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第3卷·第7章 人民的世界·4. 共产国际来的人

4. 共产国际来的人 1933年4月，在我们对“左”倾错误的斗争在游击区达到高潮的时候，董昌荣同一个身穿大布衫子的中年人一起来看我。那人看上去像一位绅士，举止也像绅士。他从远处看见我，便微笑着把手举到头顶上方打招呼。他那高兴得闪闪发光的眼神，使我简直以为他是我的老相识。 可是，同他握手时，我才发现他是个陌生人。然而，说也奇怪，我仍然觉得这个陌生人是我的老相识。于是我微笑着亲切地接待了他。这位神秘的客人，是满洲省委委员、共产国际的视察员潘同志。正如魏正民过去被称为老魏一样，这个人也被称作老潘。潘是他的姓的汉语读法。按照中国的习惯，对年长者或受尊敬的人，就冠以“老”字，作为对他的一种礼貌称呼。很少有人叫他的真名李基东，或者他的绰号潘青友。 潘同志在满洲的共产党人中，素以革命家和党的工作者闻名。 我是从王润成那里第一次听到潘同志的。潘同志在“九一八”事变后任宁安县委书记时，王润成是他领导下的宣传部委员。王说，他是在潘同志的推荐下被任命为那个委员会的宣传部委员的，他对此感到非常自豪。据王说，潘同志是一位老革命，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武昌起义和中国的北伐，还到苏联留学过。他曾任绥宁中心县委书记。王说，他曾不止一次地为潘同志的高尚品质和敏锐的洞察力所倾倒。 王对他怀有非同寻常的敬意。 从王那里听到这些情况后，我很高兴，像潘同志这样有能力的革命家竟在我们当地工作。 后来，我又从来自北满的崔淑姬和赵东旭那里听到了更多关于潘同志的情况。崔淑姬说，她是在潘同志的劝告下来到汪清的，并且饶有风趣地讲述了她在他的指导下参加宁安街头五一节示威游行的经过。这些以往的接触，使我们得以就共同熟识的王润成和崔淑姬，谈了很多往事。 “崔淑姬同志在宁安好吗？”潘同志在我们谈话一开始就问道。 他这一问，使我清楚地体会到崔淑姬所说过的，他对下属的关怀是他特别突出的优点，我深受感动。 “是的。她从北满来到这里后，被选进了汪清苏维埃。现在又被选进了小汪清区委妇女部，正积极从事妇女协会的工作。” “她在这儿也骑马吗？” “我听说过，不过我还没见过她骑马。” “她学会了骑马，并决心参加革命军的骑兵。她是个勇敢而坚定的姑娘。” “那我们汪清人可真幸运！你不后悔把她送到我们这儿来吗？” “我有什么可后悔的呢？她的家在北满，是我劝她到东满来的。说实话，间岛是满洲革命斗争的中心，所以我对她说，如果想为革命出一份力，就该到汪清去，到根据地去，到人民政权的地方去；我对间岛寄予很大期望，我自己也希望能到这儿来工作。” 尽管潘同志承认东满是朝鲜革命的中心，我对此心怀感激，但听到这话，我却感到有些惭愧。我在想，当他亲眼看到游击区里的“左”倾错误行为时，会留下什么印象呢？当然，在此之前，我对他的政治情况几乎一无所知。106 1. 思想与态度。他虽是一个政治视野宽广、斗争经验丰富的人，却未必能毫无保留地反对左倾倾向。然而，我十分重视王和崔对潘的评价。他们常常强调，潘是一个有经验的人，从未对下级抱有偏见，而是基于自己的信念，以公正和审慎的态度处理每一件事。而且，我第一次见到潘时，他对我的印象也很好。 那天的谈话使我对他有所了解。我们分手时约定，以后再进行更严肃的谈话。 共产国际的来访者来得真不是时候，因为我要率领部队去迎击成千上万、一波又一波地向我们扑来的“讨伐”队。 “那我就跟你们一起去打仗吧，”他说，“请至少给我一支旧枪。” 潘坚持至少要跟我们上一天战场，他说，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如果连我们在东满是怎样作战的都没有亲眼看到就回去，他会感到羞愧，并终生遗憾。 “潘同志，子弹对共产国际的视察员也不会网开一面。看战斗的机会还多得很，今天您旅途疲劳，请休息一下。” 劝阻他之后，我便奔赴战场。 敌人从三面包围了小王清游击区，并连续三天不断向我们发起进攻。 在顽强的防御战术中，我们击退了敌人。敌人伤亡数百人后才撤退。那些在春雾掩护下，从关门砬子、普砚峰方向侵入游击区的“讨伐”队，开始自相打斗起来，演出一场悲喜剧，在小王清居民中传为佳话。潘听到这个消息，也大笑起来。 他的到来在小王清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那些把共产国际的指示视为左倾苏维埃路线、唯命是从的人，认为老潘会支持他们的立场，认为他的到来正是对人民革命政府路线拥护者施加制裁、把他们打成右派、使他们再也不能对政权形式提出异议的绝好机会。 另一方面，那些一直谴责苏维埃路线为左倾、按照人民革命政府路线主张建立新政权形式的人，则密切注视着老潘的一举一动，担心自己的反苏维埃立场会遭到他的否定，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会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受到惩处。他们中间很多人预言，潘的来访将使刚刚开始摆脱苏维埃路线束缚的游击区局势复杂化。 前者踌躇满志，后者则处于精神上的失败状态。这两种态度都源于他们把共产国际的权威视为绝对。共产国际有能力解散一个党，或对一个人进行审判，在他们看来，这简直如同国际最高法院。他们认为，共产国际可以随心所欲地拯救或毁灭一个革命者的命运。 潘的到来使游击区气氛紧张起来。我也时时能感受到这种紧张气氛。 潘对我们这些支持人民革命政府路线、反对共产国际苏维埃路线、并谴责苏维埃措施为左倾错误的人，将采取什么态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严重问题。 我认为，共产国际派代表来到东满，来到正遭受左倾专横压迫的人民中间，这是我们革命的幸事。在苏维埃路线拥护者和人民革命政府路线拥护者就谁是正确的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潘的到来，将通过他支持或否定不同路线，使局势进入一个决定性阶段。 至今还没有任何人能保证共产国际会支持我们的立场。但我已下定决心，要向潘提出抗议，反对共产国际、满洲省委及其他组织相继下达的那些不符合游击区实际情况的指示。如有必要，我也准备就理论问题与他进行争论，以纠正游击区中的“左”倾倾向。 1. 执行苏维埃路线和反对“民众党”的斗争。我丝毫没有害怕惩罚或制裁。总之，我认为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 2. 那些日子里，一些心怀不满的同志显然向共产国际寄去了一封申诉信，请求它来解决东满的争端。看过这封信后，共产国际显然派了一位姓潘的朝鲜人来解决争端，因为东满的大多数居民是朝鲜人。潘检查员本人后来也说，共产国际确实收到了这样一封信。 3. 我从保卫小王正的战斗回来后，潘又来看我。他的神情不像我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光彩照人。从这位检查员那模糊的微笑背后流露出的沉重焦虑的表情，我判断他终于面临着在政治哲学纠缠其上的严酷现实之间作出选择。看来，他在政治路线问题上与同昌荣发生了冲突。 4. 我安排潘住在马村最大的房子——李白老人家里，并在那间正屋里和他谈了大约十天。 5. 潘讲一口流利汉语，从一开始就用汉语讲话，因此我也只好用汉语。我们主要在夜间和清晨交谈。白天我抽不出时间与他谈话，因为我在指挥自己的部队。潘白天则在游击区四处奔走，忙于了解那里实际情况。 6. 经常离家在外的人都很清楚，尽管有诸多不便，同住一处的旅伴会变得多么亲密，以及通过这种亲密关系编织出的故事会多么迷人、多么有趣。我和潘在这十天里也变得亲密起来，亲密得如同一个家庭中的成员。 7. 尽管潘检查员比我年长二十多岁，又是一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革命，但他从不摆架子，也丝毫没有流露出任何以老资格自居的意识。他坦率而热情地与我交谈，以同志般的平等态度对待我。 8. 我们先是自我介绍，追溯各自的经历，但避开了有关革命实践的正式事务。我先这样做，然后潘也照做了。随后，我们轮流填补各自经历中的空白，或讲述对亲身经历事件的印象，竟连夜色已深都未察觉。 9. 当潘得知我二十岁之前曾四次被关进监狱时，他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10. “这么说，在坐牢这件事上，你倒是我的一位老前辈了，金同志，不是吗？” 11. 他说，他自己也在哈尔滨有过监狱生活的经历，而且由于他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五一示威，宁安县的党组织遭到了彻底破坏。他说，在满洲国当局无情的镇压和日本军队的“讨伐”行动下，党组织被摧毁，党员和骨干分子四散奔逃。潘把这些损失归咎于他因党组织迅速壮大和活动日益活跃而出现的精神眩晕。但他也认识到，五一示威的教训为在金海三、林光林指挥下组建宁安游击队提供了政治动力。 12. “人们在监狱里挨了几顿打之后才意识到，我们组织那次示威既笨拙又迟缓。我们把示威组织在县城的街道上，实际上是把党员暴露在敌人镇压之下，而那时我们本应把组织更深地转入地下，并为武装斗争做好准备！” 13. 每当他提起那次示威，就对自己十分生气。但他却很赞赏我们为反对吉林—会宁铁路建设项目而组织的示威。他是那种在评价别人成就时公正而慷慨，却低估甚至贬低自己成功的人。 14. “你说你前几天刚过了二十一岁生日，所以年龄只有我的一半，但我必须说，金同志，你不仅在坐牢方面是我的前辈，在人生阅历方面也是我的前辈。”潘检查员说。 1. 他听说过我的个人经历。 我听他一再称我为他的前辈，不免有些局促不安。 “潘同志，您要是把我捧得那么高，我怕会出洋相的。” 他像俄罗斯人那样耸了耸肩膀。 “我想让您知道，我对您的钦佩，根源在于我对自身生活的不满。我是一个生活得并不满意的人。在我四十三岁的年纪，可以说人生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但我却没有任何值得自豪的成就。这是我的悲哀。” “您不要太谦虚了。您经历过南方的烈日和北方的暴风雪；您的生活中有过欢笑、痛苦和泪水。坦率地说，我不喜欢那些自轻自贱的人。怎么能说刚过四十岁人生黄金时期就已过去呢？” 我的批评并没有使他感到不快。我觉得他对自己太谦虚了。他作为宁安县县委书记和绥宁中心县委书记所建立的功绩，以及他在宁安游击队诞生过程中所起的助产士作用，更不用说他在中国南方的活动，所有这些都绝不能忽视。绥宁中心县委是一个非常大的组织，是由穆棱、宁安、东宁、密山等县委合并而成的。一度有传闻说，潘同志将获得晋升，担任吉林省委东部区的高级干部，而该区将在共产国际与满洲省委之间发挥中间联络梯队的作用。我不清楚他是否真的得到晋升，但共产国际任命他为负责东满工作的巡视员这一事实本身，就雄辩地证明他是一个享有很高声誉的人。 2. 我们的谈话在交换有关当前共同关心的政治问题的信息和看法中继续进行。 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次谈话对我极为有益，因为我虽然与共产国际联络站的工作人员有过接触，但从未与他们进行过坦诚而严肃的交谈。 我向他说明了朝鲜共产主义者为贯彻共产国际决议所作的努力，并阐明了我们对它的路线和指示的立场和态度。 “我们认为，共产国际出色地履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参谋部的职能。多年来，它把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团结在国际联盟中，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与社会主义而斗争，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明确理解共产国际是行使对共产主义运动集中统一领导职能的国际中心这一前提下，我们将一如既往，忠于它的章程和路线。但是，潘同志，我想冒昧地就共产国际的活动再对您说几句话。” 我这番话的最后部分立刻使他紧张起来。 “我该怎么理解您的话呢？您该不会有什么反对它的意见吧？” “也许是一种意见，或者是一种抱怨。我很久以来就想向共产国际反映一些情况。” “您心里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他好奇地注视着我。 我认为向共产国际坦诚直言的时刻到了。 “我不支持任何宗派，但我对过去共产国际解散朝鲜共产党的决定深感遗憾。不仅朝鲜共产党内存在宗派，印度支那共产党等其他党派也实行过用土豆印章伪造签名的做法，不是吗？” 他脸上掠过一丝惊讶，而不是紧张。我的话使这位历尽种种艰辛的巡视员也感到意外。 “金同志，作为像您一样的朝鲜共产主义者，而不是作为共产国际的巡视员，我认为解散朝鲜共产党是一种耻辱，也与您一样，对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朝鲜共产党感到遗憾。但是，……” 3. （原文此处未完，译文按已提供内容逐段对应翻译，未做任何增删、概括或评论。） 1. 在这个问题上你必须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为什么印度支那共产党仍然存在，而朝鲜共产党却被解散了。这是因为像胡志明这样一位杰出人物在共产国际中代表印度支那。与此相反，在那些年代里，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却没有这样一位杰出人物，也没有一个能为共产国际所承认的领导中心。 2. 他认为党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一位领导人或领导中心，这一看法使我大为震惊，因为我一直认为党内的派系斗争是党解散的主要原因。直到潘作了这一透彻的分析，我才认识到，朝鲜共产党的解散是由于缺少一位能为共产国际所承认、具有世界声誉、能够抵制解散本党行动的领导人。 3. 除了共产国际的问题之外，我们还就朝鲜革命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进行了有益的讨论。 4. 潘同志说，朝鲜共产主义者必须努力建立自己的新党，而不能处于沮丧状态，因为本党已不复存在，大多数党员流亡在外，便寄居于他国党的屋檐之下。 5. “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是一名朝鲜革命者，但我确实相信，朝鲜人必须有自己的共产党。如果朝鲜共产主义者把朝鲜共产党的解散视为永远剥夺了他们重建本党的机会，那无异于自寻死路。拥有自己的党，是朝鲜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权利。一个人可以在别人家里住上几年，但不能一辈子都住在别人家里。” 6. 潘同志坚信朝鲜共产主义者必须彻底重建本党，这与我们在卡尔伦会议上通过的建党方针是一致的。 7. “你说得对，”我受到他的鼓舞，说道，“如果一个朝鲜人不为重建党而奋斗，那他就应当被视为抛弃了朝鲜革命。我们不能像那种寄人篱下、察言观色、虚度光阴的人。基于这一观点，我们提出了先建立基层党组织，然后通过扩大和加强基层组织，由下而上地建党的新方针，并且根据这一方针，三年前建立了‘同志团结会’这一党组织。” 8. 我详细介绍了第一个党组织成立的历史背景，以及我本人参与这项工作并加以扩展的情况。 9. 潘同志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述。 10. “金同志，也许我这个人富于幻想，但你却是一个脚踏实地、埋头实干的人。这实在了不起。不过，你看这里。朝鲜共产主义运动中派系太多，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你们不能承认那些派系分子，而要在青年中另起炉灶。有派系分子在你们身边，你们什么也干不成。他们中间许多人已经成了日本人的走狗。而那些虽未成为日本人走狗、但已顽固不化的派系分子，则忙于争权夺利，而不是为革命而斗争。为了同派系作斗争，我们必须成功地打击日本。如果我们队伍更加壮大，在斗争过程中把骨干分子团结起来，那就将为建党奠定基础。” 11. 他的话使我深受鼓舞。当然，这些话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们一贯坚持的基本方针是：党应当从那些未受派系主义感染的青年中建立起来。 12. 我再次下定决心，要团结朝鲜人民，壮大核心力量，完成民族解放这一基本任务，以建党。 13. 很幸运，我和潘同志有机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国际以及朝鲜建党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14. 我们的谈话自然转到了在间岛引起人人关注的苏维埃政权问题。我诚恳地想听一听潘对那个人民背过脸去、唾弃它、与之疏远的苏联政府的看法。 15. “老潘，”我随口问道，“你对那个……的印象如何？” 1. “你第一次访问间岛时所看到的游击区怎么样？” “我要向在这片荒芜土地上建立起美好社会的间岛人民和革命者们表示敬意，”潘高声说着，一边解开并敞开自己长袍的前襟。“这里的人们做了大量工作，吃了许多苦。但我必须说，一个不受欢迎的幽灵在这片美好的土地上空盘旋，这是一件令人极为遗憾的事。” 从他激动的语气中，我能感觉到他非常激动。 “幽灵？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他从老人李白白递来的烟荷包里捏起一大撮烟丝，开始卷一支粗烟卷。 “我指的是左倾的苏联路线。它正在摧毁间岛人民以艰苦努力建起的这座高塔。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一点。开辟了满洲革命的间岛革命者们，怎么会如此丧失理智？” “说实话，这种左倾偏差让我如此不安，头发都可能变白了。” “他们怎么能如此盲目、愚蠢？……我和他们谈过，他们对苏联的苏维埃政府一无所知。童昌荣同志是一个富有斗争经验、性格温和的人…… “多么荒谬的错误！显然，119封投诉信寄往共产国际，这绝非偶然。我想，你一定操了不少心。” 他用同情的目光看了我一眼。 “个人的苦难，再大我也不在乎。一看到那些在左倾专横下受苦的人们，我的心就痛了。” 潘紧张地、不停地抽着烟，仿佛在借此发泄他的怒火。 “我在不幸之中遇到了一件幸事，那就是人民革命政府的路线，正是在左倾杂草丛生的土地上诞生的，这个政府得到人民的支持，将把我们的革命从危机中拯救出来。金同志，不久前我已经向童昌荣同志表示，你的建议是绝妙的。” “你的意思是，你也支持人民革命政府的路线？” “不然的话，我为什么要对童昌荣同志那样说呢？他也已表示支持这条路线。他似乎被你所说的‘凡是人民喜欢的，就是好的’这句话深深打动了。让我们现在更加努力地工作，对自己充满坚定的信心。” 潘下意识地、意味深长地握住我的手，然后又松开了。 这样，共产国际对我们关于人民革命政府路线的支持就得到了确认。 潘说，我们通过组建一个特种支队，获得了游击部队的行动自由，并改善了与中国国民党人的救国军的关系，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了不起的成功。他鼓励我们在东满洲的革命者们继续取得这一成功。 他说，我们关于人民革命政府的路线，基本上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革命群众政府路线相一致，并简要地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路线，围绕其政治路线的转变，就满洲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明确的战略。这条路线是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发布的，但实际上是由共产国际起草的。因此，可以说它代表了共产国际的意志。 他们关于建立农民委员会作为乡村政权机关的想法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们的建议是，农民委员会应负责处理农民与游击部队之间的关系，向部队供应粮食，并组织日常的武装自卫队，同时党应确保雇农和贫农成为农民委员会中的领导力量，从而把广大中农群众团结在他们周围。 换句话说，共产国际已经认识到在政权问题上左倾苏维埃路线的不合理性，并承认有必要以一种新的形式来取代它。 政府。归根结底，这证实了我们所提出的人民革命政府路线的正确性。 然而，潘督察对农民委员会的名称十分关切。他说，农民委员会虽然比苏维埃更符合满洲的实际情况，但若政策只面向雇农和贫农，便无法把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团结到自己身边。他强调，人民革命政府是一种改进和进步，是一种能够把反对日本的所有阶层——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及其他群众——团结起来的统一战线。他表示，要把这一意见写信向共产国际和满洲省委反映。 “我们叫它农民委员会还是人民革命政府，有什么关系呢？只要能满足人民的愿望就行了。在能挂出人民革命政府牌子的地方，就挂人民革命政府；在委员会更合适的地方，就设委员会，这不就行了吗？”我这样试图打消督察的顾虑，但他仍放心不下。 “从总体上说，你是对的，但政府的名称必须迎合人民的喜好。无论如何，我必须把这件事向共产国际报告。”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把这一决定写信报告给了共产国际。 在这些事件之后，东满各游击区的苏维埃全部被人民革命政府或农民委员会所取代，工农游击队改名为反日人民游击队，赤卫队改编为反日自卫军。 督察的来访掀起了一场风暴，扫清了游击区内过时的政治秩序。我们自吉林时期以来一贯坚持的主体性革命政策，获得了国际上的支持和鼓励，我们所有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性再次得到了证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同意共产国际所做的一切，也不意味着我们盲目地执行其命令。我在尊重共产国际所采取的各项措施的同时，以自己的独立判断加以审视，从朝鲜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利益出发来对待它们。 共产国际的战略及其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中，最令人怀疑的，是它对朝鲜革命的看法以及它处理朝鲜革命的方式，即把朝鲜革命视为世界革命整体链条中的一环。 当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理想变为现实时，各国共产党人面临着一项崇高任务：既要捍卫革命成果，又要在世界范围内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为适应时代的要求，列宁于1919年建立了第三国际。其历史使命是组织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进行斗争，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和资本锁链，并将这一斗争推向国际规模。这是一项战斗性使命，不同于其前身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符合新时代的要求。 当时共产国际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保卫和捍卫苏联。捍卫已获胜利的社会主义阵地，与扩大社会主义事业密不可分。不捍卫这些阵地，就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并进一步发展十月革命的成果。保卫苏联成为所有共产党人的国际口号，这一口号的落实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内容，这是十分自然的。 这些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的关系，却为反对共产主义者提供了口实，也为那些诽谤执行共产国际命令的各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或本国叛徒的反动资产阶级理论家提供了论据。 各国共产党人本应从中吸取教训，把本国的国际义务与民族义务恰当地结合起来。共产国际也应当 此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共产国际要圆满地完成其使命，在强调保卫社会主义胜利成果的同时，就必须真诚地支持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必须捍卫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弱小民族的利益，并援助它们的革命斗争。 然而，共产国际对这一需要却未予充分重视。共产国际的一些官员高谈阔论大国的革命运动，却以轻蔑或武断的态度对待有关小国革命的问题。他们根据各国对建立保卫苏联的国际堡垒所能作出的贡献大小，在看待和对待各国革命的态度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别。 共产国际中某些占据重要职位的人物和理论家散布这样一种观点：大国的革命运动取得胜利，就会自动导致邻近小国的革命斗争或独立运动取得胜利。打个比方说，他们持有“头穗熟了，麦穗也会自然成熟”的观点。 这种观点在小国共产党人中滋长了一种阿谀奉承的倾向，他们放弃了依靠自身努力和本国人民努力作为革命动力的独立立场，开始依赖大国。同时，这种观点也在大国共产党人中产生了一种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他们无视小国共产党人，并压制其独立活动。 因此，尽管来自不同国家的这些共产党人曾深受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共产国际成立这一伟大事件的鼓舞，将其视为理想和灯塔，在斗争的烈火中奋勇前进，但革命者对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信心以及纯洁的忠诚却蒙上了阴影，这并非偶然。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共产国际成立之后，对共产主义的热爱支持和向往如不可阻挡的浪潮般席卷全球。 世界各国的知名人士纷纷迅速加入拥护共产主义的行列。当时许多重要人物认为共产主义是代表人类未来的唯一思想，他们不顾政治派别和宗教信仰，通过不同渠道努力与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或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并寻求其援助。 许多韩国民族主义者也拥护、支持或同情共产主义思想。其中不乏权威的基督教徒、天道教徒和其他宗教信徒。例如，1922年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人民大会上，首尔钟洞卫理公会第三牧师玄信代表韩国宗教组织“耶稣信仰”出席了会议。 玄信是韩国享有盛誉的牧师，在上海成立的韩国临时政府成立时，他当选为临时政府成员之一。根据我们的同志几年前从苏联共产国际档案中获得的资料，当他出席该会议时，携带了由1919年3月1日《独立宣言》起草小组成员之一金炳柱，以及赵桑索、孙钟道、金仁俊、宋炳柱等牧师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当玄信填写俄国共产党高丽部发放的表格时，他声明自己与上海共产党有联系，并于1919年9月在俄国停留了三周。在回答关于“目标与希望”的问卷时，他写道：“我的目标是韩国独立，希望实现共产主义。”这份文件是最近才由我们的同志获得的。 当然，我不确定他对共产主义这一新思想的理解有多深，或者他对它的同情有多热烈，但他似乎对共产国际寄予厚望。 上海韩国临时政府的首任总理李东辉曾参与共产主义运动。众所周知，他被派往…… 1. 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高丽共产党联席会议的结果。 天道教改革派力量也寻求与共产国际结盟。 天道教第二任领导人崔时亨之子、天道教创始人崔济愚的侄孙崔东辉，代表天道教改革派。他以天道教紧急最高革命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曾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一段时间，努力与共产国际进行谈判。他写信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的片山潜、英杰尔逊等官员，请求他们给予朝鲜独立运动所需的支持，并宣称，作为穷苦人民公仆的天道教与作为工人阶级先锋的共产国际之间的积极合作，将保证东方革命的胜利。 2. 崔东辉甚至致信当时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外交委员契切林，请求他在两年内提供装备计划组建的十五个混合旅团的高丽国民革命军所需的武器、炸药、弹药、骑兵装备和运输工具。尽管保守派天道教徒怀着仇恨与谴责，天道教改革派力量仍为独立运动开辟新道路，这值得全国人民敬佩。但是，无论是苏维埃俄罗斯还是共产国际，都没有满足他们的请求。 3. 1919年，别名蒙阳的卢永亨也曾访问莫斯科，就朝鲜独立问题与列宁交谈。如果听说像李承晚这样一个反共产主义分子曾经支持过苏维埃俄罗斯，人们是不会相信的。但这似乎确有其事。有消息说，他曾访问莫斯科，请求巨额财政援助，而在他的请求被忽视后，便转而反对苏维埃俄罗斯和共产国际，成为极端亲美派。 4. 朝鲜的领土仅为苏联的百分之一，是一个茅草土屋挤在一起、瘦弱瘸腿的驴子遍地的国家，显然过于贫穷和渺小，难以引起共产国际官员的注意。甚至在我们于满洲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年代里，他们对朝鲜的看法也并无多大改变。我深感遗憾的是，共产国际竟如此漠视小国人民的命运和小国共产党人的民族解放斗争。毋庸讳言，这种不友好的对待和冷漠态度，无非是在我们决心在革命中确立主体思想、依靠自身力量解放民族的意志之火上浇油。 5. 最令我恼火的是，我们缺乏力量去反对或纠正我们所不赞同的共产国际的态度和活动，也无法控制共产国际工作的组织方式及其长期存在的官僚主义痼疾，尽管我们深知，这可能导致朝鲜革命的牺牲，或在其主体式发展道路上设置障碍。 6. 我们新一代共产党人，渴望共产国际能够理解朝鲜共产党人的问题，与我们的愿望以及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坚定不移地开展革命的决心齐步前进。 7. 在我们为解决需要迅速处理的复杂问题而奋斗之际，潘出现在满洲东部，这是令人欢迎的。我与他的相识，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共产国际中竟有理解我们、支持我们的人，这是一件好事。他提出，朝鲜共产党运动队伍应当用未受宗派主义感染、经过训练的坚强骨干来更新，应当建立一个朝鲜人民政党，这些话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的劝告鼓舞了我，增强了我在思想和实践上的独立精神。如果不是他的影响和同志式的鼓励，那么，即使在“人民党”斗争进行得如此可怕的时期，我也不可能冒着生命危险，有效地捍卫朝鲜民族的主体精神和我们的革命。 8. 朴弼善向我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尚岳教导我…… 1. 在红楼里让我做了一个梦，如今潘检查员又给予我真诚的支持、鼓励和同情，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我的信念：朝鲜人绝不能忘记朝鲜。 在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革命斗争史上，从未像与潘检查员这样热情、真诚、严肃地讨论过朝鲜革命的命运和这条革命的政治路线。他是一位罕见的理论家，对革命具有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 如果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我们率领大军挺进白头山地区时，他仍然健在并能与我们并肩工作，他本可以在解决朝鲜革命所面临的诸多困难问题上，作出许多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贡献。 2. 与潘的相识，使我认识到，在革命斗争中，除了实践者之外，还必须有一位能够指导和引领实际斗争的理论家，这一点至关重要。 3. 在汪清那次难忘的谈话之后，潘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志。虽然他比我年长二十多岁，但我们在短短十天之内就结成了朋友和同志的关系，这种友谊和同志情谊，其亲密程度不亚于十年之交。 然而，这种关系并非建立在任何物质利益或个人私利之上。这种格外温暖的友谊，源于对朝鲜的解放与自由这一共同而久远的愿望，源于在一切事务中追求独立的思想方式和志向的一致。 4. 友谊的深度，不能以交往时间的长短或谈话次数的多少来衡量。交往时间久，并不一定意味着友谊深厚；交往时间短，也不意味着友谊浅薄。关键在于，一个人在对待人和人的命运、对待自己的国家和国家的命运时，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根据这种立场和态度，友谊的温暖可以倍增，也可能冷却。对人的热爱、对同胞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是检验友谊的试金石。 5. 潘检查员离开汪清时，我骑马一直送他到汪清县与和龙县的边界。因为他有点跛脚，我事先安排他骑马赶路。 在骑马途中，我们谈了很多话；在石砚坪村停留的两天里，我们讨论了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们与中国党的关系、朝鲜革命当前和未来有关问题在内的一系列话题。我们还彼此作出了坚定的誓言。 我们当时所谈的内容，完全可以作为小说情节的好素材。朴茂燮的军官学校就在那个村里，吴振华的家人也在那里避难。 潘甚至谈到了他自己的家庭生活。他说，他的妻子只比他一半年龄大。我已记不清他究竟是叫吴永玉还是吴奉玉。 6. 我问他，为什么直到四十多岁才结婚。 “哈哈！”他笑了，“这还用问吗？我身上没有一个丈夫应有的魅力，所以姑娘们都躲着我。谁会爱上我这样一个跛子呢？要不是吴女士，我可能就一辈子打光棍了。” 他似乎生来就对自己评价很低。他迟迟未能成婚，我对此深表同情。 “我想，吴女士一定很有识人之明。我听说她是个罕见的美人。迟来的爱情一定甜如蜜。” “当然，但奇怪的是，提出求婚的不是我，而是她。不过，迟来的爱情确实格外甜蜜。” “据说，她在北满一带是人人羡慕的对象。” “可是，金同志，为了男子的尊严，我希望你不要像我这么晚才成家。” “嗯，我也许会晚。这并不取决于我的意愿。” 我们在石砚坪村附近的草地上边聊边笑，友谊日益加深。 7. 潘说，他已经深深爱上了汪清，与我分别令他感到惋惜。他下一个要去的地方是和龙和珲春。 “金同志，我将终生把你的形象铭记在心中。金日成同志，能在汪清与你相识，我感到非常幸福。”他神情严肃，眼中含着泪水，紧紧握着我的手，在跨过边界时说道。 边界。能与您相识，潘同志，我感到无比荣幸。 坦率地说，我不愿与您告别。” “我怎么会愿意分别呢？我真希望这次旅程结束后，能带着妻子来到东满，与金同志您并肩工作。我在某些方面已经过时了。有些污点…… 请您做朝鲜的胡志明。” 说完这些话，潘警官便辞别了汪清。 他走出去一段路后，回过头来，把手举过头顶。我望着他的手，就像初次见到他时那样，感觉仿佛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他神情中的细节似乎已印在我的眼睛里，将留存数十年。 与一个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结下友谊的人分别，心中涌起孤独与悲伤，当他回头看我时，我不禁疑惑，为何这告别如此令人伤感。 潘在微笑，但他也显得悲伤。他的笑容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如果他没有笑，我的心会轻松得多。 他离开了我，希望自己能再回来，却在珲春去世，我们再未相见。 他被珲春游击营政委朴都南杀害。朴都南在珲春县委扩大会议上因讨论革命路线转变而受到潘警官最严厉的批评。他被指为宗派斗争的头目，被撤去政委职务。当潘警官的警卫在院子里察看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三八式步枪，而潘警官正忙着写东西时，这个叛徒拿起一支步枪，将潘警官当场击毙。这一消息震惊了汪清的群众。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便把自己关在李七白家的前屋——潘和我曾在这里讨论革命与人生的意义——为他之死痛哭了一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