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第1卷·第3章 在吉林·4. 组织扩大

4. 组织的扩大 在成立反帝青年同盟和青年共产主义联盟之后，我们将活动范围扩展到了广大地区。为了扩大组织，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骨干分子离开了吉林。 虽然当时我还是学生，但也经常走访各地。为了寻找新的活动舞台，我甚至曾到过离吉林数百里之外的地方。我通常在周六傍晚乘火车离开吉林，在访问蛟河、昆仑、榆树等地后，于次日夜间乘火车返回。有时因不可避免的情况而缺课。除了校长李光汉和教师尚岳之外，大多数教师都认为我的行为十分怪异。有人甚至猜测，我大概是因为没有父亲、家境贫寒，所以在外做工以支付学费。 作为学生，我受到许多限制和约束。由于必须上课、课余学习，并利用一切空闲时间监督各组织的工作，时间总是不够用。 只有在学校假期期间，我才能不受时间限制，自由开展活动。平时我们做好准备，假期一到，便走访各地，建立组织，启发人民群众。 深入群众，也是祖国的一种潮流。 在祖国，许多学生在假期也去教育农民。在我就读于华成义塾的那一年夏天，《朝鲜日报》组织了来自中学和高等学校的、假期返乡的学生启蒙团，对他们进行短期培训后，派往农村。这些回到家乡的学生启蒙团成员，利用该报编写的朝鲜语课本，开展了扫除文盲的运动。 在日本留学的朝鲜学生也在假期回到祖国。他们组成巡回讲演团，走访全国各地，开展启蒙工作。属于天道教和基督教青年联合会的青年团体也走访农民，推动唤醒农村的工作。 但是，国内学生开展的启蒙运动，并没有发展到把群众革命化和组织起来的程度，而仅仅局限于旨在克服国家落后的改良主义运动。这是由于日本总督府当局对一切旨在发展民族意识的民族运动都视为对其殖民统治的反抗，予以残酷镇压，以及这些运动领导人的思想局限性所致。即便如此，启蒙运动也在1930年代中期开始衰退。 从学生们在农村开展的活动，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运动不过是改良主义运动。他们活动的主要方面是扫除文盲，改革农村生活环境，使之更加卫生。基督教青年联合会成员开展的活动，也包括各种文化启蒙工作，旨在引导和促使农村人口过上现代生活。他们的活动内容包括改善烹饪、保持水井清洁的运动，进而发展到讲解养鸡、蚕丝制作方法，以及如何理解当局颁发的证书和申请书。 我们利用日本帝国主义没有直接镇压的有利条件，十分注意把活动与启发农村群众进行积极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把这些活动与组织群众、使群众革命化的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我们开展群众工作，以爱国主义教育、革命教育、反帝教育、阶级教育为主要内容，唤醒群众，把群众团结在各个群众组织之中。 我们尽一切努力使群众革命化。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已经摒弃了群众只是需要启蒙的愚昧、不文明者的旧观念，认为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老师，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并把这一观点作为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 抱着这种观点，我们深入到群众中去。 “深入群众！” 从那时起，这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 我通过深入群众开始了革命活动，今天，我仍然在与群众融为一体中继续革命。我也在深入群众中审视自己的人生。如果我哪怕一次忽视与群众的接触，哪怕片刻忘记群众的存在，我就不可能保持青少年时期形成的对人民群众的纯真而真挚的热爱，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民公仆。 1. 每当我想起今天我国人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智慧和创造力得到无限发挥的社会，就对当年把我第一次带到人民中间的那辆车充满感激之情。那辆车，是在我身处吉林时载我走向人民的。 2. 我们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民中间，是在1927年寒假期间。 3. 寒假对于富家子弟来说，是花天酒地的日子。他们要么整个冬天待在家里读爱情小说，要么乘火车去长春、哈尔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观光游览。农历正月初一，他们备下美味佳肴，燃放烟花爆竹，欢度春节。中国人有从农历正月初一至二月初一，整整庆祝一个月的习俗。他们把农历二月初一称作“龙抬头”，只有吃掉正月里宰杀的所有猪，甚至包括猪头，才算过完节。 4. 但是，我们既不能像他们那样去观光，也不能像他们那样欢度假期。我们考虑的是，如何在假期里为革命多做些工作。 5. 假期一开始，我就带着我们艺术团的成员去了长春。从那里一回来，我又动身前往抚松。朴嘉实和吉永春也随我一同前往抚松，他们已商定在我家过冬。 6. 那个寒假我们非常忙碌。 7. 刚一回到家，我就被少年同盟的成员们围住了。他们向我讲述了同盟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8. 从同盟主席的介绍中我认识到，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 9. 为了解决他们的困难，我们投入大量时间与少年同盟的成员们一起工作。我们向同盟的骨干成员讲解了如何开展艺术宣传队活动、如何开展社会活动、如何做群众工作、如何做好同盟内部工作。同时，我们还经常参加政治座谈会和会议，对成员们的表现进行评估。 10. 少年同盟工作有所改善之后，我们以抚松地区的青年骨干为基础，组建了白山青年同盟。之所以命名为白山青年同盟，是因为它是以生活在长白山周边地区的青年为对象的组织。然而，这个组织实际上是反帝青年同盟的化身。我们没有把它称为白山反帝青年同盟，而只是称为青年同盟，是为了迷惑敌人、掩护组织。白山青年同盟以受民族主义影响的组织名义开展公开活动。 11. 通过发动白山青年同盟的成员，我们在崇瓦寨等该地区的农村村庄办起了夜校。 12. 我认为，鉴于青年组织数量不断增多、队伍日益扩大，必须有一份报纸，为青年和广大群众提供思想养料。但这份报纸必须从零开始创办。我们打算每期印刷一百份左右。然而，我们既没有油印机，也没有纸张。 13. 诚然，抚松有一家中国人经营的小印刷厂。但考虑到报纸的内容，不可能依靠那家印刷厂。 14. 经过深思熟虑，我下定决心用手抄的方式办报。我动员了少年同盟的积极分子和骨干成员。 1. 白山青年同盟为此做了这件事。我们花了十多天时间，抄写了100份。2. 1928年1月15日，我们终于出版了报纸《新日》的创刊号。 3. 如今很难相信，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竟然有精力写出全部文章。我常常怀念那时我们所表现出的力量和青春。那时，我们把完全献身于革命视为最大的幸福。 4. 没有梦想、没有勇气、没有热情、没有志向、没有斗争精神、没有浪漫情怀的青年，不是真正的青年。青年时期必须怀有崇高的理想，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要为实现这一理想顽强斗争。那些拥有崭新思想、健康而强健体魄的青年们，以自己的血汗为代价培育和摘取的果实，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创造这笔财富的英雄们。 5. 人到晚年之所以怀念青春，是因为青春是人生中能够做最多工作的时期。一个人能做很多工作的时候，就是最幸福的。 6. 后来，我借助从父亲的几位熟人那里得到的一台油印机，印刷了报纸《新日》。 7. 1927年寒假期间，我们最引人注目的活动是文艺宣传队的演出。 8. 抚松的文艺宣传队由《新日》儿童同盟、白山青年同盟和妇女协会的成员组成。这个文艺团体在抚松及其周边农村地区演出了一个多月。在巡回演出过程中，我们在许多地方建立了组织，教育了人民群众。像《国际会议上的血泪》、《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和《女儿的来信》等戏剧，都是我们在那年冬天于抚松创作并搬上舞台的文艺作品。 9. 文艺宣传队在巡回演出之前，于抚松市演出时，军阀当局毫无理由地逮捕了我，并把我关进了监狱。一些封建主义分子因不喜欢我们演出的内容，便向当局告发了我。 10. 我的小学同学张维华费了很大周折才把我救了出来。他劝说自己的父亲向警方施加压力，阻止他们搜查我们的家。张维华的父亲与我父亲是挚友，他因到我家求医而与我父亲相处融洽。他虽然十分富有，却是个有良心的人。当我的父亲在抚松着手重建白山学校，并急切地希望获得办学许可时，他不得不与有关人士进行交涉。 11. 由于像张维华父亲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向警方施加压力，军阀当局不得不将我释放。 12. 抚松的朝鲜人纷纷涌向军阀当局，要求他们释放我。我的母亲动员组织行动起来，敦促人民群众为营救我而努力。甚至一些有声望的中国人士也谴责军阀当局的行为，要求还我自由。 13. 不久之后，军阀当局被迫将我释放。 14. 从警察局出来后，我率领文艺宣传队前往抚松河村。文艺宣传队在这个村子演出了三天。 1. 邻村的人来看我们的演出，消息便在周围村落迅速传开。 2. 得知我们的演出后，尊次洞的一些人前来邀请我们到他们村去。我们欣然接受了邀请。在尊次洞的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应村民们的要求，我们不得不多次延长停留时间。 1) 第一次演出结束后，少年同盟主席冲到后台，对我说，村里长辈派人来叫我。 2) 在我们刚演完节目的屋外，一位气度不凡、嘴里叼着烟斗的老人正在等我。他浓眉下的一双眼睛正专注地注视着我。把我领到村里的那个尊次洞青年走到我跟前，告诉我这位老人就是“车千里”（车是姓，千里即二百五十里——译者注）。 我一听到“车千里”这个名字，便低头说道： “老人家，很抱歉，现在才向您问候。我没能早些向您问候，是因为听说您到邻村去了。” “我听说你们艺术团在那边演出，就赶回来了。您是金亨稷先生的儿子，对吗？” “是的，对。” “金先生有您这样的儿子，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安心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这么精彩的演出。” 老人家对我以礼相待、态度郑重，我感到有些困惑。 于是我对他说：“老人家，请您别这么说。您怎么能对像您亲生儿子一样的人说这样的话呢？” 那天，老人邀请我到他家去。 在去他家的路上，我低声问他： “老人家，恕我冒昧问您一个不礼貌的问题。您真的每天能走二百五十里吗？……” “哈哈！原来你也听说了这个传闻。在我年轻力壮的时候，能走完一半的路程。” 听他这么说，我才明白，这位车千里老人一定是一位像人们所描绘的那样为独立而战的勇士。 他的姓氏后面之所以加上“千里”这个绰号，而不是他的本名，是有原因的。 由于“千里”这个绰号，这位老人在满洲的朝鲜人中被视为神秘人物。 在我父亲生前，他曾一次又一次地赞叹这位老人行走如飞的速度。那时他告诉我，“千里”这个绰号是从老人在昌城地区开展志愿活动时期起就用来称呼他的。 来到满洲后，车千里曾属于参务部，是申龙俊的下属。我听说，他曾坚决反对参务部隶属于上海临时政府。那些反对独立军组织隶属于临时政府管辖的就义部人士，对这位老人的立场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就义部中，领导层大多由退伍军人组成，他们对由文官占绝大多数的临时政府持不满态度，这种倾向在当时十分普遍。 那天，车千里老人给我讲了许多后来对我成为教益的事情。他痛切地慨叹，尽管朝鲜民族拥有……，却因腐败无能的封建统治者而丧失了国家。 1. 此前，他曾颇能击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并作为独立国家的有尊严的人民而发展。他对我说，如果想开展独立运动，就不能只是空谈，必须拿起武器，多杀日本人。他还说，我们必须提高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警惕，因为他们极其狡猾；随后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你听说过京城火柴厂是怎么倒闭的吗？这个工厂生产的火柴商标是‘猴子’，非常有名。虽然火柴本身质量很好，但商标因为太奇特而引人注目。商标上画着一只猴子，肩上扛着一枝桃枝。据说日本人在朝鲜建了火柴厂，却因为他们的火柴卖不出去而赚不到什么钱。于是，他们想出种种诡计，买了几万箱‘猴子’火柴，到一个荒岛上，把所有的火柴梗都泡在水里。然后晾干，拿到市场上去卖。所有买了这些火柴的人，都因为点不着而无法使用，于是只买日本火柴。京城火柴厂就这样破产了。日本人就是这样的。”虽然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它对于理解日本帝国主义却非常有价值。 2. 老人说，日本人用五响步枪射出五发子弹时，他年富力强，用火绳枪能射出三发子弹。他又说，如今他因年老困在家中，不能再战斗了，心里焦急，感到难以忍受。 3. 老人说，我们那天搬上舞台的歌舞《团结之旗》很好。他惋惜地说，所有志愿活动都因未能结合起来而化为乌有，独立军也因士兵们不协同行动、各自为战而被日本人追击，变得无能为力。 4. “朝鲜人即使只有三个人，也要团结起来打日本人。” 这是车哲利老人以严厉的语气说的。他说的完全正确。只有那些亲身体验过团结就意味着胜利、分裂就意味着毁灭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5. 老人拉着我的手，嘱咐我们年轻一代要好好战斗，说自己因年老已不能为朝鲜的独立而战了。听到这些话，我感到自己作为朝鲜的儿子，必须把革命搞好，绝不能辜负人民的期望。 6. 那晚车哲利老人对我说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的“朝鲜人即使只有三个人，也要团结起来打日本人”，后来在我们斗争中成为极为重要的教诲。 7. 因此，当我们带着艺术宣传队与人民混在一起时，不仅唤醒了群众，也从群众那里学到了东西。如今是这样，过去也是这样，我们的老师就是人民。 8. 所以，每当我见到干部，都诚恳地要他们到人民中去。我总是强调，到人民中去就像服用补药，不去就像服毒。只有与人民混在一起，才能找到像车哲利老人这样的人。在人民中能找到哲学、文学和政治经济学。 9. 车哲利老人任乍威浦守备队长时，被其上级官员孙龙俊暗杀。听到这个噩耗，我怒火中烧。我回想起车哲利老人说过的话：朝鲜人即使只有三个人，也要团结起来打日本人。 1. 如果蚕岘部领导人按照那位老人的话联合起来，就不会发生那样悲痛的不幸了。 那一年我们在敦字洞迎接了农历新年。 春节过后，我把文艺队成员送回抚松，便和许永春、朴哲肃一起奔赴安图。安图县有个只有朝鲜族居住的乃刀山村。这座村庄位于白头山脚下，被称为天下第一村，是深山密林中的偏远山村。“乃刀山”一词，意为森林中如岛屿般的山。中国人把这座山叫做“奶头山”，意为像乳头一样的山。 长期以来，朝鲜独立斗士们一直造访这个山村。洪范图、崔明禄等老一辈独立军战士都曾到过这个村庄。 我们早已派遣民族解放同盟成员李济宇前往乃刀山村，指示他把当地青年组织起来。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打算将来把白头山一带建设成主要的革命根据地。 李济宇（李宇）出身黄海道。他的父亲从事独立运动时，曾在我父亲逗留长白期间与我父亲有过交往。正因为如此，李济宇自然地投奔了我。 离开桦甸后，我在抚松组织白山青年同盟时又见到了李济宇。当时我与他商议在乃刀山村建立白山青年同盟支部的问题。他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不仅要给他任务，还要到他那里去一次，帮助他。 从抚松到乃刀山村将近80英里。从中国这边看，乃刀山村是满洲的最后一个村庄。 然而，从朝鲜这边看，它却是白头山那边的第一个村庄。在乃刀山村方圆25英里以内，没有一户人家。 傍晚时分，我们抵达村庄，在李济宇的带领下，住进了当地一位姓崔的韩医先生家里。 崔先生告诉我们，张哲镐曾两次在我们下榻的房间里住宿，关林也来过这里。想到父亲和父亲的朋友们曾经到访并耕耘过的地方，我们正在继续革命，我不禁肃然起敬。 在乃刀山村住了几天之后，我才明白李济宇为什么坚持要我到这个地方来。乃刀山村外人很难立足。 村里居民大多姓崔、金、赵。他们与外界隔绝，内部通婚。崔家的女儿嫁给金家的儿子，金家的女儿嫁给赵家的儿子，赵家的女儿又成为崔家的儿媳。由于在这个山谷里的小村庄里这样通婚，村里所有人都互称“姐妹”“兄弟”“叔伯”“姻亲”。 村里大多数人信仰天佛教。传说有九十九位仙女从天而降，在白头山天池沐浴后重返天界，因此他们建造了一座有九十九间房间的东德宫寺庙，每年两次前往那里祈祷。他们还在村里建了一座叫“天佛寺”的寺庙，每隔一周或十天就去那里祈祷。 我们抵达乃刀山的第二天，正是天佛教信徒到寺庙祈祷的日子。在李济宇的带领下，我们一行来到寺庙附近，看到了壮观的场面。信徒们聚集在一处，所有人， 1. 不论男女，都梳着高句丽人的发式，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他们敲着锣、小钹和鼓，摇着带舌的木铃；这些乐器发出的“同德宫、同德宫”的声音十分庄严。他们说，这就是这座寺庙被称为同德宫的原因。 2. 李哲宇说，天道教是乃刀山地区的祸根。由于他简单地认为宗教就是鸦片，所以他不喜欢天道教。我在抚松从李哲宇那里听到关于这个宗教的情况时，也和他是同样的想法。然而，亲眼看到天道教信徒们举行仪式时那种虔诚的态度和同德宫的宏伟景象，我就不能不更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 3. 在崔的指导和陪同下，那天我去见了天道教的创始人张都梵。张都梵曾经在独立军中作战过。但由于这支军队丧失了战斗力，他便扔掉了步枪，来到乃刀山。在那里，他祈求白头山自然界的神妙力量降罚于日本，并赐福于朝鲜民族，从而创立了天道教信仰。 4. 在与宗教创始人谈话时，我的目光一直无法从他家房梁上悬挂的谷穗上移开。这是因为那些谷穗的悬挂方式与崔家完全相同。我问李哲宇，他们是不是把这些谷穗留作种子。但他却说，这些谷子是用来祈祷的。 5. 在这个不能种水稻的地区，人们在做祭祀食品时用谷子代替大米。因此，家家户户的房柱或房梁上都悬挂着谷穗。即使因为粮食不足而断餐，他们也从未动过这些谷子。只有去白头山寺庙祈祷时才使用。他们怀着极大的诚意把谷子放在石磨上捣碎，扬去谷壳，然后用木勺挑出碎谷粒、草籽、带壳或半带壳的谷子以及零碎的秸秆或干草叶。然后，他们一颗颗地挑选出大小相同的谷粒，用朝鲜纸包好，再把谷子放进清澈的泉水里。 6. “该死的天道教，让乃刀山的人都发疯了。马克思把宗教定义为鸦片，他的话似乎极其有道理。不知道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可能改造这些宗教信徒……”李哲宇这样抱怨道，并坦白说，他有时甚至想放火烧掉同德宫，因为他认为这座宫殿正在夺走乃刀山人民的灵魂。 7. 我批评了李哲宇狭隘的观点。我对他这样说道： 8. “不用说，我不否认马克思关于宗教是鸦片的论断。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一论断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那你就错了。难道你认为，把一个祈求降罚于日本、赐福于朝鲜民族的宗教——天道教——说成是鸦片是正确的吗？我认为天道教是一个爱国宗教，这个宗教的所有信徒都是爱国者。我们的唯一任务，就是把这些爱国者团结成一股力量。” 9. 我和李哲宇认真地交换了意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出结论：不应该破坏天道教，而应积极支持该信徒们的抗日情绪。因此，我在那里停留了大约十天，在村民中开展工作。天道教的信徒们 当我谈到不能单凭信仰宗教来解放祖国时，他们都 readily 同意我的看法； 2. 那年冬天，乃刀山人民对待我们确实是无比真诚的。乃刀山人民的主食是土豆。土豆拌小豆吃起来格外鲜美。吉永春甚至开玩笑说，因为人们放屁，铺在屋内地面的石板都要裂了。 3. 如果我们当时只是根据李济宇从吉林带来的报告，或者根据传闻来判断形势，而不去乃刀山，就不会对佛教宗教产生良好的印象。我们之所以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佛教宗教及其信徒，是因为我们到了乃刀山，看到了统德宫，看到信徒祈祷时表现出的真诚，也看到每间房屋主梁上挂着的一串串谷穗。 4. 一个人如果只是坐在书桌前，就绝不可能拥有符合人民利益的大众性格和大众思维方式。单凭空谈也不可能拥有它们。只有直接接触人民，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亲自观察、了解人民的心情、目光、神态、说话方式、举止和行为，乃至他们的声音，才能获得这些。 5. 我们把政治工作放在首位，以教育村民。随后，我们组建了白山青年同盟村支部和少年远征队。 6. 我回到吉林后，叔父亨权负责白山青年同盟的工作。他同李济宇一起，在长白地区的多座村庄——德所、德谷、卓谷、药水洞、里水洞、迪阳子，以及祖国腹地的不同地区——新安、宝积、惠山、甲山、三水，组建了白山青年同盟支部。 7. 白山青年同盟把负责长白地区组织的任务交给了李济宇。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重任。叔父亨权和李济宇为使白头山地区革命化，经历了许多磨难。正因为如此，我们后来在这一地区开展革命斗争时，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8. 一个人的假期是停止学习、休息一段时间的时期。然而，那年寒假期间，我学到了许多从书本上无法学到的东西。 9. 寒假结束后回到吉林，我们对过去六个月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和反帝青年同盟开展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确定了为各社会阶层青年和各界群众建立更多群众组织的任务。 10. 为完成这项任务，金赫、崔昌国、吉永春、金元宇等青年共产主义联盟骨干成员奔赴兴京、柳河、长春、伊通、怀德各县和朝鲜。他们在那里迅速扩大了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反帝青年同盟等各种群众组织。 11. 我留在吉林，在西安屯开展组建农民同盟的工作。把农民组织起来，就是为革命培养动力。特别是，在我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争取农民，是关系到革命胜利成败的关键问题。 我们去了江东村，在那里组织了农民协会、反帝青年同盟的一个支部和妇女协会。随后，我们在卡尔浑和大黄沟也建立了反帝青年同盟的支部。 在蛟河地区，我们也组建了反帝青年同盟的一个支部。在我结识罗新青年协会组织部部长姜明根之后，才与蛟河的青年们建立了联系。此人似乎从张哲镐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我的情况。蛟河对张哲镐来说，就像一个中间驿站。他每次在吉林和抚松之间往来时，都要到蛟河姜明根家里落脚，把吉林青年和学生的运动情况告诉他。然后，当他返回吉林时，又把蛟河的消息告诉我。这样，姜明根才得以认识我，而我也开始对蛟河地区的青年运动产生兴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姜明根来到吉林看望我。 那时，我住在东大滩张哲镐家里，正在上学。 姜明根比我大十多岁。 然而，他却一直称我为“先生”，向我倾诉他在工作中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并急切地向我求助。我不由得对他产生同情之心，同时也不禁敬佩他的革命热情——他从距吉林四十五英里的蛟河来到我这里，而我不过是一名普通的中学生。 当时，在蛟河县，罗新青年协会在西北部活动，拉法青年协会则以拉法山脉为界在东南部活跃。蛟河地区的朝鲜族青年主要参加这两个青年组织。 起初，青年们加入了一个宗旨高尚的组织。但是，他们逐渐对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因为这些人只是为争夺权力和筹款而斗争。 同时，他们也被那些空谈“无产阶级革命”和“领导权”的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空洞言论所震惊。 这足以让我理解姜明根所说他们陷入混乱、找不到前进道路时的心情。 我向姜明根介绍了吉林地区青年和学生的运动状况，以及我们在工作中积累的经验。 我还告诉他，回到蛟河后，要做好充分准备，组建反帝青年同盟的支部。他临走时，我送给他许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书刊。 尽管我曾真诚地尽力唤醒他，但在姜明根回到蛟河后，我对蛟河的工作仍然放心不下。 下定决心前往蛟河一段时间后，我终于经老岭去了那里。那应该是1928年春天。姜明根见到我非常高兴，说他正想着再去吉林一趟。他说，在吉林时似乎什么问题都没有，但回来后却遇到了许多问题。 蛟河的农村青年首先在如何组建组织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一些人主张，因为罗新青年协会是民族主义者的组织，他们应该立即与之决裂，组建由志同道合者组成的反帝青年同盟。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应当解散罗新青年协会。 1. 关于应当吸收哪些人加入组织的问题，他们也没有正确的看法。他们把一些本可以吸收的青年排斥在申请入组织者之外，例如，他们声称，有些人因为是“敌对分子”或“动摇分子”，所以难以成为组织的成员。 2. 我和村民们一起在他们用于娱乐的房间里度过了一天。我枕着木枕躺在那里，对他们说，要组建一个组织，就必须争取尽可能多的人，为此，重要的是坚持不懈地教育和说服人们，而不是把他们分成这一派那一派。 3. 我还向他们说明了要防止青年受到民族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的影响，并进一步发挥罗青年协会和拉法青年协会中进步骨干青年的作用。我还逐一和他们讨论了他们的任务。然后，我从罗青年协会中挑选了五名骨干青年，和他们一起组建了反帝青年联盟蛟河分支。 4. 此后，我经常访问蛟河地区，同那里的反帝青年联盟成员一起开展工作。 5. 我还开始把满洲东部朝鲜青年总联合会的青年团结到我们的组织中来。当时，在龙井学习的大部分朝鲜青年都参加了满洲东部朝鲜青年总联合会。他们受到星期二派的影响。 6. 但是，这个组织组织部部长、同化中学的学生金俊，在阅读了我们从吉林发行的杂志和小册子之后，来见了我。通过他，我了解了龙井地区青年运动的情况。 7. 金俊从吉林回来后，同我保持联系，开始在龙井的大成中学、同化中学、镇新中学等各校学生中传播我的思想。通过他们，我们把进步思想传授给了间岛的青年以及包括会宁、钟城在内的国内六郡辖区内的青年。 8. 当时，我也注意做好工人工作。在吉林，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工厂，如热电站、机车库、火柴厂、纺织厂、碾米厂等。然而，却没有一个像样的组织，没有一个能够团结工人阶级的组织。当时存在的唯一组织是寒松协会，它于1927年春成立，宗旨是为朝鲜工人寻找职业，并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生活问题。 9. 我们教育了一名在吉林热电站工作后来到农村的青年，吸收他加入了反帝青年联盟。然后，我们又让他回到热电站工作。这样，我们在吉林热电站扎下了根，并开始团结进步工人。 10. 我们发动朝鲜学生流菊协会的成员，在松花江码头为工人组织了夜校，并在三一民众起义纪念日、五一劳动节、国耻日等日子，去访问他们，发表演讲，进行文艺演出。 11. 在上述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我们于1928年8月组建了反日工会。负责这个组织的人是反日青年联盟的核心成员。 12. 这是我们第一次把活动的领域扩展到工人阶级，并把他们团结在一个组织中。在此之前，我们一直在加速唤醒…… 13. 270 1. 把青年人和学生作为我们工作的主要对象，对他们进行组织工作。 我们曾以朝鲜工人为核心，恢复了抗日工会——汉城协会这一公开组织。汉城协会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政治倾向。后来，汉城协会募集捐款，并将其送往元山劳动联合会，以支援元山工人的总罢工。1930年夏季朝鲜遭受洪涝灾害时，该组织与朝鲜各团体合作，组建了救济协会，为受灾群众募集了捐款。该组织还在反对吉林—会宁铁路工程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在以吉林、蛟河为中心，对受民族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影响的青年组织进行改造，使其成为革命组织的过程中，我们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3. 可以说，革命者的生命始于深入群众之中，而一旦脱离群众，其生命也就结束了。 4. 我认为，如果我在华成义塾组织反日同盟的时期是我开展青年和学生工作的开端，那么我在吉林毓文中学组建并扩大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和反帝青年联盟的时期，便是我青年工作的鼎盛阶段。在这一阶段，我超越了学生的范围，深入到工人、农民等各阶层群众之中，每到一处都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5. 当时，人们把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及其影响称为“吉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