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第2卷·第4章 寻求新道路·4. 第一个党组织——同志团结社

4. 第一个党组织——团结同志社 1930年7月3日，即卡伦会议次日，我们成立新型党组织一事，早在多年前就已公开，我在会上所作的讲话也已发表。 众所周知，党在革命中起着总参谋部的作用，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党的作用。如果把革命比作历史的车头，那么党就可以说是革命的车头。这就是为什么革命者如此重视党，并全力以赴地建设党。 马克思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之后，立即投入实际斗争，首先创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发表《共产党宣言》，这一功绩至今仍被人们誉为他最伟大的功业。这是因为，党在共产主义者改造世界的斗争中所承担的使命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出现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各种倾向，归根结底都是由于对党的错误看法和态度造成的。 自共产主义作为时代新思想登上工人运动舞台以来，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者迄今所创造的一切划时代变化，无一不与党的崇高名称紧密相连。 为贯彻卡伦会议提出的任务，我们首先着手组建党组织。 得知朝鲜共产党被共产国际开除后，我们下定决心要创立新型政党，并开始全力以赴地探索道路。 我国共产党成立于1925年4月。当时，世界各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纷纷出现，领导着群众。我国在没有任何政治活动自由、没有任何权利的土地上，顺应这一世界潮流成立共产党，这充分证明朝鲜人民对新思想和时代潮流具有何等敏锐而丰富的政治敏感性。 朝鲜共产党的成立，是我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规律性产物。 朝鲜共产党成立后，在工人、农民等广大群众中传播社会主义思想，领导工人运动，从而翻开了由共产主义者指导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的新一页。 朝鲜共产党存在期间，朝鲜共产主义者领导了规模如此巨大的“六·一〇”独立运动，显示了我国民族的骨气。 他们还通过与民族主义者合作，组建新安会等群众组织，团结了抗日爱国力量。 朝鲜共产党的成立以及在其领导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各阶层群众运动的开展，是促进民族解放运动一定程度发展、标志着我国共产主义运动开端的历史性事件。 然而，朝鲜共产党因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和其上层内部的宗派斗争，于1928年作为有组织的力量的存在宣告结束。 共产国际在1928年夏季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不再承认朝鲜共产党。这无异于将朝鲜共产党开除出共产国际队伍。 不言而喻，朝鲜共产党存在期间，我们对其沉溺于宗派斗争的上层并不满意。但是，得知这个党竟被开除出共产国际队伍的消息，我们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慨和羞愧。我们对共产国际的做法感到遗憾。就在那时，我开始考虑：尽管我们年轻，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经验也不多，但我们必须自己当家作主，努力创立新型政党。 如果要创立一个纯洁而本源的新型政党，我们就必须克服许多障碍和困难。 1. 最大的困难在于共产主义队伍中仍然存在宗派主义。由于宗派主义未能消除，早期共产主义者不能统一地开展重建党的运动，而是分裂为各个派系各自进行。 2. 朝鲜共产党被共产国际开除后，我国共产主义者在国内和国外开展了大规模的重建党的运动。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肆意镇压和阻挠活动，任何一个派系都未能取得成功。星期二小组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放弃了重建党的努力，并宣布解散在满洲成立的总局。此后，首尔上海小组在国内着手重建党的活动，但此事也走漏了风声，结果许多党员被拖进了监狱。 3.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通过重建已解散的党，或者依靠深受宗派斗争恶习毒害的现有那一代人，是不可能建立一个革命党的。 4. 建党的另一困难在于，根据共产国际提出的“一国一党”原则，朝鲜共产主义者不可能在满洲建立自己的党。 5. 共产国际在其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总纲中规定了这一原则，即：共产国际所属各党均应冠以所在国共产党之名（共产国际支部），并且在每个国家内，共产国际范围内只能存在一个共产党。 6. 共产国际东方宣传部门于1930年5月在哈巴罗夫斯克召集了朝鲜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议，并向与会代表通报了共产国际关于朝鲜共产党组织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共产国际向在满洲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该党成员身份开展工作的任务。 7. 这样一来，那些一直为重建党而努力的共产主义者改变了态度，发表了声明，宣布解散党。随后，他们开始转入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五月三十日运动的风暴席卷了满洲东部。 8. 朝鲜党员必须在中国共产党内工作一事，不能不使那些民族自豪感比别人更强的年轻朝鲜共产主义者感到十分激动。我们的同志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些年轻人谴责共产国际的命令是不负责任的、令人无法理解的决议，有些人认为这一措施是公正的，还有些人则发泄他们积压已久的愤怒与不满，说共产国际要求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意味着永远断绝了重建党的可能性。 9. 我的同志们把这件事作为话题提出来，并询问我的看法。 10. 我明确告诉他们，共产国际根据“一国一党”原则要求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应受到责备，这一要求并不意味着剥夺朝鲜共产主义者重建党的可能性。 11. “在目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朝鲜共产主义者拥有自己的 1. 党，为什么要他们住在租来的房间里呢？ 因此，我们必须尊重共产国际的决定。这是国际主义立场。如果一个人加入中国党，只要不忘记朝鲜，为朝鲜革命而斗争，那就可以了。但是，以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为借口，不能放弃建设自己的党，永远住在租来的房间里。朝鲜人必须有一个朝鲜人的党。 这就是我对转换到另一个党的问题的看法和立场。 然而，我不能确信这个看法是否符合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原则。为了加深对“一国一党”原则的理解，尽快确定建党方针，我在一九三〇年六月末在佳家屯会见了共产国际联络员金光烈（金烈）。金光烈是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去佳家屯之前曾在苏联。他在我们活动地区——孤榆树、五家子、卡尔浑等地长期停留。作为联络员，他努力把我们与共产国际联系起来。张松峰、李钟洛毫不吝啬地称赞他，说他在苏联深受社会主义影响。因此，我怀着希望会见了他。他果然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个博学多识的人。他精通俄语和日语，跳俄罗斯舞和俄罗斯人一样好，而且很善于演讲。 金光烈建议我不要只听他的意见，而要到共产国际去。他说，他将把我介绍给共产国际哈尔滨联络处，并让我到那里去就“一国一党”原则进行争论。 会见金光烈之后，我和同志们反复讨论了“一国一党”原则。 我们把“一国一党”原则理解为：一个国家内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共产党不能加入共产国际，只有唯一的一个共产党可以成为其成员，而且一个国家内不能存在一个以上的共产党中心。 这一原则的本质是，一个国家内不应存在利益和目标相同的两个以上的政党中心。 共产国际提出“一国一党”原则并严格要求遵守，主要是为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消除包括宗派主义在内的各种机会主义形式，保证其队伍的团结和凝聚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使共产国际提出了“一国一党”原则，并严格防范异己分子渗入共产主义运动。 共产国际规定“一国一党”原则，与敌人企图从内部分裂和瓦解共产主义队伍的恶毒阴谋有关。 然而，共产国际章程只是规定了“一国一党”原则。它没有阐明在国外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应如何转入居住国党，以及他们转入后应如何给他们规定革命任务。正是因为这一点，在满洲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转入的问题才变得复杂。 中国共产党方面产生了极其复杂的争论。因此，甚至有人把朝鲜共产主义者在华建立自己的党组织视为与“一国一党”原则相矛盾。 由于对共产国际“一国一党”原则的种种不同解释，在朝鲜共产主义者为解放祖国而进行的活动中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动摇，甚至连朝鲜革命者为祖国而斗争的权利都受到怀疑，这时，我一直在不懈地探寻建党之路。 难道就没有一条既符合共产国际指示、又能有力地推动朝鲜革命的道路吗？ 我在长期探索之后找到的出路是：从以往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出发，不是仓促宣布成立党的中央机构，而是稳步地为建党奠定组织和思想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能够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担当我们革命总司令部角色的党。如果不同时培养一批具有阶级觉悟、合格的组织骨干，不同时实现队伍在思想和目标上的统一，不同时奠定党可以依靠的群众基础，仅凭主观愿望就想建党，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认为，以与宗派毫无关系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为骨干，首先建立基层党组织，然后稳步扩大，这是对我们来说最合适、最现实的建党方法。我深信，如果我们这样建党，共产国际会予以欢迎。 我们相信，如果我们首先以我们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共产主义者建立党组织，稳步提高他们的作用，同时在我们所到之处不断扩大和巩固基层党组织，我们就完全能够领导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也能圆满地履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如果我们为了避免与中国党并存而不在中国另行成立党的中央机构，就不会违背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原则。 确立这一思想后，我们在卡伦会议上推进了建党方针，并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 建立革命党组织也是我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由于朝鲜没有党，当年坦川农民起义的领导人曾前往共产国际，就起义的战术问题征求其意见。如果当时朝鲜有一个代表工人和农民利益的革命党，有一支成熟的领导力量，他们就不必花费钱财去共产国际了。 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比以往的抗日斗争有了长足发展，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的斗争也比第一阶段有了很大进步。我们的活动范围超越了吉林一地，扩展到遥远的北满和朝鲜北部地区。我们局限于青年和学生运动的革命斗争，扩展到了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众，转入地下活动。当我们积累了经验、军事和政治准备就绪之后，就必须建立一支常备革命军，以大部队展开全面游击战。然而，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已无力领导这一切。青年共产主义联盟过去对各种群众组织的领导，只是一种过渡现象，而不是永久性的。 现在必须建立一个党，由它来控制和指导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及其他各种群众组织，领导整个民族解放运动，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并与共产国际开展工作。以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的名义，我们不可能妥善地与共产国际打交道。 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为了获得共产国际的承认，各派都以“合法党”的面目前往共产国际。因此，共产国际一度感到十分茫然。共产国际逐渐认识到，不消除宗派，就不可能在朝鲜出现真正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要消除宗派、建立新党，就必须出现一代与宗派斗争毫无牵连、对权力没有野心的新人。因此，他们对我们的斗争产生了兴趣，并尝试以各种方式与我们携手。 通过多年革命活动，我们为建立新型革命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1. 大同盟的成立是朝鲜共产主义运动中区别于以往各党的新式革命政党创立的起点。 一切都是从大同盟开始的。大同盟后来发展为反帝青年同盟，再发展为青年共产主义联盟。 由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培养出来的我们革命的骨干队伍，以及由反帝青年同盟奠定的我们革命的群众基础，立即成为建党的根据。在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已经形成并作为强有力的先锋组织领导革命运动的当时，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克服了前一代共产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开辟了争取群众和运用领导艺术的新途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所表现的英勇斗争精神和革命斗争品格，成为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动力。后来，它们又成为我们党的精神和道德力量。 2. 新一代共产主义者活动的一个高峰，是以卡伦会议为动力确立了朝鲜革命的指导思想。卡伦会议的决定阐明了共产主义者在为实现大同盟和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的纲领而斗争中必须作为原则加以遵循的战略要点。它们构成了新型政党创立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成了长期在黑暗中盲目摸索、遭受挫折和失败的共产主义者们寻找前进道路的指南。 3. 指导思想、领导核心和群众基础——这些可以说是形成政党组织的必备要素。我们具备了所有这些要素。 1930年7月3日，我们在卡伦金明学校一间教室里，与车光洙同志、金镐同志、崔昌杰同志、许永春同志、金元宇同志、崔昊一同志一起创立了第一个党组织。虽然他们没有出席会议，但金日革同志、金亨权同志、朴坤元同志、李铁雨同志也成为了第一个党组织的成员，朴采述同志、李正洛同志也加入了党组织，我曾打算任命朴采述同志为朝鲜革命军司令官。 4. 金明学校位于距村庄约五百米的田野中，坐落在嘉吉屯前方。学校东、南面延伸着五六公顷的柳树林，柳树林中央有一条宽阔的吴凯河，环绕学校东南一侧。从学校东侧到村庄一带，还有池塘和沼泽。通往金明学校的道路只有一条，从西面过来。如果把好角守住，就没人知道学校里在发生什么。即使有危险，也可以轻易逃进柳树林。 5. 那一晚，我们在可能出现间谍的西大门布置了双岗和三岗，举行了会议。至今我还记得稻田里青蛙那喧闹的叫声。这声音在我心中激起了一种神秘的感觉。 6. 关于第一个党组织成立时最令我难忘的印象，是金元宇同志在布置会场时费了多大劲，在讲台旁竖起了一面红旗。那面红旗的红色，鲜明地映照出我们为革命战斗到底、直至最后一滴血的决心。 7. 至今，一提到第一个党组织，我就会想起金明学校；一想起金明学校，我眼前就浮现出那面斜立在讲台旁、令人难忘的红旗。 8. 那天我没有做长篇发言。关于成立第一个党组织，我们在卡伦会议期间已经谈了很多。因此，没有必要详细解释成立它的目的。 9. 我只是向党组织成员提出了任务：扩大基层党组织并建立对它们的统一领导体系，在队伍内部实现牢固的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统一以及同志式的团结，为革命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我强调党组织在所有活动中必须坚持独立立场，把党组织建设工作与抗日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10. 我们没有为党制定新的纲领和章程。大同盟的纲领和章程阐明了我们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标和当前斗争任务，卡伦会议上确定的革命路线和战略方针，则为我们应遵循的道路和行为准则提供了具体说明。 11. 我们给第一个党组织起了个简单的名称——同志团结会。这个名称体现了我们这些在革命中迈出第一步、争取同志并决心把革命不断引向深入、取得最后胜利的人的崇高意志和决心。 1. 发现并团结那些愿意与我们同甘共苦的同志。 所有加入同志团结会的同志都站了起来，发表了充满强烈感情的、炽热的讲话。金镐即兴朗诵了一首诗，内容是：“现在我们启航了。我们的船已驶离港口。我们正划向大海，在汹涌的波涛中。” 金镐朗诵之后，崔赫一站起来发表了讲话。讲话结束时，他说：“宋柱，如果我们不是在教室里，而是在山上，我真想鸣枪一响，以纪念这个时刻！” 我对他说，在我们同日本侵略者对阵的那一天，他可以尽情地开枪，而那一天已为期不远。我们感到，为了纪念第一个党组织成立，不仅要用手枪，而且要开大炮。当我们向时代和历史庄严宣誓：作为拥有自己党组织的朝鲜党员，我们将把生命献给革命时，我们的喜悦和自豪确实难以言表。 15年后，在解放后的祖国，我躺在散发着童年气息的家中火炕草垫上，抛开一切思绪，怀着深切的感情回忆起我们在卡尔万建立第一个党组织的情景。 第一个党组织——同志团结会，是我们党的胚胎和种子；它是形成和扩大党的基层组织时具有母体意义的组织。自从拥有第一个党组织以来，我们的革命一直在新一代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些共产党人没有受到宗派主义的影响，纯洁如冰雪。从那时起，朝鲜共产党人建设独立政党的斗争，就在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激流中迅猛地向前推进。 随后，我们将同志团结会的成员派往各个地区，在图们江沿岸朝鲜最北端地区和满洲许多地区建立了党组织。 我负责在祖国境内开展建党工作。1930年秋季，我前往我们具有相当大影响的咸镜北道会宁县，在那里建立了祖国境内的党组织。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我们的年轻党组织在抗日战争中始终走在最前列。在此过程中，它们被锤炼成钢铁般的先锋队，成长为一支享有人民群众绝对爱戴和信任的坚不可摧的力量。 我们拥有自己的组织，但在开展工作时，我们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联系。尽管我们是朝鲜共产党人，但基于朝中两国人民之间历史悠久的邻里关系、两国所处环境的相似性以及两国革命者在时代面前所承担的使命的共同性，我们始终支持中国革命，并为中国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斗争。 每当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时，我们都像庆祝自己的胜利一样欢欣鼓舞；当他们遭遇暂时挫折或经历曲折时，我们也与他们同感悲痛。 由于朝鲜共产党人是在中国开展活动，他们如果不与中国党取得联系，就无法得到中国人民的帮助，也无法牢固地维持反帝统一战线。 我们重视与中国党的关系，还因为在中国满洲省委所属党组织中有许多朝鲜人。在东满特委中也有许多朝鲜人；东满各县、区党的领导机构主要由朝鲜人组成，东满党组织中90%以上的党员是朝鲜人。他们在东满党组织中发挥了中心和领导作用。 满洲中朝鲜党员人数众多，是由于在间岛发起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中，朝鲜人占了大部分。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之后，我才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我在华峰育英学校组建同友会以及在吉林、乌鸦寨工作时，没有与中国共产党接触。革命自然是一项按照自己的信念和目标独立发起的事业，而不是在他人指令下进行的。因此，我们自己制定了革命的指导思想，并独立组建了同友会，即我们党的雏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造成了一种新局面，使日本帝国主义成为朝鲜和 1. 中国人民。这种新形势要求我们建立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1931年冬季明月沟会议前后，我在曹亚范家中停留期间，开始第一次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曹亚范在吉林求学时，曾与我一起做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工作，后来在海龙在一所学校任教，并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后来，我在组建游击队后在汪清等地开展活动时，与在宁安县党委身居要职、同时负责东满地区工作的王润成建立了联系。当董长荣从大连调到东满特别区党委时，我与他建立了联系。 我就是这样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关系，并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一个组织的干部。董长荣去世后，我与魏拯民取得了联系，同时也与共产国际的一名视察员潘同志取得了联系。 2. 在整个抗日武装斗争期间，我始终保持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些关系有助于扩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阵线，并有助于发展共同斗争。 3. 我们通过保持与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关系来发展共同斗争。这是我们为应对当时朝鲜共产党人不得不在异国他乡进行革命斗争的复杂形势而采取的一项灵活措施。这一措施也符合共产国际关于一国一党的路线。在与中国共产党以各种方式发展共同斗争的同时，我们始终高举朝鲜解放的旗帜，高举我们光荣地进行的朝鲜革命的独立路线。我们的中国战友高度评价我们的原则立场和真诚努力，称这是正确结合民族革命义务与国际义务的灿烂范例。 4. 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优秀儿女与中国共产主义者一起，参加了漫长的抗日斗争，经受了种种考验和艰辛。 5. 1963年，崔庸健同志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在沈阳为他安排了生日宴会，并在宴会上致祝词。他在讲话中说：“朝鲜人在开辟中国东北革命道路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因此，中朝友谊是牢不可破、历久弥坚的。抗日联军是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最优秀儿女的联合武装力量。” 杨靖宇、周保中和魏拯民同志也在许多场合说过，朝鲜人在为开辟中国东北革命道路方面建立了伟大功勋。 6. 因为我们曾无偿援助中国革命，所以中国人在我们的事业中也帮助了我们，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 7. 在抗日人民游击队改编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后，我们在游击队内部组建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这是卡尔昆第一个党组织扩大和发展的成果。 后来，我们独立的党组织将根须扩展到了祖国光复会国内组织朝鲜民族解放联盟，以及农民协会和工会。 8. 我们能够在凯旋回国后一个月内建党，这是因为我们在长期抗日革命过程中进行建党事业的过程中取得了成功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