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第3卷·第7章 人民的世界·2. 敌之白昼阵地 我之夜间阵地

2. 敌人的白天根据地；我们的夜晚根据地 抵达马村后，我们又一次受到热烈欢迎，我认为这实在是我们所不应得的。我们在腰营沟战斗中获胜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间岛，小王清的居民以狂热的热情迎接我们。 在完全摆脱敌人统治的游击区生活，使我们为之着迷。 然而，在这个新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并非都合我意。我们对间岛革命领导层中某些人的工作态度和思想方式并不总是感到满意。 最令我吃惊的是，一种“左”倾倾向正像瘟疫一样在满洲东部的革命者中间蔓延。 这种倾向在巩固游击根据地的工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明月沟和小沙河召开的会议上讨论建立游击根据地问题时，我们曾就三种类型根据地的定义——即全盘游击区、半游击区、活动基地——以及必须在这三者之间保持合理平衡达成共识。 然而，满东的某些共产主义者却只热衷于以解放区的形式发展全盘游击区，而对建立半游击区和活动基地重视不够。在初期，汪清的工作也仅限于建立解放区。例如，小王清游击区被建成一个解放区形式的苏区，其规模相当于我国今天的一个县。这一地区处于革命力量的控制之下。在当时，全盘游击区也被称为苏区。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空飘扬着象征工农政府的苏维埃旗帜，干部们却无所事事，只是在高呼“革命！革命！”之中大肆喧嚷。他们很少到游击区之外作战，却日复一日地空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设无产阶级社会。在公共假日，他们聚集在士兵营房院子里或儿童游乐场，跳俄罗斯舞蹈或演唱《五一》歌曲。有时，满洲东部特别委员会和各县的干部聚在一起，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展开激烈争论。 我们也在这种气氛中度过了春天，无法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然而，我们逐渐认识到这种“左”倾共产主义错误的实质，并寻求纠正它的方法。 游击区里挤满了人。在游击区形成期间，仅汪清根据地就涌来了成千上万的难民和流亡者。珲春、延吉、和龙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耕地面积非常有限的山谷中聚集如此众多的人口，便产生了粮食供应问题。每个人都得吃豆粥。豆子用石磨碾碎，加上少许谷物，煮成粥。当这种粥还有供应时，人们可能会抱怨它，但当这些供应耗尽后，我们就不得不吃用苛性碱水煮过再捣碎的松树皮饼，或者被迫用煮过的蕨菜、苍术嫩芽、桔梗根、党参根或黄精根来充饥。尽管如此，我们仍唱着革命歌曲，发表演说，在空中挥舞着拳头，号召人民推翻帝国主义、亲日分子和寄生虫集团。这就是我们在游击根据地初期生活的方式。 当然，我们也进行过一些小规模战斗，如袭击警察站、攻击敌人运输车队、反击入侵游击区的敌人并缴获武器等。当我们 1. 从凯旋的战斗中归来，人民高呼“万岁”，挥舞旗帜，但重大战斗并不多，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山顶上站岗和保护难民。我们控制的地区幅员辽阔，但步枪和武装人员却并不多。每个战士小组只分配了几支步枪，主要是为了守卫根据地。 2. 当我们试图扩大武装战士队伍时，那些软弱无能的书记或委员们却横加阻挠，他们哀号说，革命军不是统一战线军队，因此，它必须只招募工人和农民中最坚定的分子，不能什么人都收，以免它变成乌合之众。在那些日子里，苏联地区的抗日游击队被称为工农游击队。 3. 对一个方圆数千平方公里的地区的防御，已超出了几个连队的力量。由于防御体系存在许多缺口，“讨伐”部队可以轻易地深入我方防线，于是成千上万的当地居民不得不收拾行李，寻求避难。这种情况几乎每天都在引起人民群众的恐慌。 4. 左倾领导人把我们解放区的规模视为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一心要保住大片地区，而根本不对敌我力量对比进行科学评估，只是凭主观愿望行事。他们甚至人为地划分游击区和敌占区，称前者为“红色地区”，后者为“白色地区”。他们把敌占区居民称为“反动分子”，把中间地带居民称为“两面人”，无端怀疑或排斥他们。来自祖国本土的人也被当作“反动分子”对待，这是最严重的问题。 5. “红色地区”的妇女剪了短发，以便与“白色地区”的妇女区别开来。“红色”的书面语和口语、歌曲、学校、教育和媒体，都与“白色”的不同。从“白色地区”进入“红色地区”的人，受到严格盘查，即使审讯过后，也不允许他们立即回家。上级向儿童团组织下达了命令，把来到“红色地区”的“白色”人员当作间谍来处理。汪清县委的一些成员，对从小王沟迁往城镇的居民一直抱有不良情绪。 6. 曾在敦仁村担任远距离哨兵的赤卫队队员，曾扣留了一名到大川来游击区买牛的农民。县委的一名左倾分子得知对这名身份不明农民的审讯后，指示审讯人员即使动刑也要逼迫嫌疑人交代身份，说他有可能是间谍。无论他们怎样严刑拷打，这位农民都坚持说自己不是间谍。事实上，这名农民既不是间谍，也不是敌人的特务。但左倾分子却冤枉了这个无辜的人，下令没收了他的钱财。 7. 汪清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工作人员崔凤松回忆起当年左倾分子在游击区所犯下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暴行时，说道： “一提到左倾偏差，我总是不由得想起游击区早期发生的事情。左倾错误在间岛地区真是令人震惊。有一次，我们游击队员在汪清关从日本人那里截获了一车食盐，运到了小王沟。这大概是在总统先生您当时在南满活动的时候。赶车的是一个朝鲜人，在社会底层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左倾分子把他定性为‘两面人’之一，并当作罪犯来处置。他们说他为日本人运送物资，是叛徒。因此，自然，游击区外的人民群众对‘红色地区’不会有好印象。那真是令人作呕。” 8. 不分敌我、甚至惩罚无辜者这类暴行，在其他各县的游击区也屡见不鲜。问题非常严重，因为所有这些可诅咒的行为，都是以革命这一崇高名义毫不犹豫地干出来的，它们迫使大批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人民群众…… 1. 日本人向“白区”推进。 2. 左派分子甚至逮捕了老人李白培的亲属，他们从先锋来到上青里，参加为在敌人“讨伐”行动中遇害的父母举行的祭礼。左派分子把他们视为“反动”人物。 3. 每当我看到这类不公正的现象，就感到十分羞愧。一个自称共产主义者的人，如果把无辜的人打成反动分子加以惩处，他就不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最恶劣的罪犯。 4. 即便在我们到达汪清之后，这些恶棍仍然作威作福，俨然以“特权革命者”自居，谁也奈何不得，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 5. 有些人把苏区看作一切，这种观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严重问题。我们得出结论：要保住根据地、推进革命，就必须克服孤立倾向，扩大作战范围。换句话说，必须抛弃那种只死守游击区防线的短视做法，必须组建精锐的大部队，以便能够自由机动地展开积极的军事和政治行动。 6. 如果军队要展开全面作战，就必须从保卫根据地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我们在全面游击区周围辽阔地区创建和扩大许多半游击区，并使其支援游击区，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我们把创建半游击区作为通向新的胜利的突破口。 7. 为了了解中国本土游击区建设的经验，我曾多次同童长荣见面交谈。 8. 1931年秋季，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省瑞金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建立了苏区。据童长荣介绍，中国革命总部所在的中央苏区，幅员广大，人口数百万，拥有数个军团的兵力。童长荣本人曾在河南省建立苏区的经验。 9. 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已拥有十余万人，控制着从江西省南部到广东省北部的广大地区。 10. 我与童长荣的谈话使我确信：中国苏区的建设经验——就幅员和人口而言，相当于一个相当规模的独立国家——不能照搬到图们江地区的工作中来；在全面游击区周围地区和朝鲜北部地区建立半游击区，才是扎根于间岛根据地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保卫革命总部、开展大规模游击战的唯一途径。 11. 在武装斗争的实际进程中，建立半游击区的需要日益迫切。以少量兵力守卫广大地区的压倒性任务，要求我们尽快找到新的解决办法。如果我们只是坐在书桌前，单纯分析经典理论，或者照搬俄国布尔什维克或瑞金中国人的经验，就可能只是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种不同于解放区类型的新式游击根据地，却不能在对这一问题的紧迫性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迅速推进其建设。 12. 半游击区问题，并非仅仅是一个根据地形式问题。这一讨论反映着这样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即通过克服教条主义和对大国的崇拜，在革命中确立主体思想的原则；它关系到如何看待人民群众，如何克服“左”倾错误，把被斥为“两面派”的广大人民群众作为革命动力的问题；这还是一个与革命力量建设直接相关的严肃问题，即是否把他们团结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问题。 13. 所谓半游击区，是指我们部分控制、敌人也部分控制的地区，是指形式上处于敌人行政管辖之下、实际上却处于我们控制之下的地区，它 1. 为抗日游击队提供支援，训练包括游击队后备力量在内的革命力量，并发挥游击区与敌占区之间联络渠道的作用。形象地说，它白天由敌人统治，夜晚则归我们控制。 2. 半游击区适合我们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国外游击战的经验中，我们没有找到这种类型游击区的显著范例。正是我国革命的发展，把建立半游击区提上了紧迫日程。 3. 1933年3月中旬，我们推进到朝鲜咸镜北道明川郡王在一带地区，以便把武装斗争扩展到祖国本土，并以抗日武装斗争为中心，使朝鲜革命整体迅速加速。我们自开始对日作战以来始终坚持的战略目标，是把武装斗争扩展到祖国并解放国家，这一想法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从我们脑海中抹去。在朝鲜北部六镇及其周边地区创建半游击区，是把武装斗争扩展到祖国的前提。结构牢固的半游击区，将有助于在游击区的发展中消除各种左倾做法。 4. 我们从正在三岔道基地活动的汪清营第二连中抽调40名战士，并从各连中选出10名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组成一支派往祖国的部队。随后，我们派遣以排长朴得华指挥的几名先遣人员前往明川地区。 5. 当时在东满党组织中有一定影响的一些人，对我们向祖国进军的计划极为不满，并以各种方式阻挠其实施。他们警告我们，在中国的朝鲜共产主义者通过为朝鲜革命而战，正在表现出“把革命扩展到朝鲜”的民族主义倾向，我们应该放弃向祖国进军的计划，因为这与“一国一党”原则相违背。 6. 我拒绝了他们的反对意见，并继续为进军作准备，因为我深信，忠于民族义务就是忠于国际主义义务，朝鲜革命者拥有为解放朝鲜而战的不可侵犯的权利。 7. 大约在这个时候，一件给抗日游击队向祖国进军蒙上阴影的事件，使我怒不可遏。一名曾到祖国明川执行联络任务的第二连战士，在返回途中被一个名叫金松都的人逮捕，并被带到东满临时委员会。 8. 第二连连长安基浩和政治指导员崔春国急忙到马村见我，气愤地控告金松都滥用职权，谴责他在未告知指挥员的情况下逮捕这名战士。 9. 崔春国平时温顺得像新婚新娘，举止文雅，几乎从不议论任何人，可这次他竟破口大骂金松都，甚至用他的绰号“独眼王”来称呼他。我只是默默地听着，因为我不认识金松都。我对他所知道的全部情况是：他曾是青年共产主义联盟东满临时委员会宣传部部长，最近被任命为东满党临时委员会成员，现在正在东满各地巡视。在东满党组织中，那些从上级机关出来、到下级组织巡回指导的干部被称为巡视员。 10. 我严厉地斥责崔春国那不体面的说话方式。 11. “春国同志，你什么时候染上了给人起不雅绰号的坏毛病？诚然，金松都无视我们，做得太过分了，但你就不能宽宏大量地尊重他的人格吗？” 12. 崔春国对批评非常宽容。 13. “对不起，”他神情严肃地道歉说，“如果我说话不雅或粗鲁，请原谅。” 14. “游击区是一个人们生活在一起的地方， 1. 所以人们难免会有绰号。但“独眼”这个绰号实在太粗鲁了。 就在那一刻，比起金松都逮捕第二连战士这件事，更使我感到气愤的是汪清人竟称他为“独眼王”。 我问金松都为什么被称作王。崔春国回答说，间岛居民大概是因为金松都这个朝鲜人身上的气味像中国人，而且对上级过于卑躬屈膝，才给他起了“王”这个绰号。 在前往东满特别委员会的途中，我顺便到县党部去了一趟，发现那里也把金松都叫做“独眼王”。 从县党部的李英国那里我了解到，金松都是一名老党员，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朝鲜共产党，曾在周二派满江总局下属的一个党支部委员会工作，后被日本领事警察逮捕，关进监狱，遭受拷打。出狱后，他很快转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提拔到特别委员会一级的职位。他戴着墨镜，大概是为了掩饰自己那只失明的眼睛，成天骑着马四处奔走。 李英国把金松都描述为“一个不仅口才出众，而且机敏灵活到能把袜子套在飞乌脚上的人”。 我在东满特别委员会办公室里同金松都谈了大约三个小时。 当我与他面对面坐下时，原本打算指责他滥用职权的想法，却被一种对他的怜悯之情所取代。他那只已经萎缩的眼睛和黝黑的脸色，使他显出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激起了我的怜悯之情。这个人虽然失去了一只眼睛，身体残疾，却依然跋涉在间岛的崇山峻岭之中，为革命事业服务，这是何等值得称赞、令人感动的事啊！ “同志督察，”我称呼他，尽量表现得客气，克制着不提高嗓门，“你为什么要在工作地点逮捕那个人，甚至连和我们商量一下他的案情都没有？” 金松都隔着眼镜注视着我。他的目光似乎在向我表示不满，在质问我怎么敢向特别委员会的督察提出这样无礼的问题。 “你竟问我这样的问题，这很奇怪。你明明很清楚，这个人越境的行为是民族主义的表现，这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矛盾……我们认为他是‘民生团’的成员。” “有什么根据？” “他往返朝鲜的行为是民族主义的表现，而这种民族主义错误使他成了‘民生团’的成员。他还能是别的什么吗？” “这是你个人的看法吗？” “是的。我上级也是这样看的。” 他这样回答之后，我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因为我对他产生的与其说是厌恶，倒不如说是怜悯。 奇怪的是，在那一刻，我竟对他产生了某种同情，而不是蔑照。我本该愤怒地驳斥他，用有力的论据粉碎他那荒谬的言论。他那种完全荒谬的偏见和幼稚的思维方式，与他作为东满特别委员会督察这一显赫身份极不相称，大概正是这一点在我心中唤起了对他的怜悯。 “他身体残疾也就罢了，精神上竟也如此残缺，真是太可悲了！”我暗自想道，“当然，他投身革命的那种顽强毅力，甚至戴着墨镜来掩饰那只可能被特务发现的失明的眼睛，这是值得称赞的。如果这种坚毅精神能以健全的理智加以充实，那该多好啊！一个人怎么会遭受如此可悲的精神错乱呢？” “你似乎把民族主义与‘民生团’等同起来了，”我用更平静的语气说道，“你怎么能把这两者放在同一架天平上称量呢？仅仅因为朴锡云、赵秉相、宋成浩等少数民族主义者曾提出组建‘民生团’，就把二者混为一谈，这难道不是一个过于荒谬的三段论吗？据我所知，你最初也属于一个在民族主义领导下的组织，后来才转入共产主义运动。难道就因为这一点，你也会被贴上‘民生团’成员的标签吗？请你回答我。” “我怎么能……”他喃喃地说。 我给了他几分钟时间思考，然后又继续有力地争辩道：“我猜你刚才提到你的上级时，心里指的是张荣同志。但我并不认为他是那样心胸狭窄的人。如果张荣同志在并未充分了解实际情况的情况下，出于一点偏见或误解就作出这样的决定，你们这些熟悉朝鲜局势的同志，本应想尽一切办法向他提出建议，使他形成正确的认识，不是吗？” 金松都沉默了。 在我带着被捕的同志返回司令部的路上，仍然很难从对他的怜悯中摆脱出来。 坦率地说，在关于理论问题的多次争论中，我一直对他抱有同情，直到他听从他人摆布，开始清洗革命者为止。 但当我看到他以清洗“民生党”为借口，杀害许多坚定的革命者时，我那时便不再同情他了。后来，他自己也因被指控为“民生党”成员而被处决。我在数十年动荡岁月中的经历使我明白：恐怖主义者死于恐怖主义者之手，左派由左派审判并处决，那些没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而又想两面讨好的人，注定要走向自我毁灭。 三月初从马村出发的赴国分队，抵达图们江此岸，正对北青郡的达木谷。他们驻扎在松谷村，并在一周内一边等待渗透进北青地区的先遣队到达，一边开展工作，使该村及其周围地区革命化，以建设半游击区。白天，我们在松东山西麓进行军事训练，夜间则走访村民，在他们中间建立地下组织。 当时，我们还对十户长和百户长开展工作，他们处于伪满洲国行政等级的最底层。因为我们尊重人民的利益，并按照革命军队的纪律准则与当地居民建立关系，给人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在松谷村驻扎期间，游击队员们帮助农民干了许多活。我们中的一些人从山上割来胡枝子草，甚至还为我们寄宿的村民修理篱笆。朴永善回忆录中广为人知的那把斧头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驻扎在村子期间。 有一天，为了帮助我的中国房东，我拿着一把斧头和一个水桶来到图们江边。冬天，村民们通常从江里取饮用水。水是从用斧头或镐在冰上凿出的洞里取的。 当我几乎要凿开一个冰洞时，工具的锋利头部从柄上滑脱，掉进了洞里。我用一根顶端带钩的长杆捞了几个小时，但毫无结果。 我向房东提出了一笔优厚的赔偿，并因自己的粗心而真诚地向他道歉。老人不肯收钱，说他虽然年纪太大，无法帮助革命军队，但他对我每天早晨给予的帮助深怀感激。我坚持要他收下钱，说如果我不弥补他的损失就离开此地，我这个指挥官就是在违反革命军队的纪律。 尽管我已经为那把斧头付了优厚的赔偿，但这件事仍然萦绕在我心头。再多的钱也无法弥补老人失去他心爱之物的损失。1959年春天，我请一批赴中国东北旧日抗日武装斗争战地访问的同志，再次代我向良水泉子村的老人道歉。然而，令我们遗憾的是，当这批同志抵达村子时，老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们渡过图们江，然后在先遣队的引导下，于某天下午四五点钟左右登上了王哉山。 六镇地区的革命组织负责人和那些隐藏在山脊落叶松林中的政工人员，出来迎接我们。 1. 在长满幼年橡树的山顶上，我久久地眺望风景。有句俗话说，十年一变，但这一带国家的变化却不到三年就完成了。我们在土里岭组建祖国党组织时还不存在的煤矿渣堆，成了新的景象；沿着翁津—雄基（先锋）线行驶的火车也是如此，它是新翁津的一小部分，而在1930年秋天或1931年春天，这里还没有火车。 2. 同山河一样，人民和革命也在成长、前进。自我们上次来此之后，新的抗日革命组织一个接一个地诞生，并开始开展活动。 3. 六个城镇及其周边地区的战士们，在朝鲜北部边境地区，用一张由革命组织构成的巨大钢铁网络，包围了敌人的行政机器；而那里负责维持治安的日本军政头目曾夸耀边境治安完美无缺。 4. 我们的武装斗争也发展壮大了。例如，东满的游击队已发展成营。各县的营不久将发展成团，进而发展成师。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武装游击队也在南满和北满开展活动。我们师和军团大举开进祖国、消灭敌人的日子已为时不远。我们作为他们的先遣队，已经站在了翁津的土地上。 5. 我沉浸在这些思绪中，回忆起在昌德学校从外祖父那里学到的南一将军用汉字写的一首诗。我以平静的声音吟诵道： 磨剑石穿白头山， 饮马河干豆满江。 二十不展平生志， 后世何人道栋梁？ 6. 外祖父曾向我解释，南一将军在与北方入侵者的战斗中功勋卓著，二十岁便晋升为兵马使。外祖父鼓励我长大后要成为将军或先锋指挥官，抗击日本侵略者。听说南一将军因奸臣的诬告而被处死，我曾为他的逝世而痛惜。我下定决心，长大后要像南一将军那样，站在战争的最前列，击退侵略者，为祖国和同胞的安全而战。 7. 在王在山顶上，我向自己立誓：“正如南一将军以东北边境六堡的坚固基础抗击北方入侵者一样，我们将以六个城镇周围形成的半游击区为依托，把武装斗争深入到祖国腹地，把日本帝国主义者诱入罗网并予以歼灭！” 8. 聚集在山上的政治工作者和革命组织负责人，向我报告了祖国的情况和他们所开展的活动。 9. 我向他们讲了鼓励的话，告诉他们，在北部边境地区，为抗日革命奠定群众基础的工作正在顺利进行。我还给他们布置了发展武装斗争并向祖国腹地推进的任务。 10. 在这个问题上，我特别强调了建立半游击区的任务。我们打算在翁津地区和祖国的许多其他地区建立半游击区，在密林中建立秘密联络点和其他活动基地，从而为祖国的武装斗争奠定基石。 11. 王在山会议讨论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把全国团结成一支统一政治力量的任务，以及祖国革命组织加快群众运动发展、为建党做准备的任务。 12. 游击队挺进翁津地区，是把抗日武装斗争推向祖国腹地的前奏，也是民族解放斗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里程碑。这向国内外表明，我们朝鲜共产主义者关于这一斗争的坚定信念是不可动摇的。 1. 为朝鲜革命而斗争的不可剥夺、不可侵犯的权利。 2. 抗日游击队挺进讷逊地区以及王在山上的会议，证明了我们关于在全面游击区周围和在祖国建立半游击区的政策的正确性，也证明了在间岛和朝鲜北部边境六镇地区建立半游击区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 3. 这次会议之后，我们访问了庆原（松驿）的龙岛小岛、朴德谷，以及同新郡的金山山丘等祖国的许多地方，在那里举行会议，举办短期讲习班，开展政治工作，主要目的是向祖国政治工作者和革命组织负责人讲授地下革命斗争的原则和方法。 4. 在祖国，我们经常会见革命者，向他们灌输主体思想型的革命路线和工作方法，帮助他们慎重地指导复杂的实际斗争。祖国革命组织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受到适当的政治和实际训练，是成功创建半游击区的先决条件。 5. 被派去指导祖国革命斗争的精英们，在国内积极活动于工会和农会等正集中力量进行抗日斗争的群众组织之中，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革命群众组织。这些政治工作者把活动网络扩展到了汉城和其他朝鲜南部地区。 6. 在图们江地区建立的党组织，在六镇周围建立巩固的半游击区和推进祖国革命运动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7. 此后，满洲东部的干部们采纳了我们关于建立半游击区的政策，并着手自己执行这一政策。有些人否认我们提案的正确性，称之为右倾偏差，但当场遭到了驳斥。 8. 从1933年春季开始，在满洲东部的苏区大力开展了建立半游击区的工作。在汪清县的罗子沟、大荒外、专家楼、两水泉子，以及延吉、珲春、安图、龙井等广大地区建立了半游击区。这些半游击区对发展抗日武装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些不适宜防守的全面游击区被改组为半游击区。 9. 许多由伪满洲国任命的村长同情我们、支持我们。例如，罗子沟周围地区完全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几乎所有居民都站在我们一边。 10. 半游击区发展的经验，对于此后几年朝鲜人民革命军在长白山地区的活动具有宝贵的价值，这些活动充分证明了这一政策的正确性。 11. 半游击区已被证明非常有效，因此我们在1930年代后半期在鸭绿江沿岸的长白山地区建立根据地时，只在革命军部队驻扎的地方修建了秘密营地，在其他地区则建立了半游击区。我们在群众中建立了革命组织，不把它们区分为“红”或“白”，并向这些组织派遣政治工作者。我们不滞留于一地，而是不断转移，以防敌人发现我们的活动基地。半游击区培养出了许多爱国者，如郑东哲、李勋、李柱益（李吹）等，他们来自区总管、百户长、十户长、副郡守、警察和自卫团成员之中。当时，我们在敌人的最基层行政机关巧妙地安插了自己的人作为情报员。我们还争取了许多其他下级官吏，使他们支持革命。白天，他们装出为满洲国热心工作的样子；夜晚，他们帮助我们，引导行进中的革命军，会见革命军派来的情报员，移交白天收集到的情报，筹措物资支援革命军。 1. 革命军。在中国东北东部和朝鲜建立的半游击区，成为可靠的卫星，保护了军队和解放区内的人民群众以及那里建立的人民政权，也保护了民主斗争的成果。 2. 依托在前者广大地区内建立的全盘游击区和半游击区，抗日游击队深入敌人统治区，使人民群众革命化，并扩大了群众组织以及党和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的先锋组织。这样，他们得以加强抗日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由防御转为进攻。随着我们在对日战争中转入进攻，我们得以打破敌人的严密经济封锁，对游击区生活中最令人头痛的粮食问题，找到了较为容易的解决办法。 3. 半游击区使我们得以克服那种在“红”“白”地区之间加以歧视、把大批群众赶到敌人方面的“左”倾偏差，也得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把广大居民团结成一支统一的政治力量。它们还对消除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并在朝鲜革命的发展中确立主体思想原则，作出了巨大贡献。 4. 罗子沟和良水泉子是汪清地区所有半游击区中最具典范性的。 5. 日光在把罗子沟转变为半游击区方面立下了卓越功勋。当他被派往那里时，他通过在国民党抗日军队的士兵和来自独立军的人们中间开展工作，为我们建立了牢固的立足点。 6. 罗子沟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就成为由童辉及其集团领导的独立运动的主要基地。那些同他一起参加独立军运动的老人在该地区具有很大影响。在这些人的支持下，日光得以按照革命路线对居民进行教育和组织。 7. 许多有能力的政治工作者被派往罗子沟，帮助将其转变为半游击区。其中一些人献出了生命。在使罗子沟革命化方面作出巨大贡献的崔正华，就是牺牲在那里的一个。 8. 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有能支队指挥官朴吉松和崔光，当时在罗子沟从事地下工作。 9. 敌人在该地区建立了协和会或合作社等反动组织，疯狂地企图扑灭革命力量，而我们则组成了抗日协会等大型群众组织，团结了所有爱国者。罗子沟还作为革命人民群众的粮食供应基地，为汪清服务。每当小汪清游击区发生粮食危机时，就派信使前往罗子沟的革命组织取来紧急物资。罗子沟革命组织的成员们背负着成袋的谷物，一直送到石砚的十里坪，并把它们交给汪清的人们。即使在罗子沟被敌人占领后，粮食仍然从那里运往解放区。可以说，从1935年下半年游击区解散、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开始向中国东北远征起，汪清县的革命者正是靠吃罗子沟的粮食才得以存活下来。一些在1935年秋冬季节从敌人“讨伐”行动中在罗子沟西山避难的革命人民群众，以及汪清第三连的士兵，也都吃过罗子沟的粮食。 10. 罗子沟之所以成为汪清革命者如此优良的粮食供应地，一方面是因为该地是环绕着肥沃土地的自然粮仓，连路过的乞丐也受到欢迎，可以分享小米饭；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许多革命组织在那里扎下了根，并对居民进行了良好的教育。 11. 在罗子沟，身为百户长、受到满洲国当局信任的基层公务员金龙云，是我们组织的成员。他利用自己的官方身份，给予我们革命者很大帮助。 1. 为防止游击队员潜入城墙镇，人民群众与革命军队保持秘密联系，敌人严格限制进出城镇的人员流动，时刻派青年站岗，同时采取严厉措施，禁止食品和消费品从城镇走私出去。哨兵各执一根棍棒，这相当于傀儡政权“满洲国”颁发的某种凭证。 2. 革命军队的战士前往罗子沟筹粮时，金龙云过去只挑选受我们影响的青年担任岗哨。前来筹粮的战士抵达城镇时，哨兵便把棍棒交给他们，然后跑回保长那里。在他的指挥下，他们收集食品，并把粮食送到给养队。 3. 罗子沟的革命组织成员劝诱傀儡“满洲国”军队的士兵向他们出售弹药。镇上有一家店铺，店主是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的老战士。为了获取物资援助革命军队，他与傀儡“满洲国”军队的士兵歃血为盟。 4. 有一个傀儡军队士兵，极爱钱财，他先在各地低价购买物品，再请店主替他高价出售。这个士兵这样做，是因为如果他自己被发现卖东西，就会受到惩罚。他与店主结为兄弟，甚至把弹药卖给他。店主以每发25分的价格收购，并转送革命军队。通过这种方式，共获得了多达五千发子弹。 5. 这不过是一个证明半游击区的有效性和作用的简单事例。 6. 在汪清县最南端的凉水泉子村周围建立的半游击区，给了革命军队巨大支持。那个村的革命组织曾数十次向解放区运送食品和物资。 7. 在那些年代，我们从珲春和凉水泉子村的革命组织那里，获得了大量游击区所需的谷物、衣物、火柴、药品、炸药、食盐及其他生活必需品。 8. 食盐是游击区最稀缺的商品。情况艰难到我们每喝五勺粥，才往嘴里放一小粒盐，以满足对盐的渴望。为了使游击区无法生存，敌人想尽一切办法阻止食品和食盐流入。秋天，农民被迫把全部收成送到敌人控制下的集中村仓库，然后按每户人口数领取每日口粮。敌人深知，任何剩余的食品都会流入游击区。 9. 敌人甚至组建了反走私队、食盐警察，让他们突然搜查农民的住宅。任何剩余的酱油和豆酱都要征税，剩余者则用三角木棍抽打。 10. 1934年秋天，我们派遣一大批人，包括第二连的30名带马战士，甚至还有儿童，前往凉水泉子村获取食盐。 11. 从汪清到该村往返有50英里。事先得到食盐行动通知的该村革命组织，用他们从珲春地下革命组织和南阳航运机构获得的食盐，在图们江岸边堆成盐堆。他们在江边接应了食盐运输队。 12. 运输队在每匹马上装载两三袋食盐，安全运到了三道。其余的食盐则由每人背负二三十公斤运往游击基地。一部分食盐在罗子沟换成了面粉。 13. 凉水泉子组织送给我们的大部分物资，来自祖国北部边境包括珲春在内的六个城镇。那里的人们也从图们和龙井获得了许多运往游击基地的物资，因为在处于敌人严密监视和控制下的祖国，不可能大量采购消费品。祖国组织里的人们秘密渡江，前往图们、龙井等商业中心，购买游击区所必需的物资。 1. 后来通过适当渠道被送往抗日游击根据地。 图们和龙井实际上是我们可靠的物资来源。正因为如此，我们很少攻击图们、龙井和草帽岭等地，那里有许多革命组织在地下活动。在游击战初期的某一次，我们的同志袭击了草帽岭。袭击刚结束，李光的父亲便向我们报告了这次战斗对他打算争取加入统一战线的富人们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他说，他们被这次袭击吓坏了。从那时起，我们便不再攻击这类地方。六个城镇中的半游击区对汪清及其他解放区军民的生存作出了历史性的、功勋卓著的贡献。除正规游击区和半游击区外，我们在敌占区还建立了大量隐蔽的活动基地。这些基地支持游击队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活动，并提供联络渠道。地下革命组织和联络点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临时性的、流动的基地，这种基地在龙井、和图们、珲春、老头沟、草帽岭等许多大城市以及敌占区的铁路沿线都建立了起来。 每当我回忆起在间岛和祖国建立半游击区的那段难忘岁月时，总会想起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吴仲寰。 吴仲寰从汉城西大门监狱获释后，乘上北行的列车，在附近惠穆洞他妻子娘家停留了几天休养，随即返回石峴，前来见我。他获释并重新出现在汪清，对于当时刚从南满和北满远征回到游击区的我来说，是极大的喜悦和慰藉。他与我见面时首先提出的，就是要求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从他气色不佳来看，我认为他需要休养几个月，但由于他坚持要做点事情，我便让他到嘎雅河一带去建立半游击区。他工作的第五区与凉水泉子、图们、延吉、草帽岭、大肚川等敌人“讨伐”队的主要根据地相邻，而且在嘎雅河设有日本领事馆警察派出所。柳菜沟于1933年1月初遭敌人袭击，后来四道坪又被“讨伐”队进攻过两次。 尽管吴仲寰已出狱，但他仍被敌人特务盯梢。然而，他对自己所领受的任务却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 我之所以把在嘎雅河附近建立半游击区的任务交给他，是因为该地区离敌人据点很近，而且经常遭到敌人攻击。这项任务既艰巨又危险，但我对吴仲寰充满信心。 早在1930年秋天第一次与他见面时，他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使我对他充满信心。那次我在他家里与他进行了长谈。谈话结束后走出屋子，我发现几个健壮的青年人正警惕地站在篱笆外放哨。村口也有类似的青年在守卫。这些安排以非常有力的方式向我展示了他的工作能力和革命态度。 他的革命才干在动员人民群众投入斗争中得到了光辉的体现。 作为对村庄进行革命教育的第一步，他弄到一把推子，组织了一个理发协会，吸收了全村人参加。当时普通理发店剪一次头收费十五分，而吴仲寰只收五分。他用这样挣来的钱买书，教协会成员识字读书。人们对能够识字以及廉价理发都感兴趣，因此怀着极大的热情参加了协会的工作。吴仲寰就这样教育了村民们。 在向他们进行启蒙教育之后，他将原有的少年会、同学会、友谊会合并，成立了岭东友谊协会。新的友谊协会是敦化和延吉地区青年和学生的合法组织。 1. 和龙、汪清、珲春——这些地方位于海兰河以东。 2. 吴仲昊经常编排和上演戏剧，以对村民进行革命教育。当他亲自撰写剧本时，他的堂兄弟们（人数很多）就自己分配角色、布置布景、自己导演演出，并上演一场完美的演出。 3. 以这种方式激发起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之后，吴仲昊首先把自家亲属吸收进革命组织，然后又动员了全村群众。在明月沟冬季会议前后，他和康参俊、赵昌德、俞世龙都协助筹措武器，这是为组建抗日游击队所做准备中的一项根本任务。 4.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武器，对装备以崔仁俊、韩亨权、康参俊、金云植等人为成员的特种分队，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吴仲昊在第五区的一部分地区——这一地区是敌人进攻的首当其冲之地——建立了一个出色的半游击区。他还忠实地完成了在敌占区建立活动基地的任务。他改造后的图们晨星印刷厂，成为我们活动的主要基地，成为革命军队的耳目。 5. 敌人把吴仲昊及其家人视为眼中钉，正伺机将他们消灭。1933年春，一支小型游击队在龙井日本领事馆送往县警察署的一封密信中，截获了杀害吴氏一家的指令。 6. 我们一得知这一密令，就派游击队员去营救其家人。游击队员迅速将吴氏一家共31人全部转移到石砚子。 7. 1933年夏，吴仲昊一生中每时每刻都英勇无畏、不知疲倦地战斗，总是像短跑选手那样全速奔走，却不幸在北峰洞的一个秘密接头点被敌人逮捕。他刚一被捕，当即被杀害。我们无法知道他最后时刻的情形，也不知道他是怎样面对死亡的。杀害他和他的同志们的敌特分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这桩卑劣行径，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 8. 当吴泰熙老人从石砚子急匆匆赶到凶杀现场时，他的儿子正躺在接头点附近，浑身是血，遍体鳞伤，双眼圆睁。那眼珠中尚存一丝生命之光，倒映着他生前曾如此深情凝望的游击区那片蔚蓝天空。 9. 但嘴巴却比生前闭得更紧。从这一神情，老人便知道儿子为了保全生命，没有泄露组织的秘密。这种英雄式的死亡，更使老人悲痛万分。“你只活了34年，却活得光明磊落。长寿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幸福。但你离开得太早了！你这样死去，对如此珍爱你的金日成将军来说，该是多么令人心碎啊！”老人抱着死去的儿子，心中这样想着。 10. 我无法相信他已经死去。一个那样能说、能走、工作成就那样多、像烈火一样生活的人，怎么会这样悄然离世？ 11. 他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人。他只是那样躺在地上，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遗言。如果他有什么话要对我说，那会是什么呢？他很可能还会要求我再给他一项任务，因为半游击区已经建立起来了。 12. 如果他活着，我会把更重大的责任交给他。按照革命道德，给一个人以更多的任务，正是对他的最大热爱和最大信任的体现。 13. 我们的革命又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和宣传家，一位在间岛地区人人爱戴的、忠诚而坚定的支柱与栋梁，一位曾以自豪感鼓舞人民群众、使敌人胆战心惊的战士。这是在我们的革命在东满地区正蓬勃向前推进之际，所遭受的一次令人心碎的打击。 14. 吴仲昊以自我牺牲唤醒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并动员他们投入行动。 15. 虽然他已经离去，但在他鲜血洒落的半游击区土地上，新的英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伟大战争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