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第3卷·第8章 在抗日斗争旗帜下·2. 与吴一成的谈判

2. 与吴义成的谈判 我们在转移到汪清后开展活动中所面临的最严重、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就是与中国民族主义抗日武装的尖锐对立。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者为挑拨离间而不断进行阴谋活动，中国民族主义武装领导人频繁动摇，以及左倾苏维埃路线的有害影响，使得抗日人民游击队与救国军之间的关系再次濒临武装冲突的边缘。 我此前曾提到过，朝鲜和中国的共产党人在“九一八”事变后，对中国东北境内的中国民族主义部队做了大量工作。由于这些努力，汪清游击队在初期得以同那些中国民族主义部队保持亲密关系。举一个值得称道的例子：1932年春，在突击谷，一方面是两支武装部队——反日人民游击队和自卫队，另一方面是关连长的营，协同作战，击退了日本守备队的进攻。 当时，敦都川的日本守备队已调动数十辆大车前往突击谷，以运输国民党统治时期采伐的木材。大王汪清和小汪清的山谷里堆积了大量木材。那天，我军将敌人诱入伏击圈，歼灭了40至50名守备队人员中的大部分，缴获了许多武器。 突击谷战斗成为改变共产党在汪清形象的一个转折点，在那里，反共情绪根深蒂固，同时也成为与救国军关系由敌对走向合作的开端。这场战斗为朝鲜共产党人打入救国军铺平了道路。战斗之后，金云奭、洪海一、元洪权、张龙三、金海一等人加入了关的部队。神枪手金海一被任命为通信员，博学之士金云奭不久后被任命为参谋长。 像过去一样，马村的百姓在战斗后为关部官兵洗了衣服，并送给他们牙刷、牙粉、肥皂、毛巾、烟荷包等礼物；此外，他们还经常组织少年先锋队进行文艺演出。青年共产主义联盟成员则通过散发传单对他们开展政治工作。 一般来说，救国军士兵很少称共产党人为“同志”；然而，关部的官兵每次见到我们的游击队员都总是称他们为“同志”。 加入关部的游击队员至少都具备区委委员的资格，因此他们在救国军官兵中开展工作十分得力。关连长为共产党人的品格与能力所折服。争取到他，对于改善与救国军其他部队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在珲春地区的抗日游击队与救国军部队交换情报，甚至在打击敌人走狗的斗争中也进行了合作。烟通沟的游击队从一支救国军部队那里获得了武器武装自己。 总的形势对共产党人有利：这一转折点意味着，只要更加努力，他们就能与救国军建立统一战线。 然而，左倾冒险主义者挑起的“金明山事件”使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与中国民族主义部队的友好关系化为乌有。这一事件导致关连长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其他救国军部队也与共产党人决裂。大约在同一时期，由崔铉率领的游击队在延吉县向投敌的中国民族主义部队士兵开枪射击，这一事件进一步使关系复杂化。 1. 与国民军的关系。 在初期，汪清游击队在对待国民军方面犯了不少错误。负责营队的梁松龙，由于急于得到几支步枪，没有彻底执行统一战线路线。他为人很好，是一名有能力的指挥员，在战斗中指挥也很出色，但由于他根深蒂固的军事惯例和冒险主义，轻视了统一战线。我们因此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2. 只有一直在我们持续影响下的金山部队，没有效仿关营长的做法，这支队伍与我们的抗日游击队保持了长期的联盟。1933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该部队与由朴德松领导的乍托吉（现太平村）自卫队协同作战，击退了日本驻军和伪满洲国军队300余人的进攻。敌人从东宁县城基地经东南岔侵入十里坪时，遭到反击，许多入侵者被击毙。 3. 国民军各部队忽视远距离观察，只在司令部正前方设置哨兵；因此，抗日自卫队为金山部队维持了远距离观察哨。当金山部队需要向其他中国部队发送重要、紧急情报时，经常请求十里坪的准军事组织协助。少年先锋队成员在为他传递这些情报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 4. 然而，这种友好关系并未扩展到其他部队，游击区内盛行的鲁莽的“左”倾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也威胁到了这一关系。 5. “左”倾的苏维埃政策加速了那些不久前还是我们盟友或同情者的中国民族主义抗日部队的腐化和蜕变。 6. “左”倾机会主义者以超“左”的方式开展与中国部队的工作。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鼓吹诸如“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士兵应起义并加入游击队！”等口号，声称“只能与普通士兵建立统一战线”“要让国民军的士兵杀死他们的指挥官并举行起义”。他们这样做，唯一的恶果就是破坏了我们与中国部队上层之间的团结。 7. 中国民族主义部队杀害朝鲜人民，说他们是“日本走狗”和“老高丽共产党”（“朝鲜共产党”——译者注）。 8. 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这一局势，发动全面攻势，在朝鲜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朝鲜共产党人与中国共产党员之间、我们的抗日人民游击队与中国民族主义军队之间打入楔子。自侵占满洲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拼命企图控制那些与张学良原东北军决裂、在抗日旗帜下作战的国民军部队。他们在这里最害怕的是我们的游击队与国民军结成联盟。他们清楚地知道，共产党人与国民军部队的这种结盟，将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动摇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成为他们在大陆侵略道路上的绊脚石。 9. 日本制造分裂的伎俩，在万宝山事件、龙井事件（一次未遂阴谋）和抚顺事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擅长阴谋诡计的日本战略情报机关，为了削弱朝鲜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睦邻关系，竟不惜制造出抚顺事件这样连野兽或石佛都会感到羞耻的谋杀剧。抚顺事件中，日本情报机关指使一名日本人，用其提供的匕首在抚顺杀害了一名无辜的中国人。尽管阴谋者让凶手穿上朝鲜外衣，以加强“是朝鲜人杀害中国人后逃跑”的谣言，但这一谋杀并未在朝鲜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制造出恶感，因为凶手在朝鲜外衣下露出了日本服装，被认出是日本人。 10. 一系列此类事件最终导致了柳条沟事件和卢沟桥事件。日本每次策划阴谋的手法，都同样原始而残暴。 1. 然而，许多人却轻易地被这些骗局所蒙蔽，尽管他们自己也常常因日本帝国主义者炮制这些骗局的卑劣手段而遭受苦难。 2.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散布“朝鲜人民将要求占有满洲”、“共产党人要解除自卫团武装”等谣言的同时，还给属于“民生团”的反动势力以口实，让他们在间岛鼓吹朝鲜自治，即建立“间岛朝鲜自治区”和“朝鲜合法自治政府”，以此挑拨朝鲜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关系。有时，他们还放火烧毁中国人的房屋，然后散布谣言，说这是朝鲜游击队干的。 3. 统一战线瓦解的另一个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策划诱降中国抗日部队的领导人，导致后者抗日意识的蜕变。 4. 1933年1月，在图们子、珲春县的王宇珍率领他的士兵向敌人投降。他们中的数百人被改编成一支专门同我们作战的特务游击队。2月，在小王钦的关姓部队半数士兵投降，加入了满洲国的防卫队和公安局；同月，经常在大黄沟附近活动的马贵林部队的数十名官兵投降，加入了哈马塘的自卫队。汪清县二岔子沟的姜海部队和火烧铺的青山部队也提出投降。 5. 日本帝国主义者贿赂占据着罗子沟地区的臭名昭著的匪首童善浩，唆使他杀害李光特遣队的所有游击队员。 6. 局势如此恶化，以致游击队因惧怕自卫团的暴力，不得不夜间行军。如果不同自卫团改善关系，朝鲜人就无法立足。要扭转同自卫团的敌对关系，同他们结成联盟，对于继续革命的朝鲜共产党人来说，又是一项紧迫任务。 7. 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去会见自卫团前线司令吴义成。自从王德林离开间岛后，吴义成在自卫团里掌握着实权。我有信心，只要说服他，就能制止因“金明善事件”和李光特遣队惨案而在满洲东部给游击活动造成的困难，并且有可能打破我们革命所面临的僵局。 8. 我就同吴义成谈判一事，同省委委员潘同志进行了严肃的讨论。潘同志承认我的决定是合理的，但他劝我不要亲自去见吴义成。他认为，一个朝鲜人，而不是中国人，要说服他是困难的，因为他太妄自尊大，偏见太深。他还说，要争取吴司令和柴司令，就必须阻止他们的顾问李忠铉干预谈判，这是一个问题。 9. 尽管潘同志指出了种种困难，我仍坚持要去谈判。 10. 我说：“李忠铉是朝鲜人；尽管他反共，但只要我们据理相争，他不会给我们设置障碍。他是我的老相识。在吉林三党派合并会议上，我曾同他谈过几次。我父亲也同他有深交。” 11. 潘同志极力阻止我冒险，他说：“现在是熟人还是生人有什么区别？你以为他们会区别对待熟人和生人吗？更糟糕的是，他们说吴义成是个顽固派。我们的胜算很小。” 12. “我曾经争取过安图的于司令。那么，吴义成为什么就不行呢？” 13. “你同于司令谈判时，刘参谋长是他的参谋长。这给了你一个良好的开端。” 14. “我在吴义成部队里也可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陈翰章在部队里担任首席秘书。参谋长胡金敏也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15. 这句话使我大吃一惊。就在几天前，我收到陈翰章的一封信，他一贯被我强调为强有力的支持者，信中要求我采取果断措施援助他。信中说，情况已近乎 1. 不可能通过吴司令自身的努力达成联盟，他写道：“希望组织尽快采取措施，因为只有金日成同志才能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潘也知道这件事。 “革命的道路还很长，你不该进行这样的冒险。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你好好想一想，”潘恳求道。“你不能把自己当作私有财产。一旦失足，你就会变成另一个李光。别忘了这一点。即使我们都牺牲了，你也必须活下去，为我们大家战斗到底，为朝鲜战斗到底。” 潘的话语使我深受感动，但我不能放弃我对统一战线的承诺。 2. 潘动身前往珲春县后，来自东满各县游击队的代表们聚集在汪清，开会讨论统一战线问题。主要议程是与国民救国军结成联盟，换句话说，就是谁应该前往罗子沟，在吴一成、柴世荣、钟恒生等人所率领的国民救国军部队集中地，领导谈判工作。 我坚持要亲自前往。会议决定，只有在配备一百名游击队员护送的情况下，我才能前往罗子沟，并予以批准。前往吴一成处的旅程并不简单，这一点我们已有所了解。 为了与吴谈判，我必须通过陈翰章、胡金敏等人了解那里的情况。然而，陈翰章是吴的首席秘书，是个严肃的人；他不会开玩笑，整天闭门不出。而且，如果他公开露面，与朝鲜人接触可能会引起误解。不过，无论冒多大风险，他都一定会帮助我开展工作，因为早年他曾是我参与过的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组织的成员，那时我们曾彼此宣誓忠诚。 在给陈翰章和胡金敏写信之后，我又给吴一成和柴世荣写了信，说明我们前往罗子沟的目的。为了使信件更加正式，我们在寄信人名字旁边加盖了一枚大方印。 信件发出后，我们通过罗子沟的革命组织了解吴部队的反应，报告情况良好。地下组织甚至向我们报告，国民救国军已在镇入口处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欢迎朝鲜人民游击队！” 我率领一百名精选人员出发前往罗子沟。他们身着新军装，肩扛新步枪，背着皮制子弹袋，行进在队伍中，景象十分壮观。 我骑着一匹白马，走在队伍最前面。 抵达太平沟后，我们发表了朝鲜人民游击队进入罗子沟的声明，并派了一名传令兵前往吴的部队；随后我们安顿下来，等待回复。 第二天，我们接到罗子沟的通知，他们同意了所提议的谈判。陈翰章的保证在说服吴接受我们的建议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他收到我的信后，向吴推荐金司令，说他非常了解我，并说我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 听着他的推荐，吴问他：“他是共产党，你怎么会这么了解他？难道你也是共产党吗？” 陈翰章回答说，金司令是他的同学，也是他的老相识。 “既然他是你的同学，又是个好人，那我就和他共进午餐时谈吧。” 我们把珲春的一个连部署在太平沟下村，以防国民救国军扣留我们或对我们造成伤害；然后我们其余五十人以威严的阵列进入罗子沟镇，高举红旗，吹响号角。 前来迎接游击队的陈翰章，将我引至国民救国军司令部。在谈判期间协助我的副官都永郁和李松林，跟在陈翰章身后，腰间别着木壳毛瑟枪。司令部里有几名国民党出身的参谋人员。 吴一成是一位仪表堂堂、蓄着长须的人。我曾听说过一个传闻，说他傲慢至极，即使有客人来访，他也纹丝不动，只是躺在虎皮上，一边喝茶一边与人交谈；但那天，他却以全副礼节迎接我。 1. 由于拘于礼节，他却没有保持中国人招待客人时敬茶的习惯。 起初我谦恭地对他说道：“在张学良旧东北军的许多部队都向日军投降的时候，贵部队毅然参加抗日斗争，我们对此高度评价。” 我的问候使他的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他便命令随从端来茶。 2. “我听说你，金司令，抗日打得很不错。你的部队人数虽不多，却善于作战；我们可不像你，尽管兵多。我部下说，你带来的士兵都配有崭新的步枪；你能不能换给我们一些旧的？” 谈判就这样从他这句略显令人费解的问候话开始了。面对吴司令，他一边连连称赞，一边提出难以照办的要求，试图揣摩对方的心思，我判断他是一个在人生中尝过甜酸苦辣的能干的外交家、精明的人。我不认为一个前线指挥官、数千士兵的统帅，会在第一次会面时不加深思熟虑，仅仅出于贪图几支新枪就提出这样的要求。 3. “你说交换？我们可以白送给他。” 我毫不费力地满足了他的要求，又漫不经心地补充道：“何必计较这些琐碎小事？我们只要和日本人打一仗，就会有大量步枪。不过，既然你提出来了，我们就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你。” 吴司令捋了捋胡须，又从另一个角度向我靠近，说道：“那么，你们共产党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个人，陈汉章，说共产党不坏，可我无法相信他。周保中也是共产党，他当我的顾问时，我总觉得他不合我意，不知为什么总是浪费时间。所以我把他打发走了。对了，我听说你们共产党人路过山神庙就把它拆掉。” 4. “我们为什么要拆庙？这是坏人造的、诋毁共产党的谣言。” “那么，金司令，你向庙里献祭吗？” “我既不拆庙，也不向它献祭，因为这与我无关。你呢，吴司令？” “我也不献祭。” “那么，我们俩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都不献祭。” 他一时无言以对，脸上却带着笑意，又一次捋了捋胡须。 5. “说得对。对了，他们说共产党人，不论男女，都盖一床被子睡觉，还掠夺百姓的财物。这是真的吗？” 我意识到，谈判能否成功，取决于我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给予他恰当的回答，使他正确地理解共产党人。 6. “这又是坏分子的捏造。的确，有些所谓共产党人，不管地主是亲日的还是抗日的，都剥夺了他们的土地，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好事。不过，地主们本应慷慨地把一些粮食分给那些快要饿死的佃户。他们自己养尊处优，却对穷人漠不关心，这难道对吗？如果给穷苦农民粮食，他们还会造反吗？饥饿的人除了斗争，没有活路。我可能说得不对，但我认为中国上个世纪发生的太平天国起义，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吴毅成点了点头。 7. “看来是这样。在这乱世之中，只图自己吃饱穿暖、过舒服日子的人，就是恶人。” 抓住这个机会，我继续说道： 8. “男女同盖一床被子睡觉，是日本人为了侮辱共产党人而编造的谎言。我们游击队里有很多女战士，但这种事从未发生过。如果他们相爱，就结婚。我们在男女关系上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 “这正是我的意思。绝不能出现几个男人轮流同一个女人睡觉的事。” “当然不会。世上再没有比我们共产党人更正派的人了。” 谈话进行到这里时，吴司令开始叫我“金司令”，不再使用那些拘谨的词语。 9. 210 10. 211 11. 212 “哈，哈！金司令想把我变成个共产党人。” “吴司令，我并没有要把你变成共产党人的想法。一个人不能由别人来变成共产党人。不过，我认为我们应当团结力量，共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吴一成用胳膊神经质地比划了一下。 “哪怕孤军奋战，我们也不跟共产党合作。” “在我们力量还不够单独作战的时候，难道合作抗日不是更好吗？” “我仍然不需要共产党的恩惠。” “谁也无法预料自己的未来。说不定哪一天你会向我们求助。” “嗯，这倒也未必不可能。只有上帝才知道一个人会遇到什么事。对了，能不能请你帮个忙？你愿不愿意加入家加里？我觉得这比共产党好些。”他随口说道。 见我犹豫，他便带着有趣的神情看着我。 在那种场合听到“家加里”这个词，我感到困惑。 吴司令完全把我搞糊涂了。 家加里是一个汉语词，意思是“一家”。它是中国人的组织，也叫青红帮。它是挖运河、拉纤的工人们再也忍受不了苦难时，为反对皇帝而结成的联盟。在那个时代，这个组织没有私有财产，而且规模很大。 人们结拜为兄弟，便成为兄长和弟弟，但加入家加里的人却要成为父亲和儿子。想找父亲的人可以加入，但想找儿子的人却不能加入。家加里的等级越高，其成员就越体面，拥有的权威也越大。加入时要举行仪式。金在范（别名金凭），曾奉我们的指示加入了一个二十四代的家加里，他说那个仪式很壮观。新成员要向那些将成为自己父亲和长辈的人叩头数百次。 现在，我却收到了加入这样一个组织的令人尴尬的邀请。如果我拒绝，迄今进展顺利的谈判也许会陷入僵局；但如果我接受，他就会当场把我带到佛像前，让我叩头，那便意味着使自己屈从于吴一成。在准备谈判时，我们并没有预料到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化解这一困境。 “你我一同加入家加里，这倒是一件好事。但在加入另一个组织之前，我们须得取得党组织的许可。如果得不到许可，我就无能为力了。这件事就等我得到我们组织的许可再说吧。” “哈，哈！这么说，你还是个半吊子司令，不是个完全合格的司令。” 吴司令脸上带着些许不满的神情看着我，突然问我：“金司令，你喝酒吗？” “我能喝，但即使想喝也不喝，唯恐妨碍我抗日。” “你们的共产党倒挺合我意。我愿意跟你们合作，但我担心自己会沾染上马克思主义。在我们人民中间传播共产主义可不好。” “司令，不必担心。我们并没有意思想传播共产主义。我们只进行反日宣传。” “你们的党作为共产党来说，很有绅士风度。但汪清的共产党人解除关司令的营的武装，这可是不对的。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这件事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是所有错误中最严重的错误。所以我们去年严厉处分了汪清特遣队。” “金司令，你是个公正的军人。对了，有人说共产党人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这怎么可能呢？” “共产党人也是人。所以他怎么会不犯错误呢？我也不是机器，而是人，所以也时不时地犯错误。一个人要干很多工作，就难免有时会犯错误。因此我们努力学习，提高自己，以便少犯错误。” “你说得对。什么都不干的懒汉才不会犯错误。共产党人做了很多事，这一点我们是赞赏的。” 1. 总的来说，跟你谈话是很有意思的，金指挥官。你很坦率，所以我们彼此确实能互相理解。” 说完这些话，吴一时结束了当天的谈判。他礼貌地握住我的手，然后松开了。我确信谈判进展得很顺利。他一时兴起，以轻松愉快的语气说，金指挥官的朋友陈翰章在写作上帮助了他，没有陈翰章，他简直就像个瞎子。 吴问我是否认识胡金民。我回答说不认识，因为我担心如果肯定回答，就会暴露我们关系的性质。他叫来胡金民，并礼貌地把我介绍给他。我和胡金民像陌生人一样彼此说了声“你好”。陈翰章告诉我，吴这样把他的参谋人员介绍给来访者，是非常罕见的；他很有把握地说，我可以认为谈判成功了。 那一天，我们与吴一成商定建立一个常设机构，称为“抗日联军协调委员会”，以便使反日人民游击队与抗日救国军保持联系并协调行动。我们还讨论了该委员会的组成。中国人王润成被任命为中国部队的代表，我方部队的代表为都东郁。我们决定把委员会的办事处设在靠近吴指挥官司令部的罗子沟。 吴一成邀请我们共进午餐。陈翰章告诉我，这也是特殊礼遇。 午餐时的谈话也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每当谈到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时，吴就会愤慨地皱起眉头，浓眉也抽动起来。他对童善浩杀害李光一事也感到愤慨。 “他们是土匪，不是我们这一类人。那个童善浩肯定会成为日本人的爪牙！他那种人伤害了你们的军队，真是罪该万死。我很羞愧，这样的恶魔竟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员。” 这番话让我窥见了他性格的另一面。 我对谈判结果和吴一成的款待感到满意。吴一成摆架子，而且沾染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但这并不是根本问题。重要的是他异常强烈的抗日精神和对救国的巨大投入。如果我们只强调把我们分隔开的那些区别——意识形态、阶级和民族——合作就根本不可能了。统一战线的目标使我们能够蔑视这些界限。 同一天，我派了一名联络员到小王清，带去一封信，信中说与吴指挥官的合作已顺利安排妥当，柴世荣的问题仍悬而未决，我们将设法逐步接近他，部队应做好充分准备，因为我们需要像东宁那样进攻一座大的城墙县城，以推进统一战线。 在与吴一成首次接触取得成功之后，我们立即着手做抗日救国军各部队中最顽固的力量柴世荣部队的工作，争取其加入抗日统一战线。陈翰章说，吴指挥官似乎相当有决心，但柴指挥官却是个问题；他急于找到一个把李崇善排挤出去的办法。吴指挥官只有一个旅。柴指挥官的兵力则更多。 我向李崇善建议进行谈判，但他拒绝了。相反，他煽动柴解除共产党的军队。但柴平时对李的任何建议都言听计从，这次却反对这种伎俩。他说，如果他不小心，就会惹上大麻烦，因为吴一成指挥官已与金指挥官共进晚餐，而且金指挥官还指挥着作战勇敢的王清部队。李崇善极力煽动柴反对共产主义，我们甚至无法与他面对面会面。 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柴指挥官的部队与吴一成部队分开。把已同意与我们合作的吴一成与柴世荣分开的方法，是把吴一成的主力、施忠恒旅置于我们的影响之下。如果我们妥善处理该旅旅长，就能进一步巩固我们与吴一成谈判中取得的初步成果。 我询问了他旅的组成；该旅大部分是…… 1. 士兵们出身较低。时中衡本人9岁时就给地主当猪倌，后来为谋生参军。他曾在吉林野战军王德林部服役；九一八事变后，他投身抗日救国军，先后率领一个排、一个团、一个旅，此时已是少将。他是一名典型的嗜战军人。 2. 胡金民写信的当天，我便带着他的介绍信去见时中衡。我请求接见时，他毫不推辞，放下手头一切事务，欣然应允。他像老朋友一样热情地接待我，说金日成司令官这样成功抗击日军的将领来访，是难得的吉兆。他既不反对共产主义，也不像旧军阀；他胸怀坦荡，性情温和。 3. 时中衡说，我部在与日军作战中接连获胜，不仅让居住在东满的人民感到自豪，也使朝鲜人民引以为荣。当时，我们在头道沟、凉水泉子及多处战斗中已给予日本帝国主义沉重打击。尽管媒体未予报道，但这些战斗的消息已在间岛地区广为流传。令我惊讶的是，时中衡对战斗详情及战果了如指掌。 4. 他欢迎我提出的联合攻打东宁县城的计划。他说：“金司令官，我早就盼望有像贵军这样强大的邻邦和战友。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兄弟。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5. 我们热烈拥抱，庆祝谈判成功。从那天起，我们便成了亲如兄弟、并肩作战的战友。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始终未变，直至他作为第二独立旅指挥官在战斗中牺牲。 6. 罗子沟谈判的结果，扫除了抗日革命的最大障碍。与于司令官的合作是统一战线的起点，而与吴一成的谈判则是将这一初步成果扩展到整个东满地区的历史性步骤；这是一起震撼性事件，结束了自五卅运动和万宝山事件以来朝鲜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无谓的对峙与流血，将激烈的反满抗日浪潮汇成一股汹涌洪流。 7. 通过与吴一成和时中衡的谈判，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统一战线只有在自身力量强大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倘若我们没有通过1932年南满、北满战役以及1933年汪清内外大大小小的战斗充分展示军事实力，没有把游击队锻造成一支不可战胜的武装力量，吴一成便不会为我们敞开大门。与吴一成的联盟之所以得以顺利建立，是因为我们强大，是因为我们的政治与道德水准高于救国军，是因为我们炽热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情谊以及对事业正义性的不可动摇的信念赢得了他的同情。 8. 自与救国军实现合作之日起，我便始终视“统一战线最宝贵的资源在于自身力量，不壮大自身力量便无法与任何友军或国家进行合作”为不二法则，并毕生致力于巩固革命的动力。 9. 吴一成和柴世荣也赞同我攻打东宁县城的设想。我们在罗子沟与吴一成、时中衡、柴世荣等救国军指挥官举行了联席会议，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随后我再次致信汪清总部。 10. 由于与吴一成谈判成功及东宁县城战斗的胜利，我们在朝鲜人游击队、中国救国军各部及其他反满抗日力量中声名远扬。与吴一成的合作使我比以往更加确信，巩固统一战线对于抗日革命整体的存续至关重要，也是推动革命发展的关键。 11. 即便在离开间岛、将作战区域转移到长白地区之后，我仍满怀感情地回顾那些为促成与吴谈判成功而奋力拼搏的日子。吴一成，如今作为东北抗日联军…… 1. 当时，日本盟军在我们的侧翼作战，以抚松及其地区为据点。我一听说他在附近作战，就想起我们在共同斗争的岁月里结下的旧谊。 2. 我带领一百多名游击队员，前往西岗东部的树林，那里有吴一成的部队秘密营地。吴一成跑到营地边缘，紧紧拥抱了我。我们像阔别数十年的童年朋友一样热烈相拥。 3. 我刚感到吴一成那沾满火药味、粗硬的胡须贴在我的下巴上，就不由自主地喉头一哽。我不明白，为什么与这个性格中带有太多军阀气息、又十分高傲的中国人见面，竟会让我哽咽。我们在战斗岁月中结下的友谊，确实非同寻常。我深受感动，吴司令完全不看我的国籍和年龄，像对待自己的亲兄弟一样，真诚地待我。 4.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友谊，能比在枪林弹雨中结下的友谊更真诚、更炽热、更持久。这不正是我们把最亲密的朋友之间的友谊称为战斗友谊的原因吗？ 5. 我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昔日那种傲慢自大、斜倚虎皮、以锐利目光评判他人能力的痕迹。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位统率数千士兵的绿林英雄，倒像是一位年长、宽厚的村民。他似乎瘦了一些，眼睛也不那么明亮了。 6. 我在吴一成的秘密营地住了两天才返回。临走时，吴一成提出要把自己的一百名士兵交给我。我谢绝后，他佯装生气，说：“你显然不缺什么，也不缺任何东西。但是，金司令，作为朋友，我必须为你的伟大战役准备工作提供一些帮助。这一百个人必须在你指挥下作战，而不是跟在我后面。俗话说得好——蒿草在麻地里也能长直。” 7.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吴一成。年底时，我听说吴一成把部队托付给另一个人后，便去了苏联；此后，我与他失去了联系，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8. 吴一成并不是我们在结成联合战线时的权宜伙伴，而是一位在战斗中与我们并肩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的难忘的战友。吴司令晚年是如何度过的，又是如何迎接自己的命运，至今仍不清楚。最糟糕的是，我无处可以打听到可靠的消息。 9. 如果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始终忠于爱国理想，那对我来说，也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