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第2卷·第4章 寻求新道路·8. 渡过图们江

8. 渡过图们江 我父亲多次说过，间岛人民具有很强的战斗精神。在亲身经历了五卅运动和八一运动之后，我认识到间岛的朝鲜人具有非凡的革命精神。 间岛和朝鲜北部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志愿军和独立军战士活动的舞台。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马列主义在这些地区的传播早于其他任何地区。尽管间岛的共产主义运动因其领导者中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急躁情绪而历经许多曲折，但人民群众的革命前进势头仍在持续。 因此，早在我在狱中时，就下定决心，一旦开始武装斗争，就以朝鲜北部与白头山毗邻地区为中心，将间岛作为重要战略要地。 日本帝国主义者也长期觊觎这一地区。我们打算把朝鲜北部与白头山毗邻地区和间岛作为抗日武装斗争的重要战略据点，而他们则企图把这一地区变为入侵满洲和蒙古的战略要地。日本帝国主义者正是为了实现这一野心，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就在满洲东部不断制造各种事件。 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于1907年8月出兵龙井（延吉县），在那里设立了“韩国统监府派出所”。1909年，他们诱使反动中国政府签订间岛条约，甚至还取得了吉会铁路的筑路权。此后，设在龙井的“韩国统监府派出所”升格为日本总领事馆。日本帝国主义者在龙井设立总领事馆及其五个分领事馆，绝不是为了让间岛的朝鲜人过上优裕生活。除这些领事机构外，他们还在各地设立警察署，建立了朝鲜居民协会等众多走狗组织，严密监视间岛朝鲜人的所有动向。东亚拓殖公司分会和金融界也对这一地区施加影响。满洲东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完全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 这样，满洲东部就变成了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激烈对抗的场所。 因此，我始终认为，必须把白头山和满洲东部的深山密林地区建设成武装斗争的根据地。在经历八一运动之后，我预感到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入侵满洲的许多征兆。于是，我更加坚定了把具有强烈革命精神的满洲东部人民团结起来，尽快发动武装斗争的决心。因此，我奔赴满洲东部。 当我把前往满洲东部的打算告诉同志们时，他们试图劝阻我。他们说，到日本帝国主义已建立起严密镇压机构和情报网的地方去，无异于跳入火坑。然而，我无所畏惧地奔赴满洲东部，决心在那里深入工人和农民群众，开展革命工作。 可以说，在此之前，我主要在城市社区的青年和学生中开展工作。如果我们按照昆仑会议所确立的革命路线要求，把斗争推向新的、更高阶段，就必须更密切地接触工人、农民等各阶层群众，并尽快把他们武装起来，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共产国际支持我前往满洲东部的想法。我首先奔赴敦化。这是因为，在八一运动中，这一地区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敦化是这次起义的发源地和中心舞台。 这里驻扎着日本军队的警备司令部、吉林总领事馆下设的分领事馆以及原东北军第六十七七团司令部。在敌人镇压力量如此集中的地方爆发八一运动这种鲁莽的暴动，与那里有许多左倾冒险主义者有关。与磐石一样，敦化是“马列”小组的基地，也是重建朝鲜共产党运动的中心。如此重要的 1. 八月一日起义的发动者朴云锡和马坤也以那里为据点。 在敦化，有我们建立的党、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反帝青年同盟等各种革命组织，以及陈汉章、郭载奉、郭一奉等可靠的同志。 我到达敦化后，便在陈汉章家中住下。身穿山东省的服装，我着手消除起义的恶劣后果。陈汉章曾在中学读书，当时我正在吉林组建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小组，他也在敦化从事组织活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后，他在吴义成部队的总司令部任秘书。在中国东北抗日联军中，他曾任师参谋长、师长、纵队司令员、南满省委书记。但当时他却是一名朴实、寡言的青年共产主义联盟成员。 陈汉章和张华一样，出身于富户。然而，他在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组织中过着十分真诚的生活，表现出对革命的异常热情。他父亲是个非常富有的农户，家中养着数百匹马，还有许多枪支。他的住宅四周围着土墙，显得十分威严。他曾开玩笑地对我说，他家本该是被推翻的对象，而且他们并未侵占别人的土地，因为住宅周围的土地全都属于他们家。虽然我并不清楚他家究竟拥有多少土地，但确实非常富有。 陈汉章以极其殷勤的态度接待我，说是我教会了他共产主义。由于他们家生活优裕，并不吝惜我白吃饭。 我通过陈汉章和郭着手寻找那些分散的组织。白天我身穿中国服装，讲中国话，走访同志们；夜晚则换上朝鲜服装，讲朝鲜话，恢复组织。这样处理完起义的恶劣后果后，我便按照共产国际的授权，在敦化组建了吉林省东部地区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委员会。 此后，郭载奉及其他一些青年共产主义联盟成员受我委托，前往图们江沿岸地区，深入该地区的城镇和乡村，使人民群众革命化，并在那里建立党组织。 给陈汉章布置在敦化中学开展青年共产主义联盟活动的任务后，我也离开了敦化。 和龙是我前往东满时首先到达的地方。 在和龙，有一位名叫曹亚范的中国人，他曾在吉林师范学校读书时，在我们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组织中工作过。还有一位名叫蔡锡恒的朝鲜人。我相信，依靠他们，既能处理起义的善后工作，也能扩大组织。 我首先来到一个叫大拉子的地方，见到了曹亚范。曹亚范指出，八月一日起义的后果十分严重，他说，起义之后，朝鲜人无处可见，谁也不知道他们藏在哪里。他还说，监狱里的人不久就可能获释，要我去见见他们。 几天后，蔡锡恒得知我到达后便来见我。他过去曾在龙井同亨中学读书。我在育文中学读书时，他来到吉林，入了师范学校。那时，他在我们影响下开始投身革命。 蔡锡恒是吉林青年和学生中颇受欢迎的足球运动员。当时，许多和龙地区的青年在吉林读书。金俊在龙井和松坪地区对我们进行宣传，而蔡锡恒则到和龙和明新一带奔走，宣传我们的革命思想。后来，他与金一焕同志一起组建了青年共产主义联盟以及反帝青年同盟、农民协会、反日妇女协会等革命组织，把许多人团结到这些组织中。金一焕同志曾任县委书记，后来因被诬陷参与“民生党”事件而遭杀害。 以制作延吉炸弹而闻名的朴永淳同志，当时在延吉县大砬子矿担任反帝青年同盟盟员。 然而，经过如此艰难建立起来的组织，却因两次起义而四散瓦解。许多骨干分子要么被捕，要么躲藏起来，剩下的少数组织成员则不知所措，惶恐不安，尚未经受充分锻炼。 这使我深有感触地思考起革命者的信念问题。离开昆仑后，我途经吉林、海龙、清原、蛟河、哈尔滨、敦化，前往和龙，一路上看到许多人因反革命势力的进攻而动摇，或对革命胜利失去信心。 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是在理论上认识到自己拥有正确的革命路线，以及能够赢得人民群众同情、动员人民群众并壮大自身革命力量的战略和策略时形成的。这种信念在斗争中更加坚定。 然而，那些发动起义的人却未能提出任何能够作为群众旗帜的纲领、战略和策略。我们在昆仑所采取的革命路线，未能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我与蔡锡恒以及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反帝青年同盟的其他一些干部举行会议，对昆仑会议所确立的革命路线作了详细说明。 此外，我还强调，必须通过斗争考验、受到群众拥护的人来培养骨干领导力量，尽快恢复被破坏的群众组织，并充实其队伍。也是在那个时候，我部署在图们江沿岸各县建立区级革命组织的任务。 尽管起义的组织者全部逃之夭夭，把群众置于刺刀之下，使群众畏惧监狱和绞刑，我们仍强调必须尽快消除起义造成的后果。因为我身穿山东服装，和龙的同志们称我为“山东青年”。 我访问的第二个地方是汪清。我去那里是为了会见吴仲奉。 向我介绍吴仲奉的正是金俊和蔡锡恒。那些日子里，他们每次来吉林见我，都会向我讲述许多人的情况。他们告诉我，某人在某地，如果我去某地，那里就有…… 1. 那里有个人在做某项工作，有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有个人多么聪明。因此，即使我在吉林时，也比较清楚地了解到间岛的局势。 2. 我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讲，把他们认为聪明的人全都记在心里。 3. 当有人向他介绍一个好人时，我父亲不论路途多么遥远，无论他在哪里，都一定要去和他握手，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争取为志同道合的人。他教导我说，人才决定一切，革命工作的胜利取决于争取到多少真正的同志。 4. 那时候，只要能争取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我即使三天、甚至十天不吃饭也不在乎。我就是怀着这种心情前往汪清的。蔡锡恒从龙井伴我同行到汪清县石显。 5. 在石显，我见到了吴仲寰、吴仲旭，还有吴泰会老人。 6. 吴泰会老人家是一个大家庭。老人的四个兄弟原住在咸镜北道雄郡县古杰克村，约1914年前后迁到汪清。他们有几十个子女和孙辈。他们以图们江为界，在汪清和雄郡的广大地区开展革命工作。当时吴仲寰担任汪清第五区区委书记，吴仲旭在汪清县春华乡文济店从事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工作。吴仲寰的弟弟吴仲颂此前在汪清县石显从事青年共产主义联盟活动，1929年初移居雄郡县凤溪洞，现在 7. 在普文学校担任教师，同时开展革命活动。 8. 吴仲寰中学毕业后，曾在龙井的私立华松学校任教。 9. 我在石显见到他时，反复对吴仲寰说，要使群众革命化，他本人必须首先成为革命者，然后使自己的家庭革命化，再使村民革命化。 10. 后来吴仲寰使自己的家庭革命化了。他的兄弟和近亲中，有十多人在作为忠诚的革命者工作时牺牲。吴仲寰、吴仲颂、吴仲旭这样优秀的共产党人正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这并非偶然。 11. 我在石显结束工作后，当即下决心立即渡江前往雄郡地区。我出生在西部省份，幼年时在异乡生活，对图们江南部六镇的情况并不了解。 12. 六镇地区在李朝时期，是被罢免官职的贵族被流放的地方。这一带粮食匮乏，气候严酷。此外，由于这里守边将领的虐待和残暴令人难以忍受，被征调来戍边的士兵往往很快逃亡。就连在政府供职的人，也把被任命为这一地区的公职视为可怕之事。他们即使接到任命通知，也以种种借口在汉城街头虚度光阴，不愿赴任。据说封建统治者为此担忧了五百年。 13. 每当金俊向我讲述六镇的情况时，我就对他说：“我们的祖先虽然没有好好经营这片土地， 1. 认为这一带贫瘠，让我们付出巨大努力，把它变成一座革命堡垒。”根据这一深远计划，我开始派人前往那里。 2. 从1920年代末起，在我们的影响下，金俊、蔡秀恒、吴成学这样的人开始在稳城一带广泛开展工作。我们早已认识到白头山区和图们江沿岸包括稳城在内的六座城镇，在朝鲜革命发展中的重要性，打算把这一地区建设成抗日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我们还计划从这里打开祖国革命新高涨的道路。那时候，稳城有100至150名青年在龙井学习。他们放假回家时，在金俊、吴成学这些与我们保持密切联系、具有远见的人的指导下，受到来自吉林的影响，在这一地区开展工作。稳城成立了朝鲜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分支机构。这是我们把影响扩展到祖国的一个有希望的立足点。多亏这个立足点，我们的思想传播到了稳城地区。 3. 我前往稳城地区，目的是通过在祖国建立党组织并采取落实卡尔伦会议所定方针的必要措施，来全面扩大和发展朝鲜革命。 4. 从石源跟我们同行的吴成华的表弟，先渡过图们江，来到吴成学所在的丰德里，通知他我们将要到来。 5. 在稳城南阳对岸惠穆洞山谷的入口处，我们见到了吴成学和其他应召唤前来的组织成员。那是我第一次与吴成学见面。他比他的哥哥吴成华个子高，性情宽宏大量。吴成华曾说过，他的弟弟是优秀的舞者和歌手，也是出色的诗歌朗诵者。 6. 我们在夜间乘船悄悄渡过了图们江。吴成学划船又快又好。当我望着夜色笼罩的田野和山峦时，五年后重返祖国的深切感情使我心潮难平。 7. 在南阳滩头下船后，我对吴成华说，如果我们是在赢得国家独立之后渡过这条江，那该多好啊。 8. 对我的话，吴成华积极回应，说他每次渡过图们江时都有同样的感觉。 9. 经过南阳滩头村后，我们走上通往南山岭的上坡路。在那里，我们进入吴成学准备好的茅草屋，考察了稳城地区革命组织的工作情况和群众动向。 10. 稳城人民在建立群众组织方面取得了许多成绩。 11. 我花了一周时间指导国内地下革命组织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稳城地区的革命者虽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组织，但在扩大和发展这些组织方面却陷入了极端消极状态。 12. 在这一地区，普遍的做法是：先由少数可靠的核心成员组成组织，然后关起门来，忽视队伍的扩大。因此，这些组织…… 1. 各种组织未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扎下根来。 2. 1929年春天作为青年共产主义联盟下属组织成立的先锋青年共产主义联盟，也只在少数成员周围筑起高墙，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当时，地方协会、振兴协会、新安协会、重建党小组等各种组织和派系，都在竞相争取青年。在这种形势下，一些群众组织只是战战兢兢地维持现状，生怕受到丝毫不良影响。 3. 我在浦里见到的青年共产主义联盟一名干部说，由于敌人施展阴险的诡计，人们极不愿意向他敞开心扉。另一名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干部说，他不知道该如何对待那些与青年联盟或新安协会有联系的青年。在浦进洞担任农民协会会长的全长元，即使对在敌伪政府机关工作的至亲也不肯吐露真心。这是因为他精神紧张，担心敌人的触角会通过自己那些担任村长、面长和警察的众多亲属，伸进革命队伍。 4. 所有这一切，都是对人民群众不信任的表现。 5. 不纠正这些错误做法，就不可能把先锋地区的革命深入发展，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6. 可以说，革命者的生活是从深入群众开始的，革命失败则源于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忽视与群众打成一片。 7. 我郑重地对吴仲镛说： “只靠少数出身好的同志是不可能搞革命的。要大胆地相信群众，把组织的大门向他们敞开。现在各种名目的青年组织都在各自争取青年，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组织不应消极，而应通过积极的活动争取更多青年。对于那些曾参加过青年联盟或新安协会的青年，以及那些要么跟着重建党小组走、要么在不知不觉中为他们所利用的青年，你们必须从政治上唤醒他们、引导他们，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 8. 我也就如何做在敌伪机关中任职人员的工作，向全长元交代了策略。我说： “搞革命的人，不能因为家里有村长、面长或警察就害怕，就自毁名节。相反，要下定决心，利用亲属关系打入敌伪机关，广泛开展工作，使日本的最低层国家机器瘫痪起来。如果要使六镇地区成为武装斗争的战略基地，就必须在使群众革命化的同时，大胆地争取那些在敌伪政府机关中任职的人。你们试一试，从中积累这方面的经验。” 9. 我在先锋期间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我和金俊、吴仲学、吴仲镛一起会见…… 1. 在茂峰郡茂峰洞铁路工地劳动的工人。 从1929年初起，日本帝国主义者就一直在加紧推行沿图们江修筑铁路的计划。全国各地，包括南三道以及间岛地区的一千多名工人聚集于此，在茂峰村形成了一个被称为桂峰街的拥挤居民区。那些正在吉林会宁铁路工地上劳动的工人也涌入这条街，他们在那里过着艰难的谋生生活。 2. 当我听说这件事时，我正在吉林，便接见了金俊，并告诉他，一旦茂峰洞铁路工程动工，就到工人中去，并努力组建一个组织。 金俊掩饰不住他的急切心情，说这是值得一试的事情。他如约前往先峰，并在茂峰洞组建了工作青年协会和反帝青年同盟组织。 3. 当我表示要访问铁路工地时，先峰的同志们劝我放弃这个想法，因为敌人监视得很严。 那时，他们为了保护我，甚至走到了极端，对他们的同志说：“共产国际的代表来了。”他们为我组织了警卫，甚至给了我“共产国际代表”这个正式头衔，因为在国内，日本警察对革命者实行着严密的监视。 不用说，我也知道，如果我去朝鲜，就必须事事小心，提高警惕。然而，我迫切地想握住工人的手，告诉他们一些可能对他们有所帮助的话，尽管我当时可能不会在他们中间取得多大成就。我此前对青年和学生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在走向工人阶级的过程中搭起一座桥梁。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突出工人阶级，开辟并完成朝鲜革命。自从我们将民族解放作为纲领提出，并立誓为此奉献生命之日起，我们就多么热切地渴望着朝鲜的工人阶级！ 4. 我在工地上加入了工人们的行列，卸碎石、搬沙子，并在他们的住处吃了一天半他们给我提供的饭食。 金俊把我介绍成曾在延吉学习、现在来这里挣钱交学费的人。直到今天，我仍认为当时我到工人中去是很好的。在他们的住处和工地上，我不仅亲眼目睹了那些为几个铜板而拼命劳动的工人的悲惨处境，也看到了渴望斗争的工人、正在寻求正确道路以塑造自己未来的工人。 这给了我强烈的冲击。我的心因渴望为工人阶级的幸福奉献自己的一生而炽热燃烧。 5. 在铁路工地上，我第一次结识了来自先峰的抗日战士崔春国和崔奉松。 在带我去住处的路上，崔春国对我说，他当爆破手时曾秘密地积存了一些炸药，打算在工程完工后用它炸毁隧道。 我告诉他，在当时的情况下，建立组织、从政治上唤醒并组织 1. 工人们认为，冒着炸毁隧道的风险比（继续）工作更为紧迫，因此劝告他保留炸药，待我们今后的武装斗争需要时再使用。 2. 当时我同工人们进行了大量谈话。 3. 我向他们讲述了发动武装斗争、建党以及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如果我们至少能在祖国工人们的心中牢固树立起卡伦会议的精神，那将是一大收获。这样，只要我们向一个人讲一件事，就会通过一百人、一千人之口立刻传达到十个人，并最终传达到一万人的耳朵里。我们的思想最终将成为国内人民的信仰和旗帜。这一切都是确定无疑的。 4. 当铁路工地的工人们了解到我们的路线后，便表示完全拥护这一路线。 5. 如果他们从我们的路线中获得了信心，那么我从他们因得知路线而充满喜悦的神情中也获得了信心。 6. 在先锋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于1930年10月1日在秃鲁山建立了党组织。 7. 在访问先锋革命组织的过程中，我认识到，这一地区革命者的战斗意志和准备程度远比我预想的要强，尽管他们在战略问题的认识上犯了一些错误，在群众工作中显得胆怯。我还得出了一个结论：在这一地区建立党组织的基础是存在的。 8. 所有将要参加会议的先锋地区的革命者都打扮成拾柴人的模样聚集在秃鲁山上。全昌元曾要求吾物浦洞组织负责人把一辆牛拉雪橇赶到会场。 9. 我们在秃鲁山顶一处僻静、空旷的地方举行了建立祖国党组织的会议，吾物浦河在附近流淌。 10. 首先，我向与会者讲述了卡伦会议通过的路线，并明确指出，贯彻这一路线的首要任务是建设一个革命政党。随后，我阐明了在先锋地区建立新型党组织的目的。我还给先锋地区党组织规定了任务：要不断从经过组织生活和实际斗争考验的优秀进步分子中充实和壮大党的队伍，组织和动员群众投入抗日斗争。 11. 经我推荐，吴晶成、全昌元、全昌龙、崔春国、崔奉松、崔君柱被吸收加入先锋党组织。吴晶成当选为党组织负责人。 12. 有幸成为党员的人相继站起来，讲述自己的过去，简短地表明决心。 13. 其他所有人的决心我都已忘记，但全昌元的决心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全昌元说，他绝不会忘记我们竟然连他这样家庭背景有问题的人都吸收入党，并誓言，为了革命，即使要锯断他的骨头、割去他的肉，甚至献出他的生命，他也在所不辞。他说，如果他愚蠢到违背誓言，即使把他的身体剁成碎块扔进河里，他也毫无怨言。 14. 尽管他的话语粗犷而直白，却坦率地表达了他的真情实感。 此后，全昌完信守自己的决心，在将茂山建成半游击区以及支援朝鲜人民革命军方面建立了伟大功绩。 为保守秘密，会议讨论内容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会议没有通过任何成立宣言或纲领。 与会者们这样说道： “我们觉得有些不足，因为这次会议是建立党组织的历史性会议，却如此简单、不拘形式。就连像均产社这样最低级别的组织也公开发表纲领并向世界传播，因此我们觉得如果这次会议只以简短的誓言结束，就会显得毫无声色。” 我这样鼓励他们： “你们刚才立下的誓言，比长达数百页的声明或纲领要实在得多。不断起草文件有什么用呢？你们不要把党组织只看成是摆架子、争名分的东西。党员们做了很多工作，却从不张扬。因此，要通过实际斗争来显示你们的党性和爱国精神。” 在茂山地区建立党组织，是在祖国奠定建党基础的开端，也是推动当地人民群众抗日武装斗争的重要转折点。由于茂山地区党组织的作用，人民群众的政治觉醒和组织化进程迅速加快，抗日武装斗争在六镇地区蓬勃开展起来。 当人民群众开始跟随我们、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之际，一直在本乡——他的故乡——这一带徘徊的曹长益，为了扩大自己一派的影响，逃往首尔。解放后，他坦率地向我们讲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我以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去茂山是因为那是我的故乡。可是我到达那里一看，我们的势力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吉林的影响。那种影响十分强大，到处只能看到你们的人，金日成同志。我原以为你一定年纪很大了。可是人们告诉我，并非如此，你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而且精力充沛。所以我下决心要来见你，却又放弃了这个念头。” 曹长益离开茂山前往首尔，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厌恶宗派主义，不会同他那样的宗派主义者妥协。 党组织成立之后，在动身返回之前，我接见了政治工作者以及来自六镇等各地区地下革命组织的负责人。我们从奥津渡口乘船渡江。我的心情比前往祖国时轻松得多。一切如愿以偿，我感到仿佛要高高地飞上天空。冒着生命危险访问祖国，是值得的。 我们在祖国度过的一周，是证明我们在卡伦提出的革命路线是一条为所有人所接受的正确路线的重要时期。就好像我们让国内人民对我们的路线作出了评判。 从那时起，茂山地区的人民始终忠于我们。 安全渡过图们江后，在吴正华的引导下，我们经由……抵达延吉县朝阳村。 梁水泉子和长沟。与龙井一起，朝阳村是我们对延吉地区施加最大影响的地方。 马德汉和罗日，作为间岛地区党和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秘书处的成员，正在朝阳村工作。后来担任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委员的林春柱，也以“林春凤——奉春诊所医生”的身份在此开展革命工作。在来到延吉之前，他因卷入学生事件被捕入狱。他以朝鲜传统医学医生的身份，承担着间岛地区党和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秘书处与各县之间的联络任务。 那时我第一次在朝阳村见到了林春柱。他年纪轻轻就掌握了朝鲜传统医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多亏他精通朝鲜传统医学，我们的游击队员在整个抗日武装斗争中得到了大量帮助。 五月三十日起义和八月一日起义给延吉的革命组织造成了重大损失。这里的敌人恐怖统治比敦化更为猖獗。许多投身革命的人丧失了信心、犹豫不决，那些觉悟不够充分的人则高喊着“他们是因为共产党才被毁掉的”。 我见了马德汉、罗日和林春柱等党和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的领导干部，讨论了尽快消除左倾冒险主义阴谋后果并进一步扩展和加强革命斗争的问题。 离开稳城后，我没有直接去五家子，而是经由梁水泉子一直到了朝阳村。这是因为我预见到这一地区将成为我们未来武装斗争的战场。我已为未来在稳城、汪清和延吉开展武装斗争奠定了一些群众基础。 后来，这一地区果然如我们所预见的那样，成为了抗日战争中最可靠的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