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第1卷·第3章 在吉林·1. 追求进步思想

在吉林 追求进步思想 导师尚岳 朝鲜青年共产主义联盟 组织的扩大 团结的示范 安昌浩发表政治演说 三个民族主义组织的合并 车光洙所走的道路 王清门的教训 身陷囹圄 1927年1月——1930年5月 1. 追求进步思想 我在家中大约住了一个月，欢度新年。然后在一月中旬，我离开了抚松。当我抵达吉林时，正值中午，街上人潮涌动。我想，每次问路时，若掏出钱包，用冻僵的手指翻页查找熟人地址，未免太不雅观。因此，我把要找的街道名称和门牌号都背了下来。从第一刻起，这座历史悠久的大城市里熙熙攘攘的景象，就向我这个一直生活在寂静而孤寂的乡村的人压来。 离开车站后，我因激动不已，几乎无法迈步。我久久伫立，凝视这生机勃勃的新景象，这对我而言代表着一种新生活。那天我在城里街道上看到的最难忘的一幕，是卖水的人特别多。我听见一些路人抱怨，说饮用水不够，以致在这个曾经被称为水城、甚至被称作码头的地方，卖水的人反而越来越多，吉林城的生活日后很可能更加艰难。连一杯水都要用钱来衡量的城市生活，从一开始就沉重地压在我身上，但我顶着这份沉重，挺起胸膛，大步走进城中。 从车站沿德邻街朝北山方向走了一段路后，我来到一道分隔内城与外城的城墙前，看见墙上有一座城门，门上挂着牌匾，写着“朝阳门”。朝阳门附近还有一座城门，叫“开城门”。除了这两座城门，还有博湖门、临江门、福修门、德胜门、北极门等，共计十座。所有这些城门都有张作霖军的士兵把守。吉林那古色古香的城墙，因风雨侵蚀而处处斑驳，显示出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垣。 虽然我对这里完全陌生，但这座城市对我来说并不显得那么生疏。这大概是因为我早就渴望见到它，而且城里有许多已故父亲的朋友。我的钱包里记着十多位父亲的朋友和熟人的地址，我都必须前去拜访致意。已故父亲的老友吴同晋、张哲浩、孙钟道、金厦宪、睦睦宽（睦奕喆）、高元岩、白基白、白百鹤都住在吉林。我必须一一拜访他们。 我决定首先去拜访吴同晋。我到他位于德邻街和襄甫街之间的家中登门。说实话，当时我相当紧张。我担心吴司令听到我离开父亲的朋友们帮忙才得以进入的华城义塾学校，会不高兴。但他依然和蔼可亲，见到我十分欣喜。当我告诉他我为何离开华城义塾学校、来到吉林时，他沉默良久，神情严肃，不住点头。随后他说道： “你突然来到吉林，使我想起已故的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也曾意外地离开崇实中学。我 听说当时你父亲对此颇有遗憾。但后来我才明白，你父亲的决定是正确的。无论如何，我对你只读了六个月就离开学校来到吉林的决心感到钦佩。既然吉林是你所愿，那就在此掘井吧。” 这是我讲述自己来到吉林的经过后，吴同晋所说的话。他那宽阔的胸襟与气度，完全配得上他这个人，令我十分感激。他又惋惜地说，既然你已决定来吉林求学，本该让全家——你母亲和弟弟们——都搬来此地定居。他参加我父亲葬礼时，曾多次劝我母亲搬到吉林来，因为这里有很多她亡夫的朋友。母亲对他的好意十分感激，但她不愿离开抚松。她想，丈夫的墓在杨地村，她怎么能搬到吉林去呢？ 那天，吴同晋把他的秘书崔一淳介绍给我。他此前曾多次夸赞自己的秘书，所以我对崔一淳已有所了解。他在钟岫部组织中以文笔好而闻名。我们那天的会面，标志着我与崔一淳之间特殊同志情谊的开端。 当天下午，吴同晋带我去了三峰饭店，把我介绍给一些独立运动志士。其中有金史宇给我写过介绍信的金沙虎，以及指挥钟岫部警卫队的张哲镐。除了这两人，饭店里还住着许多我不知名的独立运动志士。这家饭店与泰丰和粮店一样，是吉林独立运动志士的两个据点，供他们住宿和联络。这家饭店还为许多朝鲜移民提供住宿。经理与孙钟道牧师是同乡。他原住在平安南道顺安郡，后来在孙牧师的建议下迁到吉林，开了这家饭店。这家饭店虽名为饭店，但更像宿舍或公共会堂。它离日本领事馆仅一百米左右。因此，它实际上就在领事馆的门槛旁，而那个领事馆简直可以称为吉林地区日本特务机关的总部。因此，反日独立运动志士在特务和警察近在咫尺的情况下夜以继日地出入这家饭店，似乎十分危险。但他们照样前来，并说：“烛台之下，最暗之处。”奇怪的是，从未有过一名朝鲜爱国者从三峰饭店被带走。因此，后来我们成立组织后，也经常使用这家饭店。 读完金史宇的介绍信后，金沙虎问我是否愿意去吉林育文中学。那里有一位名叫金康的朝鲜人，是他的好友，正在该校任教。他说，这所学校是本市新兴市民阶层创办的私立学校，也是吉林最进步的学校。这所学校具有进步性质，早已广为人知。《吉林日报》曾多次报道过它。早在1921年，该报就曾报道说，这是一所虽面临财政困难却表现突出的学校，因而得到各种社会团体的资助。由于经费纠纷和校长滥用职权，校长更迭频繁。我到达时，李光涵刚刚接替了南京金陵大学毕业生张显贤担任校长。校长换了四次，足以说明该校对正义与法治的重视程度。这所学校的改革传统深深吸引了我。 第二天，金沙虎把我介绍给育文中学的教师金康。金康是一位优秀的英语学者。 1. 他把我介绍给校长李光汉。李光汉是中国左翼民族主义者，曾与未来的总理周恩来在中学时期是同班同学。他是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年轻时就深受未来总理的影响。直到几十年后，我才了解到周恩来总理与李光汉之间的关系。 2. 有一次，我在我国访问期间见到周恩来总理，谈起我的青年时代和那些帮助过我的中国人，偶然提到了李光汉的名字。总理听到这个名字很高兴，告诉我他们曾是天津南开大学附属中学的同班同学。 3. 李光汉问我毕业后打算做什么。当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想投身于收复祖国的事业时，他赞许地说，我的志向非常可贵。看来，因为我对他敞开了心扉，他便欣然同意了我的请求，让我不经读一年级而直接升入二年级。 4. 后来，当我从事青年和学生运动以及地下活动时，李先生多次给予我帮助。甚至当他知道我因革命工作经常缺课时，他也不予追究，并且保护我，使那些受军阀当局贿赂的反动教师不敢碰我。当军阀或领事警察要来逮捕我时，他就在我翻墙逃走之前把他们的企图告知我。因为校长是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得以在他的庇护下开展活动。 5. 我在育文中学登记回来后，吴同仁先生和他的妻子对我说，我应该和他们住在一起，而不应该住宿舍。考虑到我当时的情况，这是一个我由衷感激的提议。我需要母亲的支持才能上学，但她身体虚弱。她终年日夜辛劳，靠给人洗衣或做针线活挣钱，每月寄给我大约三元钱。在缴纳了学费和笔记本、课本的费用之后，我几乎买不起一双鞋。鉴于我的处境，我不得不接受已故父亲的老朋友的善意和劝告。起初我在吉林住在吴同仁那里。后来，他被捕后，我就与张哲浩住了一年，与兪睦宽住了几个月，然后又与代替吴同仁担任总务部长的李永一起住。 6. 当时吉林的绝大多数显要人物都与我父亲有深交，所以他们多方面地关心我、照顾我。在频繁出入父亲老朋友家的过程中，我结识了许多独立军干部和独立运动领导人，也见到了大量往来于吉林的各种各样的人。当时，总务部组织的大多数干部都住在吉林。这个组织拥有包括行政、财政、司法、军事、教育、外务、检察、监察在内的完备的中央和地方机构，其权力相当于一个独立国家，向所辖地区的朝鲜居民征税。为了保护这一庞大的机构，它维持着一支由150多名士兵组成的常备中央警卫队。 7. 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会城市，吉林与奉天（沈阳）、长春、哈尔滨一起，是满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吉林军事控制站由张作相负责，他是张作霖的堂弟。他并不轻易听从日本人的话。当 1. 日本人告诉他某人是共产主义者，另一个是坏人，他便予以拒绝，对他们说，这不关他们的事。他这样做，与其说是出于什么政治信念，倒不如说是出于无知和自高自大。这个人的这种特点，对投身于社会运动的革命者和人民是有益的。 2. 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大都居住在吉林省。因此，吉林便成为许多从日本军队和警察那里逃出来的朝鲜独立斗士和共产主义者的出没之地。这使得这座城市成为朝鲜人的政治活动舞台和中心。日本人完全有理由说：“吉林是反日活动在东北三省的作战基地。” 3. 在1920年代后半期，吉林成为构成中国东北朝鲜民族主义运动主力的正友部、参友部和新民部各组织领导人的集结点。桦甸、兴京、龙井是独立运动支持者创办报纸、开办学校的主要中心，但他们的领导人则聚集在吉林，并在这里开展活动。 4. 吉林也是属于马列小组、星期二小组、首尔上海小组的宗派主义者拼命扩大各自势力的地方。共产主义运动中几乎所有自以为重要的头面人物都出没于这座城市。各色人等纷纷涌向这里——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宗派主义者、政治流亡者等等。热切追求新事物和真理的青年和学生也来到这座城市。总之，可以说吉林是各种思想潮流相互激荡的场所。 5. 正是在这里，我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展开了革命活动。我来到吉林后，发现“打倒帝国主义联盟”的有些成员如约从桦甸来到这座城市，登记就读于文光中学之类的学校，或在机车库和码头工作。他们一听说我来到吉林，便急忙赶到吴东晋指挥官的住处。他们向我讲述对吉林的印象时说：“这里钱、水和柴火都缺乏，但这是个好地方，因为书很多。”我开玩笑说，如果有很多书，我连饥饿的痛苦也能忍受。我这样说虽是玩笑，但同时也是心里话。他们对文光中学评价很好。他们说，那里的教师有些是国民党右派，但大多数教师都隶属于共产党或追随三民主义。他们的话使我安下心来。后来才知道，该校的尚岳老师和马俊老师都是共产党人。我们决心在这个新地方如愿以偿地学习革命真理，为实现“打倒帝国主义联盟”的理想而竭尽全力去战斗。 6. 留在桦甸的“打倒帝国主义联盟”成员为寻找新的活动舞台，已前往中国东北朝鲜人居住地区，如抚松、磐石、兴京、柳河、安图、长春、伊通各县。其中有些人已回到原来的独立军部队。 7. 在吉林这样一座纷乱的城市里，仅凭少数骨干分子，要让所有人都倾听我们的主张并为实现“打倒帝国主义联盟”的理想而斗争，并非易事。但我们怀着坚定的决心：每个人都要成为点燃百人的火花，并让这百人再以同样的方式去点燃万人。 1. 会点燃周围万千人民改造世界的心火。 2. 我在吉林开始活动，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进行更加深入的学习。来吉林之前，我就下定决心，要认真地、更加深入地继续我在桦甸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学习。吉林的社会和政治气氛，促使我决心深入探究新的思想。比起学校的功课，我更热切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当时中国正处于大革命时期，因此苏联和日本出版的许多好书都有了译本。北京出版了一本名为《译文月刊》的杂志，经常刊登一些青年人和学生感兴趣的进步文艺作品。在吉林，我们可以读到在抚松或桦甸很难得到的任何书籍，但我没有钱买。现在我说起这件事，人们恐怕难以相信：上学时我穿帆布鞋，放学后几乎总是赤脚走路。牛马巷街图书馆的月费是十芬。我每月买一张入场券，每天放学回家途中都要在图书馆停留，花上几个小时读书看报。这样，我就能以极少的费用阅读各种出版物。当书店里出售的好书我买不起时，我就劝一些家境富裕的学生买下来，然后从那些买书不是为了阅读、而是为了摆在书架上作摆设的人家的子弟那里借来读。 3. 在育文中学，学校事务的管理是民主的。图书馆馆长每半年由学生大会选举一次。被选出的馆长要制定图书馆管理计划，并有权购置书籍。我在那所学校两次被选为馆长。我利用这一机会，大量储备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书籍。但书多了，问题在于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把它们全部读完。我千方百计挤出一点时间阅读，力求在规定时间内多读一本书，并透彻理解其内容。 4. 童年时，父亲给我书看，然后要我把书的内容要点和从中得到的教益写下来。这一由父亲培养起来的我的习惯，发挥了很大作用。读书时，只要不遗漏要点，仔细读下去，无论内容多么复杂，都能清楚地把握其精髓，而且可以在短时间内读很多书。 5. 我在中学时代夜以继日地读书，并不仅仅是出于学术兴趣或探究精神。我钻研书本，并不是为了成为学者，也不是为了谋取职业。我们怎样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者赶出去、收复祖国？怎样才能消除社会不平等、使劳动人民过上富足生活？这些问题，正是我想从书中找到答案的。无论读什么书、在哪里读，我始终都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我相信，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确立了这样的立场：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不是当作教条，而是当作实践的武器；不是在抽象的理论中，而始终在朝鲜革命的实践中探求真理。 6. 那时我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工资、价格和利润》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及阐述这些著作的书籍。除了政治书籍外，我还读了许多革命文艺作品。我觉得高尔基和鲁迅的作品最有趣。在抚松和八道沟时，我曾…… 1. 我读过许多旧时故事，如《春香传》、《兴夫传》、《李舜臣传》、《西游记》等，但来到吉林之后，我读了许多描写当时现实生活的革命小说、故事和进步书籍，包括《母亲》、《洪水》、《祝福》、《阿Q正传》、《鸭绿江行》、《流浪儿》等。后来，在抗日武装斗争中，当我们遇到“艰苦行军”这样的严峻考验时，我回忆起在吉林时读过的《洪水》等革命故事，从中汲取了力量和勇气。文学作品在人们世界观的形成中起着巨大作用，所以我每次见到作家，都嘱咐他们多创作革命故事和小说。我们的作家们现在正在创作许多革命杰作。 2. 我们也是通过亲眼目睹当时荒诞的社会现象和人民群众悲惨的生活状况，而逐步提高政治觉悟的。许多从朝鲜来到满洲的朝鲜人途经吉林前往其他地方。我们经常从他们那里听到国内人民群众的悲惨处境。一些渡过鸭绿江的旅行者途经丹东，沿南满铁路来到长春，然后从那里经东智铁路前往北满，或经吉长线到吉林，再进入附近腹地。另一些人则经过奉天，沿奉海线和吉林会宁线前往敦化、珲春或宁安地区。在寒冷的冬季和早春时节，在吉林车站和城里的旅馆里，经常可以看到许多朝鲜人。其中不乏真正令人心酸、可怜的人。 3. 有一天，我和朋友们去看中国戏。演出结束后，那位吟诵诗句的女演员来到我们面前，问我们城里是否住着一个名叫某某崔的人。他是她的未婚夫。听到她说朝鲜语，我们都感到十分惊讶。在中国，中国戏并不为人所知。这位名叫玉芬的女演员来自朝鲜庆尚道。有一天，她的父亲和住在后面的朋友一起喝酒，两人约定：如果他们的妻子生下男孩和女孩，就让他们结为夫妻；如果只生男孩或只生女孩，就让他们结为兄弟姐妹。不久之后，两家各生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的父母把一条绸手帕剪成两半，各保存一半，作为子女婚姻的凭证。后来，两家人不得不离开故乡，另谋生路。男孩一家迁居吉林。男孩长大后，现在是文光中学的学生。来到吉林后，他的父母好不容易安顿下来，靠经营一家小碾米店维持着还算过得去的生活。另一方面，女孩一家到达丹东时身无分文，被迫将年幼的女儿卖给一户中国人家。玉芬在中国戏班里挨着鞭子训练，成了演员。随着年龄增长，她开始惦记起故乡那个与她订婚的男孩。每到一处新地方，她都会私下结识当地的朝鲜人，打听她的未婚夫在哪里。 4. 那天，女演员玉芬与她在文光中学的未婚夫戏剧性地重逢了。当玉芬表示要退出戏班、与丈夫在一起时，与她同行的戏班老板便索要一大笔钱。于是，玉芬对未婚夫说，她要用自己挣的钱在几年内还清这笔钱，然后回到吉林。目睹这一切，我们心中感到愤慨和愤怒。我们这些学生当场予以谴责。 1. 那个剧团的雇佣而冷酷无情的经理被形容为“蛇蝎般的女人”。 在这座数十万人拼命为生存而挣扎的大城市里，生活散发着阶级社会的恶臭。一个夏日，骄阳似火，我和朋友们从北山返回。途中，我们目睹了路边一幕：一个人力车夫正和一个富人争吵。看来，那个坐人力车的富人没有付够车钱。人力车夫坚持说，既然三民主义正在实行，绅士们就应该认真对待“民生”问题，要求他再多给一点钱。但那个富人不仅不给钱，反而用五权宪法来对抗三民主义，用手杖打这个穷人。我们学生见此情景，愤慨不已，一拥而上，逼迫那个家伙多付了钱。 这样的经历使我们产生了怀疑和不满；我们问自己：为什么有人坐人力车，却有人必须拉车？为什么有些人住在豪华宅邸中过着奢侈的生活，而有些人却不得不流浪街头、乞讨为生？ 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憎恨剥削阶级，决心捍卫本阶级的利益，然后抱着建设新社会的决心走上革命道路时，就可以说他已经确立了自己的革命世界观。我通过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革命书籍，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通过观察社会现象，意识到许多不平等现象，对剥削阶级和剥削者社会产生了日益强烈的憎恨，最终下定决心改造世界、重建世界，走上了斗争的道路。 我越是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越是深入其中，就越是迫切地感到要尽快把他们的革命理论传播给青年人和学生。 我在育文中学结交的第一个学生朋友是一个名叫权泰硕的朝鲜人。这所学校一共有四名朝鲜学生；其中，只有权泰硕和我对青年共产主义运动感兴趣。另外两个学生对政治运动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钱，毕业后打算经商。权泰硕和我志向相近，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也相似，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成了朋友。中国学生中，一个名叫张新民的年轻人是我的朋友。他总是和我在一起，经常和我讨论政治。我们谈论的话题从社会不平等到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从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满洲的阴谋到国民党的卖国行径。 在吉林的青年人和学生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仍然不过是一种令人钦慕的对象。据说马克思是个天才，他们最多只是翻翻他的经典著作，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者因为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而觉得自己落后于时代。 借鉴我在桦甸的经验，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学生在育文中学组织了一个秘密读书会。其宗旨和目的，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理论武装进步青年和学生。这个组织迅速发展起来，不久便扩展到市内许多学校，包括文光中学、第一中学、第五中学、女子中学和师范学校。随着成员人数的增加， 1. 我们在由独立运动支持者经营的碾米厂里腾出一间屋子，开办了一个图书馆，由柳吉朝鲜学生协会的成员负责管理。 2. 如今图书馆随处可见，如果我们愿意，也可以建造像伟大人民学习堂那样宏伟的图书馆。但在那个时候，我们赤手空拳，一无所有，要创办一个图书馆并非易事。我们需要购置一批图书，设置书架，安装桌椅，但我们没有钱。因此，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去挣钱：在铁路建设工地上扛枕木，在河边背碎石。女学生们则去碾米厂筛米。我们用这样一分一厘、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购买图书。我们还设置了一个秘密书架，用来存放革命书籍。图书馆布置妥当之后，我们在全城张贴启事，上面写着简短而有趣的书评。于是，大批学生纷纷赶来我们的图书馆。 3. 我们甚至准备了爱情小说，以吸引学生。年轻人常常来到图书馆阅读爱情小说。在让他们尝到阅读的甜头之后，我们开始向他们提供社会科学书籍。当学生们通过阅读社会科学文献逐渐觉醒之后，我们便从我们的秘密藏书中拿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经典著作、革命故事和小说给他们看。我们向青年和学生提供了李光洙的小说，如《无情》、《再生》和《开拓者》。李光洙在三一民众起义前夕在东京起草了“二月八日独立宣言”，并在投身独立运动期间写下了许多进步作品。因此，青年们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他的小说。但后来他背离了原则，再也写不出具有教育意义的作品。他甚至走到了写《革命家的妻子212》之类反动小说的地步。在成立抗日游击队之后，我率领游击部队奔赴南满。途中我在抚松短暂停留，读了这部小说。小说讲的是一个躺在病床上的共产党员的妻子，为了给丈夫治病，竟与来到她家的医学院学生搞上了关系。整部作品描写的是她那丑恶的放荡生活。这是对共产党人的侮辱，从头到尾玷污了共产主义运动。 4. 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我们便聚集在吉林教堂或北山公园，讨论我们所读书籍的感想。起初，也有人谈论爱情小说。但其他学生却予以冷遇，指出他们的见解毫无价值。这些学生一旦受到如此羞辱，便会自动转向阅读革命故事。 5. “说书”是我们用来在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革命思想的另一种方法。有一天我喉咙疼，贴了膏药，没能去上课。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顺路去了北山，看到一大群人围坐在一个盲人跟前，听他讲古。走近一看，我发现盲人正以巫者宣读神谕的方式，朗诵《三国演义》中的一段。当讲到诸葛亮用计谋攻陷敌方城池的情节时，他甚至敲起鼓来，以增添趣味。当故事讲到某个引人入胜的高潮处，他突然停住，向听众伸出双手讨钱。当时中国人把这叫作“说书”，这是吸引群众的好方法。 6. 此后，我们便采用这种方法来普及革命思想。在我们同伴中有一个人213 1. 他是一个真正的机智而口才敏捷的人。他被分配去和宗教界人士一起工作，他在祈祷和朗读《圣经》方面，比牧师们更加灵巧、准确。我让他搞“讲故事”，发现他在这方面比朗读《圣经》更在行。他常常到村子的客房里，或者到人们聚集的公园里，用生动的方式讲述好故事，很受人们欢迎。那个盲人做“讲故事”是为了赚钱，而我们的这位朋友却分文不取。他总是在故事讲到精彩之处停下来，先作一番富有煽动性的讲话，然后告诉听众第二天某个时间再来，那时他将接着往下讲。所以第二天，人们就会如约来到指定的地点，听故事的后续部分。 2. 在那些日子里，我通过书籍结识的人中，朴弼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吉林繁华地段有一家名为“新文书店”的大书店。我每周都要去那里好几次。朴弼心也是那里的常客。他总是在社会科学柜台前徘徊，了解有哪些新书到货。我们经常在那里碰面。他身材瘦高，神态聪慧。当我和其他同学一起去书店，为我们的图书馆买回一摞摞书籍时，他会像为自己挑选书籍一样高兴，向我们介绍某些书的内容，并建议我们应该读哪些书、从而买哪些书。就这样，我通过书籍与朴弼心结成了亲密的朋友。当我从东大滩去学校时，他曾来到我的住处，和我住过一段时间。 3. 他去那里之前曾在汉城居住。他身体很差，所以根本没想过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而是为报纸和杂志撰写短文。他的文章发表在《海潮新闻》杂志和《朝鲜之光》第214期上。虽然他与共产主义运动毫无关系，但他却鄙视那些宗派主义者。因为他为人正直，见识深远，在吉林活动的各种运动中的人们都竭力想把他拉入自己的阵营。 4. 他常常熬夜阅读日文版《资本论》。他是一个如饥似渴的读者；一旦钱花光了，他就典当自己的衣服来买书。他不是那种读了几本入门书就自诩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的学究，却是一个对马克思和列宁的主要著作有透彻研究的人。他是一位令人难忘的老师，引导我入门《资本论》，并给我讲解。像马克思的一般著作一样，《资本论》中也有许多难以理解的地方。于是，朴弼心就给我讲授关于《资本论》的辅导课。要掌握经典著作的实质，需要一本入门书或指导书。朴弼心就是我的忠实向导。他学识极为渊博。 5. 有一次，我向他请教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他向我解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这些论断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无产阶级专政。凭他的理论造诣和学识，他可以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大师。但在他的知识范围之外，也有他难以回答的问题。我问他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说，工人的阶级解放先于民族解放，但在我国，难道不是应该首先砸碎日本帝国主义的枷锁，然后才谈得上工人和农民的阶级解放吗？这个问题在我们同志中间争论很多。我们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未能就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理论上的阐释。215 1. 工人阶级的解放和民族解放。至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有许多问题需要科学地加以阐明。朴弼淳对我的问题只能含糊其辞地作答。 我又问他另一个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一般都说宗主国革命和殖民地革命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并强调宗主国革命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这就是说，只有日本工人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国家才能获得独立，不是吗？那么，我们是不是要等到他们取得胜利呢？ 朴弼淳对此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他惊讶地望着我。他说，经典著作中指出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先于民族解放，宗主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比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更为重要，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公认的国际主义路线。当我满怀疑惑地歪着头时，他生气了，坦率地说，他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科学来学习，并没有从与朝鲜的独立和朝鲜的共产主义建设有关的具体革命实践的角度来考察它。 他的话不知怎地使我感到难过。像他所说的那样，仅仅把共产主义理论作为脱离实践的科学来学习，是没有用处的。 我和朋友们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步思想时最大的苦恼是，我们急切地希望像俄国人那样通过革命改造社会，从而解放我们的祖国，但朝鲜的形势与俄国十月革命发生时的形势不同。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些复杂问题：在像朝鲜这样的殖民地、落后的半封建国家里，怎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在日本帝国主义残酷镇压下，我们不得不在远离祖国的中国领土上进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同邻国、特别是中国的革命建立联系；我们怎样才能完成朝鲜革命所赋予我们的民族使命和世界革命所赋予我们的国际义务。我们为寻找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我追求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的日子里，朴弼淳与我亲近起来，并深深地被我的革命志向所吸引。他参加了反帝青年同盟，随后又加入了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同我们一道无私地从事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与启蒙工作。他本来是个书呆子，但一旦下定决心投身实际活动的舞台，便表现出惊人的工作热情。我们把他派到喀伦地区去治疗他的肺病。他在距佳家屯约两公里的乌凯河畔搭了一间小屋，在那里过着独自做饭的孤寂生活。有一次，我在喀伦和五家子一带工作，抽空去看望他。他见到我非常高兴。我们畅谈了许多事情，讨论了很多问题。他给我看了他妻子的照片。我很惊讶，因为我原以为他的妻子已经去世，或者他们已经离婚。照片上的她美丽、聪慧，是一位现代女性。朴弼淳告诉我，前不久他收到了妻子从汉城寄来的信。我问他为什么不把她接来，他解释说，她出身于富家。我问他，结婚时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吗？朴弼淳叹了口气，说婚后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他的话使我感到非常奇怪，于是我问他是否已经把她忘了。他坦率地承认，他确实曾这样想过，但收到她的信之后，他又想起了她。 1. 经常如此。所以我对他说，如果他爱她，就应该写信去，把她接来。一个连自己的妻子都无力重新教育的人，怎么能够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呢？如果他妻子能在他身边，对他的病也会有好处，我这样劝告他。朴叹了口气，说他会照我的劝告去做。 2. “我这样做，是因为这是您的劝告。可是我的生命已经走下坡路了。我是说，我过的是失意的生活。” 3. 他没有子女，即使有，也没有任何财产或精神遗产可以留下来。他本想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写出能够帮助工人阶级的著作。但是他说，他无法达到这个目标。他说，当他身体健康的时候，因为无知而写不出来；现在他已经觉悟到真理，健康又不允许他写。 4. 他的这番话使我感到痛心。他是一个勤奋好学、孜孜不倦的学者。如果他不是埋头于书本，而是早一些投身于实际活动，或许就能提出一些对工人阶级革命事业有价值的理论，并取得一些实际成果。理论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它的正确性也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我们一刻也不容忽视的实践，就是朝鲜的独立和我们人民的幸福。遗憾的是，朴所醒悟得太迟，他刚一认识到这个真理，就离开了我们。他的妻子从汉城来，照料生病的丈夫，他直到死在龟城之前，一直在写短文和零散的笔记。 5. 古人说，如果一个人在早晨懂得了道，晚上死去也可以没有遗憾。像朴所思这样的人，本可以做出许多有益的事情，却刚一觉悟到真理就去世了，实在令人惋惜。 6. 我在吉林住了三年多一点。吉林是我怀念的地方，我人生中那一段时期留下了鲜明的记忆。在这座城市里，我理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科学理论，并借助这一理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朝鲜独立和人民幸福的实践真理。我之所以能迅速把握新思想的精髓，是因为我作为一个无国籍民族的儿子所怀有的悲愤。我们民族难以忍受的痛苦和苦难，促使我早早成熟。我把遭受苦难的祖国和同胞的命运当作自己的命运。这给了我一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 7. 在吉林的日子里，我的世界观确立并得到巩固，它为我一生奠定了思想和道德的基础。我在吉林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使我得以在日后构建起独立的革命思想的框架。 8. 学习是革命者自我修养的基本过程，是实现社会进步与改革所必需的、一天也不能中断的精神努力。从我在吉林追求进步思想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教训出发，我至今仍然强调，学习是革命者的首要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