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第1卷·第3章 在吉林·10. 铁窗之内
文章 金日成 · 1994 · 9341字
本文记述1929年秋作者在吉林因学生读书会与青年共产主义联盟活动被反动军阀逮捕入狱的经历,回溯中东铁路事件中反苏行径与帝国主义操纵背景,阐明保卫苏联的国际主义立场,并描写吉林监狱环境、民族歧视及狱中斗争策略。
吉林风潮青年共产主义联盟中东铁路事件反苏行径帝国主义操纵吉林监狱民族歧视狱中斗争国际主义
10. 身陷囹圄
随着“吉林风潮”吹遍满洲许多地区,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反动中国军阀很快就听说了我们的存在。吉林的青年学生运动、中东路事件以及南满朝鲜青年总联合会会议事件,使有关我们的传闻广为流传,敌人由此意识到吉林的骚乱是由青年和学生搞起来的,便开始追查我们。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入侵满洲之前到处安插间谍,严密监视朝鲜人的一举一动,同时怂恿反动中国军阀逮捕和监禁共产党人和抗日独立斗士。吉林的局势变得极其严峻,我们面前横亘着重重磨难。局势愈益险恶,此前在吉林蛰伏的宗派分子纷纷逃往龙井、磐石、敦化等地,独立斗士们要么取得中国籍隐入中国内地,要么逃往汪清门等地。1929年秋的吉林,已不再是海外朝鲜人政治运动的中心,这个曾经挤满抗日斗士的中心。
这时,吉林第五中学的学生在读书会会议上无端生事,导致我们的同志被捕。我刚从汪清门回来,正忙于设法挽救局势,便落入了反动军阀当局的罗网。第五中学的学生泄露了宇文中学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的秘密。
警察声称他们已把学生运动的头头们一网打尽,每天对我们进行残酷拷打。他们企图打听我们所开展的活动详情和城内的组织网络,以及幕后人物。我们除了承认读过一些左翼书籍外,什么也不说。我们在审讯者面前据理力争:“学生读书有什么错?我们读的是书店里出售的书。如果要追究责任,首先应该追究那些允许出版和销售这些书的当局,不是吗?”
有一天,当他们对我施以指骨折断的酷刑时,我看见前华成义塾负责人崔东吾先生从审讯室一侧设置的屏风后面朝我瞥了一眼,随即消失了。这使我大为惊讶,起初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以为这不过是一种幻觉。但那确实是崔东吾先生,毫无疑问。他们竟把我的旧师从华成义塾传唤到审讯室,我想,这说明他们确实在深入挖掘我的活动情况。旧师的出现使我陷入沉思。他汉语讲得很好,又是一位有才干的外交家,因此担任了侨民局外务委员会的委员长。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吉林,负责同国民党反动军阀当局协调关系,并与青年和学生保持着一定联系。如果他向军阀当局透露我过去的活动情况,我试图尽可能低调了结此案的努力就可能化为泡影。再者,倘若中东路事件期间我支持苏联的活动事实被揭露,我的性命恐怕就难保了。
1. 在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煽动和操纵下,中国国民党政府和奉系军阀在1920年代末犯下了背信弃义的反苏行径。广州民众起义失败后,蒋介石政府枪杀了苏联驻广州领事,并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这一反苏行径是蒋介石为乞求帝国主义列强的庇护和支持而向它们谄媚所采取的最大胆的举动。“我们反对红色帝国主义”这一口号经常挂在军阀们的嘴边。他们狡猾地利用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掩盖帝国主义侵略的真相,不断煽动反苏情绪。受军阀宣传的蒙蔽,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竟说出“让我们夺取乌拉尔山脉、占领贝加尔湖!”和“让我们在贝加尔湖饮马!”这类好战而挑衅的话语,把目光转向苏联领土。军阀们利用这种气氛,以反苏挑衅的第一步进攻中东铁路。根据协议,中国和苏联通过理事会共同管理这条铁路,双方共享其财产和设备。军阀们以武力夺取了无线电台和管理局,占领了铁路,单方面废除了苏方的控制权。在夺取铁路之后,他们从三个方向越过边界,入侵苏联领土。因此,苏联军队与中国反动军阀部队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当时,奉庸和东北大学的一些右翼学生在反动分子的唆使下,拿起武器反对苏联。
2. 为了遏制国民党政府和反动军阀的反苏行径,我们发动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成员保卫社会主义国家。一些政治上无知的中国青年对我们敬而远之,诬蔑我们是帮助侵犯中国国家利益的“越境者”的恶人,这使我们非常恼火。我们在城市许多地方散发传单,揭露军阀反苏行径的真相,并向人民群众说明,军阀部队夺取中东铁路和入侵苏联领土,是对苏联的不可饶恕的背信弃义行为;苏联废除了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在十月革命后向中国提供了物质和道义援助;军阀们此举的动机是为了从帝国主义那里获得贷款。在听了我们的说明之后,那些受反动国民党和军阀宣传蒙蔽、对苏联持敌视态度的人们,开始认清入侵苏联的危险性和真实本质,改变了态度和立场,谴责了反动分子的行径。我们与中国进步青年一道,对那些拿起武器进攻苏联的奉庸大学学生给予了沉重打击。我们围绕中东铁路事件所进行的活动,是为从政治上保卫苏联而进行的国际主义斗争。当时,我们把地球上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视为希望的灯塔,认为作为共产主义者,为保卫它而斗争是我们庄严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在中东铁路事件中的斗争,帮助中国人民看清了军阀的真实面目,认识到帝国主义操纵军阀使之转向……
1. 反对苏联。这一事件使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睁开了眼睛。
2. 在那些日子里,国民党军阀不容忍亲苏分子。甚至在我于审讯室见过吴同爀先生之后,审讯者仍只把我当作读书会的主脑人物。看来,军阀当局曾向吴先生询问过我过去的活动情况,问我是否与苏联有过联系,以及我参加过的是什么样的运动。但他似乎并没有说任何对我不利的话。
3.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被押送到吉林监狱。这座监狱是一座十字形建筑,走廊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延伸。走廊两侧都排列着牢房,这样狱警坐在中央就能一览无余。我的牢房在北面走廊右侧的第二间。由于朝北,这间屋子终年不见阳光。所以,屋子里霉味刺鼻,难以忍受;冬天,墙壁上结满了白霜。我们被转移到监狱时正值秋天,但牢房里却冷得如同寒冬。
4. 军阀当局在对待囚犯时实行民族歧视。狱警使用“朝鲜猪猡”“无家可归的朝鲜恶鬼”之类的侮辱性语言,并用沉重的脚镣给朝鲜学生戴上。当局在饮食和医疗设施的使用上,对朝鲜政治犯和中国政治犯区别对待。
5. 我下定决心在监狱里不放弃斗争。可以说,对于革命者来说,监狱就是斗争的舞台。如果一个人仅仅把监狱看作关押犯人的地方,他就会丧失主动权,什么也做不成。但如果把监狱看作世界的一部分,即便在狭小的围墙之内,也能为革命做些有益的事情。我开始冷静地思考斗争的方法。首先,我决定与外面的同志们取得联系,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并付诸行动那些已经陷入混乱的组织。其次,我决定向军阀当局展开斗争,加速我获释的那一天。要在监狱里进行斗争,问题就在于要与外界取得联系。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争取狱警,使他们对我们产生同情。我争取狱警的计划,比我预想的要顺利得多。监狱当局开始修缮牢房,所以有一段时间把我们和一些臭名昭著的刑事犯关在一起。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有一天,一名中国刑事犯、我的同室囚友突然得了流感,卧床不起。他是因为抢劫富户而被捕的,为人非常粗暴。当我被转移到普通刑事犯牢房时,这个外号叫“黑肚”、自以为很了不起的人,蛮横地要求我请他的客,不是钱就是食物。新来牢房的人,不论是谁,都有义务遵守这条规矩。他吼叫着说,我也必须照办。他是个极其凶猛、狂暴的家伙。我直截了当地回敬他:我在审讯室里经受了严酷的折磨,你倒说说看,我上哪儿去弄钱或弄吃的?至于请客,难道不是你在这个牢房里待得更久,更应该请我吗?这一下,“黑肚”张口结舌,只是坐在那里凶狠地瞪着我,脸色一会儿发青,一会儿发红。
6. 他一向专横霸道,其他囚犯都不肯照料他,只是冷漠地看着他,尽管他正发着高烧,吃不下、睡不着。我用孙宗道牧师家人送来的被子把他盖好。
1. 叫来看守,让他从监狱医院给病人取些药。那个看守名叫李,他不喜欢这个粗暴、孤僻的囚犯,看到一个朝鲜人如此兄弟般地照料一个中国人,感到十分诧异。由于我精心护理,那个生病的囚犯很快就痊愈了。此后,他对我的态度就不同了。看到我这个中学生,竟使那个凶狠、顽固到连狱卒都难以对付的恶名昭著的囚犯突然变得对我俯首帖耳,看守李惊叹不已,开始对我表示尊敬。在吉林监狱的所有看守中,他是一个天性善良、具有民族意识的人。我们组织在外面的人告诉我,他出身低微,当狱警只是为了谋生。在弄清他是什么样的人之后,我决定争取他,便抓住各种机会同他说话。不久我得知,他的弟弟因婚礼临近却无法置办所需物品而遇到困难。当我的同志们来监狱看我时,我向他们讲述了看守的窘境,请他们动员组织来帮助他。几天后,看守李来向我道谢,感谢我好心为他买来了结婚所需的物品。接着他问我,监狱当局称我是共产党人,这是否属实。我回答说是,他说他无法理解,又十分激动地说道:“他们说共产党都是土匪,难道像你这样好的人也会抢劫别人吗?如果你真是共产党,那把共产党说成土匪就太荒谬了。”于是我亲切地对他说:“共产党人是要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人人共同富裕的社会而斗争的人。我们朝鲜共产党人正在为把日本帝国主义者赶出朝鲜大地、收复失去的祖国而斗争。那些有钱有势的恶棍之所以把共产党污蔑为土匪,是因为共产党要推翻地主、资本家、乡绅、民族叛鬼当道的腐朽社会。”听完这番话,看守的狱卒点点头说,他因为无知,受了当局的虚假宣传的欺骗,但从今以后再也不信他们那一套了。
2. 此后,李每逢下班前都特意来看我,并欣然应允我向其他牢房传递消息的请求。不久,在他的帮助下,我就得以与外界联系。从那时起,我在监狱生活中享有相当的自由。
3. 但并非所有看守都像李那样善待我。有一个令人不快的资深看守,总从窥视孔往牢房里看,虐待囚犯。吉林监狱共有三名资深看守,他是最坏的一个。他值班时,囚犯们吓得连打哈欠都不敢自由自在地打。于是我决定教训他一下。一天,我们在牢房里讨论,挑选合适的人去执行这项任务。吉林第五中学三年级一名姓黄的中国学生主动请缨。因参加读书会而被关押的学生中,只有两名是朝鲜人,其余全是中国人。我问他,万一受到处罚,至少要被关五个月单人牢房,他是否不介意。他回答说,为了同志,他甘愿做一名烈士,无论如何也要教训那个看守。他告诉我们,只要看着他用巧妙的方法纠正那个看守就行了。他把一双竹筷子中的一根磨尖,当那人从窥视孔往牢房里看时,他把竹筷猛地戳进了他的眼睛。
1. 除了鲜血,从那个人的眼里流出了黑色的液体。
2. 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所有在牢房里的学生们都把黄君当作英雄来欢呼。但黄君自己却在寒冷的冬天里,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单人牢房中,受了好几天的罪。学生们向监狱当局施压,要求把黄君从隔离中释放出来,并威胁说,如果他们不释放黄君,他们也要刺穿自己的眼睛。最后,监狱当局屈服于学生的要求。从那以后,我们在牢房里便随心所欲地行事了。
3. 我们想开会就开会,需要时就到别的牢房去。当我说想去某个牢房时,狱警便痛快地答应,并替我打开门。
4. 在监狱期间,我得到了孙贞道牧师的许多帮助。在我整个在吉林的革命活动期间,孙贞道牧师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给了我积极的支持。他从在国内的时候起,就与我父亲关系亲密。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曾是徽义中学的同学,但我更认为,是他们思想和理想的共鸣把他们引向了温暖的友谊。我父亲生前跟我讲过很多关于孙贞道牧师的事情。“三一”人民起义一结束,孙贞道便流亡中国,一度担任上海朝鲜临时政府政治委员会主席。后来,他与金九、梁健燮、李裕弼、尹琦燮等人一起,为培养武装抵抗的军事人员而组建了工人战士协会,并担任该组织的工人部部长。但该协会解散后,临时政府内部发生派系斗争,他感到失望,便移居吉林。他在吉林建立了教堂,开展独立运动。那正是我们广泛用作教育人民群众的场所。孙贞道牧师原本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在吉林的基督徒和独立运动人士中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
5. 许多像孙贞道这样的朝鲜基督徒,都是把一生奉献给独立运动的爱国者。他们为朝鲜祈祷,恳求上帝解除处于无国之苦的不幸朝鲜人民的痛苦。他们纯洁的信仰始终与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建设和平、和谐、自由天堂的愿望,也总是体现在为民族解放而进行的爱国斗争中。天道教徒和佛教徒中的大部分人也是爱国者。
6. 由于孙贞道是柳吉学生协会的顾问,我经常见到他。每次见到他,他都说我父亲英年早逝令人遗憾和痛惜,并鼓励我继承父亲的遗志,以投身于独立运动为己任,为国家竭尽忠诚。我在吉林育文中学三年的教育,多亏了孙贞道等父亲旧友的慷慨帮助。孙贞道牧师担心我们家生活的艰难,担心靠给人洗衣和针线活计维持生计的母亲,多次给我交学费的钱。他的妻子也非常关心我。每逢节日,她都邀请我去吃朝鲜风味菜肴。我在他们家吃到的豆腐、兔肉炖菜和用一种叫盾叶草的草药做的打糕,味道很好。这种草叶上覆着一层细毛,既无气味也无毒。他们说,自从在平壤生活时起,他们就用这种草药做打糕。那天我在牧师家吃到的打糕,是用在北山公园采来的盾叶草做的。孙贞道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次子孙完泰和最小的女儿孙仁实参加了我们在吉林的运动。
孙仁实,连同黄圭勋、云山浩、金平淑、云玉彩等儿童,作为吉林朝鲜儿童协会的成员开展活动。当我从事青年学生运动、身陷囹圄时,她经常为我跑腿。
一天,狱卒把一名新囚犯扔进我们的牢房。那名受害者被折磨得几乎无法辨认。他是康明根,罗青年协会组织部部长。1929年春,他被军阀当局突然逮捕,此后无人知晓他是死是活。因此,我再次见到他时又惊又喜。他是被宗派主义者诬告而遭逮捕的,那些宗派主义者告发他,是为了报复他在朝鲜青年总联盟事件中的作为。罗青年协会代表在吉昌召开的中国朝鲜青年总联盟会议上退出会议,并发表抗议信,揭露宗派主义者的鲁莽行径。宗派主义者因对这一抗议怀恨在心,便策划陷害他们;当一名青年在蛟河病逝时,他们便向军阀当局诬告他毒死了那名青年。
康明根含泪抱怨自己无辜受罚。我鼓励他同军阀当局斗争,证明自己的清白,并告诫他,投身于伟大事业的人,不应因这类事情而垂头丧气;一个下定决心、战斗到底的人,没有什么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此后,他按照我的嘱咐,在法庭上坚决斗争。他一直光明磊落地生活,直到祖国解放。回到解放的祖国后,他接受党委派的任务,同联合党派忠诚工作。
许多年后我才得知,他一直住在我们附近。我派人去他那里,安排我们见面。这一消息对他来说必定是巨大的震动。遗憾的是,我们重逢前他突发脑溢血去世。如果他没有离世,我们本可以怀着深情,一起追忆我们在吉林的日子。
在狱中,我分析了我国民族解放斗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也研究了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经验。
我国人民曾举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示威游行,开展罢工,进行义勇斗争,并开展独立军运动。但所有这些斗争都失败了。为什么所有这些流血牺牲和斗争都以失败告终?
宗派主义在抗日斗争中出现,并对民族解放斗争造成了巨大危害。率先举起抗日火炬、在全国各地奋战的义勇军,缺乏统一指挥。那些出身于儒学贵族阶层的指挥官,希望恢复王室政府;而来自民众的指挥官,则要求改革过时的制度。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严重影响了战斗力。一些顽固坚持旧制度的义勇军指挥官,甚至为了博取声名、以期从政府获得官职而组织战斗。这种做法破坏了军队的团结。
1. 来自普通民众的志愿军指挥官拒绝与出身贵族者合作。这种倾向削弱了军队。
2. 独立军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其组织本身就缺乏统一和秩序。即便在满洲活动的各种独立运动组织合并形成三大组织之后,它们之间的宗派斗争仍在继续。三大组织的合并虽然建立了国民府,但独立军上层仍分裂为拥护国民府派和反对国民府派,双方拉锯战从未停止。这些民族主义派别进行着无谓的争论,各自仰赖一个大国。
3. 一些独立运动领导人希望依靠中国的支持赢得朝鲜的独立,一些人试图借助苏联的力量打败日本,还有一些人则期望美国把朝鲜的独立拱手相送。
4. 民族主义者之所以崇拜大国,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他们的运动始终是一种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运动。因此,它既没有牢固的基础,也没有人民的支持。
5. 一些上层人物沉溺于空谈、争权夺利,而不去发动人民群众投入革命斗争的做法,在一些自诩的共产主义者中也同样存在。这是一个严重的弱点。斗争初期的共产主义者根本没有想过要同人民群众接触、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并动员他们投入斗争。他们脱离群众,从事空谈,争夺霸权。
6. 共产主义运动初期出现的宗派没有消除。我国宗派主义者是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阵线,或是从封建贵族阶层中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工人运动迅速高涨、马克思列宁主义赢得群众热烈拥护的年代里,这些知识分子随波逐流,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投身革命。但从一开始就结成宗派,一心忙于争夺霸权。他们使用了种种欺诈和诡计,甚至组建恐怖队,大打出手。由于他们的宗派斗争,朝鲜共产党无法保证自身的统一,也未能顶住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斗争初期的共产主义者沉溺于事大主义,根本没有想过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党并为革命而斗争;每个宗派都自称是正统党,四处奔走,以求共产国际的承认,甚至连刻在土豆上的印章也随身携带。
7. 我分析了我国民族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认为革命不应那样进行。我相信,我国的革命只有依靠本国人民自己的责任和努力才能取得胜利,革命中产生的一切问题都必须独立地、创造性地加以解决。这就是今天所说的主体思想的出发点。
8. 在监狱里,我反复思考着领导朝鲜革命的道路。我绞尽脑汁,思索着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祖国的斗争中应当采取何种形式和方法,应当如何团结抗日力量。
1. 以及作为革命领导核心的党应当如何建立。我也考虑了出狱后应当优先承担哪些任务。
当时,鉴于我国的具体情况和社会阶级关系,我把朝鲜革命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并制定了如下斗争方针:为击败武装敌人——帝国主义日本、解放国家,必须进行武装斗争;必须在抗日旗帜下团结工人阶级、农民、民族资本家、宗教信徒以及一切反对日本的其他爱国力量,动员他们投入行动;必须建立一个摆脱宗派斗争的新革命政党。
由于我对朝鲜革命形成了明确的观点和立场,并且能够看清路线与政策,我感到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要尽快走出监狱。我下定决心为早日获释而斗争。
与因所谓“学潮事件”被捕的同志们一起,我们为争取释放进行了斗争准备。
我们采取的方法是绝食。我们怀着不达正义要求决不罢休的坚定决心,开始了这场斗争。在斗争开始前,我曾担心,在这场连罪犯也要被争取的斗争中,难以保证行动的统一。但是,当我们开始绝食后,我发现每一间牢房的饭菜都原封不动地被收走。就连平时为一碗饭也要争斗的罪犯们,也一口未吃。这是当时因“学潮事件”被捕的同志们对他们进行无声教育的结果。
狱外的同志们积极支持我们的斗争。响应我们在狱中的斗争,这些同志揭露了吉林监狱的非人待遇,并赢得了公众的支持。
军阀当局在我们团结一致的斗争面前让步了。我在1930年5月初获释。当我走出监狱那道拱门时,心中充满信心与热情。
在狱中,我对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进行了总结,并从中汲取教训,规划了朝鲜革命的未来。
我记得,我的父亲在平壤监狱中曾寻求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而我在吉林监狱中则规划了朝鲜革命。
作为不幸的亡国之子,我的父亲和我都不得不在监狱中思考民族的未来。
注释
1. “日本吞并朝鲜”——日本于1910年8月29日强行吞并朝鲜。
2. “总督府法令”——日本总督为压制朝鲜民族、掠夺朝鲜自然资源而颁布的各种恶法。
3. 哈吉使节事件——1907年,朝鲜国王高宗的使节出席了在荷兰首都海牙召开的第二届国际和平会议。在会议上,使节们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入侵朝鲜的野心,并向会议呼吁援助以保障朝鲜的独立;使节之一李俊因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而剖腹自尽。
4. “谢尔曼将军号”——一艘美国武装海盗船,于1866年沿大同江侵入平壤,船员犯有杀人、纵火和掠夺罪行。该船被平壤城人民的英勇攻击击沉。
5. “仙纳度号”——一艘美国船只,于1868年沿大同江侵入后被击退。
6. 五大臣——他们是:学部大臣李完用、内务大臣李址镛、外部大臣李址允、农工商大臣权中彦、外部大臣朴齐晟,这些人向日本屈从,并于1905年11月签署了日本强加给朝鲜的不平等、侵略性的“日韩条约”(《乙巳条约》)。
7. 崔益铉(1833—1906)——儒生出身的抗日义兵司令。京畿道抱川人。
8. 安重根(1879—1910)——独立斗士,黄海道海州人。自17岁起学习军事。他是肃宗门生。1907年末前往西伯利亚滨海边疆区,成为抗日义兵部队指挥官。1909年6月,他率领一支300人的部队进攻位于咸镜北道庆兴(今北道)的日本守备队。1909年10月,日本吞并朝鲜的罪魁祸首伊藤博文赴中国东北巡视,在哈尔滨火车站,安重根将其击毙。
9. 伊藤博文(1841—1909)——近代日本政治家,首任日本统监,后任枢密院议长。1909年在哈尔滨火车站被安重根刺杀。
10. 高宗皇帝(1864年即位,1907年退位)——李朝第二十六代国王。
11. 甲午更张——1894年成立的政府所推行的一场资产阶级改革。
12. 三一人民起义——1919年3月1日爆发的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殖民统治的全国性人民起义。
13. 洪范图(1868—1943)——抗日义兵及独立军司令。1907年,他与一些猎人组成抗日义兵,此后多次在咸镜南道一带抗击日本侵略者。1917年,他在中国东北组建朝鲜独立军并任总司令,率部袭击了位于朝鲜境内的甲山、惠山、江界、满浦、慈城等地的日本侵略军。后来,他在中国黑龙江省地区组建独立军团,并任司令。
14. 金九(1876—1949)——朝鲜独立运动家。黄海道海州人,早年参加抗日义兵斗争。三一人民起义后,他前往中国上海,先后担任朝鲜临时政府总统等职务,并创建朝鲜独立党。日本战败后,他返回祖国,在南朝鲜开展反对美国奴役的斗争。1948年,他参加在平壤举行的南北朝鲜政党及社会团体代表联席会议;返回汉城后,他与共产党人携手为祖国统一而斗争,后遭暗杀。
15. 李奉昌(1900—1932)——独立斗士,京畿道汉城人。他是金九组建的韩人爱国团成员。1932年1月,他向日本天皇和伪满洲国皇帝的游行队伍投掷炸弹。
16. 尹奉吉(1908—1932)——独立斗士,忠清南道礼山人。他是韩人爱国团成员。1932年4月29日,他在上海虹口公园投掷炸弹,炸死数名日本高级文武官员。
17. 光州学生事件——1929年,朝鲜学生与日本学生在全罗南道光州发生冲突,由此引发朝鲜学生大规模反日爱国斗争,并迅速蔓延至全国。
18. 四月十九日起义——1960年春,南朝鲜青年、学生和人民爆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独裁政权的人民起义,人民要求新政府和新生活。李承晚独裁政权被这次起义推翻。
19. 光州人民抗争(1980年)——全罗南道光州地区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为争取社会民主化、结束军事法西斯独裁而举行的大规模起义。
20. 纯宗皇帝(1874—1926)——李朝末代国王。1908年即位,1910年被迫退位。纯宗为朝鲜皇帝的年号。
21. 罗佐九(1892—1926)——独立斗士,黄海道长渊人。1926年,他用炸药袭击了日本掠夺机构——东亚开发公司和朝鲜银行,在与日本警察交火中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