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按年份 · 按作者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现阶段党和国家工作的若干问题

文章 金日成 · 1955-04-04 · 14016字
1955年4月4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四月全体会议结束讲话,围绕加强党内阶级教育、改进党的作风、厉行节约与财政纪律、加速经济建设等议题展开。讲话肯定党在战争与恢复中的成就,强调结合国情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反对“左”倾冒进与宗派主义。
朝鲜劳动党四月全体会议党内阶级教育党的作风建设厉行节约财政纪律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祖国解放战争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四月全体会议 结束讲话 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 同志们: 我们党中央委员会这次四月全体会议讨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我们党在当前阶段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关于加强阶级教育、改进我们党的作风、厉行节约并加强财政纪律,以加速我国经济建设的问题。 在本次全体会议上,所有发言者都一致赞同和支持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提出的党的政策。我认为,所提出的问题已经得到了令人满意的深入讨论。 我在本次结束讲话中想强调的,有以下几点。 在为期三天的对所提问题的讨论中,我们注意到了许多缺点。由于这些缺点已在会上受到批评,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们党内有许多无能之辈,认为我们的干部全都是骗子,认为我们的工作完全搞糟了。 毫无疑问,我们党确实存在不少必须立即纠正的缺点。但是,如果认为我们党迄今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那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党在工作中完成了许多英雄业绩,为祖国和人民、为我国的繁荣与发展做了许多大事。 在祖国解放战争中,许多英雄的共产党员用胸膛堵住敌军碉堡的枪眼,为党和国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在我们暂时撤退期间,也有成千上万的英雄共产党员在敌后英勇作战、不幸被俘,却始终不屈,以生命维护了共产党员的荣誉,在临终时高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劳动党万岁!” 在祖国解放战争的暂时撤退时期,我们党的许多军政干部和派往南方从事政治工作的党干部,在翻山越岭、跨江过河中,跟随党和政府,有组织地撤退,带领部队冲出敌人重围;在敌机猛烈轰炸之下,我们的许多作家、教授和演员突破敌人封锁,步行数千里,跟随共和国政府和党。这样的英雄事迹,在其他任何国家的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 这一切都证明,我们党很好地教育了自己的党员,把他们牢固地团结起来,我们的党员随时准备战斗到底,为祖国和人民献出生命。 如今,我们党已经成为一个强大而可靠的政党,受到全体朝鲜人民的爱戴和信任,完全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通过过去十年来的历史性斗争,我们党赢得了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培养了大批政治工作者、军事干部、青年科学家和经济干部、文艺工作者。 这些成就绝不是偶然的。我们党是在过去十年艰苦斗争中取得这些成就的。这些成就为我国今后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保证,也为引导我国人民走向幸福和自由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由此可见,我们党过去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为党和国家战斗、流血的党员们所建立的功勋确实是极其伟大的。 既然我们党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为什么今天还要如此着重地谈论缺点呢? 原因在于,我们党决心今后把工作做得更好,更快地带领我国走上幸福之路,尽快实现祖国的统一与独立,并希望自己的党员不是停滞不前,而是继续前进。基于这一目的,我们党总是大胆地揭露党内的每一个缺点并加以纠正。只有这样做,我们党才能前进、才能壮大。 把我们党承认缺点说成是软弱无力,正如某些反党分子或宗派分子所声称的那样,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党不懂得悲观失望;它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对自己的光明未来充满信心。 我们党不仅在祖国解放战争中善于同敌人作战,而且在战后国民经济的恢复中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停战之后,在平壤和朝鲜北半部各地,工厂、企业、矿山和铁路的迅速恢复,完全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实现的。这也证明,我们党完全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和障碍,在北方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础。 一、关于加强党内阶级教育 1. 这并不是我们党第一次提出加强党内阶级教育的问题。我们任何一位同志如果认为,过去我们所有的宣传工作都做得不好,过去避免使用“社会主义”一词是错误的,而今天我们才第一次提出党内阶级教育的问题,那都是不对的。 2. 我们党根据我国客观条件和内部力量的总体评估,在各个时期提出相应的政治、经济任务。如果党不充分考虑到我国人民群众的政治水平和客观条件,而主观地行事,那就最终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3. 如果我们刚一解放就大喊要在朝鲜建设社会主义,谁会赞成呢?人民就不会靠近我们。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恶毒的宣传,甚至散布说社会主义就是同睡一床、同吃一锅。如果我们当时不顾这一切,打出社会主义的口号,人民就会害怕我们,就不会靠近我们。 4. 然而,今天当我们指着农村里组织起来的农业合作社,向农民说明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经过合作社时,他们感到高兴,并且反过来问我们,那为什么当时不早一点建设社会主义呢。 5. 实际上,战前我们在完成民主革命任务之后,在北方已经开始着手执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各项任务,并进行了相应的社会主义教育。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还不可能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 6. 考虑到今天已经成熟的条件,我们党更加明确、更加坚定地提出了在北方建设社会主义和加强党内阶级教育的问题。这一点,从我们的党纲中也可以看出来,过去的党纲没有写明我们的最终目标。1946年我们通过党纲时,根据我国当时的条件,不写明我们的目标是必要的、正确的。 7. 但是现在,我们的党纲不仅有必要规定实现祖国统一和独立的任务,而且有必要规定党把我国引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1946年的党纲并没有错,根据当时的条件那样表述是正确的。 8. 然而,今天我国党员的政治水平、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美国帝国主义长期占领南朝鲜的客观条件,向我们党提出了新的斗争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在党内加强阶级教育,就不可能赢得摆在我们面前的长期、艰苦的斗争。正是从这些客观条件出发,我们今天提出了加强阶级教育的问题。 9.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因为提出这个问题,就试图一夜之间建成社会主义,或者一天之内消灭所有的资本主义因素,那就会意味着犯“左”倾错误。 10. 我们必须使我国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具有社会主义意识,逐步消除朝鲜北半部的资本主义因素,增强我们的力量,从而为今后实现祖国统一和独立、在整个朝鲜建设社会主义做好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这就是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肃、更加紧迫地提出加强党内阶级教育问题的原因。 11. 现在我想谈谈教育方法问题。 1. 在党的教育中,我们必须强调以下两点: 第一,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时,党员不能囫囵吞枣,而要学会把它运用于现实生活。过去,旧式的私塾强迫学生死记硬背汉字。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只能按固定顺序识字,却不能在其他组合中识认汉字。我们绝不能这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死记硬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掌握它的内容和实质,并学会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这是我们党教育工作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 我们翻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也自己撰写了不少。我们今天的情况与1946年不同。文化相兼同志在发言中说,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卖不出去。因为我们的党员机械地阅读经典,所以对它们不感兴趣,也不感到迫切需要。 如果他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问题,或者希望创造性地推进工作时,能够依靠马列主义文献获得正确方向,他们自然会对学习产生兴趣,并感到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迫切需要。只有达到这一水平,这些书才会畅销。 第二,在党的学习中,重要的是要多了解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些同志不愿意这样做,认为我们自己的东西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距甚远。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自己的东西正是创造性地运用于朝鲜现实的活生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许多人不了解自己的历史。因此,学习自己的历史非常重要。在艺术方面,我们也应该发展具有朝鲜特色的东西。不用说,我们必须学会辨别朝鲜事物中的好与坏,并抛弃坏的东西。有人主张,正因为我们必须很好地了解朝鲜事物,甚至连无用的东西也要学习。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应该抛弃坏的东西,只学习朝鲜事物中好的东西。 在学习和研究朝鲜事物方面,重要的是把它们正确地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系起来。然而,我们的一些年轻干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理论了解得很好,却不了解我们的历史;而那些熟读古书的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却没有足够的认识。你不能仅仅因为了解很多古代史,就自称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只有当我们正确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通晓本国历史,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正确地分析各个阶段的历史,换句话说,才能作出正确分析,确定社会中的哪一部分是我们的敌人,哪一部分是革命的,并对我们与敌人在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实力对比有清醒的认识。因此,我们应该学会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分析历史。 依我看,在党的学习中,这样学习朝鲜事物,并且不是以塔木德式的方式、而是以创造性的方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应当是加强党内阶级教育的主要重点。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把所有党的干部和其他成员都培养成政治工作者、经济工作干部和坚定的革命战士。 如果我们现在有数百人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正确地分析我国发展前景以及一切其他问题,他们就会构成一股非常巨大的力量。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一水平。 我们的一些干部因为过去受过很多教育而摆架子,还有一些人则放弃学习,说他们过去没有学习机会,太无知,赶不上别人。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即使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如果今天正确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可以比那些上过大学的人更有智慧。 我们不应该自满,而应该始终谦虚地学习。 2. 党内的宗派因素 每当报告中提到宗派主义时,有些人就瞪大眼睛,问谁是宗派分子。他们感到奇怪,在我们党过去为党的团结和统一进行了坚持不懈、不知疲倦的斗争之后,怎么宗派分子还可能存在于我们党内,并要求清洗宗派分子。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在这种时候才对党内的宗派活动保持警惕,那是不行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只在党的会议上警告宗派分子时才提高警惕,而在其他时候放松警惕。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可能分裂党的宗派分子。 现在我再谈一下我们党内的宗派主义及其根源。 在我国,过去曾存在过产生宗派分子的条件。但如今我们党内已没有宗派,尽管有从事宗派活动的人。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宗派的形成和宗派活动呢? 第一,是20年代成立的朝鲜共产党因各派之间的争斗而瓦解,致使我国工人阶级直到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解放之前,都没有自己的先锋队。 如果1925年成立的朝鲜共产党不是由于宗派分子和破坏分子的阴谋而被摧毁,而是继续存在,那么我们党就会以拥有自己组织体系的政党迎来8·15解放,其领导核心从解放之初起就会是巩固的。 20年代朝鲜共产党的瓦解,除了其他原因外,还在于它未能在广大劳动群众中深深扎根。当时,它只有上层结构,没有在工厂和农村地区组织基层支部。换言之,它未能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 此外,党内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正确马克思主义者。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掌握得不完善,在意识形态或阶级立场上也不坚定。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把特务混进党内进行破坏。 正如我所说,因为其“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不精通,党又没有在群众中深深扎根,它最终瓦解了。当时,在我国工人运动中出现了各种派别——马克思列宁主义派、星期二派、北风会等。他们不为共产主义而斗争,却打着共产主义的招牌,完全沉溺于为争夺党内霸权而进行的宗派斗争,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党的毁灭。 这些宗派分子应该把他们因宗派斗争而毁灭党、给我国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造成巨大危害视为严重罪行。但是,他们却认为自己为革命做了很多贡献,甚至现在还试图谋取党的高级职位。 我们党内现在有过去属于甚至曾是列宁派、星期二派、北风会、同志派等各种宗派集团“领导人”的人。我们并不打算因为他们过去参加宗派而控告他们或把他们开除出党。我们只是期望他们抛弃过去的不良宗派习气,成为好的党员。现在,他们只要充分认识自己的错误,不再重演恶劣行径,始终真诚地为革命利益和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而行动就行了。但如果他们至今仍继续从事这类活动,我们决不会容忍。 不少过去参加过宗派斗争的人经常谈论“党的团结”,说“我拥护党”,有时也表现得循规蹈矩。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 1. 这些旧宗派分子,一有机会就聚在一起搞阴谋诡计,仍然改不了他们的老毛病。过去在宗派斗争中充当“头头”的某些人,至今仍充满个人英雄主义,企图寻找一切机会重新结成宗派。他们不为革命忘我工作,而是一味耍弄阴谋,把旧宗派分子和曾经受过他们影响的人纠集到自己周围,其目的就是谋取高位。这正是朴宪永过去所干过的事情。 2. 宗派分子搞阴谋,就像老鼠一样。你们都很清楚,老鼠趁人们熟睡时,在屋里到处偷偷摸摸搞破坏,可一有人喊叫,它就立刻逃得无影无踪。只要老鼠到处乱窜啃旧破布,我们还能容忍,可一旦它开始啃好衣柜,我们就非常恼火。如果不及时把老鼠抓住,它就会繁殖,到处打洞,最终有可能把房子搞垮。 3. 同样,虽然我们党内目前没有宗派,但如果我们对那些热衷于宗派活动的人缺乏警惕和警觉,他们就可能纠集过去宗派斗争中的同伙或其他不健康分子结成帮派,甚至企图破坏党。因此,我们必须始终防范宗派倾向,防止他们搞这种阴谋。 第二,我们党今天的革命者,是由从苏联、我国南半部、祖国各地归国的人和在国内坚持斗争的人组成的。宗派分子常常企图利用这一点达到自己的宗派目的。从南方来的人中,有人自诩代表南方人民。他们一旦升到高位,就仿佛是他们给了南方人民工作和生计,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企图把南方人民当作自己阴谋活动的工具。朴正爱过去就是这样把一些南方同志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从苏联回国的人中,可以举朴一禹为例。他俨然以从苏联回国人员的代表自居。 从中国回国的人中,典型代表是朴金哲。他自认为是他们的代表,暗中策划把阶级觉悟薄弱的同志拉拢到自己周围,说什么“从中国回来的同志没有被提拔为干部”,“从苏联回国的人不同意中国回国人员的生活方式”。 有句俗话:“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解放以来十年间,党员的思想和生活方式难道没有变化吗?毫无疑问,发生了变化,甚至形成了新的道德品质。再说,十年来人们在同一地方共同生活、劳动、接受教育,无论他们是从哪里回来的,都没有理由再谈论生活方式和作风的差异。然而,这些人之所以大谈这种事情,是因为他们别有用心。 朴金哲以为没有人知道他的阴谋诡计。但这是严重的误算。事实上,几乎所有从中国回国、坚持党性原则的同志,都不认为他是中国回国人员的代表,相反,都揭露他是反党分子。 例如,金昌的同志党性很强。他也是从中国回来的,朴金哲曾企图把他拉到自己一边。但这位同志坚决同朴金哲的罪恶行径作斗争,声明自己是从中国回国,是对党、国家和人民怀有信念而归国的,不是对朴金哲怀有信念。 朴金哲之流总是寻找不健康分子——发牢骚者和不满者,企图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以实现自己的阴谋。朴金哲利用了朴洪山的不满和牢骚。朴洪山在战争末期因作战失误受到党的批评后,便在背后诋毁党和政府的政策。朴金哲乘机把他拉了过去。 正如我先前所述,有些人竟胡说什么“苏联来的人和中国来的人不一样”、“从中国回来的人不能安排到重要岗位上”、“因为你曾经参加过宗派活动,党就不信任你”。归根结底,他们说这些话,是因为别有用心。 我们不能容忍那些患有个人英雄主义的人的这种行为。我们不能允许他们以某种代表人物自居,公然违抗党的组织。因为这种行为会破坏党的组织。 就拿康茂述来说吧。他当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竟自诩为南半部的代表。他接见来自南半部的人,问“你们有什么困难?”“我给你们解决问题。”这样,他就脱离了组织,干出了一个党的工作者所不应有的行为。一个来自南方的人向你提出请求时,你不应该亲自为他解决,而应该教导他,正确的做法是通过组织渠道去解决。 无论是从苏联、我国南半部还是中国来的人,都必须牢记,他们现在是朝鲜劳动党的党员。干部的选拔和配备,不应根据任何个人的主观看法,而必须始终按照党的原则办事。那些缺乏党性、对党和革命工作毫无热情、自以为是杰出人物的人,无论他是从苏联、中国回来,甚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对我们党都没有用处。这一点必须明确。 我们的党员在工作中应当依靠党和组织,具有坚强的党性,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如果一个人依赖个人,想通过他的帮助或讨好他来解决自己的问题,那就不是党员应有的原则立场,最终必将为患有个人英雄主义的人所利用。 我们党的所有干部和其他成员,都必须提高警惕,严防宗派主义者的活动。 现在,我想谈一谈地方主义的思想残余。 我们可以举吴基燮为例,他曾试图同咸镜南道洪原地区的人结成集团。诚然,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并非所有地域性活动都是错误的。但是,当年那些地域性活动的结果是什么呢?由于缺乏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的统一党和中央的统一领导,吴基燮得以在该地区充当头号人物,当地群众由于无知,竟把他当作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吴基燮企图利用这一点来扩大自己的影响。那是十年前的事,当时他的企图已被挫败。 当然,如今已没有地方分裂主义者了,但他们的思想残余依然存在。 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思想的教育和锻炼下,已成长为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群众性政党。因此,今天我们党已不能与二十年代的党相提并论。 然而,我们决不能让那些被资产阶级思想和个人英雄主义所俘获的人在党内耍弄阴谋诡计。我们必须时刻对他们保持警惕。一旦发现党内有人搞宗派阴谋,就应给予党纪警告,令其立即改正,并加以监督,防止其再犯,同时根据其行为的严重程度进行教育。罪行严重者,应立即在群众面前予以揭露,使其受到群众监督。只有这样做,才能挽救受其影响的人,并防止其他人受到其不良影响。 必须加强我党监察委员会的工作。这一机构应始终对破坏党的团结的宗派分子实行严格控制和监督,并对任何…… 1. 把那些被开除出组织的人隔离起来。这样,我们就能始终保持我们党队伍的纯洁性,清除不良分子。正如我们必须消灭那些不仅到处乱窜、而且开始打洞的老鼠一样,我们必须彻底清除那些不听我们警告的不良分子。 经验表明,党内的狡猾之徒如果放任不管,就会更加猖獗。至于朴宪永之流,如果我们在南北朝鲜劳动党合并时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更加具有批判性,我们本可以更早地发现他们。这一帮人声称“南方人全是好的”,把他们提拔到重要岗位上,并玩弄种种狡猾伎俩。最终,他们与美国恶棍相勾连,企图颠覆我们的政府,出卖我们的国家。 我们必须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始终提高警惕,防范宗派活动。我们尤其应当牢记,当个人英雄和宗派分子在党内进行活动的企图遭到挫败时,他们就会蜕变为间谍和破坏分子,干出种种卑鄙勾当。 我们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力量之源。因此,每个党员都应当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为维护党的团结而斗争,对任何宗派分子和个人英雄保持警惕,防止他们削弱我们党的队伍。 3. 关于加强经济与财政监督 对我国国家机关和经济机构中存在的铺张浪费现象进行总体分析表明,其中大部分(约70%)是由于我国这些机关的干部不能正确地办好工厂和企业所致。当然,也有不纯分子钻入国家机关和经济机构,故意侵吞国家财产的情况。但由此造成的损失并不比因管理不善造成的经济损失大多少。我国财政的浪费,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我们的干部对企业经营不善,以及国家机关和企业内部缺乏秩序造成的。因此,加强经济与财政监督、加大同挪用公款和浪费现象作斗争的力度,关键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我国国家机关和经济机构的领导干部应当提高管理和经营企业的能力。 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高效地经营企业实际上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从历史上看,我国是缺乏干部的。李朝末期,由于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我国没有管理工业的干部。我国沦为日本殖民地后,情况依然如此。在经营工厂和企业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占据了厂长、总工程师和工程师的职位,朝鲜人只能在其手下工作。朝鲜人中熟练工人极少,大多数从事非熟练劳动。以铁路为例,朝鲜解放时,我们只有几名朝鲜人火车司机。日本帝国主义者几乎独占了火车司机的职位,只让朝鲜人担任司炉工。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近40年的统治期间对我们进行了残酷的剥削,解放后不久,我们即使从有产阶级中也几乎找不到多少干部,更不用说工人阶级出身的干部了。解放后,朝鲜北部受过大学教育的技术人员只有几十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接管了日本人在撤离时破坏的工厂和企业。尽管存在这些困难,我们仍然能够办好这些工厂和企业。 1. 迄今为止,工厂和企业方面已取得不少成绩,这是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满足。 2. 现在我们有不少大工厂。其中包括钢铁厂、炼铁厂、化工厂、发电站以及许多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大工厂。这些工厂规模都很大。但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干部不足,要管理好这些工厂是相当困难的。然而,对于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没有不可攻克的堡垒。只要我们下定决心,把工作组织好,就一定能够管理好这些大型工厂。况且,我们还得到伟大的苏联、中国以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 3. 你们知道,1946年我们着手创办第一所大学时,曾围绕能否办成大学展开过许多讨论。那时我们甚至连教科书都编不出来。可见,我国当时实际上没有任何干部。 4. 然而,近十年来,我们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培养了大批干部。如今,我们拥有大批本国大学毕业生,还有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学生,以及从南方因拥护我们的制度而来到北方的许多知识分子和学者。 5. 解放后,我们在干部不足的情况下开始了巨大的经济建设,因此不得不吸收没有管理工厂和企业实际经验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来充实干部队伍。这意味着我们的干部尚未达到足以管理工业的水平。 6. 我们的干部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犯错误,并不是因为他们都坏,而是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工业管理知识和能力。因此,干部掌握工业管理知识和能力,具有头等重要意义。 7. 尽管如此,我们的一些官员却常常明明不懂经济,却装作懂行的样子;例如,他们连生产成本由哪些部分构成都不知道。不懂装懂,这是我们身上的一个严重弊病。 8. 不懂就不要装懂,而要虚心学习。学习绝不是可耻的事情。 9. 有些厂长自以为是“天生的”管理者,态度傲慢,每天只是虚度光阴,不肯努力学习。这是非常错误的。要克服企业管理中的缺点,所有干部都必须掌握足够的工业管理知识,高效地管理企业。 10. 第二,为了加强经济、财政监督和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必须在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中建立严格的纪律和秩序。 11. 我们国家已经制定了各项法律法规。问题在于我们的官员必须正确执行这些法律法规,不得违反。 12. 在军队里,即使是一名哨兵,也是按照驻军条例来部署的。那么,我们怎么能不遵守规章制度而管理好大型工厂或企业呢?无论如何,都必须有纪律和秩序。 13. 如果在企业中遵守规章制度,牢固地建立纪律和秩序,不纯分子就无法进行盗窃,也不会发生偷盗现象。你们不应只把注意力放在抓小偷上,而应集中精力在工厂里建立严格的秩序和纪律,并使之得到切实遵守。经验表明,哪里没有秩序和纪律,盗窃、贪污和浪费就无法防止。 14. 此外,甚至还出现这种不诚实的做法:向上级机关谎报说已经完成生产计划,而实际上并未完成。正因为如此,在工厂和企业管理中,建立纪律和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5. 第三,为了加强经济和财政纪律,重点不应放在把贪污者和浪费者送进教养院,而应开展让他们坦白交代的运动。但是,对于多次盗用国家资金的人,我们不能宽恕。在强调坦白交代运动的同时,对罪行严重的贪污者和浪费者,必须依法惩处。 16. 坦白交代运动之后,重要的是防止坦白者再次犯罪。我们应通过加强党内的教育工作,使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的官员学会高效管理企业,并牢固地建立纪律和秩序,从而加强经济和财政监督。 17. 四、关于改进党的工作作风 1. 现在,我想着重强调改进朝鲜劳动党工作作风的问题。 这里重要的是,首先,要使上级机关对下级,从党中央到里党委员会,给予正确的帮助。如果我们对下级单位不给予帮助和教育,只是以命令主义的方式工作,对他们工作不好一味斥责,那就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为了给下级以正确的帮助,党中央的组织领导部以及所有其他部门,首先要对下级进行日常教育。他们应当召集省级党委员会工作人员,听取他们的汇报,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和思想状况,同时,在省级同志做错事情的时候,要采取措施纠正他们的错误。 高级干部不能坐车到处转、训斥人来进行指导,而必须亲自深入下级,长期蹲在那里,帮助那里的工作人员做好实际工作。 2. 对任务执行情况进行切实、系统的检查,是改进党的工作作风的必要条件。 但是,如果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方式进行这种检查,那将毫无效果。目前,我们为数不少的党干部进行检查,不是为了帮助下级单位工作、保证党和国家决定得到正确执行,而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权力。许多干部至今仍像警察或侦探那样进行检查,以官僚主义方式对下级进行指导。因此,下级害怕检查,在检查时畏缩不前。 这些干部用警察式的方法进行检查之后,对下级的失误不加区别地一味斥责,结果使下级养成了逃避检查、隐瞒缺点、向上级机关作假报告的坏习惯。 有些干部下到下级单位进行检查时,对好的东西不加注意,只是专门挑毛病,把鸡毛蒜皮的小事夸大、闹得满城风雨,无端地找人的岔子。这样的检查对我们的工作毫无益处。我们的党干部应当学会深入下级,帮助同志们工作,通过商量解决棘手的问题,如果他们有缺点,就帮助他们改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我们中间仍然存在的那种旧的工作作风,代之以新的、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 如果只是把党的决定和各种指示发下去,只是到处喊叫着强迫人们执行,那是不会取得任何成效的。 在我们党内,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仍然相当突出。我们党曾多次强调必须消除官僚主义,也同它进行了斗争,但是这种有害的工作作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存在。 我们应当开展一场坚决的斗争,彻底根除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也应把重点放在上级。 1. 上级帮助下级。所有党政经济机关都应当这样工作:上级帮助下级。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下级干部在工作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如果每个党支部都有健康的、活跃的、军事化的支部生活,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贯彻党的政策而积极工作,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我们的工作就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第二,重要的是加强本党干部和其他成员的克服困难的精神教育。 我们都很清楚,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人民民主革命以及其他国家的革命,都是经过艰苦斗争才取得胜利的。如果革命可以不经过艰苦斗争而轻易取得,那么世界革命早就胜利了。 我国现在是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进行革命运动的。 我们在艰苦的祖国解放战争三年期间经历了许多困难,但是我们在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积极支持下进行了战斗。即使在战时我们也没有挨饿。即使在战争的困难时期,我们也从未减少工厂和工人的粮食配给,没有人衣不蔽体。 事实上,我们现在提供给工厂和工人的纺织品比战前还要多得多。这就是说,在迄今为止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并没有遇到巨大的困难。正因如此,如果不教育干部克服困难,他们将来可能无法坚持克服困难,反而会在困难面前屈服。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重大事件,我们应该增加国家积累,教育党员和干部树立不畏困难的精神。我认为,同时还要使党员清楚地看到我国广阔的前景,使他们具有革命的乐观主义。 5. 为胜利完成当前国民经济计划 这是三年国民经济计划中最困难的一年,完成今年的计划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完成它。 如果因为困难而完不成计划,我们就将处于困难境地。只有克服一切困难,建设工厂,才能妥善解决吃饭、穿衣问题。 因此,为了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国家繁荣昌盛,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把工作组织好,充分利用一切可能性,胜利完成三年国民经济计划。 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建设纺织、食品、日用必需品、机械制造等各种工厂。如果坐等不建工厂而指望得到好结果,那就好比基督徒向“上帝”祈求幸福生活一样。我们的自由和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必须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和斗争去争取。 完成今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最重要之点,在于使党和国家机关、经济机关的所有干部都紧密协作、互相帮助,以对党和国家所交给的工作更加强烈的责任感,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当你们完不成计划时,应当如实说明,不要作虚假报告。在执行计划中遇到任何困难问题,都应当及时向上级报告,并…… 1. 采取步骤,突破困难。每个人都应当以革命者的姿态,为完成计划而斗争。在微小的困难面前动摇是错误的,在计划未完成的情况下,为了沽名钓誉而弄虚作假也是错误的。 2. 现在,我想谈谈今年的农业生产计划。简而言之,我认为这个计划制定得并不正确。其原因,一方面来自下面的不实报告,另一方面来自上级的错误计算。因此,农业生产计划脱离实际情况,定得过高。计划本身这样被错误地制定出来,绝非偶然。 3. 有人说,去年的粮食产量是二百八十万吨,也有人说,是二百七十万吨。 4. 现在,让我们来计算一下去年的实际粮食产量。根据统计,我们一九四九年生产了二百七十九万吨粮食。当时粮食市场供应充裕,大量粮食用作工业原料,还出口了多达十万吨,而农民生活却很充裕。当时大米的每半斗价格为一百七十至一百八十圆。各个村庄的农民生活水平都在提高。农民盖房子、买家具。他们几乎可以自给自足,没有从国家领取粮食贷款。因此,在二百七十九万吨粮食的产量下,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我们还出口了粮食,国家也储备了五万大米的年储备粮。 5. 去年的计划是生产三百万吨。最初报告说生产了二百九十万吨,最后给出的数字却是二百八十万吨。这就是说,我们生产的粮食比战前更多了。那么,为什么粮食还会出现短缺呢? 6. 去年,我们没有出口粮食,相反,却从苏联和中国进口了二十二万吨。而且,我们的战争期间人口还减少了。 7. 那么,这二百八十万吨粮食到底到哪里去了呢?唯一的解释是,去年的粮食产量计算不准确。 8. 看来,去年我们实际生产的粮食,扣除咸镜南北道因水灾造成的损失,大约只有二百三十万吨。我们目前的粮食状况,就是这一点的确凿证据。 9. 尽管如此,我们的一些道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和农业部门负责干部,却并不打算从以往的工作中吸取教训。即使今年,他们仍声称可以生产四百一十万吨粮食。向党中央政治局报告时,说今年计划生产三百六十万吨。政治局不同意这个意见,并大幅度削减了粮食生产指标。 10. 这是因为我们考虑了以下几点: 第一,与战前相比,耕地面积大大缩小了。我们的耕地因劳动力短缺而荒废,因战争而遭到破坏,因修筑道路及其他原因而减少。因此,声称我们能够收获比战前更多的粮食,这与实际情况不符。 第二,农村劳动力比战前减少了。现在农村劳动力的大部分,是老人和妇女。在尚未实现全面机械化的条件下,今天的农村怎么能与战前拥有许多青壮年的农村相提并论呢?毕竟,妇女在劳动方面与男子不同,她们还要照看孩子、操持家务。 第三,与战前相比,肥料也短缺了。目前,我们农村只供应五万吨化学肥料,而战前我们曾供应十八万至二十二万吨。报告说大量施用堆肥,但这里面虚假报告很多。 既然如此,怎么可能生产出比战前更多的粮食呢?没有任何分析可以证明产量会更高。 1952年,我向农业相同志询问,何以能生产出如此多的粮食。他回答说,若将水稻密植于小簇,便可增产。我认为,即便推行“大簇密植”尚且难以达到如此高的产量,更不必说“小簇密植”了。 今年,我们应制定一个准确的农业生产计划。切不可为了沽名钓誉,强迫下级单位去做力所不及之事,并使其提交虚假报告,谎称自己完成了实际并未完成的工作。我认为,各道、市、郡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以及农业省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有必要重新审视今年的农业生产计划。对计划加以审查、纠正其缺陷,是很有必要的。 正确的农业生产计划,对当前农村正在组建的农业合作社的发展,也将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各道、市、郡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应亲自深入农业合作社,特别要帮助它们制定准确的生产计划。应帮助它们立足于实际收成,而非先前下达的指标数字,以及今后将下达的新目标,来正确制定计划。 实际收成的评定,应尽可能听取当地居民的意见,并基于对战前、战时及战后收成的分析来进行。在此基础之上,应确定实物税。 今年,各地每公顷产量应在农业合作社实际收获的基础上,准确评定。耕地面积也应正确估算。低估耕地面积,会使国家遭受损失;高估耕地面积,则会给农民增加沉重负担。 如果一切工作都从革命观点出发,就不会出差错。 现在,我想就林业问题谈几句话。 林业是我国国民经济重建中极为重要的环节之一。 我国今天正在进行大规模建设。我们的重建工作规模十分宏大。我们不仅进行恢复性建设,也进行新的建设,在修建房屋的同时,还修复道路、桥梁和水库。特别是安州灌溉工程,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计划开凿数百公里长的水渠,包括支渠在内。对于如此巨大的建设工程,建筑材料的供应十分紧张。 为重建战争中遭到破坏的工厂、铁路、桥梁等,建筑材料问题,首先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扶持水泥生产和木材工业。我们的党应动员人力,教导这些领域的干部克服困难,为它们提供充分的工作条件。 尤其是党组织,应动员目前在农村的排筏工,将他们重新调回木材工业部门。目前,以土地会因劳动力不足而撂荒为由,不允许排筏工离开农村。他们说,农村因劳动力不足而存在土地未播种的现象,而城市在安置复员军人以及因精简国家机构而释放的工作人员方面,又面临很大困难。这些现象都源于我们干部未能很好地组织工作。我们应当懂得如何妥善地组织实施。 在执行战后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宏伟计划时,我们的干部不应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也不应游手好闲。我们党、国家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应把自己的全部才华和创造热情投入到完成国家计划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我们这个时代建设一个新社会。 我们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巩固朝鲜北半部的民主基地,这是国家统一与独立的可靠保证。为此,我们必须圆满完成战后国民经济三年计划。 同志们, 这次党中央委员会四月全会,对我们党的前进具有历史意义。 我深信,正如我党曾果敢地消除党中央委员会第三、第四、第五次全会上所指出的缺点一样,我党党员也必将尽快纠正这次四月全会所指出的不足之处,正确接受并执行本次会议所提出的党的方针,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委员会周围,为实现国家统一与独立、为在朝鲜北半部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更加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