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第2卷·第5章 武装人民·1. 苦难的大地

武装的人民 在苦难中的大地 九一八事变 以武装力量反对武装力量 血战的准备 新型武装力量的诞生 1931年1月—1932年4月 1. 在苦难中的大地 随着1931年的到来，自“五卅”和“八一”起义之后刮起的白色恐怖旋风，以更加猛烈的势头席卷满洲全境。敌人为了根除朝鲜共产党人和爱国者多年来苦心培养的革命力量，到处实行血腥镇压。我到达东满时，感到那里的气氛比南满和中部满洲更加紧张；起义的后果在那里更加惨烈、更加惨不忍睹。当我看到敦化南门城楼上悬挂着起义者被砍下的头颅时，才真正认识到敌人对革命力量的进攻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五卅”和“八一”起义之后，那些沉溺于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虚荣心的宗派分子和事大主义者，以国耻纪念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广州起义纪念日等纪念日为借口，接连发动所谓周年起义、收获起义、恐怖起义之类的暴动。这种暴动竟达数百起之多。正因为如此，敌人的恐怖风暴一直延续到第二年。 在这场风暴中，几乎所有的延边革命组织都瓦解了。就连那些曾给起义者送粮送饭的群众，更不用说冲锋在前线的骨干分子，也都全部被捕或牺牲。我们一年前在图们江畔行进途中重建的组织，也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参加起义的人中，有的向敌人投降，有的脱离了革命组织。当我们到村子里寻找转入地下的组织时，有的人连话都不跟我们说，只是用恐惧的目光看着我们的脸。有的人则说：“共产党把延边搞垮了。”“由于共产党的轻举妄动，整个延边都成了血海、火海。”“如果跟着共产党走，全家都会被杀光。”他们不仅疏远我们，甚至对那些已知是共产党的人，不管其所属关系如何，都避而远之。 我去明月沟时，区委委员李昌三向我讲述了起义后他所经历的苦难。他说：“上级不断要我深入群众，恢复和扩大组织。说实话，我现在连见人都觉得没意思、没劲头。那些过去把我当作革命者来尊敬的人，甚至那些经我介绍加入组织的人，几个月来一直躲着我。我心里难过，简直没法继续搞革命工作。起义的风头刮了几下，延边的人心就变坏了。我有时突然想到，如果非要这样过日子，人家都不理我，那我干脆放弃革命，到别的地方去谋生，心里倒还能平静些。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个革命者怎能抛弃自己当初下定的志向呢？” 1. 无论如何也要达到目的吗？无论如何总得采取一些措施来找出一条出路，可我简直不知该怎么办，我只是对这种混乱的局面感到愤慨。” 这就是李昌山的苦恼，同时也是我的苦恼。1930至1931年间，间岛所有的革命者都经受了这样的精神痛苦。局势是那样严峻和黑暗，以致像李昌山那样一位忠诚而寡言的老革命者也向我这样倾吐了自己的心事。当然，他并没有放弃革命。后来我在安图又见到了他。在我到图们江沿岸许多郡巡游期间，他被调任安图区委。他的脸色比在翁盛拉子时明亮多了。他十分愉快地说，他到新岗位后工作进展得很好。“噩梦般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说道。这表达了他生活上的变化。我再也找不到他当初抱怨人们都疏远他时脸上那种愁苦阴郁的表情了。但在我在翁盛拉子见到李昌山之前，满洲的革命者们一直在白色恐怖的残酷统治下受尽折磨，还因人民群众的冷淡和疏远态度而饱尝痛苦。 我也同样为这种苦恼所折磨。那时我不得不以稀粥和腌芥菜叶、茎充饥，夜里则睡在老百姓家四面透风的冷屋里，头枕木枕，与饥饿的困苦作斗争。那几天里，折磨我的最大痛苦就是饥饿。我在间岛一带奔走，饱受饥寒之苦。冬天我穿着西装，没有棉袄，所以总比别人更受寒冷之苦。在那些没有被褥的人家，我夜里就和衣躺下，设法入睡。我住在李昌山家时，他们也没有被褥和枕头可以给我。于是我夜里就穿着西装躺下，但冷得实在睡不着。那是一次令人难熬的经历，后来我到安图家中时，把那一夜的遭遇告诉了母亲。听后，几天之内母亲就给我做了一件像车夫穿的大棉袄。每当我碰巧住在没有被褥的人家时，就盖上这件棉袄，蜷缩着身子入睡，头枕着手帕裹着的木枕。 但这样的困苦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那年春天我在间岛巡游期间，从未睡过一个好觉。夜里躺下后，我因寒冷和饥饿而无法入睡，更因想到被杀害的同志和遭到破坏的组织而心神不宁。人们那种不友善的态度还使我陷入绝望和孤独的痛苦之中。在遇到那些态度冷淡、疏远的人之后，我躺在冰冷的屋里，头枕着胳膊，眼前浮现出那些不信任人们的身影，难以入眠。说实话，我们对间岛地区曾寄予很大希望。尽管延吉派别活动盛行，但间岛其他地区相对来说没有派别活动的污秽。这为当地新一代共产主义者迅速成长、以新的方式开展革命提供了有利条件。多年来，我们的同志们通过不懈的努力和艰苦的工作，一直在稳步推动该地区把抗日革命推向更高阶段的准备工作。然而，两次起义却严重损害了他们辛勤工作的成果。左倾倾向 1. 它曾用超革命的词句和口号一时迷惑了人民群众，但其危害之严重、破坏之巨大，与此不相上下。我认为，说“‘左’倾是右倾的颠倒表现”并非荒谬之论。因此，我们为了弥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害，并加快为尽快转入武装斗争作好准备，便抛开一切，火速赶往间岛。我们来到间岛时曾抱有很大期望，但那里遭受的损失比预想的更为惨重，而且人民群众对革命者抱有怀疑态度，与他们疏远开来。目睹这种局面，令人极为痛心。对于那些献身于人民、却遭到生养自己的人民所抛弃的战士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呢？革命者哪怕有一天丧失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就几乎不能算作一个活着的人。当人民群众对革命者——不论其所属派别如何——态度冷漠、不友好时，我们深感悲痛，因为我们痛心地看到，起义使共产党人声名扫地，人民群众丧失了对领导者的信任，正在脱离组织，而且在朝鲜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出现了怀疑与误解的壁垒。这是我们当时最大的痛苦。 2. 但我们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痛苦、忧伤和悲愤之中。如果革命者在斗争中不遇到问题，那就不是在进行革命。面临严峻考验，革命者应当更加坚定决心，毫不畏惧、充满信心地闯过难关。1931年，我们夜以继日地努力消除间岛“五卅”起义的恶劣后果。贯彻卡尔全会所确定路线的第一道障碍，就是这次起义的后遗症。如果不迅速扫除这一障碍，重新集结革命力量，就不可能使革命摆脱危机并得到发展。 3. 在结束五家子会议后动身前往东满时，我和同志们给自己提出了两项任务。其一，是对“五卅”起义的后果进行一次全面总结。尽管我们并未策划和领导这次起义，但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各个角度以科学方式对起义进行分析和总结。尽管起义一再遭受挫折，但在东满仍有一些狂热的恐怖主义信徒和立三路线的追随者，他们正在鼓动人民群众进行鲁莽的暴力斗争。立三路线所谓“首先在一省或数省胜利”的提法，是对列宁关于一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可能性的论断的教条主义运用。这条路线曾是煽动人民群众暴乱的强效兴奋剂。这是由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掌权的人提出、并通过组织渠道向下传达的路线。因此，人们长期遵从这一路线，直到责任人即李立三本人辞去党内职务，其观点被定性为“左”倾冒险主义之后，才告一段落。尽管人民群众饱尝了失败和挫折的苦果，却仍未能摆脱立三路线所给予的甜蜜幻觉。对“五卅”起义的总结，将使他们从这种幻觉中解放出来。我们决定通过总结“五卅”起义，警告人们警惕宗派分子和大党主义者的个人野心、追名逐利和小资产阶级虚荣心。我认为，这次总结还将成为革命者在科学战略战术和领导人民群众方法问题上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 1. 另一项任务是提出一条把广大群众组织成一支统一的政治力量的正确路线，并使新一代共产主义者掌握这条路线。间岛地区的共产主义者在恢复和巩固遭到破坏的组织、扩大和加强组织方面，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组织路线作为指导。活动于中国东北东部的宗派主义者和事大主义者在组织群众方面也犯了一个明显的“左”倾错误。他们鼓吹“阶级革命论”，只吸收贫农、雇农和工人加入组织。他们认为社会上其他一切阶层都与革命无关。结果，被排斥在组织之外的人们愤怒地说：“原来共产主义就是这个样子！小人物们关起门来抱团，把所有其他人都晾在一边。这就是共产主义。”为了消除这种排他性，把各阶层爱国力量联合起来，就必须尽快制定并执行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这条路线能够克服那种拘泥于经典著作和他国经验的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把所有爱国力量团结起来并吸收进来。 2. 我在前往中国东北东部的途中，把这作为我在间岛工作的第一阶段的目标。但在我于古榆树指导群众组织工作之后，与刘凤花、崔德永一同前往长春的途中，因叛徒告密而被反动军阀当局逮捕。军阀当局一直在密切监视我们的活动。他们像日本警察一样目光锐利。他们甚至知道我们要去中国东北东部准备武装斗争。军阀当局意识到古榆树是中部满洲朝鲜共产主义者的一个主要行动中心，便指令伊通县行政公署派一名督察员前往那里，对我们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监视。古榆树住着一个名叫李初雨的中国地主，他与督察员勾结，一直在窥探我们的动向。正是这个李初雨，在我们离开古榆树、动身前往长春时向督察员报了信。我们在敦南屯被督察员指令赶来的警卫队员逮捕。在县公署拘留室被审讯几天后，我们被押往长春，在那里被关押了大约20天。那是我第三次入狱。当时，吉林育文中学的校长李光汉和老师何先生恰好也在长春。他们得知我被捕后，便前往军阀当局强烈抗议，说道：“金颂柱在吉林监狱已被查明无罪并获释，为什么你们又逮捕他？我们为他作保。”由于这两位老师的帮助，我获释了。他们两人都是共产主义同情者，对共产主义有所理解，我想正因如此，他们在我陷入困境时才毫不犹豫地前来营救。当我看到他们一如既往地同情我、保护我、全心全意理解我们的事业时，我深受感动，心潮澎湃，这件事我终生难忘。 3. 到达中国东北东部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敦华为朝鲜革命军官兵和革命组织中的骨干分子举办短期训练班。在这个短期训练班上，讲授了加紧从实际上准备武装斗争的任务及其实施办法，以及…… 1. 关于基层党组织实行统一领导中出现的根本性问题，以及把分散的人民群众在组织中团结起来的问题。这一届会议可以说是为当年12月召开的冬季明月沟会议作了准备。 2. 在那次短期讲习之后，我走访了安图、延吉、和龙、汪清、钟城、稳城等地，指导这些地区革命组织的工作。在全面了解间岛和图们江沿岸六县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我们于1931年5月中旬，在翁盛尔子李重三同志家中召开了党和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在历史上被称为春季明月沟会议。“翁盛尔子”意为发出瓦罐声的岩石。在日本侵占满洲之前，明月沟一直叫作翁盛尔子。日本侵占满洲后，在翁盛尔子设立了火车站，并命名为明月沟。这个名称逐渐被人们接受，大家便称此地为明月沟。如今明月沟是安图县城，但当时它属于延吉县。 3. 春季明月沟会议有党和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组织干部、朝鲜革命军成员和地下工作者参加，共计数十人。间岛地区新一代共产党人中，白昌珉以及几乎所有其他知名革命者都出席了这次会议，我想是这样。 4. 我在会议上的讲话经整理后，以《让我们摒弃“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遵循革命组织路线》为题发表。在这篇讲话中，我提到了动身前往满洲东部时所确定的两项任务。正如我所计划的，我们在会上分析并总结了“五卅运动”的实质，提出了坚定地团结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群众，把所有其他社会阶层的抗日力量团结在他们周围，从而把整个民族凝聚为一种政治力量的革命组织路线。 5. 会议讨论了贯彻这一组织路线的各项任务：建设坚强的领导核心并增强其独立作用；恢复和巩固遭到破坏的群众组织，把各阶层群众吸收到这些组织中来；在实践中锻炼群众；加强朝中两国人民的联合斗争，促进他们的友谊与团结。同时，会议还制定了从小规模斗争发展到大规模斗争、从经济斗争逐步转向政治斗争，以及巧妙地把合法斗争与地下斗争结合起来的战术原则，并特别强调必须彻底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倾向。 6. 简而言之，1931年5月的春季明月沟会议，是一次旨在争取群众的会议。最大的障碍就是“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因此，我们坚决地批判了这条路线。 7. 当我们批判“左”倾、提出全面的组织路线时，与会者都表示完全赞同。许多人发了言，所有发言都充满革命精神。发言者一致认为，日本对满洲的侵略迫在眉睫，因此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在时机到来时进行决战。由于会议 1. 许多革命老同志出席了会议，有很多值得我倾听和学习的东西。我从这次会议中学到了许多经验。会后，政治工作者们奔赴间岛和祖国的各个地区。我在明月沟停留了一段时间，指导该地区党和群众组织的工作，然后前往安图。我的计划是，在安图期间帮助间岛和祖国的革命工作。安图位于一个远离铁路、主要公路和城市的山坳里，完全处于日本帝国主义邪恶势力所不及的地方。这里四周是陡峭的山岭和茂密的森林，不仅便于与延吉、龙井、汪清、和龙、抚松、桦甸、吉林等地区以及祖国其他六个城镇的组织建立联系，而且非常有利于建立和训练游击队，推进党组织建设工作。这里的人口构成也非常好。 2. 此外，我们的祖先之山白头山就在附近，我们这些一刻也没有忘记祖国的人民，从它庄严而雄伟的容貌中可以得到巨大的精神慰藉和鼓舞。在晴朗宁静的日子里，白头山银灰色的峰峦在遥远的西南天空下清晰可见。一看到远处的白头山，我的心就剧烈跳动，渴望尽快拿起武器，夺回祖国。虽然我们要在异国他乡发动武装斗争，但我们渴望在能望见白头山的地方响起抗击日本的枪声。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感情。 3. 四月，在敦化短期培训班结束后，我碰巧去了安图，指导那里的群众组织工作。我的母亲因病身体虚弱。医学科学还很落后，无法对她的病情作出正确的诊断。她只说感觉好像体内有个“硬块”在踢来踢去，就喝一些汤药。她并不在意自己的病有多严重，却总是担心我身无分文、四处奔波，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妇女协会的工作中。 4. 我离开两个月后回到安图，心里一直惦念着母亲。但到家后，看到她脸颊上意想不到地泛着红润，我感到放心。她过去总是对我说，不要惦记家，要全心全意投入夺回祖国的工作，可当我出现时，她却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极力想遮掩自己病弱的容貌。 5. 听说我回来了，从满盛台赶来的祖母穿着袜子冲出来，把我搂在怀里。自从父亲去世那年我来到满洲，她就一直留在抚松，没有回家，和母亲一起过着艰难的生活。母亲从抚松搬到安图时，她也一同前来。在安图，她住进兴隆村永实外祖父母的家，轮流住在我家和那里。永实是叔父亨权的独生女。叔父被捕后，婶婶蔡允玉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打击。她刚生下第一个孩子，正憧憬着幸福生活，丈夫却不幸被投入监狱。因此，她生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6. 叔父亨权被判处十五年苦役，开始在监狱服刑后，我给婶婶写信，劝她把孩子托付给别人， 1. 改嫁。但她没有再嫁。她写道：连我那没有丈夫的大嫂都没有改嫁，在万般艰难中抚养着三个孩子，丈夫健在，我怎能再嫁？我要是另找一个丈夫，永实她父亲在狱中听到这个消息，该多么伤心！我要是把永实交给别人，自己另组家庭，能睡得安稳吗？能吃得下饭吗？这种事以后再也不要提了。 我的姑母是个谨慎、端庄、意志坚强的女人。我母亲曾和她一起生活，但来到安图后，她把嫂子送回娘家换换环境。当时祖母正住在姑母的娘家，照看她，陪伴她。后来，她一惦念久病的大儿媳，就急忙赶到我家，给我母亲煎熬草药、做饭。祖母在照料两个体弱多病的儿媳时，心里默默地忧虑很多。所以她在陌生的土地上住了多年，不能轻易回家。我想，这正是作为婆婆对两个可怜、孤单的儿媳所怀有的慈祥、怜爱之情。 我到达安图的那个夜晚，她睡在我身旁。深夜醒来，我发现自己的头枕在祖母的胳膊上。我觉得，在我睡着之后，她悄悄把枕头挪开，把我的头抱在怀里。祖母的慈爱触动我的心，我不忍心再把头移回枕头上。但她并没有睡着。她轻声问我：“你是不是把家忘了？” “怎么会呢，奶奶？我一刻也没有忘记万景台。我渴望见到家里的亲人和亲属。” “说实话，我到满洲来，是想把全家都带回故乡。如果不能把你一起带回去，我本来想至少把你母亲、你的弟弟们和大家都带回去。可是你母亲不听我的。她说你们都已来到这里，发誓在收复国家之前绝不渡回鸭绿江。你父亲已经去世，她怎么能突然改变主意，转身回去呢？她倔强得很，我们离开抚松时，她连头都没有回一下。所以我再也不能劝她回家了。如果你留在这里对争取朝鲜独立有帮助，我就不带你回去，自己回万景台。你想家、想念爷爷奶奶的时候，就给我们写封信。我们就算见到你了。你知道我不能经常到这里来。” 后来，我连一次也没有满足祖母的这个请求。我没有给她写信，因为我想，她会从祖国报纸上经常登载的关于抗日游击队军事战绩的报道中听到我的名字。祖母叹息着说，如果我要做大事，母亲就应该身体健康，可她病势越来越重，却还在那样辛苦地劳作，这实在令人难为情。听到这话，我因为为母亲担忧而整夜睡不着。作为长子、作为万景台家业的继承人，我必须操心家事，心中有太多牵挂。 在那些日子里，在我革命战友的年轻人中间，很流行一种看法，认为一个人踏上斗争之路，就理所应当地忘掉家庭。年轻革命者普遍认为，眷恋家庭的人，是不配成就伟大事业的。 1. 批评这种倾向，我要说，不爱家的人不可能真正爱祖国、爱革命。可是，我究竟有多么爱自己的家、多么关心自己的家呢？那时我的孝道观是：把全部精力献给革命，就是对家庭最高的爱。我从未想过脱离革命的纯粹孝道。这是因为我认为家庭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众所周知，国家的安宁是家庭安宁的前提。国家一旦发生悲剧，必然要波及组成民族的千家万户。因此，要维护家庭的安宁与幸福，就必须保卫祖国；要保卫祖国，每个人就必须忠实地履行公民的职责。但是，一个人不能因为投身革命就忽视家庭。对家庭的爱，是推动革命者投入斗争的动力。当他对家庭的爱冷却下来时，他对斗争的热情也会冷却。 2. 在原则上，我了解家庭与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对于一个献身于革命的革命者应当如何爱自己的家庭，我并没有明确而固定的看法。第二天早晨起来后，我环顾屋里屋外，发现许多事情都需要男人来动手收拾。首先，柴火不够。我决定找个时间帮母亲一把，料理一下家务。把别的事情都搁在一边，那天我和弟弟哲柱一起上了山。我决定去拾些柴火。可是母亲头上顶着头巾、手里拿着镰刀追了上来。我不明白，她到井边去过之后，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里。我恳求她回家去，但她不听。 “我不是来帮你们干活的。我是想在这里跟你说说话。昨天夜里祖母跟你谈了一整夜，是吧？” 母亲说着，脸上露出明朗的笑容。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在家里，祖母总是守在我身边，她一松开我，弟弟们就缠住我不放。拾柴火的时候，母亲一直在我身边，不停地跟我说话。 “松柱啊，你记得一个叫崔东华的人吗？” “记得。崔东华，不是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吗？” “他前几天到我们家来过。他问我你什么时候能到安图来，让我一见到你就告诉他。他说想跟你谈谈。” “是吗？可他为什么说想跟我谈谈？” “他说想告诉你，他对你很不满，因为你到处跟人说五卅运动是错误的。他摇着头说，他真不明白像松柱这样有头脑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对这场运动如此苛责，这场运动可是得到上层人士支持和认可的。我看，你恐怕不受人们欢迎了。” “也许是这样吧。看来有些人对我的看法不太能接受。可是，妈妈，您怎么看呢？” “我不敢说自己懂什么世事。我只觉得，成群的人被杀、被逮捕，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骨干力量都没了，谁来搞革命呢？” 1. 我母亲那句朴素而又明晰的思想，使我感到由衷的喜悦。人民总是具有明辨是非的眼力。不可能存在违背人民判断的社会现象。 2. “你说得对，妈妈。你对这件事的判断，比那个叫崔东华的人要公正得多。即便到现在，起义还在给革命带来损害，不是吗？我来到安图，就是为了弥补这一损失。” 3. “那我想，你一定又要像去年春天那样奔波操劳了。不要再为家务事分心，要一心一意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4. 这正是她想要对我说的话的中心所在。她一定是先从崔东华谈起，为的是向我讲明这一点。 5. 此后，我便按照母亲的期望，全力以赴地投入了组织建设工作。安图地区也因“五卅”起义而遭受了严重损失。加之，这一地区的群众组织工作也不尽如人意。要把安图变成革命地区，首先必须扩大党组织和党的队伍，在这一地区牢固确立党的组织领导体系。因此，1931年6月中旬，我们以金龙龙、金龙龙等骨干分子为核心，组建了安图县小沙河区委，并赋予该区委派遣政治工作者前往二道白河、三道白河、四道白河、大甸子、抚河、车厂子等地建立基层党组织的任务。区委成立之后，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组织又扩展到了柳树河、小沙河、大沙河和安图，在这些地区还建立了农民协会、反帝联盟、革命互济会、儿童远征队等抗日组织。结果，到这一年夏季，安图地区的群众组织基础已经完成。这里没有一个村庄没有组织。 6. 使安图革命化的最大问题，在于革命队伍内部的分裂。安图被一条河一分为二，分为南北两半。不同的青年组织分别影响着这些村庄。北村青年组织受着旧规矩派势力的控制，南村青年组织则受着林龙俊之类“参谋部”人物的操纵。这两个组织彼此对立，甚至连由崔东华领导的“左”派青年组织也向它们伸手，致使青年运动内部的局势更加复杂。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并没有局限于把青年组织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是对青年进行教育，引导他们把青年组织统一起来。我们对于任何企图分裂青年运动的细微动向，都加以防范并予以无情批判。这就迫使像崔东华那样深陷宗派斗争的人，对于我们在安图地区建立统一的青年组织的意见，不得不采取审慎的态度。 7. 在安图革命化的过程中，我们还遭到了敌对分子的猛烈阻挠。在卡尔伦、吴家子等地，村长都处在我们的影响之下，但在兴隆村，村长却屈从于恶霸地主吴汉章，充当了他的密探。他经常窥探村民和群众组织的动向，并向镇里报告。于是我们召集了全村男女老少群众大会，公开揭露并谴责这个家伙，把他驱逐出村。几天之后，吴汉章前来同我进行交涉。他说： “我知道，金同志，您是一位共产党人。我实在担心，因为我经常不在家，总在旧安图那边，只有我的卫兵留在这里。如果我那些鲁莽的卫兵得知您的身份，对您做出有害的事来，那我岂不成了全体共产党人的敌人？我担心自己只能像现在这样过下去。要是日本人得知我了解您的情况，他们一定会立刻把我斩首，不容别人插手。所以，让我们私下里和和气气地把这件事了结吧。金同志，我恳请您永远离开这个地方。如果您旅途需要钱，您要多少，我都可以给您。” 听完他的话，我回答道： “您完全不必担心。我相信，您虽然是地主，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一定有良心，一定憎恨那些企图吞并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者。 我认为，您没有任何理由来反对我们、伤害我们。我对您，以及对您卫兵中的中国青年，都没有任何不满。 如果您是个毫无价值的人，我就不会这样跟您谈话。您与其为我担忧，倒不如小心别被日本人骂作‘走狗’。” 听了这番话，吴焕长无言以对，便离开了兴隆村。此后，他和他的卫兵对我们行事都很谨慎，保持着一种或多或少的中立态度。新任命的村长始终考虑到我们的处境，只认真履行他必须履行的行政职责。 如果我们未能在安图贯彻组织群众的方针，那么在白色恐怖席卷、广袤荒凉的间岛大地上，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制服像吴焕长这样重要的地主，并使其中立化。组织起来的群众的力量确实是无限的，对这种力量来说，不可能的事根本就不存在。兴隆村及其周边地区的革命组织以高昂的斗志向前推进，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