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特·倍倍尔，德国工人领袖

谁不认识倍倍尔这位德国工人德高望重的领袖呢？他曾经是个“普通”的车工，如今却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在那些“戴王冠的人物”和专利学者面前，他的批评如同锤击一般，曾使他们多次退却；数百万德国无产阶级像聆听先知的话一样聆听他的教诲。今年2月22日，是他诞辰70周年。在这一天，全德国斗争中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国际局、世界各国组织起来的工人，隆重庆祝老倍倍尔的70岁寿辰。倍倍尔究竟凭借什么赢得了如此崇高的荣誉？他为无产阶级做了什么？倍倍尔是如何从工人底层脱颖而出的？他如何从一个“普通”车工变成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他的人生历史是怎样的？ 倍倍尔的童年是在贫困和匮乏中度过的。他三岁时就失去了父亲——一个贫穷的、患肺结核的下士。为了给孩子们找另一个养家糊口的人，倍倍尔的母亲第二次次结婚，嫁给了一个监狱看守。母亲带着孩子们从以前居住的兵营搬到了监狱大楼。但三年后，第二任丈夫也去世了。失去养家糊口者的家庭搬回了老家，在一个偏僻的省份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倍倍尔因为贫穷，被接收进“贫民学校”，他在14岁时顺利毕业。但在毕业前一年，他遭受了新的不幸——他失去了母亲，失去了最后的依靠。作为一个完全无依无靠的孤儿，倍倍尔无法继续接受教育，他进入一个熟识的车工那里当学徒。单调、苦役般的生活开始了。从早上五点到晚上七点，倍倍尔都在车间里度过。书籍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变化，他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于阅读。为此，他每周用5-6戈比（通过每天早晨上班前为雇主打水赚来的钱）在图书馆登记。显然，贫困和匮乏不仅没有击垮年轻的倍倍尔，没有扼杀他对光明的追求，反而进一步磨练了他的意志，增强了他对知识的渴望，在他心中萌生了问题，他急切地在书中寻找答案。就这样，在与贫困的斗争中，未来无产阶级的不懈解放者逐渐形成。 18岁时，倍倍尔结束了学徒期，作为一个独立的车工步入社会。20岁时，他已经在莱比锡参加工人集会，聆听工人社会主义者的演讲。这是倍倍尔第一次面对面见到工人演说家。当时倍倍尔还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同情自由派，但他真诚地为工人的独立行动感到高兴，他羡慕他们——他渴望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工人演说家。从这时起，倍倍尔开始了新的生活——他有了明确的方向。倍倍尔深入工人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很快他变得有影响力，被选入工会委员会。在工会工作时，他与社会主义者斗争，与自由派行动一致，但在与社会主义者斗争的过程中，他逐渐确信他们是正确的。26岁时，他已经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倍倍尔的知名度迅速增长，一年后（1867年），他被选为工会委员会主席，并成为议会中第一位工人代表。就这样，倍倍尔通过斗争和胜利，一步步克服周围的障碍，最终从工人底层脱颖而出，变成了德国斗争工人的领袖。 从这时起，倍倍尔公开支持社会民主主义。他的近期目标——与自由派作战，将工人从他们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将工人团结在自己的工人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倍倍尔在次年（1868年）的纽伦堡大会上实现了这一目标。倍倍尔在该大会上对自由派进行的熟练而无情的攻击，导致自由派彻底失败，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在自由派的废墟上诞生。倍倍尔在大会上说，工人的解放只能由工人自己完成，因此工人必须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决裂，并团结在自己的工人政党中——尽管有一小撮自由派反对，大会绝大多数代表重复了卡尔·马克思的伟大话语。倍倍尔说，为了工人的完全解放，各国工人必须团结起来，因此必须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大会绝大多数代表一致重复了这位伟大导师的话。就这样，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诞生了。倍倍尔是它的助产士。从那以后，倍倍尔的生活与党的生活融为一体，他的忧愁和喜悦与党的忧愁和喜悦相连。倍倍尔本人成为德国工人的爱戴者和鼓舞者，因为同志们，一个人做了这么多工作，使工人站稳脚跟，摆脱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监护，并赋予他们自己的工人政党，怎能不让人爱戴他呢？ 1870年给年轻的党带来了第一次考验。对法战争爆发，德国政府要求议会拨款用于战争，倍倍尔作为议员之一，必须明确表态支持或反对战争。倍倍尔当然明白，战争只对无产阶级的敌人有利。然而，德国社会的所有阶层，从资产阶级到工人，都被虚假的爱国热情所笼罩，拒绝向政府拨款被称为叛国。但倍倍尔不顾“爱国”偏见，不惧怕逆流而行，在议会讲坛上大声宣布：我，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不赞成战争，而赞成民族兄弟情谊；不赞成与法国工人的敌对，而赞成与我们的德国工人联合。指责、嘲笑、蔑视——即使是工人对倍倍尔大胆发言的回答也是如此。但倍倍尔忠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一刻也没有放下旗帜去迎合同胞的偏见，相反，他尽一切努力将他们提升到对战争危害性的清晰认识。后来，工人们明白了自己的错误，更加爱戴他们坚定、强大的倍倍尔。然而，政府奖励了他两年的监禁，但他在那里并没有闲着，写了著名的著作《妇女与社会主义》。 70年代末和80年代给党带来了新的考验。担心社会民主主义增长的德国政府颁布了“反对社会主义者的非常法”，摧毁了党和工会组织，关闭了所有社会民主主义报纸，消灭了集会和结社自由，昨天还合法的社民党被推入地下。政府想通过这些手段诱使社民党进行失败和有害的行动，使其士气低落并遭到破坏。需要特殊的坚定性和非凡的远见，才能不失去理智，及时改变策略，明智地适应新条件。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屈服于挑衅，转向无政府主义。其他人完全堕落，降格到自由派水平。但倍倍尔始终坚守岗位，鼓励一些人，抑制另一些人的不合理热情，揭露第三类人的空话，并熟练地引导党沿着真正的道路前进，只前进，永远前进。十年后，政府不得不屈服于工人运动日益增长的力量，废除了“非常法”。倍倍尔的策略被证明是唯一正确的。 90年代末和1900年代给党带来了另一次考验。受工业繁荣和经济胜利相对容易的鼓励，社会民主主义的温和派开始否认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他们说，不需要不可调和，不需要革命，需要阶级合作，我们需要与资产阶级和政府达成协议，与他们一起修补现有秩序，因此让我们投票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的预算，让我们参与现有的资产阶级政府。这样，温和派就在破坏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策略。倍倍尔理解了局势的全部危险，并与党的其他领袖一起，对温和派宣战。在德累斯顿大会上（1903年），他彻底击败了德国温和派领袖伯恩斯坦和福尔马尔，宣告了革命斗争方法的必要性。次年，在阿姆斯特丹，在各国社会主义者面前，他击败了国际温和派领袖让·饶勒斯，再次宣告了不可调和斗争的必要性。从那以后，他让“党内的温和派敌人”不得安宁，在耶拿（1905年）、纽伦堡（1908年）等地给他们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结果，党从内部斗争中走出，统一而强大，惊人地巩固，巨大增长，这一切主要归功于奥古斯特·倍倍尔…… 但倍倍尔不满足于仅在党内活动。他在德国议会上的雷霆演讲，鞭挞腐朽的贵族，撕下自由派的假面具，将“帝国政府”钉在耻辱柱上，他在工会多年的活动——所有这些都表明，倍倍尔作为无产阶级的忠实卫士，出现在斗争沸腾的每一个地方，出现在需要他蓬勃的无产阶级能量的每一个地方。这就是德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者如此尊重倍倍尔的原因。当然，倍倍尔也有错误——谁没有错误呢（只有死人不犯错），但与他对党的巨大功绩相比，所有的小错误都显得苍白，该党在倍倍尔领导42年后，拥有超过60万成员，拥有约200万组织起来的工人，拥有300-400万选民的信任，只需挥手就能在普鲁士组织十万人的示威。 倍倍尔寿辰庆典的标志性日子，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力量最鲜明表达的日子重合，与普鲁士为争取普选权而举行的空前组织的大规模示威的日子重合。倍倍尔完全有权利说，他的工作没有白费。这就是老倍倍尔的生活和活动，是的，非常老了，但灵魂太年轻，依然站在岗位上，等待新的战斗，新的胜利。只有斗争中的无产阶级才能孕育出像倍倍尔这样活的、永远年轻、永远向前看的人，正如他自己一样。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能给倍倍尔沸腾的天性提供广阔的空间，他不懈地渴望摧毁旧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的世界。倍倍尔用他的生活和活动证明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和不可战胜性，证明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 让我们向亲爱的老师——车工奥古斯特·倍倍尔致以问候吧！愿他成为我们俄国工人的榜样，我们尤其需要工人运动中的倍倍尔。倍倍尔万岁！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万岁！ 俄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 1910年3月23日单独出版为传单 根据传单文本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