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第3卷·第9章 首次北满远征·3. 翻越老鸦岭山脉

3. 跨越老岭山脉 我们在敌占区的活动结束后返回了游击区，但不得不背着行囊离开汪清。北满的周保中派来信使，请求我们给予援助。我非常认真地对待他的请求。他是一位中国朋友和战友，自我们共同从事抗日士兵委员会工作以来，一直与我密切联系，为共同事业而战斗。洛子沟战斗加深了我与周保中的友谊。他比我年长十岁。我视满足他的请求为一项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便匆忙为进军北满做准备。 1934年10月下旬的一天，大雪纷飞，从汪清、珲春、延吉士兵中挑选出的三个连共一百七十人的远征部队，从肚头拉子出发，开始跨越老岭山脉。 大自然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山脉划分国家，分割省县。有时，一道山脉屏障也标志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 老岭是一道陡峭的山脉，将东满与北满、南满分隔开来，将北间岛与东间岛分隔开来，也将东间岛与西间岛分隔开来。南北坡的地形特征形成鲜明对比。南侧是一系列陡峭的山丘，北侧则是辽阔无垠的平原，这种平原只有在朝鲜西南部的湖南地区才能见到。老岭以南东满地区的大多数居民来自咸镜北道，而老岭以北的居民则多来自庆尚北道和庆尚南道。 从思想觉悟水平来看，北满人民反而落后于东满人民。因此，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也不如东满高。有一天，周保中坦言，对北满人民进行政治启蒙工作比对东满人民进行唤醒工作更为困难。这是北满共产党人在其活动中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即使我们能稍微减轻他们的负担，也有利于中国东北革命的协调发展。 我们原计划在满洲南部、北部以及东满和祖国本土开展大规模行动。从斗争一开始，我们就坚持与邻邦单位密切合作的方针。这正是我们把与李红光、李东光会师作为进军南满主要目标之一并努力实现之的原因。帮助北满，也就是帮助在这一地区开展游击斗争的朝鲜共产主义者金策、崔庸健、朴翰宗、李学学、李箕焕等人。 远征部队从一开始就群情激昂。新地方的前景总是能唤起五彩斑斓的幻想。况且，士兵们大多在十八至二十岁之间，因此充满好奇，渴望冒险。我率领着这支部队，也与他们一样感到自豪和喜悦。 但自远征部队从肚头拉子出发的那一刻起，一种不安的感觉就萦绕着我，似乎拖住了我的脚步。我们离游击区越远，我就越感到不安。 当时，东满的游击区尚未完全摆脱敌人的包围。长期“特别治安肃正计划”是日本帝国主义在遭受朝鲜人民革命军夏季攻势挫败后，为通过持久战围困并消灭我们而制定的一项大规模“讨伐”行动方案。该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将一九三四年九月至一九三六年一月这十八个月划分为三个阶段，在朝鲜人民革命军夏季攻势失利后，敌人计划在我方活动地区发动攻势。 1. 公众治安相对比较安定，他们得以继续下去，直到粉碎人民革命军的最后一个据点。他们通过在一个长时期内逐步扩大占领地区而实施蚕食式包围的这一图谋，能够有效地绞杀和窒息革命。 2. 当然，我们向北满洲的远征，将在日本军队的包围图谋上打开一个巨大的缺口。 3. 同样严重地威胁着游击区的，是在整个间岛地区正在进行的极“左”反“民生团”斗争。这一斗争完全违背了东满党组织最初设定的目标，被利用来满足某些野心家、钻营者、民族主义者和领导层中的宗派主义事大主义分子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的阴谋活动从内部瓦解革命队伍，并威胁着游击根据地的本身存亡。 4. 清洗运动那无情的铁棒，每天不分敌我地大批惩罚忠诚、纯洁的革命者和爱国群众。游击根据地里的大多数战士和群众都被怀疑卷入了“民生团”事件。 5. 更糟糕的是，反“民生团”斗争的矛头是指向朝鲜人，特别是针对在党、军队和群众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干部和骨干分子。清洗的枪口始终指向群众所信赖和追随的领导干部、战士和最积极的工人。例如，汪清县委书记李永国以“民生团”成员的罪名被处决。汪清营指挥官梁松龙被关押，并被指控为“民生团”成员，只是在我为他作保后才获释，但仍受到监视。间岛地区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们就是这样利用清洗运动的借口来图谋陷害真正的革命者。县委军事部部长李明均、第一区委书记李云鹤以“民生团”成员罪名被判处死刑，他们逃出了游击区。 6. 当十月末来临的时候，满洲里下起了大雪，刮起了强风。自古以来，北方人就把这风叫做西伯利亚风。 7. 我们离开秃头崴子的那天，刺骨的寒风也在怒号，仿佛要阻止我们翻过老爷岭。老爷岭山脉看上去像一支搭在弓上的箭。这个山脉的名称可以译为老爷岭，它表明一座非常高峻陡峭的山脉。我们花了一整天攀登它。宋林经常抱怨山太陡了。 8. 在我们翻山的时候，高普倍以展示他的才能，极大地鼓舞了同志们。我前面已经简要地提到过，当董昌荣在龙井监狱的时候，高普倍为了让自己被警察逮捕，掏了口袋，并冒险在监狱里与董昌荣会面，向他传达了我们的意见。他手特别快，例如，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偷走”一个大市场里所有的钱。他如果下定决心，凭着这种本领完全可以过上奢侈的生活，比百万富翁还富。 9. 对这样一个人物来说，进入山中投身于革命熔炉，是一件神秘而真正值得赞扬的行为。 10. 然而，他灵巧的双手只是他的一种才能。他最出色的成就是他的口技和喜剧才能。他把双手放在嘴唇上，能发出各种声音，还能扭动脸，把眼睛和嘴唇歪到一边。当他演这种滑稽把戏时，就连非常直率、不善交际的第二军团军团长王德泰也会张大嘴，爆发出哈哈大笑。当他单腿跳、另一条腿蜷起来的时候，没有人能忍住不笑。 11. 当他背着口袋，哼着乞丐调子，在市场和街道上闲逛时，他看上去像最愚笨的人，所以他轻而易举地就能欺骗敌人。 12. 他经常在到城镇和村庄去侦察敌情时运用这种灵巧和伪装的艺术。由于这项活动，他得到了“普倍”（宝——译者注）的绰号，显然是因为他像宝物一样宝贵。他这样的人为数不多。 他的战友们都用他的本名称呼他。连我也用他的绰号叫他。他的本名甚至不广为人知。有人说他出生在咸镜北道，也有人说他来自咸镜南道或江原道。高普贝本人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来自哪里。有人问他出生在哪里，他总是回答说，自己出生在朝鲜的一个沿海村庄。他不知道自己的故乡，因为他还在婴儿时就来到了满洲，而且父母很早就去世了。他从童年起就饱尝艰辛，所以无论什么任务都能承担。如果需要，他能做铁匠、泥瓦匠或理发师的工作。 有一段时间，高普贝在满洲北部和东部之间担任联络员。他从不随便谈论自己做的事和去过的地方。当战友们问他：“普贝同志，你现在在干什么？你是游击队员吗？”他回答说是。当他们问他：“你是检查员吗？”他也回答说是。他总是带着那种古怪的笑容回答这些问题，以至于战友们弄不清他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这就是高普贝保守自己任务的独特方式。 正如高普贝无条件地跟随并尊敬我一样，我也绝对信任和热爱他。当我们攀登老鸦岭时，两架日本双翼飞机低空飞过山顶，然后飞走了。显然，一直追击我们的“讨伐队”已经把我们远征队的下落报告给了他们的指挥部。 那一天，从早到晚下了异常大的雪。老鸦岭以北的所有山脊和山谷都被深雪覆盖，我们甚至无法分辨出一条山谷和另一条山谷。更糟的是，下午刮起了大风，就连熟悉地形如同自己家前院一样的高普贝，也完全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更不用说那些对北满洲完全陌生的人了。我们在距八道河子二十里的地方迷了路，便停止了行进。在无情的大雪和严寒中，我部下的目光都注视着我的脸。一向开朗的高普贝站在我面前，垂着双肩，仿佛犯了罪一样。 “每年都有一些旅客在这座山口迷路，被雪堆掩埋而死。去年，有七八名中国抗日民族解放军战士死在这座陌生的山上。也许我们应该退回一个村庄，在那里住一晚，等暴风雪过去，再继续行进。” 他望着被白雪覆盖的老鸦岭北部山谷，烦躁地望着，怯生生地提出了这个建议。 我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撤退，将是毁灭性的。 “不，我们不能那样做。你在这双鞋都磨破的地方，没有什么可害怕的。这里是老鸦岭，不是哈尔巴岭或牡丹岭，我们在这里别无选择，只能找到路。我们只要一直朝北走，用我的罗盘就行了。你没什么可怕的。振作起来。北满洲的同志们在等着我们。” 我的话使高普贝振作了起来。他冲在队伍最前面，在雪中奋力开路，嘴里发出马达引擎的声音。听到引擎声，远征队的所有人都放声大笑，笑声回荡在老鸦岭上空。 我们一直行进到第二天，发现了一个小小的中国村庄。我们刚进村，驻扎在附近村庄的日本军“讨伐队”就对我们发动了突然袭击。这样，我们在北满洲打了第一仗。 在北满洲，日本军“讨伐队”或伪满洲国军从未与人民革命军交过手。他们的对手只是那些一看到日本军就发抖、抱头鼠窜的当地土匪或山林暴动者那样的乌合之众。 习惯于通过简单追击来消灭敌人的日本“讨伐队”，那天傲慢地攻击我们，把我们当成了当地土匪或山林暴动者。我们迅速占领了一座山丘，还击敌人，并派一个排从背后攻击敌人。敌人遭到沉重打击，完全不知所措。这一仗，敌人伤亡惨重。 这一战的消息被敌人迅速传遍了北满洲。他们大为轰动，说是从满洲东部来了劳高里部队。“他们打得很出色。究竟是谁在指挥这支部队？会不会是金日成的部队？” ……袭击了东宁县城。”从那时起，报纸开始报道我们部队的情况。在那段日子里，敌人称我们的游击队为“共产党土匪”或“共产党”，或者含糊地称之为“反满州国军”。 远征部队赢得了战斗，但所有村民都躲藏起来了，因此我们发现自己完全失去了依靠，根本无法获得食物。如果我们要留在村里直到找到周保中，就必须了解敌人的动向。但我们既没有自己的情报网络，也没有任何熟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迈出下一步。甚至连高伯来也不知道宁安游击军的下落。我们离开了村庄，在一个陌生的山谷里过夜。第二天，高伯来和吴泰松去侦察，找到了周保中的营地。在那个山区营地里，我见到了正在接受医疗护理的周保中，他手下有二十到三十人。他在罗子沟战斗中受的迫击炮弹伤恶化严重，尽管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伤口仍未愈合。 周保中拄着拐杖，在部下的搀扶下走了出来。他从小屋走了相当远的一段路来迎接我们。 “你们看，我的情况还是很糟糕，”他悲伤地微笑着，举起拐杖，然后紧紧握住了我的手。“我很高兴能再次这样见到你们。希望你们能给我很多帮助。” 他的问候虽然简短，但他的声音和眼神却显示出他对我寄予了多么大的期望。 我与周保中的重逢，象征着抗日武装斗争历史新篇章的开端。这次会面标志着朝鲜人民革命军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部队进行全面联合斗争的开始。 正如我们高度重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合作一样，满洲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竭尽全力实施与朝鲜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联合行动。在“九一八”事变后，针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满洲各地成立了各种抗日义勇军部队，如抗日国民军、救国军部队、红枪会和大刀会等，并向日本侵略者发起挑战。朝鲜和中国的共产党人都高度重视与这些部队建立统一战线，并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我们通过不懈的努力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这里无需赘述。 1934年以后，抗日义勇军的活动逐渐衰落。当日本加强进攻时，许多抗日义勇军的指挥官带着他们的部队撤往中国内地，其他人则投降或沦为土匪。像石中衡等一些国民党人转向了共产主义。敌人称这些中国抗日国民军的部队为“政治土匪”。 在这种情况下，满洲的抗日武装斗争通过建立一支管理严密的军队，以及由朝鲜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游击队与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各种抗日国民军部队之间的联盟而发展起来。 周保中说，宁安抗日游击军的组建并不顺利，并详细作了说明。宁安游击军的骨干是当他离开罗子沟时跟随他的二十名抗日战士。当吉林省东部地区局解散，绥宁中心县委成立时，周保中负责其军事部门，并以他的二十名战士为骨干开始组建军队。很快，当一支朝鲜游击队加入他的部队后，人数增加到了五十人。经过多次谈判，他的部队与平南洋的部队合并了，平南洋的部队以二道河子地区为根据地。周保中推荐平南洋担任合并后部队的指挥官，而他自己则负责军事事务。 平南洋的真名是李景普。他被称为平南洋是有深刻原因的。“平南洋”意为“平定南方”。当时，日本侵略者集中在宁安县以南的地区。李景普打算与驻扎在该地区的日本侵略者进行决战。因此，他的部队被命名为平南洋部队，其指挥官李景普被…… 1. 名叫潘南阳。 2. 正如这段轶事所示，他既勇敢又富有爱国心。 3. 但是，尽管他抗日情绪强烈、为人勇敢，却因部下纪律涣散而陷入困境。这也困扰着周，因为他作为该部队的领导者，掌握着实际指挥权。 4. 当我与他见面时，周请求我代替他与潘南阳合作。 5. “潘南阳满怀英雄壮志，但他对金司令您怀有好感，因为他曾被一名朝鲜共产主义者所救。” 6. 我说，我虽然对他如此信任我而心怀感激，却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十分沉重。周微笑着说：“我只相信您那非凡的影响力，正是这种影响力说服了于司令和吴司令。” 7. 他同样担心与中国抗日民族主义武装部队的关系。 8. 宁安县及其周边地区，大大小小的抗日民族主义武装部队为数众多，其中许多都对共产主义者抱有敌意。这是宁安抗日游击队若要顺利开展行动就必须立即予以扫除的一大障碍。在大京城以西北湖头中心地带附近频繁活动的大平、四吉号、中华战、仁义侠等部队，都是曾与潘合作过、后来又与他决裂的抗日民族主义武装部队。这些部队对共产主义者怀有敌意，更糟糕的是，靖安军还胁迫他们投降，从而在这些部队与共产主义者之间打入了更深的楔子。很难预料他们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在通京城西北部一带从事匪帮活动的双山、中央抗日民族主义武装部队，正受到靖安军的威胁。在宁安以东的大刀沟地区，大大小小的抗日民族主义武装部队中实力最强的姜阿民部队，在日本军第十三旅团“讨伐”作战的惨痛经历之后，正在动摇不定。 9. 姜阿民指挥的部队曾被第十三旅团追击，逃往东满。这些部队曾抢劫粮食，并最终提出投降。我们的同志曾设法劝阻他们不要投降。 10. 周保中说，柴世荣在马场的部队已不如从前活跃。 11. 他抱怨宁安中华战事件的结果，该事件与王清关部队事件14相似，说这一不幸事件使他的部队无法公开活动。中华战事件是在周与潘合作之前发生的一件令人痛惜的事件。当潘的部队内部发生分裂时，叛乱分子向潘及其部下提供酒，然后解除他们的武装并逃之夭夭。潘当时连一支毛瑟枪都没有。为了重新装备这支几乎一无所有的部队，潘与其忠实部下在南湖头地区解除了正在寻求投降途径的中华战部队的武装。这一事件发生后，北满的抗日民族主义武装部队便将与潘南阳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宁安游击队视为敌人。 12. 归根结底，周的请求是，希望我在改善他与抗日民族主义武装部队的关系方面充当仲裁者，以便他的部队能够公开活动。 13. 周最为忧虑的是宁安地区革命运动的状况。他对这一地区革命未能得到发展感到恼怒，仿佛这是由于他自己的无能和疏忽所致。 14. “从东满人民的角度来看，宁安是个没有革命风吹拂的地方。我不明白为什么人民群众情绪如此低落。无论我们多么恳切地号召人民奋起投身革命，他们都与我们保持距离。你知道这里农民的态度吗？他们说，即使地主把他们榨干，他们也能活下去。他们说，如果进山，他们就能得到大量土地，既然他们可以种地谋生，为什么还要为革命流血呢？从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广阔的土地也许使他们高兴，但此刻却使他们的阶级意识变得迟钝。我不知道我们是应当为北满的广袤土地而自豪，还是应当为它的存在而感到遗憾。” 15. 我听罢，哈哈大笑。 16. “哈哈，四亿中国人民幸亏有这片广袤土地的存在。” 17. 周保中也开怀大笑，这使气氛缓和下来。 他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 “是的，是这样。广阔的领土和肥沃的土地是全体民族的福祉。我白白担心了一场。 金同志，我已经把我的难题跟你说了。请帮帮我。只有找到在宁安发展革命的办法，我才能安心入睡，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对他的难处完全能够理解。他是一个有能力、见识广博的人，但他的身体状况太差，难以承担北满革命这样艰巨的工作。他那化脓的伤口使他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更糟糕的是，他身边几乎没有骨干力量。 在八道河子的那间小屋里，我们用了几天时间讨论在北满发展革命的道路。我们得出结论：深入群众是解决北满革命中出现的许多困难问题的出路。唤醒群众并把他们动员起来，是使北满革命摆脱停滞的唯一途径。为此，我们必须开展群众政治工作，并加紧游击队的军事行动。武装力量将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革命将在斗争中不断前进。如果我们无所事事，不进行战斗，就什么也做不成。 不加紧军事行动，就不可能改善我们与反日人民游击队各部队的关系，争取它们成为盟友，也不可能恢复张中华事件中受到损害的潘南阳的威望。 我们确认，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意见一致。 我们在周保中的小屋里会面时，共产国际驻满洲特别代表吴平也在场，他向我们展示了从上海带来的六点抗日救国纲领。这份文件的原名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基本纲领》。该文件是以中国国民御侮自卫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由宋庆龄、章乃器、何香凝、马相伯等知名人士签署。吴平说，文件签署者自动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已有数千人签了名。 这份六点救国纲领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以中国保护者自居、企图侵占中国北方，蒋介石开始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之际，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统一战线政策。在中国革命中，共产党人也尽最大努力团结和动员一切民族力量。因此，我认为这份六点纲领是一份适时的文件。 我们与吴平就这些问题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全面讨论。在与他交谈中，我了解到中国红军已突破蒋介石的重围，在毛泽东的战略方针下，高举北上抗日旗帜，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革命在第一次内战失败后由退却转为部分进攻，并巩固了既得成果，这一事实极大地鼓舞了我们。 在中国内地开展的抗日救国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北上抗日强大攻势，将为朝鲜和中国革命者在满洲东部及其他地区的革命斗争创造有利条件。 周保中将其所属的一个排编入我部，以便共同行动。远征部队与这个排一起从八道河子营地出发。 几天后，在镜泊湖附近的石头砬子，响起了第一枪，体现了朝鲜和中国共产党的兄弟情谊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那支200余人的日本“讨伐”部队得知我军出现后，从北湖头出发，便成了我们机枪的靶子，在镜泊湖湖心被扫荡殆尽。 这次战斗之后，我们在放声沟地区又给日本军队以沉重打击。那个曾在北满广大地区屡战屡胜、吹嘘“不可战胜的皇军”的神话开始瓦解。这也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满广大地区实施其计划的突破口。 1. 东满游击区的围困。 宁安人民为我们的胜利欢欣鼓舞，并传播了“老高丽军”的消息。 宁安抗日游击队司令潘南阳在听到这个消息后，首先来拜访我们。当我们从南湖头一个区党组织的核心党员会议结束后，向西清沟子进发时——这些党员后来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予汪清游击队很大帮助——潘南阳突然与周的一个传令兵一起出现在我面前，甚至未做自我介绍就激动地连声说道：“祝贺！” 我下令行军纵队停止前进，并同他进行了非正式谈话。 “金日成司令，整个北满都在传颂你们胜利的消息。我的部下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高兴。请让我握一握那只使日本鬼子发抖的手。” 他用双手握住我的手，带着友好的表情直视我的脸。 “我接到报告，说我的部下在东京城以北的一些地方遭到了靖安军的袭击。每当我们遇到日本鬼子或靖安军，就吃尽苦头。一想到这些，我就气得血脉贲张。”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找个机会同靖安军较量一下？” “金司令，如果我们同你们一起作战，就会变得更加勇敢，并且向你们学习。” 2. 按照潘南阳的请求，我接纳他的40名战士加入我们的远征队，并把周的那个排连同引导潘南阳找到我的那个传令兵一起送回八道河子营地。同时，考虑到敌人“讨伐”行动造成的东满紧张局势，我也把延吉连的战士们送回间岛。 3. 潘南阳来我这里时，周还给他带来了一位从东满来的信使。这位信使向我们讲述了间岛的局势。 4. 当我们经过北湖头时，我命令部队在雪地上只留下一行脚印。因为我们必须经过敌人一个集结点附近，所以必须隐蔽我们的行迹。只留下一行脚印，意味着十人或百人一排的每个人都要踩着排头那人的脚印前进，看上去好像只有一个人走过。 5. 当他看到我们各连战士按照我的教导，像一个人那样行军、抹去行迹、在行军中分散部队、在村庄里安排士兵住宿时，潘南阳评论说，朝鲜人民革命军对游击战十分精通。 6. 与潘南阳部队一起，我们在新安镇地区摧毁了竹内中佐率领的两个靖安军营，在向阳指挥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另一支队伍配合下，在海浪河畔的一次联合战斗中消灭了另一支靖安军部队，并在老转家、八道河子袭击了靖安军的一个骑兵连和第六步兵连。 7. 这些战斗的胜利，使处境艰难的中国抗日民族解放军部队纷纷前来加入我们的远征队。 8. 在八道河子周的营地短暂重逢之后，我们于十二月下旬渡过牡丹江，应朝鲜人民革命军大平、四吉号、张中华、任义侠各部的请求，击败了一支靖安军部队，并突袭了新安镇的一个伪满洲国警察所。我们发动这些战斗，是为了再次把那些离开潘南阳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各部招回到宁安游击队中来。在主动积极地开展行动、连续打击敌人的同时，宁安游击队通过吸收志愿参军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各部和当地群众，不断扩充队伍。 9. “金司令，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我确信我们一定能打败日本鬼子和靖安军。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您对我的这份大恩。”潘南阳在新安镇与靖安军作战的那一天，紧紧握住我的手，充满信心地说道。 “别提这个了。我希望你们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军队是在战斗中磨炼出来的，不是吗？”我热情地鼓励他，紧紧握住他的手。 10. 在远征期间，我们还见到了柴世荣、姜爱民，并同他们讨论了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姜爱民被第十三旅击溃后， 1. 日本军队前往东满与我会面，后得知我们在北满作战便返回。对于一位屡遭败绩的指挥官来说，他显得难以置信地愉快而精神饱满。 2. “说实话，我去汪清请求您的援助。方振声说，他们也很困难，很抱歉无法帮助我。金指挥官，请您帮助我。”姜爱民毫不顾及自己作为大部队指挥官的体面，坦率地谈了自己的问题。 3. 方振声是我们来到北满后加入我军的一名中国人，后成为我军团长。 4. 通过与平南洋部队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反日人民游击队部队的联合行动，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为这次远征所确立的军事和政治目标，正相当顺利地得以实现。 5. 后来，我们结束远征返回间岛，听到了令人欣喜的消息：周保中成功以宁安抗日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五军。许多在北满深雪战斗中与我们结成牢固战斗情谊的中国反日人民游击队部队，加入了第五军。 6. 第五军的许多干部，都是我在北满远征时期的亲密朋友。平南洋任一师一团团长，后晋升为师长；柴世荣被任命为第二师师长，后晋升为副军长。姜爱民指挥第二师第五团。他的部队里有许多与我们并肩浴血奋战的朝鲜共产主义者。 7. 一听到第五军组建的消息，我就在脑海里想象着远在老鹳岭另一端的宁安大地，祝愿周保中取得成功。 8. 与罗子沟战斗一起，北满首次远征标志着我们第一次成功挫败了敌人的围剿计划，并为击败敌人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的进攻击溃了日军第十三旅团主力及驻宁安的靖安军部队。 9. 我们在北满洒下了许多鲜血。延吉连的政治指导员和年轻的勤务员李松林在战斗中牺牲了。这是我最为痛心的损失。 10. 李松林是我们来到汪清后招收的第一名勤务员。他因日本“讨伐”作战而成为孤儿。我们收养了他，抚养他，给他穿衣，教他读书识字。他已长成一个相当英俊的少年。他睡觉时总搂着我的脖子。梁松龙曾说过，一个成年的少年若要成为男子汉，就不应娇惯他，而应送他去少年军校。 11. 李松林哭着说他不去。 12. 自李松林开始去少年军校炫耀我给他的那支小手枪后，梁松龙便开始讨厌他。有一天，我们开会时，他偷偷去了学校，把在院子里玩耍的、满脸鼻涕的孩子们叫到柳堤上，炫耀他的手枪。他还没把枪拆开又装好，课间休息就结束了。当老师走进教室准备开始新课时，他大吃一惊，点孩子们的名。那些出去看李松林手枪的孩子们一个都没回来。 13. 梁松龙听说了这件事，就向我建议，说勤务员可能会出事，应该换一个人。但我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14. 李松林曾随我到过雄岩和钟城，在图们江后方山里住了很久。他是一名勇敢无畏、不怕死的勤务员。我记得他是在团山子附近战斗中牺牲的。当时我们遭到日军和靖安军的两面猛烈攻击。他在跑去向平南洋部队传达我的命令时，被敌人发现了。我看到了他死后的毛瑟枪。弹匣空了，他周围散落着几具敌人的尸体。他让敌人付出了他鲜血的沉重代价。我们哭得那样悲痛，平南洋也大声痛哭起来。 15. 当我从我们胜利的战场上发现李松林的遗体时，我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就是少年军校。 汪清，他曾像回到自己家中一样走访过这所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他是众多童年好友之一，彼此形影不离。 在北满洲安葬了宋林之后，我怎能再去见汪清的少年军团成员呢？我哽咽难言，喉咙里像堵了一块石头。 当战友们提议破开冻土将他安葬时，我劝阻他们不要用冻土覆盖他的身体，因为我总觉得他仿佛还会苏醒过来，依偎在我的怀中。我无法转身离去，明知自己不得不把这位小勤务员留在这片极度严寒的土地上。 当年翻越老岭山脉时还抱怨山势陡峭的李宋林，如今正静静地躺在山谷里，与战友们一起，倾听着新生活的歌声响彻广袤的满洲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