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第2卷·第6章 艰难岁月·6. 与民族救国军同行

6. 与国民救国军一起 我们在柳河逗留期间，我曾向磐石地区派遣一名联络员，与李红光、李东光建立联系。在我们从南满远征返回时，他们正在开展游击战。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为打击“保民会”等亲日组织走狗而组建的武装赤卫队（另一个名称是打狗队），于1932年9月改组为磐石工农义勇军。这支义勇军由经过各种形式的群众斗争——夺粮、惩处走狗、夺取武器以及抗日暴动——考验和锻炼出来的朝鲜青年组成。自1932年夏季以来，李红光、李东光一直在为建立抗日游击区而斗争。 他们在惩处走狗的斗争中尤为出色，广为人们传颂。 我想见他们，不是为了去拜谒南满的“主人”们、寒暄致意，而是为了同他们交换意见。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彼此交流战斗经验。 接下来我关心的是，他们对朝鲜革命的前景持有怎样的观点和态度。我想向他们说明我对朝鲜共产党人当前任务的观点和态度，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最重要的是，同他们商讨一些实际问题：在东北各地开展武装斗争的朝鲜共产党人应如何保持联系，如何实现协调，如何实现合作、协同行动和联合作战。我也想同在北满的崔庸健、朴一禹、金策、李赫满、李基东、玄锡珉等人讨论这些问题。南北满的游击队与我们互为犄角。如何与他们合作，是影响整个武装斗争发展大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去过磐石的联络员，在我们离开海龙后，在蒙江与部队会合。他向我报告说，他未能见到李红光、李东光，因为他们不在部队里，正在农村开展政治工作，他已将我的信件留给当地地下组织。 因此，我把与他们见面的时间推迟，集中力量在蒙江开展军事和政治活动。我们在这一地区行动的主要目标是获取武器、扩大队伍。为此，我们必须开展军事、外交活动，同时积极进行政治工作。 蒙江在几个方面对我们实现这一目标都较为有利。蒙江的许多官员是我育文中学的同学。他们原本是埋头读书、不参与任何左右派政治活动的书生，如今在蒙江掌握着大权。离开中学后，他们在国民党县府任职，日本入侵东北时，又参加自卫军，担任高级职务。蒙江还驻有在通化地区活动的唐聚伍自卫军总部的代表。因此，通过我同学的斡旋，与这位代表进行谈判，有可能获得武器。在权衡局势后，我决定与蒙江自卫军保持密切联系。当时，我们的指挥员们对争取自卫军并不太感兴趣。多数人认为同他们接触是冒险。他们说：我们与梁世凤会谈破裂了，虽然他也是朝鲜人，但与我们思想不同。我们从自卫军那里获取武器是根本不可能的。更何况自卫军正在瓦解。我们听说，有些部队的指挥机构里有日本教官，他们正与日本人密谋，要扫荡共产党。所以我们不能同意您，我们的指挥员，去钻这样的圈套。 我回答他们说：“我们不应害怕自卫军部队里那些日本教官。他们放出试探气球，搜寻共产党人，而我们却有勇气深入他们的部队，骗过日本教官，同自卫军的指挥员们谈话。军队的瓦解状态对我们实现目标或许有利。他们把武器交给我们这些抗日者，总比交给日本人、土匪或扔掉要好。我们连像俞那样顽固的指挥员都谈判成功了，为什么就不能争取自卫军呢？” 指挥员们郑重其事地说：指挥员同志，您同于指挥员的谈判，是千载难逢的。要是没有刘本草先生在场，我们不会成功。您应当更周密地考虑去自卫军部队的事。于是我反驳道：“不经过尝试就关在屋子里断定对错，这不是共产主义者的品格。诚然，在使我们的游击队取得合法地位方面，我们欠了刘先生很多。但是，把我们那次的成功仅仅看成偶然，是不科学的。如果我们没有积极努力去消除同救国军之间的紧张关系，刘先生也不可能帮助我们。重要的是积极勇敢地去做。”说完，我带着一名勤务员，动身前往自卫军司令部。 自卫军的营房里挤满了士兵，门口不断有牛车、马车进进出出，运送军需物资。 在门口，一名哨兵命令我们停下，用山东话问道：“你们来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他几乎没怎么注意我们的脸，却仔细地打量我们那与自卫军完全不同的游击队军装和帽子上的五星。 我用汉语学着他的山东话回答道：“我们是来自安图的救国军的一个支队。我是支队指挥员金日成。我来见你们的指挥员。带我去见他。” “金日成？金日成支队是共产军吧？”另一名满脸麻子的哨兵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嘴里念叨着我的名字。显然，他听说过金日成的部队是共产军。 “我们是在于指挥员麾下的支队。您不认识于指挥员吗？”我问他。 “于指挥员！我认识他。他的部队在南湖头从日本人手里缴获了一挺机关枪。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满脸麻子的哨兵自豪地说，并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 无论如何，我们提到于指挥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每当我们接近中国抗日部队时，他的名字都很有效。所以，行军时，我们总是以“朝鲜救国军支队”的名义伪装，以避免与其他抗日部队发生冲突。 于是，那个说山东话的哨兵向营房走去，回来时带了一位气度不凡的人。那时候，救国军士兵穿的是张学良军队的旧式军装。但刚刚随哨兵出来的这名军官，却穿着短袖衬衫、马裤和胶底鞋。他的头发抹得油亮，闪闪发光。 “哎呀！你不是图书管理员宋柱吗？” 这是我在育文中学的同学张，外号“高个子张”。他叫我图书管理员，是因为我曾经在学校负责图书馆。在学校里，张对我很好，总是叫我“金图书管理员”或“宋柱图书管理员”。 我们高兴地握着手，回忆了好一阵子学校生活。我们上次见面已是三年前了。我出狱后，没来得及向同学们告别就离开了吉林，至今仍感到遗憾。但当时我一心奔走东西，决心为革命牺牲一切私事，实在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也是不得已。不过，一想到自己竟那样失礼，没向吉林的师生们道别，心里总像压着块石头。 与张见面，使我想起了几乎已经忘却的吉林育文中学时期的种种往事，以及当年学生们那种浪漫情怀。我仿佛不是站在军靴声阵阵的营房里，而是置身于散发着丁香花芬芳的育文中学花园中。好像只要我随张走出营房，就会登上北山，在松花江畔纳凉。这种怀旧之情，使我的心隐隐作痛。 张像在学校时那样挽着我的胳膊，频频放声大笑，把我领进他的房间。 “真遗憾，我们的毕业照里没有你的身影。” 他一边说，一边让我入座。 “毕业典礼后照相时，我们还在念叨金图书管理员。你要是不早退学，准能拿第一名。是不是革命把你吸引得这么厉害，让你早早离开了学校？” 我用一个欢快的玩笑回答了他的问题。 “当然是。我看，你也是被革命吸引，才成了自卫军的军官，腰里别着毛瑟枪的吧。” 听我这么说，张眨了眨眼，拍了拍我的手背。 “你说得对。九一八事变以前，我们都是些浑浑噩噩、对世事一无所知的人。 1. “我们只有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满洲，才从睡梦中醒来。” “这是很自然的。你还记得我当时说过的话吗？人不能没有政治而生活。” “我当时没有认真听你的话。而且我不明白，为什么局势会发生如此根本性的变化。这个满洲实在是一片可怕的景象，一片被一阵狂风席卷而去的大地。” 我认为张对局势的分析是正确的。流经满洲的历史潮流带来了震撼世界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是如此残酷，以致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引起了许多沧桑之变。就在不久之前，张本人还怀着到北京大学去学习历史的志向。但目睹日本军队入侵满洲之后，他便抛弃了学生时代的志愿，志愿参加了自卫军。谁又能想到，那位被称作学者中的学者、会温文尔雅地讲解杜甫田园诗的刘本草先生，竟会成为救国军的参谋长，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同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战呢？ “你看，图书管理员金同志。由于九一八事变，我成了穿军装的勇武之人。”张带着凄凉的微笑说道。 “并非只有你一人穿上了军装。我也成了军人，并且到了绥远。我们不仅是同学，而且是军人，正在讨论全局形势。这难道不是命运的伟大杰作吗？” 他说，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赐予我们的“好处”，人们由于这一“好处”而变得聪明了一些。我了解到，在绥远的自卫军中，有许多我宇文中学的同学。我和他们一直谈到深夜。在学校时，他们曾与政治断绝关系，只梦想自己的前程和名声，而现在他们却热烈地痛斥日本，把蒋介石称作中华民族所诞生的最可怕的怪物。这种变化使我感到满意。 我们同反日人民游击队和自卫军一道，一直讨论到深夜，商讨联合行动问题。自卫军领导层中的我的同学们欢迎同我军进行合作。因此，我得以深入自卫军内部，并且有机会会见了自卫军在绥远的总部代表。 有一天，应张的请求，我在自卫军指挥员面前发表了讲话。那位代表也出席了集会。 我一开始便向他们呼吁：“同志们，让我们共同前进吧。” 我继续讲话如下： “自卫军和反日人民游击队必须努力进行联合行动。把反日人民游击队视为共产主义军队而对其抱敌视态度，是妨碍抗日斗争、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做法……反日人民游击队和自卫军必须援助朝鲜独立军的部队，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在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打进楔子、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来削弱双方的阴谋…… “自卫军必须说服大刀会、红枪会以及其他民团组织和土匪，不要杀害和抢劫无辜的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并积极动员他们参加抗日斗争。所有民团组织，不论大小，都必须团结成一支救国力量。一些 1. 中国抗日民族主义武装部队中出现了退入关内或向敌人投降、被日军气势所吓倒等偏差。我们必须牢记，投降和放弃就是自取灭亡。 2. 自卫军的指挥员们对我的讲话热烈响应。讲话之后，总司令部的代表把几十件武器交给了我们。 3. 我们在蒙江停留了大约两个月，在自卫军的掩护下，得以在人民群众中开展宣传工作，进行军事训练，并吸收了体格健壮的青年人扩大了队伍。我们离开安图时，部队只有40人，现在已增加到150人。蒙江及其周围地区的许多青年人听说金成柱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正在作战，每天都来找我们，要求加入游击队。在蒙江，我们像在掌权一样自由地开展工作。 4. 去过安图的联络员说，东满的形势很好。从他带来的金龙龙的信中我了解到，留在那里的其余部队不断壮大，汪清、延吉、珲春各已组建了一支百余人的游击队。 5. 我决定把我们的活动舞台转移到东满的中心（汪清），那里的游击战已开始发展为全面斗争，并要结合其他各县部队的力量，在那里扩大武装斗争。 6. 从南满远征中我们得到的一条重要教训是，在目前我们力量薄弱的阶段，占据一定的活动基地，依靠它进行斗争，是有利而有效的。我们从蒙江直接前往安图，没有经过抚松。途中，我们的部队多次遇到土匪和被打败的中国抗日民族主义武装部队的残部。他们因眼红我们新的步枪，企图夺取。因此，我们多次陷入危险。 7. 有一次，一位与参谋部有联系的善良老人，像传说中的魔术师一样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引导我们翻山越岭到达两江口。这次行军是对我们的锻炼，为今后长期艰苦的游击战争做好了准备。 8. 当我们即将离开两江口时，由俞指挥的一个团的主力部队到达了。这个团被称为孟司令的部队。孟司令的秘书陈翰章也率部来到两江口。 9. 陈翰章一认出我，就张开双臂，高兴地喊着向我跑来。 10. “成柱！好久不见了！” 11. 他搂住我的肩膀，像分别几十年后重逢一样，把我转来转去。自从在安图与俞司令谈判后同他分开，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虽然只分别了三个月，却像久别重逢。但他深情地注视着我，仿佛三个月变成了三十年。这次会面在我看来，简直像久别之后发生的奇迹，我无法抑制自己涌动的情感。在人的一生中，三个月是短暂的，但我却觉得在这三个月里，仿佛度过了一段漫长的人生。据说，人若经历许多曲折，就会觉得时间更长。我认为这话很对。 陈同志把我介绍给孟司令，说： “我不知道你的部队在哪里，所以问了许多人打听你的下落。有人告诉我你去了南满又回来了，但我一直找不到你。幸好我们部队里传开一个消息，说有一支朝鲜共产主义部队在两江口与一支独立军部队开始了合并。” “谢谢你，陈同志。我也急着见到你。对了，是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的？” “王德林命令我们在这个地区工作到明年春天。你呢？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在两江口工作一段时间？” 在旁听陈同志讲话的孟司令，支持他的建议。我欣然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因为我希望如果我们和他们一起留在那里，就能巩固我们与救国军的共同战线。孟司令的部队装备着现代化武器，因为它是从张学良的正规军中开小差出来的。这支部队不仅有机枪，还有大炮。它的战斗力比其他只有几支步枪、刀和矛作为武器的救国军部队要强得多。我们在两江口期间，孟司令很好地保卫了抗日人民游击队。 当时，大多数中国抗日民族主义部队在日军猛烈进攻面前瓦解或投降，并受到日军控制。只有王德林的部队没有投降，在救国军部队中仍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但即便他的部队也在撤退到满洲东部边境的东宁，或者撤退到日军炮火所不及的苏联境内。中国抗日民族主义部队因其自身无能而瓦解，这在我们政治和军事干部中引起了不信任。有些人说，与他们建立联合战线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消除他们中间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和混乱情绪；另一些人说，抗日人民游击队应该断绝与他们的无益联系，单独作战。 这两种意见都不能容忍。 放弃抗日同盟战线，就等于把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交给敌人，正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各个击破抗日民族主义武装部队的战术。 这些部队的不确定性和混乱情绪，部分是由于其上层阶级的局限性，但主要是因为对敌人的恐惧。为了消除他们的不确定性和防止他们的覆灭，有必要更加积极地与他们合作，并通过击败敌人来激发他们对胜利的信心。 基于这一迫切需要，我们在两江口召开了两次抗日士兵委员会会议。该委员会由陈翰章、李光、胡金敏等曾在救国军部队中积极工作的政治工作者以及来自满洲东部各县的军事和政治干部组成。在会上，我们讨论了处理与中国抗日部队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的措施。会上首先作了关于在救国军部队中开展工作的报告，交流了这一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并分析了抗日民族主义部队的动向。 与会者决定，为给不断扩大占领区、几乎未遇抵抗的日本人以沉重打击，我们将与吴义成的部队和孟司令的部队联合行动，进攻敦化县城和额穆县城。 1. 他们因退至安全地带而放弃抵抗，或向敌人投降并变为反动军队，从而提高了爱国士兵和人民群众的士气。孟指挥官欢迎我们的行动计划。 2. 两千人的救国军部队被分为三个小组，分别沿吉林—敦化铁路方向以及向延吉和敦化县城推进。我们部队与孟指挥官部队沿富尔河以东道路和大泡子以东山口行进，抵达敦化西南大黄沟附近的森林。 3. 我们向敦化县城派遣侦察分队，核实了高载林关于敌情所述情况。 4. 当时敦化驻扎着大量武装力量，如日本守备队、伪满洲国吉林第三警备军司令部及其第四团、第九团和机场警卫队、日本领事馆警察和伪满洲国警察。敌人在每一座城门和领事馆支馆大门处警戒森严。 5. 9月2日凌晨三时，我联军向敦化县城发起进攻。我部队攻击南门，胡金敏率领的救国军部队从西门和北门突入县城。 6. 突入县城后，我联军部队首先突袭敌人指挥所，摧毁警备军司令部、领事馆支馆和警察分所，并处置了警备军下属部队。我军在战斗中掌握主动权，敌人陷入混乱。 7. 为保全自身，敌人出动两架飞机对我军进行扫射和轰炸。这在救国军士兵中造成了极大混乱。若在此种情况下天亮，战斗将对我们不利，我军将遭受重大损失。我向陈翰章和胡金敏说明情况，并提出新的战术建议：撤离当前阵地，将敌人诱至对我方有利之处予以歼灭。 8. 根据我的建议，我部队在县城西南高地展开，救国军部队在官屯南南方山丘展开。我们在那里设伏，全歼敌人。敌人眼见形势骤变，而他们原以为形势不利，救国军士兵士气因此大振，并追击溃逃之敌。 9. 当时出版物并未特别评论这场战斗，显然是因为日本当局对新闻舆论控制严格。人民群众并不知道在国家沦亡第二十二年的初秋，敦化曾发生过一场战斗。 10. 敦化县城攻坚战与1933年9月的东宁县城攻坚战相似。前者因与救国军协同作战而进行，后者也是在与救国军主力联合行动中策划并取得成功的。这两次攻坚战在规模上也相近。然而，敦化县城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是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联合斗争史上首次战斗，抗日人民游击队与中国抗日民族武装联合作战，击败了日本军队。 11. “中国人民在面对曾击败清朝和俄国两大强国的日本军事力量时，完全丧失了信心。但今天他们已摆脱这种陈旧思想。他们在领土解放之前，已获得精神上的解放。”陈翰章拥抱我，高声说道。他当时那饱含泪水的面容，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12. “宋居，让我们永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他握着我的手说。他所说的这条道路，指的是联合斗争。陈翰章直至战死沙场，都忠实于自己的誓言。 13. 这场战斗大约一周后，我们与救国军部队联合突袭了额穆县城。我们在这场战斗中也取得了胜利。虽然这场战斗在世界上并不广为人知，但枪炮声却久久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