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第1卷·第2章 难忘的华电·2. 幻灭

1. 华松义塾学校的财产只有几张旧桌椅和少量体育器材。 但我怀着远大的志向。尽管这所房子灰暗、破旧、拥挤，可是在这间草屋里正在成长着多么可靠的青年啊！华松义塾学校经费不足，却拥有许多坚强的青年。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可以说是富有的。这首先使我感到欣喜。 2. 幻灭 我不久便习惯了华松义塾学校的生活。上课大约两周后，我发现那里所教的课程并不太难。 学生最头疼的是数学。有一天上课时，几个学生被叫起来解一道四则运算的长题，但他们解不出来。我毫不费力地解出后，他们对我惊叹不已。他们之所以失败，并不奇怪；他们已脱离正规教育数年，一直在独立军中服役。从那时起，我感到数学令人烦恼。每次有数学作业，我都被那些不愿动脑筋的、留着胡子的年轻学生纠缠。 作为对我劳动的报酬，可以说，他们向我讲述了各自的许多经历。其中许多都富有教益。他们在军事训练方面，在体力上极为艰苦的训练中，千方百计地帮助我。 在此期间，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坦诚地倾诉各自深藏心底的思想和故事。他们原以为，我这个一年级的小青年，可能会把他们这些年长者看低，但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训练中，我都不落后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豁达大度，与同学们相处融洽。因此，尽管年龄有别，我们仍很亲近。 情况如此，我的处境很好。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我逐渐对华松义塾学校所施行的教育感到不满。这所学校虽由我父亲的朋友创办，主要由了解他的人主持，但我从中看到了上一代遗留下来的陈旧观念和方法。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虽有数十年历史，但学校的教育并未涉及对这一运动进行概括、批判性分析和总结的理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领导民族运动数十年，却未能撰写出可以作为运动指南和提供教训的适当论著或教科书。来校访问的独立军领导人和爱国人士，只是拍着讲台含糊其辞地高喊争取独立。他们既不谈如何联合革命力量、动员群众、实现民族独立运动队伍的团结与凝聚，也不谈武装斗争应有的战术和战略。 他们讲授的朝鲜历史，主要是王朝史；他们讲授的世界革命史，则是资产阶级革命史。 华松义塾学校所讲授的，只是民族主义思想和令人联想起旧朝鲜的陈旧军事训练。 浸透民族主义思想的教师们，大谈反日、民族独立，但他们提出的斗争方法却很陈旧。校方经常邀请有作战经验的独立军人士来校，让他们讲述自己的赫赫战功。在讲述战功时，他们推崇安重根、张仁焕、康禹圭、李在明、罗泽柱等爱国志士所采用的个人刺杀方法。 学生们抱怨说：“这所学校不过是徒有虚名的培养独立军干部的军官学校。我们只用木枪操练，连实弹射击的弹药都没有，怎么能把日本人赶出去呢？” 有一次，一名学生问教官，他们什么时候才能使用新式步枪。教官对此感到尴尬，支吾其辞：“独立军干部正在积极开展活动，从美国、法国等国家筹款购买武器。所以，这个问题不久就会解决。”他们竟把得到几支步枪的希望寄托在遥远的西方国家。情况就是如此。 每当我在军事训练中绑着沙袋在裤腿上奔跑时，我就想，我们这样做能不能打败日本。 此前，由全琫准领导的上万名东学军，在倭馆岭被一千名日军击溃。日军装备了新式武器。如果力量强过日军百倍的东学军打败了日军，他们就可以攻克公州，直逼汉城，局势就会对他们有利。但是，东学军武器低劣，军力薄弱，因而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义兵的武器装备并不比东学军好。义兵虽然也有少量新式步枪，但大多数人使用刀、矛或火绳枪。我想，这就是历史学家把义兵的斗争称为火绳枪与三八式步枪之间的斗争的原因。不难想象，用每次发射都需要装火药的火绳枪去战胜每分钟能发射十发子弹的三八式步枪，需要怎样的毅力，那是一场多么艰苦的战斗。 日军起初被火绳枪的枪声吓退，他们不知道火绳枪的威力，只有义兵自己知道。但是，当他们摸清了火绳枪的威力之后，就不再害怕，也不把它放在眼里。那么，战斗的结果如何呢？那些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崇尚贵族伦理和佛教戒律的义兵，据说都是头戴宽边帽、身穿宽袖长袍作战的。 这些义兵被日军的大炮和机枪成片扫倒。 日军的实力比那时强得多。所以，我在想，我们背着沙袋奔跑，能不能打败一个能以流水线生产坦克、火炮、军舰、飞机及其他现代武器和重型装备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 最使我失望的是学校的思想落后状况。 学校当局只走民族主义道路，对其他思想潮流加以防范，所以学生们自然也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学校里有些青年学生仍然相信王制，或者对美国式民主抱有幻想。 这些倾向在世界革命史讨论会上表现得最为充分。被老师点名的学生大谈资本主义发展，重复着课堂上学到的内容。 我对他们这种教条式的学习方法感到不满。在这所学校里，政治课不讲朝鲜的独立、朝鲜人民以及其他有关现实的问题。教科书只是按照教学大纲作机械性的解释，学生也只被要求重复所学内容。 我问刚刚发言的学生：朝鲜独立后，应该建设什么样的社会？我认为，对现实问题、对朝鲜未来的问题展开讨论是正确的。 那个学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朝鲜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说：“我国之所以被日本夺走，是因为封建统治者们只知吟诗作赋，虚度光阴，而其他国家却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进。我们应该建设资本主义社会，从而避免重蹈覆辙。” 有些学生主张恢复封建王朝。没有一个学生主张建设民主社会，也没有一个学生主张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主人的社会。当时民族解放运动正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但他们似乎并没有考虑到这种趋势。 有些学生抱着胳膊坐在那里说，国家独立后再讨论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在独立之前争论资本主义还是恢复王朝是没有意义的。 听着他们的话，我更加强烈地感到，华城义塾所施行的民族主义教育已经落后于时代。 关于恢复封建王朝和实行资本主义的争论，在我看来都是不合时宜的，这使我感到沮丧。 我再也忍受不住了。于是我站起来说道：“我国不能像欧洲国家那样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应该恢复旧的封建统治机器。 “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有钱人靠剥削劳动人民过着奢侈生活的社会。朝鲜独立后，我们不应该建设这样不公平的社会。只考虑技术文明的发展，而不顾资本主义的弊病，这是错误的。恢复封建王朝更是荒谬。谁能支持把国家出卖给外国势力的王制呢？那些国王做了什么？他们把人民榨得干干净净，把说真话的忠臣斩首或流放。他们还做了什么？ “朝鲜独立后，我们应该建设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一个工人、152 1. 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在本土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 许多学生都对我这一论点表示同情。 谁能反对建立一个没有剥削与压迫、人人平等、富强国家的提议呢？ 放学后，曹昌杰也紧紧握住我的手，表示支持我，并称赞我作了一篇好演讲。他十分满意地说，我虽未提“共产主义”一词，却出色地宣传了共产主义思想。 华成义塾的局限性，正是民族主义运动本身局限性的缩影。我通过华成义塾，便能看清民族主义运动的全貌。 这一时期，独立军部队已变得软弱无力，仅从事争夺势力的斗争。他们很少像1920年代上半期在本土和鸭绿江沿岸地区那样开展军事行动，而只是在自己控制区里潜伏下来，专事筹措军费。 自称为“朝鲜民族政府代表”的上海临时政府，则分裂为“自治派”、“独立派”等派系，展开激烈的权力争夺。因此，临时政府首脑频繁更迭，甚至曾出现一年之内两次改组政府的情况。 临时政府的头面人物们，不仅没有从巴黎和会上因美国及其他协约国代表恶意阻挠，“朝鲜独立请愿”甚至未被列入会议议程这一事实中汲取应有的教训，反而继续卑躬屈膝地乞求“请愿”，甚至有损民族尊严。 当“美国国会议员东洋视察团”途经上海前往汉城时，他们甚至催促亲美事大主义者向美国国会议员赠送人参、银器等贵重礼品。 但临时政府因1920年代中期资金匮乏，难以自立，最终不得不依靠蒋介石的重庆政府维持其悲惨的生存状态。 许多来自有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因政治上的动摇性，在人民群众革命浪潮面前胆战心惊，纷纷变节投降敌人。他们自甘堕落，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为“爱国者”之外的国家改良主义者，阻碍着民族解放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以“民政”为名，决定：如果朝鲜人民想要民族独立，就应当在政治上配合日本统治，而不是反对它；努力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争取自治权，发展文化和经济，改善民族状况。 这一决定得到了来自有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的赞同。他们打着“国家改良”和“培养实力”的旗号，主张“发展”教育和工业，“修身”养性，“阶级合作”，“团结”和“民族自治”。 于是，改革之风便席卷了华成义塾。 金时宇家的前屋，总是聚集着许多前来与我讨论政治的年轻人。那时，我在金时宇的书房里阅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书籍，所以我们的谈话往往都围绕政治展开。 在抚松我读了《列宁传》、《社会主义基础》等几本书，但在桦甸我读的书更多了。此前，我仅限于理解所读书籍的内容，但进入华成义塾之后，我便开始把经典著作中所包含的革命原理同朝鲜的现实联系起来思考。我渴望了解许多与朝鲜革命相关的问题。 如何推翻日本帝国主义、收复祖国？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在赢得民族独立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希望能找到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 当我拿起一本书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便深入钻研，直到找到合适的段落为止。特别是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段落，我曾反复阅读二十遍。因此，朋友们来访时，我总有谈不完的话题。 我们谈了许多关于新思想潮流和苏联的事情。学生们听到这些故事，便憧憬着一个没有剥削与压迫的新世界，久久不愿离去。他们对这些故事的兴趣，远比对恢复李朝、资本主义或国家改良的争论更为浓厚。那些曾虚度光阴的学生，也逐渐开始向往新的事物。 但在学校里，他们不能自由地谈论列宁或十月革命。校方禁止此类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