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答《人道报》记者萨夏·弗洛尼奥采访

《人道报》（法国）记者 问：尊敬的胡志明主席同志，您是如何找到列宁思想的？ 答：同志知道，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去了欧洲。我在巴黎住了多年，靠做零工艰难维生：给一个摄影师当助手，给“中国古董”上色，当然是假货。那时，我们的国家正处于法国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遭受着残酷的剥削，极其痛苦。我对政治问题知之甚少，但我希望我的祖国获得解放，希望“殖民地民族”获得解放。我开始撰写并散发传单，控诉法国殖民者的罪行。我不知道什么是党，什么是工会，更不清楚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在哪里。但有一些“先生们”——起初我这样称呼党内的同志们——表示同情我。因此，我加入了社会党。我对十月革命和列宁知之甚少；凭直觉，我感到自己与俄国革命及其领导者有着团结的情感，但我从未读过列宁的任何著作。因此，面对1919年至1920年间社会党内部关于是留在第二国际还是加入第三国际的激烈争论，我感到非常困惑。一些同志甚至提议成立第二半国际。在争论中，人们很少提到与殖民地民族的团结，这让我更加困惑。但这恰恰是我最为关注的问题，因此我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当我提出问题时：“谁明确宣称自己与受殖民主义压迫的民族团结？”人们回答：第三国际。然后，一位同志递给我阅读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该提纲刚刚发表在《人道报》上。这篇文章很难懂，因为有些词语我不太清楚。但我反复阅读，逐渐深刻地理解了它的含义。这份提纲让我感到多么感动、振奋、明朗和充满信念！我激动得哭了起来。独自坐在房间里，我大声说道，仿佛在对一大群群众说话：“同胞们，受苦难的同胞们，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就是我们的解放道路”。从此，我做出了选择：支持第三国际，并完全信仰列宁。 问：也就是说，基于对列宁的信仰以及为被殖民主义压迫的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您参加了在巴黎进行的斗争，旨在加入第三国际。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在图尔大会上成立了法国共产党。到1970年12月，正好是半个世纪。 答：是的。自从列宁的提纲完全照亮了我之后，我不再只是被动地参加党的会议。我投身于战斗，热烈地辩论，猛烈地攻击反对列宁和第三国际的人；当然，我必须用法语发言，这给我增加了更多的困难。但正如我多次所说，当时我得到了马克森·卡桑、瓦扬·库图里耶、蒙穆佐等同志的许多帮助。我不只在支部里辩论，还去其他支部提出问题：“如果你们不谴责殖民主义，如果你们不与殖民地民族团结，你们搞的是什么革命？” 在图尔大会上，我作了发言，提出了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问题，控诉它在印度支那犯下的罪行。一位社会党议员打断我的话，说他已经发言“为本地人辩护”，但我让他闭嘴，我继续呼吁帮助越南人民和所有殖民地民族。当然，我与赞成第三国际的同志一起投票，与后来成立法国共产党的大多数同志一起投票。 问：当时，对于您这样一位年轻的革命者，以及对于被殖民主义压迫的民族来说，列宁代表着什么？应该如何设想这一点？ 答：当然，当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并不真正清楚列宁是谁，甚至不知道俄罗斯在哪里。无知是殖民制度的主要支柱。然而，通过口耳相传，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人们反复提到，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有一个民族推翻了剥削者，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没有主人，也没有总督；他们相互告诉说，那件事发生在俄罗斯，而站在那群勇敢者之首的是最勇敢的人：列宁。因此，人们得知列宁不仅解放了自己的民族，还希望解放其他民族；他正在为解放黄种人、黑种人以及白种人而活动；他有一个行动纲领以实现这一目的。事实是，关于为所有被剥削者——无一例外——而斗争的第三国际的消息逐渐传了出来，人们知道列宁站在第三国际的首位。既然如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大众，所有受压迫者对列宁充满同情和信任，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在东方民族的眼中，列宁不仅仅是一位领袖，一位指挥者。他也是一位具有吸引力的导师；他对奢华的蔑视、对工作的热爱、纯洁的生活、简朴的作风以及高尚的灵魂，使我们的心向他靠拢，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我们对他的敬爱近乎孝道，这是我国的基本美德之一。对我们这些受虐待、受侮辱的人来说，列宁是博爱精神的化身。必须看到东方各民族大学的学生在听到列宁逝世的消息时的情景，才能明白。那些青年代表着非洲和亚洲的革命精华，他们放声大哭，因为他们极其爱戴列宁。 问：同志何时离开法国，在列宁的国度里生活得如何？ 答：我于1923年下半年离开法国前往俄国。我早就想去革命之地，但此事并非易事。海路并不安全，勒菲姆尔及其同行的朋友们之死便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必须走陆路。我联系铁路工作人员，安排一次秘密旅行。他们毫不掩饰地说这并不容易，但最终保证会把我送到柏林，并设法在那里将我交给可靠的同志。然而，我最终无需借助这些安排，因为我已启程，坐在头等车厢里，嘴里叼着雪茄，像一位周游世界的年轻资产阶级人士。 但在此之前，必须克服一个困难。当时，殖民部派了两名“保镖”，寸步不离地监视我。为了安抚他们的警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早上去工厂，下午去图书馆（一位议员帮我申请到了一张借书证），有时晚上参加集会或去看电影。渐渐地，监视我的人的警惕性降低了。于是，在一个晚上，我走出家门，双手插兜，从前门进入一家电影院，但随即从后门出来，然后前往北站，那里有一位同志正拿着我的行李箱等着我——哦，那个行李箱很轻——我便登上了开往柏林的火车。 尽管有法国共产党的帮助，我出发时并不富裕。但到了柏林，我成了百万富翁。这里正遭受通货膨胀的灾难，当我买一份报纸时，我发现报纸的面积还不如我用来买它的所有纸币的总面积大。德国同志带我到一个港口：在那里我登上了一艘苏联轮船。我抵达圣彼得堡——当时还没有改名为列宁格勒——手中没有任何证件，也不认识任何人。我不得不在这座城市停留一段时间，直到苏联同志确认我是一名真正的革命者。那时，警惕性是非常必要的。我在冬天抵达莫斯科。天气非常寒冷。我住在一间旅馆里，离克里姆林宫不远；那里有许多外国同志。我与菲律宾同志和其他殖民地的同志、意大利同志等取得了联系。1924年1月的某一天，我们正在旅馆楼下的餐厅吃早餐时，得知列宁去世了。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件事，但当我们回过头时，我们看到莫斯科苏联的旗帜已经降下半旗。巨大的悲痛涌上我们的心头，饭吃到一半就停了下来，因为没有人再感到饥饿：列宁去世了。因此，我未能见到列宁，这是我一生中极大的遗憾。当我到达俄国时，他病得很重，正在高尔基疗养，所以无法去探望他。但我得知克鲁普斯卡娅是一位极其善良和朴素的女性，是列宁的妻子。况且，当时我生活在列宁的氛围中；我在共产国际工作，并在列宁大学学习。 问：那么，您如何回顾列宁和列宁主义对您的作用？ 答：同志知道我们关于“锦囊”的传说。遇到困难时，人们打开锦囊，就能找到解决办法。列宁主义也近乎那个神奇的锦囊。起初，正是由于爱国主义，我才信仰列宁。然后，一步一步地，我得出结论：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解放被压迫的民族和全世界工人阶级。而列宁具体地为我们指明了道路：1919年，在东方共产党人代表大会54上，他宣称：“同志们现在正承担着一项全世界共产党人过去没有的任务：在依据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的同时，你们既要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又要学会将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地方，在那里需要确定的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而是反对封建残余的斗争。”事实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起初和首先是一场农民革命。这场革命与反封建革命不可分割。广大农民群众与工人阶级的联盟，是建立广泛而稳固的民族阵线的基础。因此，土地改革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我们的经验证明，要使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并为民族民主国家的发展开辟相继的阶段，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必须领导这场革命。解放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与压迫者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相互支持。正如列宁所预见的，如今已到了各民族昂首登上国际舞台的时刻。越南人民，就其自身而言，正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光辉旗帜下，向社会主义迈进。 问：也就是说，列宁及其教导始终存在于越南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 答：当然，同志已经知道，在法国殖民者撤出之后，美国是如何首先对我们国家南部、随后对整个越南进行侵略的。由此可见，美国帝国主义迫使我们不得不继续战斗。这场战争及其进程、美国所使用的手段，再一次证实了——如果这有必要的话——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腐朽阶段以及帝国主义好战本质的论纲的正确性。 就我们而言，正是由于努力运用列宁的教导，但又是创造性地、符合今日越南实际的运用，我们才得以战斗并取得同志所知道的巨大胜利。我们取得这些胜利是由于多种因素，但必须强调指出——而不仅仅是在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取得这些胜利，首先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一无可替代的武器。1969年7月15日回答。《人民报》第5801号，1970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