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第3卷·第9章 首次北满远征·1. 朝鲜人民革命军

第一次北满远征 朝鲜人民革命军 有产者与无产者 跨越老岭山脉 宁安回响的口琴声 天桥岭山脉的风雪 在人民怀抱中 1934年10月—1935年2月 1. 朝鲜人民革命军 这是基本的政治常识：有人，就有国家；有国家，就有武装力量。除摩纳哥等少数特殊国家外，几乎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拥有为自卫而设的国民武装力量。许多弱小民族之所以在殖民主义者几阵炮火的威胁下交出主权，被迫沦为其数百年的奴隶，正是因为它们没有武装力量，或者武装力量极为薄弱。 李朝的武装力量也被消灭了，它无力保卫国家。这支武装力量在镇压叛乱者时曾如此凶恶，也曾一度辱骂外国侵略者，但在投降时却一枪未放。我国的沦亡，既要归咎于这个腐败的政府，也要归咎于这支无能的武装力量。 为了收复国家主权，朝鲜的爱国者组织了独立军。一个被剥夺了主权的民族，必然要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以恢复主权。民族主义者组织了独立军，进行了多年的武装斗争；朝鲜共产党人组织了游击队，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我们这支小小的秘密武装力量，开始了抗日斗争的漫长征途，如今已在间岛各县发展为拥有团级兵力的军队。 在击退敌人冬季“讨伐”作战后，我们深切体会到有必要将反日人民游击队改组为人民革命军，并与其他地区游击队指挥员认真讨论了这一问题。鉴于形势的发展，将各县游击队合并为统一指挥，已成为迫切的必要，也是反日人民游击队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将反日人民游击队改组为朝鲜人民革命军，是一项革命性措施，它通过为扩大的游击部队提供统一指挥，提高其战斗力，从而更有效地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进攻。在明月沟会议上，建立一支大规模的革命力量成为我们讨论的议题。在那里讨论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前途时，我们一致认为，在初始阶段应组织游击营，在一段时间内发展其数量和质量，然后在适当时机将其改组为更大的革命力量。当然，这一问题在当时会议上并非主要议题。然而，代表们在会议内外都就革命武装力量的前途展开了热烈讨论。最热衷于建立大规模革命力量主张的是吴彬和朴勋。 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抵抗武装力量最初以小规模组织起来，逐步秘密扩大，待条件成熟时，再统一为单一指挥，这是通例。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部队从墨西哥流亡归来时，最初只有82名士兵，其中仅有12人生还。这些人带着七支步枪进入马埃斯特腊山脉，通过扩充队伍发展力量，随后闪电般地进攻哈瓦那，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 1933年下半年，鉴于在击退敌人冬季“讨伐”作战的马村作战中的教训，以及为保卫数万平方英里土地而进行的英勇战斗，将间岛的游击部队合并为统一指挥成为讨论的重要议题。 在总结作战的会议上，并非在九十日内坚守小王坪的全程与我们并肩作战的第二连、第三连指挥员，而是远离作战区的连队指挥员韩亨权，就各连队合作及部队合并的必要性发表了热烈讲话。 韩洪泉说，他所在连队在马村作战中的任务是阻止敌人越过老岭向东满推进，但他同敌人未打过一仗，未能对主力作战提供任何帮助。换言之，他暗示在敌人对游击区进行“讨伐”时，他的连队未能像理应那样从背后袭击敌人。 听他发言时，我进行了很多思考。他的发言是自我批评，但他本人毫无过错。他是一位干练的指挥员，以负责任的态度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为何要自责，说自己是一个缺乏热忱、革命原则和洞察力的指挥员？简而言之，他在总结中究竟想强调什么？当他自责目光短浅时，我作为他的上级，从马村作战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这一教训是：为根据不断变化的战斗形势组织各连队之间的协同配合，我们需要建立完善的指挥和参谋机构，而这就需要统一的指挥体系。他的意见归根结底是：人民抗日游击武装应纳入一个井然有序的指挥系统之中。 在整个挫败敌人进攻的斗争中，分散在多处活动的游击武装各自为战，彼此之间没有任何配合，也没有得到任何援助。 例如，在和龙县，据说敌人于1933年11月初对玉龙村游击根据地进行了“清剿”。其第一次进攻曾一度遭到猛烈反击而被阻，第二次“讨伐”作战则从11月底开始，仅持续三天。他们在那里进行的战斗仅此而已。从行动时间来看，敌人在玉龙村的“讨伐”作战比其进攻小王青大约早15天。此时，如果其他县的游击队尚未投入战斗，便按照互助原则袭击敌人后方，那么玉龙村的游击队击退敌人就会容易得多。 延吉县和珲春县的情况也大体相同。 这意味着什么？这说明，尽管为时已晚，但既然游击区在不同时期遭到敌人进攻，只要所有游击队通过有效的协调配合统一行动，本可以使他们的斗争变得轻松得多，只要他们拥有一个覆盖所有游击区和各县游击部队的统一指挥和参谋体系。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游击部队分别隶属于各县、各区，这种自发的、积极的配合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敌人冬季“讨伐”作战时期，游击军队的指挥体系对形势的要求反应有限。在此之前，游击部队一直由各级党委军事部门指挥。自游击运动初期，各县仅有一两个连队时，小规模战斗居多，这种按区、县指挥军队的体系尚无大碍。 但是，随着游击军队队伍的壮大，敌人的“讨伐”兵力从数百人增加到数万人，再选择只打小规模战斗已不可能。战斗并不总是交战一方可以选择的。当敌人不断增兵，挑起战斗时，我们不得不与之作战。 当敌人从几个方向调动这个师、那个旅、那个团，以大规模兵力进攻我们时，我们却分散在某个山谷、另一个山谷，既没有集中兵力，也没有互相支援；难道我们今后也必须继续这样打下去吗？在进攻大城市或城镇时，我们从各县挑选人员集中兵力；为什么要以县或游击区为作战单位进行防御战呢？这便是我在马村作战前后萦绕于心的想法。 一言以蔽之，游击运动需要一种与运动内容和范围相适应的新型武装力量。我们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将分散在各县、各区的武装部队置于…… 1. 单一体制。满足这一要求的最快办法，就是把反日人民游击队合并为一支大型革命军队。 姚营沟第四连队指挥员的一封信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由于情况所限，这位指挥员未能参加马泉战役的总结会议，所以他在一封信中回顾了本连队的工作，并把它送到了马泉。这位连队指挥员的勤务员吴振宇把这封信带给了我们。在总结马泉战役的过程中，我对合并反日人民游击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我曾多次与朱进、杨松龙等人讨论这个问题。 有一次我到杨松龙家里去，在那里弹起了吉他。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心情愉快或者无忧无虑。坦率地说，当时我心情很忧郁。虽然马泉战役以我们的胜利告终，但游击区却正遭受着令人心碎的痛苦。许多与我们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人都牺牲了。在废墟上重建房屋、开始新的生活，并不容易。 我去拜访杨松龙商讨军事问题时，他脸色阴沉地迎接了我。昨天的那个营长，因为被诬陷为“民生团”成员而遭拘押，至今仍怒火中烧。由于我们的担保，他没有被判刑，但也没有恢复原职。他正在小王清和罗子沟之间奔走筹粮；在敌人“清剿”行动中失去母亲和妻子后，他变得沉默寡言。 当我提出组建大型革命军队的问题时，他立刻精神振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说：“我认为问题就在于如何把各部队合并起来。” 他既没有说同意我，也没有说不同意，而是提出合并的可能方式和形式进行讨论，以此表示他的赞同。最使他担心的，是那些热衷于反“民生团”斗争、具有沙文主义心态的人能否接受这一想法。 他感到不安，这并不奇怪。这正是朝鲜共产主义者所处的痛苦境地，特殊情况要求必须谨慎地化解这些困难。 当时，“国际路线”被强加给我们，它们以权威的姿态出现，其依据是它们自己的原则和它们用来衡量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中一切问题的标准；而民族传统和愿望却以所谓阶级利益和国际团结的名义，被作为民族主义倾向加以猛烈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在国外进行革命的朝鲜共产主义者要实行建立自己独立武装力量的计划，并不容易。 朱进也赞成把反日人民游击队合并、改编为一支大型革命军队的问题。我一提出这个问题，坦率豪爽的朱进就用力打着手势说，我们应该合并部队，打大仗。他关于“大仗”的这些话，使我非常高兴。听到朱进这样一位在间岛受到朝鲜人民爱戴和珍视、被他们视为自己人之一的骁勇人物说出这样的话，令人十分愉快。他接着说，当朝鲜人合并武装部队组织一支独立的革命军队时，他们会被指责为“把革命扩展到朝鲜”，但必须不顾这种指责，尽快推进这项工作。 童长荣也支持我们的计划。他说：在东满组织的反日人民游击队，是一支由朝鲜共产主义者主动组建的武装力量，朝鲜人占其成员的绝大多数；虽然它是在中国领土上组织起来的，但最终应当发展成为一支为进行朝鲜革命而斗争的朝鲜革命武装力量。 在当时，一提到朝鲜革命就会被污蔑为民族主义，童长荣的这一评价是非常公正和进步的。 正如他正确指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不仅东满的，而且南满的李洪光、李东光，北满的韩亨燮、金策、李赫满、崔庸健等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先驱者、倡导者和领导者在这一地区建立武装力量的作用，正如同他们此前在那里建立党组织所发挥的作用一样。而且，武装力量中的绝大多数指挥员和战士都是朝鲜共产主义者。 2. 同昌荣向我建议说，在组建军队时，应当采取适当的组织形式和手段，使之能够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并巩固我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这样做，将给朝鲜和中国都带来益处。 3. 共产国际的监察员潘完全支持我们的想法，说这是符合共产国际路线的一项正确政策。 4. 从率领汪清营的梁松龙，到后来担任朝鲜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师长的朱进，从东满特别委员会的同昌荣，到共产国际监察员潘，凡是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就把抗日人民游击队合并改编为一支大型革命军队的政策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而且，我们对这支将要改编的武装力量的名称和性质，也大体上持相同看法。 5. 1934年3月，我们正式提出了把抗日人民游击队改编为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政策，这一政策完全符合我们的目标以及为这些目标而斗争的政治力量的性质。 6. 抗日人民游击队在东满一些地区早期使用的名称——工农民兵游击队，过分强调了它的阶级性质，这既不符合我们革命的性质——我们已把革命的首要任务确定为在实现社会解放之前，首先实现民族解放和独立，也不符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东北革命的性质。 7. 作为把抗日游击力量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的准备工作，东满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并肩作战，把各县的游击营扩编为团。通过这种方式，整个间岛地区的游击力量被整编为五个团。在每个团里，我们都设立了政治部，其任务是向军队提供党的领导；设立了参谋部，负责作战、侦察和通信；设立了后勤部，负责服装、食品和药品。 8. 汪清团是最先改编的，随后东满其他部队也相继改编。这是改编的第一阶段。 9. 第二阶段，我们的目标是组建师。在马村战役期间，我们曾深切感到有必要组建师。仅以两个连的兵力去抵抗一支五千人的强大武装力量，这在战争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壮举。当我们以小股部队深入敌后袭扰敌人，打破游击区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时，我常常想，如果我们拥有师一级、甚至军一级的部队，那该多么令人高兴；如果我们以大部队协同作战，千百支枪齐射，那该多么鼓舞士气！ 10. 既然各县已经组建了团，并且其队伍迅速扩大，下一步就应毫不迟疑地组建师。这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 11. 我们的目标是，首先在朝鲜人民革命军之下组建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并在此基础上，将来再建设更多的师。怀着这一目标，我们以延吉和和龙的部队组建了一个师，又以主要由珲春和汪清的部队组成的部队组建了另一个师。 12. 在这次改编过程中，朝鲜人民革命军委员会作为新的党的领导机构得以建立。委员会肩负着艰巨的任务，既要领导地方党组织，也要领导军队中的党组织，因为如果没有武装力量的支持，地方党组织就无法保护自身、维持自身。在更早的时期，地方党组织曾领导军队中的党组织。 13. 把抗日人民游击队改编为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工作，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1. 时间——1934年3月至5月。 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游击区的人民群众争相帮助军队，并在各个地区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汪清的妇女们制作了祝贺横幅并寄送给我们；那里的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组织举行了少年艺术团的祝贺演出，并组织了体育比赛。在延吉的三道湾游击区，举行了有1000多人参加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来自敌占区的代表也参加了这些活动。人民通过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成立，更加坚信民族解放的光明前景，并下定决心，与军队一道奋起投入抗日革命战争。 2. 将反日人民游击队改编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开辟了在大范围内开展大规模作战的广阔道路。如果我们没有把反日人民游击队改编为朝鲜人民革命军，没有及时创建团、师等大部队，我们就不能点燃照亮祖国黑暗的普天堡火炬，也不能在祖国本土和满洲的抚松、尖山峰、红土山、黎明水、大红丹、红旗河等地歼灭敌军精锐部队的战斗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我们也不能粉碎敌军在“讨伐”之后对游击区臭名昭著的围剿。 3. 通过这次改编，我们在国内外清楚地表明了朝鲜人民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以武装斗争解放祖国的意志。 如有必要，朝鲜人民革命军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名义进行活动。我们认为，“东北”一词并不表示一个国家的名称，而只是表示一个地区。朝鲜人民革命军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名义，而不是以满洲人民革命军或中国人民革命军的名义进行活动，这也符合正在同满洲国和日本作斗争的中国同志们的目标。归根结底，东北人民革命军既作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又作为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履行了自己的使命，支持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反满洲国、抗日斗争的事业。 4. 朝鲜人民革命军发展成为间岛、满洲东部边境地区以及以白头山为中心的朝鲜半岛地区最强大的武装力量。 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把反日人民游击队改编为朝鲜人民革命军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原则性立场和审慎的政治宽容，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对朝中人民联合抗日斗争的发展，特别是对东北中国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我们当时不顾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坚持只适用于朝鲜革命的僵硬的形式和名称，朝鲜共产主义者就不可能在中国人民广泛支持下，如此有效地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5. 后来我们组织东北抗日联军时，在中国东北地区活动时，根据其性质，我们使用东北抗日联军这一名称；在朝鲜人聚居地区或祖国本土活动时，根据具体情况，改用朝鲜人民革命军这一名称，从而无论走到哪里，都在朝鲜和中国人民的关怀与保护下生活和战斗。 即使从今天来看，我们也认为，把运动的实质内容置于形式之上，是我们的光荣和自豪。正是由于这种原则性观点和宽容立场，我们始终能够牢牢坚持我们斗争的民族性和独立性，同时履行国际主义者的义务，因此，我们赢得了中国同志和共产国际的尊敬和支持。 6. 当时的出版物把在间岛组织的人民革命军称为朝鲜人民革命军，而不是东北人民革命军。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在谈到东北地区的游击斗争时写道： 1. 中国延边地区有一支三千人的朝鲜人民革命军，这一事实被忠实转载于在法国巴黎救国出版社出版的《东北抗日烈士传》中。 2. 因此，当后来东北抗日联军成立后，朝鲜人民革命军被称作第二军团，也就不足为奇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就其本质而言，是朝中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国际性武装团体，第二军团中的朝鲜人高举国际主义旗帜，支援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同时完成自己争取朝鲜独立的斗争任务。 3.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最害怕的就是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成立及其在延边地区的战斗胜利，并且最为喧嚣地鼓吹其存在所造成的危险。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称我们驻东北东部和南部的抗日武装为正式名称，而称之为“金日成的部队”。 4. 反日人民游击队改编为朝鲜人民革命军之后，由孔宪荣、柴世荣、时中衡、李三侠等人领导的延边抗日志愿军与朝鲜人民革命军实现了联合，为取得抗日联合斗争的胜利，朝鲜人民革命军改称为第二军团；这一新的编成也被称为“东北朝中人民革命军”。 5. 在这些事态发展过程中，在1930年代上半期，朝中抗日武装的牢固联盟实际上在东北东部地区得以实现。 6. 周保中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抗日联军第二军团同时也就是‘朝鲜人民革命军’。……在抗日游击战争过程中，朝中人民为了共同事业，保持着用鲜血凝成的纽带。”他由此承认了朝鲜人民革命军这一实体，并赞扬了在历史共同斗争过程中存在的朝中抗日武装联盟。 7. 正因如此，日本把在满洲、特别是在延边组织起来的游击队称为“纯朝鲜游击队”。 8. 据我们一位同志发现的资料，苏联著名朝中问题专家瓦·拉波波特于1937年在苏联国际政治杂志《太平洋》上发表题为《朝鲜北部地区的游击运动》的文章，文中指出：“朝鲜游击队大多已合并于统一指挥之下，有自己的中心，并称自己为人民革命军。……朝鲜游击队与满洲游击队之间现有关系和联系的扩大，使日本军国主义者极为不安，因此日本正认真关注朝鲜边境地区。” 9. 反日人民游击队改编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并不单纯是名称的变更或技术性的改组。这意味着在总结反日人民游击队所走过的战斗征途、吸取经验教训、发扬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军队建设进入新阶段，游击队指挥体系得到改善，队伍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得到加强。 10. 反日人民游击队改编为朝鲜人民革命军之后，我们不断发动军事行动，挫败敌人的围剿。 11. 关东军司令部和东京军方当局在他们曾吹嘘为“最后扫荡”的冬季“讨伐”作战中遭到失败后，大肆张罗查明失败原因、确定责任者；随后，在1934年春，他们重新审视了以往的烧光杀光政策，提出了一个他们称之为围剿的、更为臭名昭著的“清剿”新方案。这是一种将军事围攻、政治镇压和经济封锁结合起来，企图一举消灭游击区的残暴行动。我们认为，日本这一新花样是蒋介石进攻中国苏区时所实行的封锁政策的翻版。 12. 蒋介石的封锁政策旨在“制造一个充满政治恐怖和经济危机的非人世界，从而断绝共产党军队的衣食”，而日本的围剿则旨在屠杀所有居民和战士。 1. 在游击区，敌人通过枪杀、焚烧，以及使他们遭受饥寒而死等手段，进行镇压。为此，敌人企图通过建立集中村，把军队和人民分离开来，并通过推行十户连坐制、五户联保制等中世纪式的集体保安制度，侦察和消灭一切抵抗力量。 2. 封锁政策和围困在战术方面是相似的。蒋介石的战术是：不急于追击，也不在包围敌人后深入，而是占领一个阵地，慢慢巩固，研究守住这个阵地的办法，然后再向另一个阵地发起进攻。日本人发明的“步步为营”战术，可以同蒋介石的战术相比较。 3. 对此，我们的同志说：“日本人多么可怜！他们还得向蒋介石学习。”这句话不只是开玩笑。 4. 敌人在1934年春天准备围困时，把关东军和驻朝鲜军队中的更多精锐部队调到游击根据地周围，并增派伪满洲国军部队。 5. 为了对付敌人部署兵力进行围困的威胁局面，我们确保朝鲜人民革命军部队在保卫游击区的同时，通过大规模作战，从后方接连突袭敌人的军事、政治据点，抢先挫败敌人的企图，并且把游击区扩大到更有利的地区。这样，我们就能在主动的基础上，巩固以鲜血换来的胜利，保持人民群众的高昂革命精神。 6. 朝鲜人民革命军发动了春季攻势。我们袭击了汪清敌人兵力集中的地区，以及小八道沟、大肚川、石头河子、转角楼等集中村的建筑工地。我们的同志在珲春、延吉、和龙也袭击了集中村的建筑工地，粉碎了敌人一开始就建立围困的企图。 7. 为了巩固春季攻势取得的成果，保持主动权，把敌人企图的围困变成彻底失败，我们立即发动了夏季攻势。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把游击区扩大到安图县西北地区和汪清县东北地区。在敌人包围我们的时候，固守少数固定的游击区，就意味着落入敌人设下的圈套，正中敌人下怀。 8. 把游击区扩大到安图县西北地区的任务，交给了朝鲜人民革命军第一师和独立团；把游击区扩大到汪清县东北地区的任务，交给了朝鲜人民革命军第二师。连接大甸子、富尔河的游击活动地区，是安图县的生命线；包括罗子沟、老穆竹河、太平沟、三道河子在内的地区，是珲春、汪清两县的生命线。这些地区紧靠牡丹岭、老岭山脉，被认为是开展游击战的理想地区，并且自独立军运动时期以来，就由洪范图、崔明禄、李东辉、平吉等老战士开辟和发展起来。 9. 我们制定了计划：由第一师师长周镇和独立团团长尹昌范首先进攻大甸子—富尔河地区，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然后向罗子沟方向推进。 10. 正如我们所计划的那样，日本关东军的注意力集中到安图县大甸子周围地区时，朝鲜人民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团、第五团的一部分和国民党军队部队推进到罗子沟，占领了三道河子和四道河子。在三道河子，召开了朝鲜人民革命军战士和中国部队一千五百名官兵的联合会议。会议以罗子沟战斗胜利的思想动员精神进行。参加罗子沟战斗的中国国民党方面，有孔宪庸、石忠恒、柴世荣、李三侠等所率的部队。 11. 罗子沟是敌人的战略要地，因为它连接着汪清县的八道沟和东宁县城。由文昌率领的数百名伪满洲国军士兵…… 1. 有一个营长及其部队驻扎在那里。这个地方原本是一个中等规模的村镇，约有500户人家，但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发展成为敌人的军事要塞，自1932年春以来又成为间岛特遣队的重要基地。特遣队撤离后，日本帝国主义者调来一个加强营，用于围剿作战。 2. 通过先发制人的进攻占领罗子沟地区，是我们整个行动链条中的关键一环，其目的在于为打破包围的一角、开辟新的游击区创造条件。 3. 在三道河子老汉李泰京家中，我们同中国部队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议，讨论作战计划。 4. 李泰京是一位具有高度爱国精神的人，他曾先后在义勇军和独立军中服役。他与崔载益共事，曾担任过北部军政总局的庶务局长。据说，金佐镇之所以提名他这个普通士兵担任局长，是因为他被李泰京超群的枪法和书法所折服。 5. 当金佐镇宣讲崇拜檀君的大倧教时，这位老人便成了该教的忠实信徒；当金佐金坚持反共斗争时，老人支持他，并因他的支持而获得了一把手枪作为奖赏。在日军对间岛进行大规模“清剿”前夕，金佐金将部队撤往北满时，李泰京曾随他的上级一直行进到密山。但当金佐金在珲春道木沟深山中失踪后，他便与同事们来到四道子沟，埋藏了武器，开始从事农耕。 6. 至今我仍能回想起这位老人的一个印象：当时我展开一张罗子沟街巷草图，向中国部队的领导人说明作战计划，他在地图的一角——靠近他家窗户的那个角——放了一块石头，以免地图被风吹动。李家把这块石头称为福石。这是一块奇特的石头，光滑得如同鸡蛋。老人说，他在石砾坪担任行政局长时，一位朋友临终前把这块石头送给他，留下遗言说，若他长期保存这块石头，就会得到福佑。 7. 这块石头如今保存在朝鲜革命博物馆里。老人临终前把这块石头交给儿子，作为家传珍宝，并嘱咐说，金日成将军曾把它放在作战地图上，还亲手抚摸过，一定要好好保管。1959年，一批参观抗日武装斗争旧战场的中国东北地区访问团来到这里时，他的儿子便把这块石头交给了他们。尽管老人说他不喜欢共产主义，但他却毫无保留地帮助我们。 8. 我第一次见到这位老人是在1933年夏天，经由罗子沟反日协会会长赵正华的介绍。当时我骑马来到三道河子，在那里开展群众政治工作。那时我在三道河子组织了反日协会，并接纳了作为村里长者的老人为协会会员。加入协会后，他很好地教育了村民，全村人都听从他这个村里最年长、最有威望的人的吩咐。 9. 如果一个村庄里至少有一两名义勇军或独立军的成员居住，就更容易把这个村庄改造为革命村庄。大多数像李泰京那样中途放弃斗争、埋藏武器的前独立军士兵，依然保持着他们的爱国心。当他们这些坚定分子挨家挨户奔走，号召人们帮助在山中受苦的革命军队战士时，所有人都积极响应。当人们被问及战士们来到村里时该做什么时，他们回答说：“我们应该打年糕。”或者“我们应该杀一头小牛。”也有一些前独立军士兵背叛了自己的事业，但这样的人为数极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正直地生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正因如此，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注意不忽视对有影响的独立军老兵的工作。我总是先于任何人去拜访像石砾县的吴泰会、西大坡的崔载益、马村的李七白、东日村的金东孙、三道河子的李泰京这样的独立军老兵，向他们致意。 他们躺在地上，头枕着木枕，在旁边谈论时局。 解放后，有些人对独立军老战士冷眼相待，声称他们的思想与我们不同。在那些日子里，凡是不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都一概遭到排斥。有时，人事部门心胸狭窄的人对他们避而远之，这种鲁莽的作法，对我们一贯坚持的统一战线政策无异于泼冷水。每当我遇到这样的人，我就对他们说：“因思想不同而排斥独立军老战士，这是恶劣的。那些军人没有成为共产主义者，这是他们的局限，但不是罪责。难道你们想把春香和青年贵族李九也变成共产主义者吗？即使我们掌了权，我们共产主义者也不能不尊重爱国先辈。思想潮流因时代而异，你们为什么排斥他们、提防他们、回避他们呢？别人在温暖的屋子里与家人同住，吃着热饭，他们却冒着生命危险为朝鲜的独立而战，难道他们有罪吗？我认为，那些拿起武器战斗的义勇军和独立军老战士，比那些在自己屋子里过着安逸生活、自己挣饭吃的人，是更值得赞扬的爱国者。你们应该明白，如果你们排斥独立军老战士，就会被人民抛弃。” 基于这一观点，我们将独立军烈士的子女送入在万景台建立的革命家遗属学校。我们把积极支持我们建设新朝鲜路线的独立军老战士，按其能力任命为公职。朝鲜农民联盟中央委员会首任委员长康晋九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内阁城市管理相李勇先生，都是独立军老战士。 我们在战前准备作战时，侦察分队向司令部报告，敌人为阻止我军进攻，已从城寨中冲出。我们将敌人诱至对我有利的地点，歼灭其主力，并乘追击溃逃之敌之机，向城寨发起进攻。我军联军不得不在倾盆大雨中苦战。 罗子沟战斗中最大的障碍，是一座西山上的堡垒，正如在宁安县城战斗中一样。由于敌人从堡垒中拼死抵抗，战斗持续了三天。第三天，我们正在中国部队的司令部开会时，敌人从堡垒打来的迫击炮弹炸伤了中国部队的指挥员们，其中一些人伤势严重，包括周保中。周保中作为孔宪永部队的参谋长参加战斗。指挥员受伤后，一些中国部队士气低落，开始无秩序地溃逃，直接从罗子沟方向撤退。如果不能制止这种撤退，战斗将以失败告终。夺取山上的堡垒对战斗结局具有决定意义。堡垒上不仅架设了迫击炮，还有数挺轻重机枪。这座堡垒的射击，致命地击中了连队队长韩亨权的腹部，肠子流出，赵完南也负伤退出战斗。韩亨权的伤势惨不忍睹，他本人请求我们把他打死。 对那些被压制得无法接近堡垒、只能咬牙切齿愤恨不已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战士，我高喊道：“同志们，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堡垒。让我们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热血！” 随后，我以毛瑟枪火力扫射敌人，冲锋在前。堡垒上倾泻的机枪子弹擦过我的耳际。一发子弹穿透了我的军帽。但我毫不喘息，继续向前猛冲。战士们腾身而起，跟随我冲锋。这座号称坚不可摧的堡垒，在30分钟内落入我们手中，一面红旗在堡垒顶端升起。 中国部队的战士们看到那面红旗，便掉转方向，以高昂的斗志发起全面冲锋。包括周保中在内的中国共产党员的自我牺牲精神，对唤醒他们从冷漠、沮丧中振奋起来、发起冲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周保中虽身负重伤，仍堵住 1. 战士们张开双臂迎上前去，向他们高喊，让他们看西山岗楼上飘扬的红旗。看见他的战士们停止了撤退，高喊着震天的杀声，向敌人阵地发起猛攻。 2. 战斗以我们的胜利告终。 3. 伪满洲国军营长文和防守罗子沟的日本教官在发给关东军指挥官的最后绝望电报中说，他们已被金日成部队及其他部队联合兵力的两千名官兵包围并攻击了六天五夜，濒临覆灭。他们哀号道：“我们的弹药已耗尽，命运即刻将定。但我们为日本和建设满洲国竭尽全力而感到自豪。指挥官先生，请理解我们，宽恕我们。” 4. 我们在罗子沟和大地子取得的胜利，是朝鲜人民革命军在抗日战争初期所取得的所有胜利中最大的胜利。 5. 朝鲜人民革命军对罗子沟的进攻，沉重打击了敌人企图围困我们的阴谋，并在其心中造成了致命的恐惧。 6. 此战之后，部署在游击区周围的大小“讨伐”队都吓得瘫痪了。 7. 的确，罗子沟战斗削弱了敌人在汪清游击区东北地区的力量，为扩大游击区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对进一步巩固与中国民族主义武装力量的联合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8. 战后，我们继续开展活跃的政治、军事活动，挫败敌人的围困企图。当游击区被迫撤离时，东满许多革命群众之所以能在安图和罗子沟一带地区安顿下来，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通过激烈的军事、政治活动，把这一地区变成了一个无形的革命基地。 9. 朝鲜人民革命军在1934年夏季攻势中流了鲜血。大地子战斗的胜利，浸透了工人阶级出身、深受爱戴的指挥官、和龙游击队组织者之一、团政治委员车龙德同志的鲜血。他是朝鲜人民革命军成立以来，第一位在战斗中牺牲的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