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第3卷·第8章 在抗日斗争旗帜下·1. 李光

《在抗日斗争的旗帜下》 李光 与吴一诚的谈判 东宁县城镇战斗 关于军队内极端民主主义的评论 马村作战 深山密林中的兵工厂 不朽之花 1934年2月—1934年10月 1. 李光 我在吉林与李光结识。 有一天，来自东满朝鲜青年总联合会的金俊及其同伴把一位年轻人带到我面前，并作了介绍。他就是李光。 我们的同志从他在吉林的外表判断，认为他或是来求学，或是来与组织取得联系，或是来了解学生和青年运动的发展情况。金俊向我暗示，李光似乎是来吉林参加一次教师秘密省级会议的。 我对李光的第一印象是，他看起来聪明、宽厚，但沉默寡言。此后在多次接触中，我了解到他确实是一位感情异常细腻、心地善良、善于结成深厚友谊的年轻人。 我的同志们一见到李光便被他吸引住了，他们极力劝说他留在吉林，甚至向他建议，文光中学很有利于增长他的学识，法学院能给他一个理想的人生开端，而育文中学则最适合有志成为革命者的人。 李光本人并不愿离开吉林。他说，他在延吉县古城子上小学时，曾多次为独立军领导人办事来到吉林，如今青年和学生的生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城市里正因学生组织的各种社会活动而一片喧腾，而在前几年，青年们却如此萎靡不振，他们的运动几乎无人注意。于是李光便留了下来，并在吉林第五中学读了一段时间书。 李光早年受朝鲜独立军领导人洪范图、金佐镇、崔明豪等人的影响很大。在他妻子父母家所在的古城子，曾有一支独立军部队的司令部长期驻扎，因此他结识了许多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李光目光敏锐、思维敏捷、为人谦逊，引起了独立军领导人的注意。他们似乎曾有意让他继承独立军的事业，就像吴东振、李奭曾试图让我做他们的继承人一样。 李光少年时期在外祖父办的村塾里学过汉字。由于父亲身体不好，他放弃了上中学的想法，14岁便开始帮助父亲养家。16岁那年，他便作为实际上的家长主持家务，因此现代学校教育被耽误了。毕业后，他曾在延吉和汪清的小学任教一段时间。直到那时，他一直使用本名李明春。但从他在春华区北哈塘任教开始，便以绰号“李光”闻名。 当时，北哈塘及其周边的八所学校经常联合举办辩论赛和运动会，作为启蒙运动的一部分，而当时正在地下工作的李光，则以绰号代表哈塘足球队参赛。从那时起，大家都叫他李光。 “是独立军引导我走向民族主义，是独立运动又把我引向共产主义，”我们初次见面时，他回忆起在古城子的日子，对我这样说道。 他的话在我听来十分奇怪。 “怎么会是这样呢？难道独立军的老人们同时教你两种思想吗？” “不，并不是直接教给我的。该怎么解释呢？我应当说，是他们影响了我，其中既有民族主义的影响，也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 “那些老人们难道是两面派吗？” “我倒觉得，与其说他们是两面派，不如说他们是在寻求方向的转变。在领导独立军运动的同时，他们秘密阅读共产主义书籍。我去妻子父母家时，曾在一个房间角落里看到许多老人藏的这类书。” 1. 人们在读书。于是，我也开始读书，以消磨时间——但现在我简直是喜欢读书了。” 我紧紧握着李光的手，说：“我很高兴结识一位信奉共产主义的人。” 李光急促地摆着手，说道： “不，我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马克思和列宁提出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有相当多的概念我不能理解。在我这个简单的人看来，共产主义理想不知怎地显得太离奇了。宋周同志，听到这话你也许会感到遗憾，但我希望你能理解，我是坦率地这么说的。” 在我们初次交谈中，我喜欢他的坦率。正是这一点，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吸引我。 当时，李光既不是民族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员。简而言之，他正处于改变方向的过程中。在与我们在吉林交往的过程中，他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但他并没有加入我们组织的青年共产主义联盟或反帝青年联盟。 有消息来源称，李光来吉林时，曾将学校约十公顷土地抵押，以筹措四百元旅费，但我不能确定这一说法是否属实。这些校地是国家拨给学校用于维持教育机构运行的。所以，如果他真的冒险抵押了这种公共财产，那他一定很有抱负。 在他离家后寄给姐夫的一封信中， 据说他表达了如下的坚定决心： “我认为，即使我必须走遍整个满洲和朝鲜半岛，我也一定要找到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这也许会花我十年或二十年时间。然而，我发誓，不达目的，绝不返回父辈的故乡。” 他的决心使我们得以窥见他的性格，也说明了他为什么离开家乡，走遍满洲所有主要城市和政治中心。 李光为人诚实、细致，足智多谋。他讲汉语像中国东北人一样流利。因此，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完全有能力担任十户长、百户长，甚至副县长的工作。 我，一个来自朝鲜西北部省份的人，正是从他那里学到了间岛和咸镜道的风俗习惯。 在吉林期间，由于某种未知原因，李光不愿加入我们的组织生活。他大概怀着一种过客的心情，只是暂时停留在吉林。然而，他经常与我作伴。后来，通过我，他成了我母亲的亲密朋友。 他从吉林学习结束后返回间岛时，见到了我的母亲。临行前，他来看我，在告别时，他随口说道： “宋周，我回到间岛后，想顺道去抚松看看你母亲。你介意吗？” “不，李光，你问这种事可不像你。如果你想见她，就该去见她。你为什么要 征求我的同意呢？”我对他的这个建议很感激。 “这么说你同意了。好！我一定按我决定的去见你母亲。大家都跟着你母亲的样，叫她‘我们的母亲’，可我甚至还没去向她问候一声。我多么失礼啊！为什么她只能做金赫和许永春的母亲，而不能做我的母亲呢？” “谢谢你，李光！现在我的母亲又多了一个儿子。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兄弟了。” “那，我们应该一起干一杯，或者至少一起去一趟面馆，对吧？” 不用说，我们两样都做了。 他去抚松探望了我的母亲，在她那里住了几天，之后才前往汪清。那段时间，他的家住在汪清县，而不是在延吉县的梨树沟。 李光离开抚松后，母亲给我写了一封信，向我讲了许多关于他的事情。信中写道： “宋周，李光今天动身去间岛了。我在松花江渡口为他送行。我感到如此孤独，就像当初和你告别时一样，今天都不想干活了。他多么和蔼可亲！奇怪的是，我感觉他就像我自己的儿子一样。他自己也说，感觉我就像他自己的母亲。一想到日子一天天过去，会有越来越多健壮的男孩投入我的怀抱，我的心就充满了喜悦。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大的快乐吗？你给我介绍了一个真正的好孩子。他带着哲柱去了杨地村，在父亲的坟前行礼，并拔除了坟丘上的杂草。你的许多 朋友们到过我家，我认识许多青年，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像李光这样惹人喜爱的少年。我希望你们的友谊能像南山上的苍松一样长青。 收到这封信的那天，我整天都怀着愉快的心情在松花江畔漫步。母亲在信中字里行间流露的喜悦深深打动了我。她快乐，我就快乐；她满意，我就满意。如果与李光的会面使她如此满足，我也同样感到欣喜。 李光离开吉林后，我从邮局收到了一张汇款单。 我在吉林毓文中学就读期间，曾得到许多人的经济资助，这一点我在不同场合已经提到过。给我提供学费的人，主要是我父亲的朋友们，如住在吉林或经常从独立军根据地——比如柳河、兴京、抚松、桦甸——前来向总局汇报工作的吴同晋、孙钟道、梁世峰、张哲镐、薛穆冠等人。 我在吉林时期的资助者中，还包括青年共产主义联盟成员和吉林韩国学生柳吉会。虽然并不富裕，但正在文光中学就读并担任青年共产主义联盟活动家的申永坤也为我提供了学费。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那时候我母亲靠缝补衣服每天只能挣五到十文。如果她平均每天挣十文，每月收入就是三元，这刚好够支付我在毓文中学的月学费。 为了节省邮费，她没有把学费通过邮局寄给我。她总是把每天的收入积攒起来，等到凑够一个月学费后，便托付给前往吉林的熟人带给我。这省去了我跑邮局的麻烦。 我每次接过母亲寄来的钱，心情总是很复杂。一方面，因为不用担心因交不起学费而受辱，我感到宽慰；另一方面，我又为家中将无钱度日而担忧。 实际上，三元是微不足道的数目，还不够富家子弟买一顿午餐。毓文中学的大部分学生都来自富裕家庭。有时一天之内，富家子弟就会收到几十张我们称之为“单子”的汇款单。每当这种时候，像我这样连汇款单长什么样都几乎没见过的穷孩子，便只能垂头丧气地走来走去。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穷学生，我收到十元汇款，便成了一件大事。 我拿着汇款单去邮局时，一直在猜测会是谁寄来的。 但我实在想不出哪位亲戚或熟人会一次寄给我这么多钱。在吉林，唯一可能给我寄钱的人就是我母亲，但她绝不可能寄出这么多。我想，会不会是邮局职员弄错了，把钱寄给了别人，但这种差错似乎不太可能。 如果收到汇款单的人在邮局说不出寄款人姓名，职员是可以拒付的。然而那天，职员甚至没问我寄款人是谁就把钱付了。我反而问职员是谁寄来的。“是李光寄的！”隔壁柜台后面传来一个声音。我吃了一惊：虽然我和李光在他离开吉林时已经成了亲密朋友，但我还有比他更亲近的朋友。我从未想到他会给我寄钱。 他的慷慨让我深受感动。 李光在汪清期间，经常到我家来，为住在安图县兴隆村的母亲带来许多药品和钱。这些钱是他作为百户长每月工资的积蓄。他对贫困者极为善良，富有同情心。 他总是在我家住上几天，帮母亲做些家务，然后返回汪清。他成了我们家受欢迎的常客。 每当我得到经济援助时，都为无力回报这份恩情而深感遗憾。我家太穷，无法偿还这笔钱。 我下定决心，要成为国家的忠诚儿子、人民的忠实仆人，以此来报答我的朋友和同志们。 1929年冬天，李光从敦化乘火车前往吉林来看我。当时我正身陷囹圄。他选择了一个糟糕的出行时机。 未能与我见面，他便与他所投宿旅馆的女服务员孔顺子相识，并从她那里了解到吉林青年运动和学生运动的详细情况，包括运动领导者们指导运动的方式。孔顺子以女服务员的身份作掩护，实际上受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的派遣，负责我们与前来吉林探望我们的青年们之间的联络工作。后来，由于在旅馆相识，她成了李光的续弦。他的原配夫人金恩玲因病去世。 李光因丧妻之痛，深感悲恸，坚决不再续娶。他认为，没有哪个女人能比得上他的妻子，因为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妻子去世不到一年，就有许多女子向他示好，但他连看都不看一眼。 每当我们与他见面，我和他的朋友们都极力劝说李光再婚，至少为了他体弱多病的父母和年幼的儿子。要劝他改变主意，比从干木头里挤出树脂还要困难。直到为金恩玲守丧三年之后，他才接受了我的劝告。 他的续弦孔顺子性情温和，聪慧贤德。她悉心抚养那个失去母亲的孩子，赢得了众人的赞誉。孩子也将她视为自己的亲生母亲。不幸的是，孔顺子自己没有生育。 虽然我在狱中未能与他见面，但在孔顺子的帮助下，李光与吉林毓文中学、师范学校中投身运动的青年们结成了挚友。吉林组织使李光确信，所有爱国力量必须在民族独立事业中首先团结起来，而要团结爱国力量，就必须有一个能作为他们共同旗帜的思想和路线，还必须有一个团结与凝聚的中心。他带着这一信念回到了间岛。 李光在吉林的逗留，是他革命活动的一个转折点。因此，他遭到了日本领事馆密探和满洲警察的监视，但他从未畏惧他们，并继续勇敢地沿着新的行动路线前进。 秋春斗争是证明他在吉林所学到的教训之正确性的重要事件。通过这些斗争，他的世界观跃升到了更高的境界。 李光移居汪清后，在北哈蚂塘担任副乡长。一个宣誓投身于伟大革命事业并将其视为唯一理想的人，被任命为敌行政体系最基层的官员，这是一件颇为引人注目的事件。 1931年12月，我再次在明月沟见到了李光。 当时他正忙于为冬季在明月沟召开的会议代表安排食宿。 当我看到他背着满满一书包小米、肩上挂着五只野鸡出现在会场时，不禁心生敬佩，觉得他名副其实。 间岛特产的粉条，配上野鸡和鸡肉剁成的肉酱，味道鲜美极了，我们忍不住要了第二碗。 李光与我同桌各吃完两碗粉条后，便在李重三家的厢房里，枕着木枕，彻夜长谈。 首先，我由衷地感谢他帮助我料理家务，并寄钱供我上学。 “今晚吃粉条时，我想了很多。你准备肉酱的辛苦劲儿让我热泪盈眶。我在吉林读书时，你经常带我去饭馆。我真不知该如何报答你的恩情……” 听到这话，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别提这个。我帮助你家，是出于对令尊毕生献身的独立运动的一份心意。你工作得多么辛苦啊……” 1. 指导青年和学生运动！向像您家这样爱国的家庭捐一点钱，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件事您就别再提了。” 他装出生气的样子，用手朝我做出威胁的姿态。 这使我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他美好品格的另一个侧面。 “李光啊，您不要太谦逊了。恩情应当报答。我必须再次向您表示感谢，也代表我母亲向您致谢。说实话，我完全没想到您会给予我们这样全心全意的支持。” “我本来也没想到您会这样。但是宋柱啊，我这样做是有我的缘由的。” “什么缘由？” “有一天，您母亲向我讲述了她是怎样与您父亲成亲的，就像讲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一样。她说，这门亲事当初绝不是轻而易举就定下来的。” “这个我知道。我两个兄弟和我，都是在母亲的丈夫去世后听母亲讲的。那真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2. 这个故事把我们带回到日本“吞并朝鲜”之前的岁月。从我家母亲的娘家——吉洞，到父亲的故乡——南里，相距大约两华里，两村之间横亘着一道低矮的山丘。从南里到平壤的行人必须经过吉洞；从吉洞到南浦的行人则必须经过南里。两村百姓彼此亲善，互相往来频繁。因此，许多人之间都结成了姻亲关系。 我的外祖父一直在南里物色一个合适的女婿人选，最先引起这位老人注意的，正是我的父亲。当媒人开始在两家之间往来奔走之后，母亲的父亲先到父亲的故乡南里，亲自来看了看他。然而，他回到吉洞时却未能作出决断，因为虽然他觉得这个年轻人本人尚可，但他的家庭却一贫如洗。老人心里想，如果自己的女儿嫁到这样贫穷的人家，必将一辈子受苦。即便如此，此后他又先后五次登门看望我的父亲。 父亲家一贫如洗，在这位可能成为亲家的客人六次登门期间，竟连一顿像样的午饭都未能款待。 直到第六次登门之后，母亲的父亲才与妻子商量，并寄去一封信，表示同意这门亲事。 “宋柱啊，这个故事使我对您家有了更深的了解。如果我说我连那件螃蟹的事都知道，您一定会感到意外吧？” 的确，当听到李光提起螃蟹事件时，我吃了一惊。这件事是家里的旧事，只有包括母亲、朴玄爷爷和我自己在内的少数人知道。 “啊！您怎么会知道那件事？” “您当然可以猜到，我和您的家人已经亲近到什么程度了，不是吗？”李光看到我如此惊讶，装出十分得意的样子。 3. 在我六七岁的时候，在万景台度过的童年岁月里，我开始捉螃蟹。祖父为了勉强糊口，经常捉很多螃蟹。大同江的支流——水山江里螃蟹成群，祖父每次去捉螃蟹，总是带上我。也许他是想从幼时起就教我谋生的本领。螃蟹虽然被富人看不起，但在我们看来，腌过的螃蟹却是美味。 捉螃蟹是一项相当简单而单调的活计。只要把煮得熟透的高粱穗子沉入水中，过一会儿再提上来，就会发现成簇的螃蟹紧紧地吸附在穗子上。我们一天能捉到几十只甚至几百只，提着用网兜装满的螃蟹回家时，那种喜悦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 螃蟹大大改善了我们的饭食。每当家里来客人，祖母就会从坛子里取出腌螃蟹招待客人。在这种时候，我总在想，要是能把这些螃蟹端到母亲的娘家——吉洞，该多好啊。对我来说，母亲在吉洞的娘家是一个神秘的世界，是无限慈爱与同情的中心。我喜欢马厩里蒸腾着的煮熟牛饲料那股家常的气味，也爱听院中枣树枝头小鸟的啁啾声。在夏夜，一边闻着驱赶蚊虫的艾草燃烧时散发出的香气，一边在草席上听那些古老的故事，更使我心驰神往。 1. 我母亲的姐姐曾对我说，不要忘记碆斎，因为我出生在那里。也许我母亲在生我之前，曾在娘家住过一段时间。但我的祖父母总是说，我的出生地是南里。他们说，我母亲在我出生时，曾在父母家住了几天，但这并不能成为把我称为碆斎男孩的理由。他们说，一个女人可能在外地生孩子，但按照祖制，孩子的父亲的家才应被视为其出生地。 2. 无论如何，我喜欢母亲的娘家，也同样喜欢父亲的家，这一点在我抓螃蟹时感受尤为强烈。 3. 当时我在碆斎的昌德学校读书，每逢星期日就回到万景台，和祖父一起去抓螃蟹。有一天，我把一半的捕获物藏在附近的灌木丛中，然后才把网袋拿给祖父。他见捕获物很少，有些难过，而我则装作没有听见他惋惜的话。 4. 当然，我本该告诉他真相，说我把一半的捕获物留给了母亲那边的亲戚。但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喜欢这样做，所以犹豫了。在他把网袋拿回家之后，我又去了顺华河，把另一半捕获物带到了碆斎。母亲那边的亲戚看到螃蟹很高兴，还感谢我送的礼物。我对他们说，这要感谢朴铉爷爷，螃蟹是他抓的。 1. 有一天，我的外祖父来到万景台，向朴铉爷爷道谢，说那些螃蟹味道鲜美。 2. 朴铉爷爷起初因这意外的感谢而有些难为情，但听完整个实情后，他感到很高兴。 3. 后来，他称赞我是一个非常体贴人的孩子。 4. 这件事被李光作为一则关于贫困的轶事和一幕仁义之举的戏剧性故事提及。 5. 然而，李光似乎是以不同的眼光来理解这个故事，而不是把它看作一种仁义之举。 6. “听了有关婚姻和螃蟹的故事之后，我开始对你们家产生同情，”李光说。 7. 他的这份体贴，使我深受感动。 8. “李光，你觉得区干事的职务怎么样？”自从我来到满洲中部以来，就一直想了解这件事。我派往东满的政治工作者从间岛地区发来的报告说，我最关心的李光正在汪清担任区干事。 9. 他对我的问题笑了笑。 10. “工作有些烦人，但干得还不错。去年秋天，我们的一些同志被防卫队扣押在哈塘湾，但因为我给他们写了介绍信，他们就被释放了。区干事的权威似乎还挺管用。” 11. 他开玩笑说，如果允许的话，他愿意一辈子都当区干事。 1. 我自豪地谈起了自己的故乡，李光开玩笑说。 2. “如果万景台真是那么美的地方，等国家独立后，我就带着全家跟你一起去那里。” 3. “不去钟城吗？我听说你是钟城人。” 4. “只要对一个地方有感情，即使不是在那里出生的，我也能把它当成自己的家。总之，如果真去那里，请帮我找个可以教小学的地方。你当校长，我就在你手下当老师。” 5. “哎呀，我可讨厌在小学教书……” 6. “哦，真的吗？我听说你在安图或古树书教过书。我还听说你父亲当了很多年老师。” 7. 在我们组织特遣队时，我们的友谊更加深厚了。 8. 李光按照我们的建议，在汪清组织起特遣队后，立即来到小沙河见我。 9. 国民救国军对朝鲜共产党人和青年爱国者的敌对活动，给我们的同志在汪清为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做准备的努力造成了巨大障碍。即使李光组织了特遣队，他仍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无法决定自己今后的活动方向。 10. 那时，我向他谈了我对原则问题的看法，以及与中国民族主义抗日部队建立统一战线的方法，并同他详细讨论了特遣队活动的目标和方式。 1. 他坦然地接受了我的建议。 2. 在那个时期，我母亲能拿出的最好的饭食不过是小米就高粱米、大酱汤和干野菜，但她仍然以诚挚的热情款待他。他也十分敬重我母亲。母亲炽热的爱情打动了他，他那青春的热情和朴实忠厚的心灵也给母亲带来了慰藉。 3. 正当李光在兴隆村逗留期间，我们成立了反日人民游击队。母亲虽然身患疾病，仍然带着哲柱去探望这支游击队。她抚摸着李光肩上的步枪，说道：“有了这些武器，你们现在就可以真正地认真战斗了。独立军用那些陈旧的武器怎么能打日本人呢？现在我亲眼看到了你们的军队和你们肩上的武器，仿佛觉得我毕生的怨愤都得到了消解。你们的母亲看到你们现在的样子，该会多么高兴啊！如果儿子们愚蠢无能或行为不端，母亲们会心碎流泪；但如果她们能看到自己健壮的儿子们拿起武器，为国而战，她们一定会欣喜若狂，感动得热泪盈眶。” 4. 回到汪清后，李光在救国军中努力工作。 5. 我们在与安图司令于氏的合作中取得的成功，为我们开展与中国民族主义抗日部队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起初，这项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也取得了成功。 6. 这些抗日部队中的许多人都热切地希望与我们结成反帝统一战线。 7. 我们共产党人主动地倡导建立统一战线。然而，左倾分子却阻挠了这项工作。他们提出的“打倒上层、争取下层”这一冒险主义的口号，是对抗日部队高级指挥人员的挑衅，引起了他们强烈的抵抗和反感，致使这些部队的许多指挥官开始对共产党人采取镇压甚至杀害的措施。 8. 在这种情况下，李光开始在抗日部队中开展工作，是值得大加欢迎的。 9. 为了开展与这些部队的工作，李光从北哈蚂塘搬到了太平沟。 10. 那时我经常去他在太平沟的住处。太平村有三百来户农家，地处连接小汪清、腰营沟和老黑山的三角洲的地理中心，离苏中边境不远。从该村到蛤蟆塘约六里地。救国军部队的所有主要集结地都设在太平沟附近。 11. 李光的特别支队驻扎在距蛤蟆塘镇一里多地的建昌沟。 12. 他的房子坐落在河岸的斜坡上，与太平沟村隔离开来。房前有一口气派的大井，井边放着一个大水舀子，因此这所房子被称为“有舀子的房子”。我曾好几次喝过这口井里的水。当我们在炎热的夏日汗流浃背地出现在房前时，李光总是从井里打上一桶清凉的水递给我。这水格外清爽。 13. 每当我前往蛤蟆塘，总要顺路到太平沟去探望他的父母。在这所房子里，我们与周保中、陈翰章、胡金民、王润成等中国共产党员一起，召开了抗日士兵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讨论了与救国军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 14. 在保卫小汪清的战斗以及许多大大小小的战斗中，李光作为一名指挥员，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和能力。他树立的榜样影响了救国军的士兵们，他在东满广大人民群众中赢得了出色的军事和政治工作者的声誉。 15. 吴一诚把李光的特别支队视为一支真正的反满抗日武装力量，任命他为救国军前线司令部的警卫队指挥官，甚至还为他配备了警卫员。 16. 此后，李光又与汤山浩取得了联系，以便进一步开展与救国军联合抗日的合作。 17. 汤山浩虽然也拿起武器抗击过日本，但他后来已堕落为匪徒。在那个年代，许多人 1. 他们把这些土匪与骑马的起义者混为一谈，至今仍然如此。 2. 满洲曾有许多骑马的起义者。当大批汉族人民在清朝末年经山海关从中国内地流入满洲时，满洲人民便开始武装自卫，以保护自己的田产和祖传基业免遭掠夺性移民的侵犯。这就是满洲“义勇军”的起源，日本人称之为“马匪”。 3. 与那些散乱的、卑劣的拦路强盗不同，骑马的起义者自视为真正的军人，按照自己的行为准则行事，不掠夺人民的财产。骑马起义者的社会是一个起义者的社会，与中央政治权力相距甚远。 4. 骑马起义者的生活若没有武器便不可想象。他们长期携带武器生活，这种生活激起了人们的羡慕与崇敬。满洲人民公开地说：“上街是女人的事，反抗官府是男人的事。” 5. 当然，起义者并不总是事实上遵守自己严格的行为准则。许多骑马起义者在亡命生涯中堕落为土匪。有许多骑马队伍，很难断定究竟是义勇军还是纯粹的土匪。许多土匪则装出义勇军的模样。打着义勇军旗号的土匪集团接受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军阀的政治贿赂，杀人越货，犯下难以想象的暴行。 6. 当许多救国军指挥官因“打倒上层”的左倾策略被用于中国国民党抗日部队的工作而感到愤慨并敌视共产党时，日本帝国主义的谋略家们很快便察觉到这一情况，并利用它来在抗日队伍中挑拨离间。他们深谙这一臭名昭著的手段：使抗日队伍自相残杀，互相狙击，互相消灭。 7.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催促童善浩屠杀李光特种支队全体成员时，便使用了这一手段。 8. 起初，他们企图诱使其投降。到处张贴告示，宣称谁能捕获李光，便给予巨额奖赏；如果李光本人投降，便予以重任。他们判断，要瓦解吴一成的军队，就必须遏制共产党在该军中的影响，而李光正是发挥这一影响的人物。李光的特种支队被视为在救国军心脏地带活动的一支统一战线突击力量。因此，日本特务机关清楚地认识到他的真实意义和作用。 9. 童善浩是土匪中最恶劣者，在政治上愚钝、残暴、反复无常，很容易被日本谋略家们收买。他知道李光所支持的观点，便按照日本帝国主义者事先准备好的脚本，在老黑山提出举行联合行动谈判，设下圈套。 10. 李光上当了。他不知道童善浩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便带领特种支队十余名成员，包括救国军前线总部秘书长王成福，前往老黑山。党组织曾警告他，与一个盲目而残暴的土匪头目打交道十分危险。但李光坚持要去谈判，即使冒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他说，如果不执行反帝统一战线路线，革命便不可能再向前推进。 11. 童善浩为李光一行设宴，随后除一人侥幸脱险外，其余全部屠杀。土匪逃离时，以为他已同其他人一样死在屠杀现场，便将他留在那里。我们赶到现场时，将他救了出来。但他后来也在洛子沟与老黑山之间的森林里战斗中牺牲了。 12. 李光在二十八岁时，于老黑山附近的一座山中茅屋里被杀害。他的错误在于缺乏警惕。为了与童善浩建立统一战线，他本应首先在思想上改造他。但他却试图仅仅通过……来建立统一战线。 1. 与他和交朋友。 我为他的逝世而悲痛。 我心中燃起立即向唐绍浩一伙复仇的强烈愿望。倘若当时不是理智的声音提醒我，同中国民族主义抗日部队结成统一战线，是当时共产党人的职责，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和总战略，我恐怕早已听任冲动，投入一场血腥的复仇战了。 整个东满地区都在谴责唐绍浩犯下的罪恶行径，要求伸张正义。左派流氓们抱怨部队没有向杀害李光的阶级敌人进行报复。有些人声称，不打击唐绍浩是右倾偏差。 李光的逝世，对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位比一千个敌军士兵还要宝贵的同志。敌人又从我身边夺走了朝鲜革命的又一根柱石和支柱。 我感到仿佛自己身上的肉被剜掉了一样。我咬紧嘴唇，抑制住哭声，心神被思绪所占据。自我们开始对日战争以来的一年间，有多少战友已经从我身边离去！为什么我们刚刚彼此亲近，朋友们就一个接一个地离去，再也不回来？难道这是命运的安排吗？ 我紧握双拳，在小王江两岸来回踱步，这里曾是我和李光商讨伟大抗日战争战略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地诅咒那残酷的命运，它把我推入这悲痛的深渊。随后，我下定决心： 李光的死不能毫无意义。如果我能成功建立他曾倾注巨大努力和心血的中国民族主义抗日部队统一战线，那么即使他已长眠地下，也一定会感到欣慰。 李光的逝世促使我加快了与吴一成的谈判。它并没有使我退缩于统一战线的道路，而是推动我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 我必须去见吴一成！如果我能与他谈判成功，就能为李光的死报仇。 怀着这个念头，我加快了白日行军的步伐，奔向罗子沟。 我顺道去了太平村，以抚慰李光的遗属。他的妻子孔淑子张开双臂拦住我。 “将军，您不能去那里。那不是您该去的地方。我丈夫去了那里，就……将军，看在上帝的面上，请您千万不要去。” 然而，奇怪的是，她那含泪的劝阻反而催促我完成了这次白日行军。 她怀里抱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肩膀上下起伏，擦拭着眼中的泪水。 她怀里的孩子是李光的亲生儿子，李宝铮。 那孩子也噙着泪水，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以往每次我去那里，李宝铮总是在门廊上玩耍，一见到我就喊“宋俊叔叔”，并从大门里跑出来。有一天，他缠着我，要我给他做一只蝗虫。 当我看到宝铮被母亲领着跑到路上时，我后悔当初没有为他做那只蝗虫。现在要是他像从前那样，缠着我索要蝗虫，该有多好啊！ 即使这孩子不敢开口，只是像从前那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一样，爬上我的肩膀，叫我“叔叔”，求我让他骑在肩上，我也会感到多么幸福！ 可是宝铮却在无声地流着苦涩的泪水。在我身边的李宝铮，不再是那个友好、快乐、顽皮的男孩，而是一个陷入巨大痛苦、神情沮丧、充满恐惧的孩子，一个告别了童年和童年彩虹般幻想的人。父亲的死摧毁了孩子那个以拥有一只蝗虫为最大愿望的玩耍幻想世界。就这样，宝铮在十岁之前就失去了双亲。 宝铮再也不会向我要蝗虫了。他幼小的心灵正在为父亲的悲惨逝世而悲伤。 我无可奈何地凝视着他的脸。 话已到嘴边：“宝铮，再见！等我为你的父亲向他的敌人报了仇，我很快就会回来。” 1. 相反，我说道：“朴泉，我渴了。以前我每次来你父亲都给我端来一碗凉水，今天你能不能替你父亲给我端一碗来？” 就在这一瞬间，他那双梦幻般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像一阵风似的跑开，又像一阵风似的转眼回来，用大舀子从井里舀了一碗铜碗水。这件小事仿佛改变了他的精神状态。 铜碗里荡漾的水波，使我的眼前浮现出李光的形象。水面上映出的这个孩子和他父亲交织在一起的身影，使我热泪盈眶。 我在心里向这个孩子道谢，一口气把水喝干，直到碗底。 朴泉擦了擦鼻子，手里捧着碗，深情地望了我一眼。 我下令部队继续行军，心情略微轻松了一些。就在我即将动身的时候，朴泉又朝自己家跑去。 我心里琢磨，他这是要到哪儿去。 他很快跑了回来，把一把燕麦递到我的白马嘴边。这个无声的动作，使我强忍已久的泪水夺眶而出。 当我们渡过河流、渐渐远去的时候，朴泉就那样站在河岸上。我坐在马鞍上回头望去，只见一个闪烁的白点。 “朴泉，你要像你父亲那样，成长为一名革命者！” 我远远地举起手向他致意，祝愿他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后来，在游击区解散、第二次进军北满开始的时候，我在李光家里住了一个星期左右，同孔淑子一起讨论了朴泉的前途。 朴泉果然如我所愿，成长为一名革命者。他在林口当铁路工人时，袭击了一列日本军用列车，结果被捕，坐了两年牢。那时他还不满二十岁。 1945年祖国解放后，他获得释放，同年秋天怀着渴望见到故土山河的心情，经丹东回到了祖先的土地上。 他一路走到平壤和汉城，然后又返回林口。这次旅程给年仅二十岁、前途光明的敏感青年李朴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感到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渴望，要全心全意投身于父亲的战友们所建设的国家，于是依依不舍地跨过了鸭绿江上的铁路桥。祖国那里有他父亲梦寐以求的新世界，有他自少年时代起就一直向往的应许之地。 然而，五年之后，这个应许之地便被战火吞没，年轻的共和国正在为生存而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战斗。 当远方战火纷飞的消息传来时，当时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长的李朴泉志愿参战，奔赴朝鲜战场，加入了朝鲜人民军。令人痛惜的是，他于1950年秋天在担任机械化师指挥官时，在战斗中牺牲了。 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负责组织事务的金正日同志对李光炽烈的革命生涯和革命活动特别关注，指示电影工作者以李光的生平为题材，拍摄了题为《第一支武装部队》的影片。自此，李光的名字传遍了全国。 李光的妻子孔淑子作为缝纫队成员，在游击队中战斗时牺牲。 李光的父亲李周平，在儿子牺牲的悲痛激励下，以极大的热情支援革命军队；李光的姐姐李芳子，因敌人酷刑致病而去世。 我们应当感谢的是，李朴泉在牺牲前把儿子留给了我们。这个儿子正沿着祖父那一代人开辟、父亲那一代人拓宽的大道，坚定地向前迈进。 李光一家三代都在革命军队中服役。一个家庭三代从军，这本身就是值得引以自豪的。我们应当敬佩李光的孙子，他选择继承祖父和父亲的遗志，穿上军装，而不是从事其他行业。 当这位年轻军官——他的面容、举止和步态都酷似他的祖父——第一次同他的母亲一起出现在我眼前时，我不禁喉头一哽，仿佛离开我们身边六十年的李光又回来看望我了。 李宝铨的妻子在二十五岁上失去丈夫，四十多年来一直怀着坚定的信念抚养儿子，希望他能成为李光事业和革命精神的坚强后继者。她的这种精神，值得大家给予最高的赞誉。 在与我会见时，李宝铨的儿子表示，他决心把自己以及自己的儿子和女儿都献给我和金正日元帅，他们将身着军装，以忠诚之心为我服务。我深知，这绝不会是一句空话。李光家的人从不轻言。 李光若能活着回到解放了的祖国，他该会做出多么伟大的工作啊！ 至今，我有时仍在思索这件事。李光的社会活动，当然是从教书开始的，在明月沟会议那个冬天，他在李正三家里也表达过要当一名教师的志向。 但我认为，如果他幸存下来，凯旋回到解放了的祖国，他一定会像康宙和玄赫那样成为一名军人。他是一位始终选择艰难工作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