苏联的技术手续达成了协议。多亏他的努力，派遣学生到共产国际所属学校也得到了圆满解决。当王清团和珲春团向北满洲各部队转移时，学生队伍将与伤病员队伍一同前往苏联。 我们计划从我们部队中组成两个伤病员、老弱和孤儿队伍，分批送往苏联。王润成将护送伤病员到边境，由几名战士陪同。 由于这件事是我们在南湖头自行决定的，清沟子的伤病员对此一无所知。 当我去看望伤病员时，卢万曼出乎意料地拄着拐杖出现在我面前，拦住了我的去路。 1. 将军，这真是晴天霹雳！您是说，连我也必须去苏联吗？ 他的声音从一开始就很大，脸颊也因激动而抽动着。 “冷静点，吴曼同志。坐下。” 我把他扶到森林里一棵倒下的树上。 李紧紧抓住我的胳膊，恳求道：“将军，请让我在您身边为革命工作到死吧。我虽然只有一条腿，但还能射击、修理武器。我还有一张嘴，可以发表演讲，鼓动人们投身革命。难道当我的同志们正在经受苦难、流血牺牲的时候，我却要在苏联过安逸的生活吗？” 当然，我对这位前游击队连队指挥员、一个性情暴烈的汉子会有这样的反应早有预料。事实上，他正是为了革命才失去了一条腿。 我握住他的双手，说道：“如果你这样闹，其他伤员会更加固执。一想到那些不得不离开抗日武装斗争队伍的人，我也感到痛楚。你一直身体有残疾。在游击区，你虽然不舒服，但还能勉强坚持；可是在新的战斗形势下，我们必须跳出篱笆，像红褒童那样，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你以这样的身体状况，怎么能跟上部队呢？” 我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但他却一句也听不进去。 “将军，我绝没有想过在革命已经胜利的国家里，靠别人给的面包过安逸生活。如果我想到的是享受奢华、不参加革命，那您以为我为什么会用全部家产买来一盒勃朗宁手枪，参加游击队呢？将军，求求您，看在慈悲的份上，带上我吧！我不想当掉队的人。” 吴曼是个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者，他害怕从革命队伍中掉队，胜过害怕死亡。但他的思维方式中也有过于极端之处。去苏联并不意味着他就会放弃革命，或者去过奢华生活。只要他能有充足的时间在安全环境中接受治疗，然后装上假肢回到我们中间，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无法反驳他的恳求，我默默地在雪堆中来回踱步，满怀感情地回忆起在汪清的日子，那时我和他一起守卫着游击区。然而，这痛苦的沉默却打动了他。 他端详了一会儿我的脸，突然把脸埋进我的胸前，说道：“将军，您是在为我担心。好吧，我去苏联。到了那里，我要面向白头山，每天为您祈祷胜利。”说完，他痛哭起来。 与我告别吴曼的痛苦不相上下的，是我与梁圭东女（音译）的分别。这个小女孩听说必须去苏联后，一直哭个不停。我在清沟子秘密营地期间，无论到哪里都带着她，和她同桌吃饭，让她睡在我身边。就在我们离开营地的前夜，小女孩没有睡觉，反而在被窝里絮絮叨叨说个不停。 “将军，他们说苏联比这里还冷，是真的吗？” 她大概听说苏联有冻死人的苔原。 “别担心。你要去的地方，不会比这里更冷。” 1. 听着屋外北满风在木屋中呼啸的声响，我一边回答，一边感到心都要碎了。我觉得，把这个孤儿从一个异国他乡送到另一个异国他乡，实在太残酷了。 但是，她所想象的那个满是暴风雪和刺骨寒风的土地，却是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可以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害。她要摆脱那个欺凌和压迫正直人民的诅咒世界，像云雀一样欢快、像雄鹰一样自由、像鸽子一样幸福地生活在那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等她长大以后，她要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为革命而战。这个念头，在我把梁圭冬娘和那些可怜的孩子们送往苏联时，成了我的慰藉和希望。 “乌曼叔叔对我说，将军，您在长白山打仗的时候，一定会每月一次、绝不例外地来看我。是吗？” 大概李乌曼在她坚决反对去苏联的时候，对她撒了谎。 我一时语塞，只是凝视着她那双清澈的眼睛。我从未像这次这样，被一个孩子的问题弄得如此不知所措。 然而，幸好她替我解了围。 “将军，如果您离开长白山来看我们，您不在的时候，日本人会杀害更多的朝鲜人。请您不要来看我，请您一直留在山上。” “你真是个好孩子。我不会离开这座山，就像你说的那样，我要为杀害你父母的敌人报仇。” 我不由自主地把小女孩抱在怀里。她依偎在我身上；奇怪的是，她在发抖，也许是因为她脑海里闪过了过去无数父母被杀害的惨景。 2. 我相信，她希望我不要离开长白山的愿望，反映了全体朝鲜人民的愿望和心声。 “将军，”过了一会儿，小女孩说，“我听说长白山太高了，像我这样的孩子爬不上去。所以，与其去长白山，我还不如跟着乌曼叔叔去苏联，他们是这样说的。” 我默默地用手抚了抚她的头。我在心里说：我亲爱的圭冬娘，以后再到长白山来吧，到那时，我们的国家就会变得像苏联一样适合居住。 那一夜，我彻夜未眠。第二天等待着我的那一场场含泪的告别，一齐涌上心头。我该怎样和他们告别呢？我是该像故事里那样，折下这里的树枝，每人送一根，还是该像申采浩那样，悄然离去呢？ 黎明时分，崔春国来看我。 “将军，您什么时候动身？” “今天一早，吃完早饭就走。关地的部队一定在急切地等我。这里的同志们怎么样了？他们平静下来了吗？你们也很快就要向北挺进了。” 梁圭冬娘整夜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如今到了告别的这一天，却睡得正香。 “请您不要为我们担心，将军。我们在北满会打好仗的，您就放心地走吧。” “多么出色的同志！正因为这样，告别才让我如此痛心。还有你，春国同志……”我喃喃着，只是久久地望着他，然后紧紧握住他的手。 “能这样和你告别，我心里轻松了一些。但没能见到韩亨权同志就离开，我感到遗憾。如果你在北满有机会见到他，请代我向他致意。” 1. 我们没有举行告别宴会，而是简单地一起吃了顿早饭，便相互道别。正如崔春国所说，清沟子的同志们面带笑容一直把我送到关帝。只有梁京东尼哭得很伤心。 2. 直到今天，我一回忆起那天把那个九岁的小姑娘交给卢云万，然后迈着沉重的脚步离开清沟子的秘密营地，心里仍然感到一阵阵的酸痛。 3. 后来我听说，卢云万和那个小姑娘在第一批或第二批撤离人员中去了苏联。此后很长时间里，我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直到祖国解放之后，我才从游击队缝纫组的一名女战士、原在清沟子缝纫组、后赴苏联、解放后回到祖国的赵文锦那里，再次听到了他们的消息。尽管得知消息的时间已经很晚，但得知他们身体健康，我感到非常高兴。 4. 梁京东尼现在大概有七十岁了，也就是说，她已步入人生的暮年。 5. 在我眼前，她仍然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形象：她是一位前营长的女儿，因被指控为“民生团”成员而长期在精神痛苦中煎熬。我眼前浮现的不是这位年近七十的老奶奶，而是一个九岁的小姑娘。我无法把她想象成一位老奶奶。那只小鸟般叽叽喳喳、吵着要跟我上白头山的小姑娘的形象，至今仍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6. 清沟子的告别之所以没有过于艰难，是因为崔春国在动身北上之前已很好地对部下做了思想工作，但从关帝向北满各部队送别金若荣的部队和吴振宇所属的部队，却极为艰难。 7. 吴振宇所属的部队不顾一切，坚持要随我一同前往白头山。 8. 我曾多次劝说他们，但他们表示，他们将去北满，只是陪我们走到安图。珲春青年志愿队的一个排也坚持同样的要求，并请求我的许可。按照我的指示，在珲春参与策动伪满洲国士兵起义的黄贞海就在那个排里，并积极设法争取我的同意。 9. 我和他们谈了几个小时，详细地说明了北满的局势。 10. 由于魏正民对珲春青年志愿队那个排非常羡慕，我已决定将这个排调拨到他的部队。吴振宇所属的部队离开米镇时情绪低落。我和魏正民在米镇一座风很大的山丘上含泪送别这支部队时，我内心也为这离别之痛而流泪。 11. 向那些被单独派往北满抗日联军各部队的同志们道别，更加令人心碎。新组建的这些联军部队，因缺乏军政干部而面临巨大困难。根据他们的请求，我向他们派遣了韩亨权、张哲、朴吉成、朴乐权、金泰俊等干部，还有我的勤务员吴泰成。实际上，我把在间岛一带精心培养的全部干部都移交给了他们。 12. 吴泰成是吴振宇的弟弟。吴泰成在十里坪少年先锋队时，他的哥哥们 1. 一个接一个地参加了游击队；他羡慕得不得了，主动要求当我的勤务员。 当我告诉他要去北满洲的一个部队时，他起初只是笑了笑。他好像把我的话当成了玩笑。但当他意识到我是认真的，几乎流下眼泪，说：“将军，您为什么要把我派走？我不去。我不去那里，革命就会失败吗？请允许我留在您身边。” 那个平时对我的任何命令都回答“是，将军”，并以爽快服从让我满意的勤务员，在那次却几乎显得粗鲁。 我费了好大一番劝说，才终于把他送到了北满洲的一个部队。 尽管他一再坚持自己的道理，但在告别的那一刻，他也像成年人一样安慰我。当他看到我眼里含着泪水时，甚至开玩笑说：“没有我，将军，金山会像我一样伺候您吗？” 在我们告别的前夜，吴泰成整夜和我的另一个勤务员崔金山低声交谈。 我通常每天深夜才睡，黎明前就起床，但那一夜我早早吹灭了灯，替即将远行的勤务员躺下了。两个勤务员整夜低声交谈，天亮时才离开房间。 我对他们的低声细语感到好奇，便竖起耳朵听。 “金山，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更好地照料将军。”吴泰成低声说。金山只是叹了口气。 “在长白山，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弄到辣椒酱，让将军每顿饭都能吃到。只要你努力，很容易就能弄到，因为那里住着很多朝鲜人。你知道将军有多喜欢这个吗？可我们从来没给他吃过。我们实在不配做他的勤务员。这些事在我离开将军时，一直压在心头。” “我会照你说的去做，所以你放心地走吧。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崔金山的声音在颤抖。 “嗯，我也不太确定。对了，金山，你到了那里以后，请去拜访一下平安道的人家。他们家里也许有腌鱼之类的东西。我听说将军喜欢那种腌菜。我本来打算在长白山弄到，尽量让将军吃个够。” 清晨送走吴泰成后，我在一本书的页间发现了他留下的纸条。 亲爱的将军： 我非常抱歉，在您为解放祖国而长年累月、从未安睡过一个夜晚的情况下，还要这样打扰您。但我会在那里勇敢战斗，请您不要为我担心。遇到困难时，我会回想您常说的那句话：“让我们忍受这些苦难，以夺回祖国。” 我将毫不犹豫地献出生命，为民族解放这一神圣事业作出微薄的贡献，并始终保持对在您慈爱抚育下成长起来的祖国的纯洁忠诚。所以，请您不要为我担心。请您保重身体，亲爱的将军。 这绝不是一个年轻勤务员能写出的如此深沉的纸条。 我的所有战友都像他一样忠诚、热忱。那天，魏正民含着泪说，他在从南湖头经清沟子、关地前往密山镇的途中，才真正体会到朝鲜同志之间友谊的温暖。他说： 1. “金日成同志，常言道，坚强的将军手下没有懦夫，您的部下个个都像一个人那样勇敢、心地善良。我是多么羡慕您啊！就说黄哲海吧，他是个多么有魅力的年轻人啊！” 我把任云海作为炊事员，和从珲春青年志愿队来的一个排一起，调给了魏正民。在和魏正民出发、与我告别时，黄哲海和吴泰成一样，悲伤得难以言表。 即便如此，他也含着泪安慰我说，他会像我所请求的那样，好好照顾魏同志，并信守当时立下的誓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把魏同志保护好。 魏正民生病危重时，每次遇到敌人“讨伐队”，黄哲海都背着他，冒着生命危险浴血奋战，救了他。因此，魏正民在临终时，还深情地呼唤着他的名字，说：“即使在另一个世界，我也不会忘记你，哲海，以及那些为我做过事情的朝鲜同志们。你们要英勇战斗，直到和金日成同志一起凯旋归国的那一天。” 然而，魏正民如此感激、难以忘怀的黄哲海，并没有回到我身边，而是埋葬在了满洲的荒野里。每当我回忆起黄哲海，就会想起从南湖头到白头山那数千里迂回南下的行军。在青沟子秘密营地里，他像孩子似的跺着脚，说要跟我走。他一直送我到密山镇，然后才和魏正民一起离开。我觉得，在漫长的行军中，我对黄哲海同志的爱加深了。 从南湖头到白头山数千里南下行军中，我把多少战友送到了北方啊！朴吉成、韩亨权、张龙山、全万松、朴泰华、崔云俊、吴泰成、吴世永、金泰俊，以及无数其他战友，都把他们年轻的生命，献给了南北满洲的山野。 我也回忆起张龙山的牺牲，他是一名神枪手，心地善良；可惜，我再也没有见到从小就一直在我身边跑前跑后的吴泰成。他是他哥哥吴仲鹤的疼爱对象。当我向吴泰成告别时，他哥哥当时正随第一师第二团远征珲春，连他去北满洲的出发都没能见到。 有一次，在白头山区，多亏了金山，我津津有味地吃了煮青玉米和虾酱。那饭菜并不算特别好，但我吃得饱饱的，因为我想起了吴泰成最美好的愿望，以及其中蕴含的深情。 兄弟俩，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作战，我坚信，在民族解放的那一天，他们一定会重逢，并为自己卓著的功勋而自豪。但两人都在异国他乡的荒凉之地牺牲了，再也没能回到祖国。 正如我们所期待和相信的那样，那些牺牲的同志们，展现了朝鲜革命者的气节，在南北满洲各地，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英勇不屈。 在青沟子秘密营地那次含泪分别一年半之后，我见到了崔春国；五六年之后，我又见到了其他一些人； 还有一些人，是在解放的祖国见到的。他们都庄重地缅怀那些牺牲的战友。 所有幸存的战争参与者都来向我讲述了他们光辉的业绩。其中一些人作为无敌英雄部队的指挥员立下了赫赫战功，另一些人则作为连长、营长、师政委等杰出的军事政治干部，建立了卓越的战功。但他们仍然保持着旧日的习惯，向我倾诉着对我的眷恋，流着泪说：“将军，我们离开了您，就像孩子离开了父母一样。我们一直都在非常想念您。” 当我回忆起那些没有回来的战友时，他们像抗日战争时期那样，温暖地安慰我说：“将军，您不要太难过。要夺回国家，怎么可能没有牺牲呢？那天的分别，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后的告别，但他们不会为自己的牺牲而后悔，因为国家已经换来了。” 如今，我已在这份同志之爱中生活了八十年。牺牲的同志们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但他们使抗日革命的历史、使祖国的历史更加鲜活。因此，我并不后悔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把战友们派往南方和北方，而与他们告别的那些令人伤感的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