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退两步

列宁-> 《列宁全集》-> 第8卷 序言 　　当持久的顽强的激烈的斗争进行的时候，通常经过一些时候就开始显出来一些中心的基本争论点，战斗的最终结局如何，就要看这些争论点是怎样解决的，而斗争中所有一切细微的枝节问题，同这些争论点比较起来，都会日益退居次要地位。 　　我们党内的斗争情况也是如此，这个斗争引起全体党员的深切注意已经半年了。正因为我现在向读者介绍全部斗争的概况时不得不涉及到许多毫无意思的细节，许多实质上没有什么意思的无谓争吵，所以我想一开头就请读者注意两个真正中心的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是很有意思的，是有明显的历史意义的，并且是我们党内当前最迫切的政治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党划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政治意义问题，这两个派别的划分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以前的一切划分都退居次要地位了。 　　第二个问题是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的原则意义问题，因为这个立场真正带有原则性。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党内斗争的出发点，斗争的根源，斗争的原因，斗争的基本政治性质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斗争的最终结果，斗争的结局，把一切属于原则方面的东西综合起来和把一切属于无谓争吵方面的东西剔除出去而作出的原则性总结的问题。解决第一个问题要靠分析党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斗争情况，解决第二个问题要靠分析新《火星报》的新的原则内容。这两种分析占了我的小册子十分之九的篇幅，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多数派”是我们党的革命派，而“少数派”是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目前使我们分为两派的意见分歧主要不是在纲领问题上，也不是在策略问题上，而只是在组织问题上；新《火星报》愈是深刻地表述自己的立场，这个立场愈是摆脱由增补问题引起的无谓争吵，在新《火星报》上也就愈清楚地显露出一系列新的观点，这一系列观点就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现有的一些论述我们党内危机的出版物，其主要缺点就是在研究和阐明事实方面对党代表大会的记录几乎完全没有加以分析，而在阐明组织问题的基本原则方面，对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同志在提出党章第1条条文以及为这个条文辩护时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同《火星报》现在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性观点的整个“体系”（如果这里说得上体系的话）之间显然存在的联系，也没有加以分析。关于党章第1条条文争论的意义，尽管“多数派”的出版物已经多次指出，但是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似乎根本看不见这种联系。其实，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同志现在只是在加深、发展和扩大他们最初在党章第1条条文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其实，机会主义者在组织问题上的整个立场，还在讨论党章第1条条文时就表现出来了：当时他们主张建立界限模糊的、松散的党组织；他们反对自上而下地建党，即从党代表大会以及它所建立的机关出发来建党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他们要求自下而上地建党，让任何一个大学教授、任何一个中学生和“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封为党员；他们反对要求每个党员参加党所承认的一个组织，认为这是“形式主义”；他们欣赏只愿意“抽象地承认组织关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屈服于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他们欣赏自治制而反对集中制，总之，现在新《火星报》上极力鼓吹的一切，使人愈来愈明确地看出他们最初所犯的错误。 　　至于说到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人们所以对它采取那种实在不应该有的忽视态度，只能是因为我们的争论夹杂了一些无谓的争吵，也许还因为这些记录中有过多的过分辛辣的真情实话。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使我们看到唯一非常确切、完备、全面、充分和正确地反映我们党内真情实况的情景，那些参加运动的人自己描绘的各种观点、情绪和计划的情景，我们党内存在的各种政治色彩及其对比力量、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的情景。正是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也只有这些记录，向我们表明，究竟我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清除了旧的、纯粹小圈子式的联系的一切残余，而代之以统一的伟大的党的联系。每一个党员，只要他愿意自觉地参加自己党的事业，都应该仔细研究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我是说要研究，因为只读一遍记录所包含的一大堆素材，还不能了解代表大会的情景。只有经过仔细和独立的研究，才能够（而且一定会）使简短的发言提纲、干巴巴的讨论摘要、小问题（似乎是小问题）上的小的磨擦构成一个完整的东西，使每一个突出的发言人都在党员面前以生动的姿态出现，使出席党代表大会的每一个代表集团的整个政治面貌都很分明。本书作者如果能够对大家广泛地独立地研究党代表大会的记录起点推动作用，这项工作就算没有白做。 　　还有一句话要奉告那些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人。他们看见我们发生争论，就幸灾乐祸，洋洋得意；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当然会竭力断章取义，抓住我这本谈论我们党内缺点和失误的小册子中的个别地方。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久经战斗，决不会为这种刺激所惊扰，他们将不理会这些，而继续进行自我批评，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这些缺点是一定会、必然会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被克服的。希望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先生们也能把反映他们“党”内真实情况的图景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哪怕只是稍微同我们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所提供的相近也好！ 尼·列宁 　　1904年5月 （一）代表大会的准备 　　常言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24小时之内咒骂自己的审判官。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也和任何一个政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一样，成了某些觊觎领导地位而遭到失败的人的审判官。现在，这些“少数派”分子怀着十分动人的天真心情“咒骂自己的审判官”，并且千方百计地想破坏代表大会的威信，贬低它的意义和权威性。这种倾向在《火星报》第57号发表的一篇署名为实际工作者的文章中，可以说表现得最突出，这位作者对于代表大会“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思想深表愤慨。这正是新《火星报》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特征，我们决不能对此保持沉默。被代表大会否决的人员占多数的编辑部，一方面继续自称为“党的”编辑部，另一方面又竭力欢迎那些说什么代表大会不是神灵的人。这岂不是太妙了吗？是的，先生们，代表大会当然不是神灵，可是对于那些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痛骂”起代表大会来的人，又该怎么想呢？ 　　那么，就让我们回想一下代表大会准备过程中的一些主要事实吧。 　　《火星报》从一开始就在1900年的出版预告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11—318页。——编者注］中说过，在统一以前，我们必须划清界限。《火星报》曾经力求把1902年的代表会议[119]变成非正式的会议，而不是党的代表大会 ［注：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第20页。］。《火星报》在1902年夏秋期间设法恢复这次代表会议上选出的组织委员会时，行动是十分慎重的。最后，划清界限的工作结束了，——我们大家都认为是结束了。1902年底，组织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火星报》欢迎组织委员会的成立，并在第32号的编辑部文章中宣布，召开党代表大会已经是迫切需要，刻不容缓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76—78页。——编者注］。可见，完全没有理由责备我们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问题上过于匆忙。我们正是按七次量，一次裁这个准则办事的。我们有充分的道义上的权利期待同志们在裁了以后就不要再怨天尤人，也不要再量来量去。 　　组织委员会制定了非常细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章程（有些人也许会说这个章程是形式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东西，他们现在用这些字眼来掩盖自己在政治上的毫无气节），并且交给所有的委员会讨论通过，最后正式批准，其中第18条是这样规定的：“代表大会的一切决定和它所进行的一切选举，都是党的决定，一切党组织都必须执行。这些决定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加以反对，只有下一届党代表大会才能取消或加以修改。” ［注：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第22—23页和第380页。］其实，这几句话本身是无可指责的，所以当时就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东西，默默地通过了，可是现在听起来真令人惊奇，好象是专门给“少数派”下的判决词！规定这一条文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走一下形式吗？当然不是，当时，这个决定看来是必要的，而且确实是必要的，因为党是由许多分散的独立的集团组成的，它们有可能不承认代表大会。这个决定正是表达了所有革命者的善良愿望（现在有人对这种愿望未免讲得太多而且太不恰当，本来应当用“奇怪的”字眼表示的东西却娓娓动听地用“善良的”字眼来形容了）。这个决定等于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相互立下的誓言。这个决定是要保证一切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承担的巨大的劳动、风险和开支都不至于白费，保证代表大会不至于变成一出滑稽剧。这个决定事先就规定任何不承认代表大会的决定和选举的行为都是破坏信任的行为。 　　新《火星报》说代表大会不是神灵，代表大会的决定也不是圣经，把这当作新发现的新《火星报》究竟是在嘲笑谁呢？它的发现究竟是包含了“新的组织观点”，还是只包含一些掩盖旧痕迹的新企图呢？ （二）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的意义 　　总之，代表大会是经过极细致的准备并根据有最充分的代表性的原则召开的。大会主席在代表大会宣告组成以后所作的声明（记录第54页）中也谈到，大家一致承认代表大会的组成是正确的，认为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代表大会的决定。 　　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基础和组织基础上建立真正的党。《火星报》三年来的活动以及大多数委员会对《火星报》的承认，决定了代表大会应当按照这个方针进行工作。《火星报》制定的纲领和方针应该成为党的纲领和方针，《火星报》制定的组织计划应该在党的组织章程中明文规定下来。但是，不言而喻，要达到这样的结果，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因为代表大会的充分代表性保证了那些坚决反对《火星报》的组织（崩得和《工人事业》）以及那些口头上承认《火星报》是指导性的机关报，但是事实上却别有企图，并在原则方面表现得很不坚定的组织（“南方工人”社以及靠近该社的某些委员会的代表），都能出席代表大会。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大会不能不变成为火星派方针的胜利而斗争的舞台。代表大会也确实成了一场这样的斗争，每一个稍微细心阅读代表大会记录的人，马上就会看清这一点。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详细追溯一下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各种问题时暴露出来的最主要的派别划分，并根据记录的精确材料重新描述一下代表大会上每一个主要集团的政治面貌。代表大会上要在《火星报》指导下融合成为统一的政党的那些集团、派别和色彩的真实面貌究竟是怎样的呢？——这是我们要通过分析争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来加以阐明的。阐明这个情况，无论对于研究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真正面貌，或者对于了解产生意见分歧的原因，都是极端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在给新《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件中，都着重于分析各种派别划分 ［注：见本卷第38—48、91—98页。——编者注］。“少数派”中一些出面反对我的人（以马尔托夫为首）根本不了解问题的实质。他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只限于提出一些局部的修正，对谴责他们转向机会主义的问题作一些“辩解”，而根本没有试图对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作出和我所作的哪怕是稍有不同的描绘。现在，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56号）上，企图把一切想确切划分代表大会上的各个政治集团的尝试称之为不过是“小集团政客手腕”。马尔托夫同志，你说得真够厉害的！可是新《火星报》的厉害的话具有一种独特的属性：只要我们把分歧的全部演变过程（从代表大会开始）确切地重述一下，这些厉害的话就会不折不扣地首先反对现在的编辑部。请你们这帮提出小集团政客手腕问题的所谓党的编辑先生们看一看自己吧！ 　　现在马尔托夫对我们在代表大会上的斗争的事实感到非常不愉快，以致竭力想根本抹杀这些事实。他说：“火星派分子就是那些在党代表大会上以及在代表大会以前对《火星报》表示完全支持，拥护它的纲领和组织观点，赞成它的组织政策的人。在代表大会上，这样的火星派分子共有40多人，——当时赞成《火星报》的纲领并赞成承认《火星报》是党中央机关报的决议的就是这么多票。”只要翻开代表大会的记录就可以看出，除了阿基莫夫一人弃权以外，全体一致通过了纲领（第233页）。这样，马尔托夫同志是要我们相信，无论是崩得分子、布鲁凯尔以及马尔丁诺夫，都曾经证明他们“完全支持”《火星报》并且拥护《火星报》的组织观点！这是令人可笑的。这是把一切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在代表大会以后成为权利平等的党员（而且还不是一切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因为崩得分子退出了）和在代表大会上引起斗争的派别划分混为一谈。结果不去研究代表大会以后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究竟是由哪些分子组成的，反而用“承认了党纲”这么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来打掩护！ 　　试举承认《火星报》是中央机关报问题上的表决情况为例。你们可以看出，正是马尔丁诺夫，即现在被马尔托夫同志硬说是拥护过《火星报》的组织观点和组织政策的那个马尔丁诺夫，坚决要求把决议案分成两部分来表决：一部分是仅仅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另一部分则是承认《火星报》的功绩。在表决决议案的前一部分时（承认《火星报》的功绩，对它表示支持）赞成的只有35票，反对的有2票（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弃权的有11票（马尔丁诺夫，5个崩得分子，以及编辑部的5票：我和马尔托夫各2票，普列汉诺夫1票）。由此可见，反火星派集团（5个崩得分子和3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在这里，在这个对马尔托夫现在的观点最有利的并且是他自己选定的例子上，也是暴露得极其明显的。再看决议案的后一部分的表决情况，即不用说明任何理由和不用表示是否支持而只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表决情况（记录第147页）：赞成的有44票，现在的马尔托夫把这些票数都算作火星派分子投的。总共是51票，除了编辑们的5票弃权以外，还有46票；有2票（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表示反对；可见在其余的44票中是包括所有5个崩得分子在内的。总之，崩得分子在代表大会上是“表示了完全支持《火星报》”的，——请看，正式的《火星报》就是这样撰写正式的历史！我们现在预先向读者说明一下编造这个正式的实际情况的真正动机：如果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没有退出代表大会，那么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就会成为而且真正会成为党的编辑部（而不是现在这样的冒牌的党的编辑部）；正因为如此，所以也就需要把现在的所谓党的编辑部的这些最忠实的卫士提升为“火星派分子”。不过这个问题要留待下文再详细说明。 　　其次，试问：如果代表大会是火星派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之间的斗争，那么是不是还有一些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的、不坚定的分子呢？任何一个稍微了解我们党以及任何代表大会的一般面貌的人，都会预先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很不愿意提起这些不坚定的分子，于是就把“南方工人”社以及倾向于该社的代表描绘成道地的火星派分子，把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说成是微不足道和无关紧要的。幸亏现在我们面前有大会的全份记录，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文件材料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事实问题。我们在上面说明了代表大会上的一般派别划分情况，当然没有奢望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 　　如果不分析政治上的派别划分，如果不了解代表大会上某些色彩之间的斗争情景，那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意见分歧。马尔托夫甚至把崩得分子算作火星派分子，以便抹杀各种色彩之间的区别，这不过是回避问题而已。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以前的历史，就可以预先指出（以备以后检验和详细研究）存在三个主要集团：火星派，反火星派，以及不坚定的、犹豫的、动摇的分子。 （三）代表大会的开始。——组织委员会事件 　　分析代表大会上的争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最好按照代表大会开会的顺序来进行，以便循序渐进地指出那些愈来愈明显的政治色彩。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我们才离开时间顺序而综合地考察有密切联系的问题或者同类的派别划分。为了公正起见，我们将力求指出所有最重要的表决，同时当然要撇开许多有关枝节问题的表决，这些表决占去了我们代表大会过多的时间（部分原因是我们没有经验，不善于使各专门委员会和全体会议分工讨论问题，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一些近乎捣乱的阻挠）。 　　第一个引起争论从而开始暴露出各种色彩的差别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把“崩得在党内的地位”一项提到第一位（作为代表大会“议程”的第1项）来讨论（记录第29—33页）。从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和我所拥护的《火星报》观点看来，这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崩得退党一事显然证明了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既然崩得不愿意同我们一起走，不愿意承认党内大多数人和《火星报》一致主张的组织原则，那么“装个样子”好象我们在一起走，那是没有好处而且是毫无意义的，只能阻碍代表大会的工作（正如崩得分子曾经阻碍过一样）。问题早已在出版物上谈得很清楚了，每一个稍微细心思考的党员都知道，剩下的只是把问题公开地提出来，直截了当地老老实实地作一个选择：是自治（那么我们就一起走）还是联邦制（那么我们就分道扬镳）。 　　在自己的全部政策上一向支吾搪塞的崩得分子，在这里也想支吾搪塞，拖延问题。阿基莫夫同志表示赞同他们的意见，并且——大概是代表全体《工人事业》的拥护者——马上提出他在组织问题上同《火星报》的分歧意见（记录第31页）。站在崩得和《工人事业》方面的有马霍夫同志（他代表尼古拉耶夫委员会的两票，不久以前这个委员会还对《火星报》表示支持呢！）。马霍夫同志对问题完全没有弄清楚，并且认为“关于民主制的问题，或者反过来说〈请注意这几个字！〉关于集中制的问题”也是个“麻烦的问题”，就象现在我们“党的”编辑部中的多数人完全一样，而他们在代表大会上还不曾觉察到这个“麻烦的问题”！ 　　总之，反对火星派的有崩得、《工人事业》和马霍夫同志，加在一起恰恰是当时反对我们的10票（第33页）。赞成的有30票，——正如我们下面所看到的，火星派方面的票数经常在30票左右。当时有11票弃权，——大概是不愿意站在互相斗争着的两“党”的任何一方。值得指出的是，当我们表决崩得的章程第2条时（由于这个第2条被否决，崩得退出了党），赞成的和弃权的也是10票（记录第289页），而弃权的正是三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布鲁凯尔、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以及马霍夫同志。可见，表决崩得问题在议程上占什么位置的问题时形成的派别划分，并不是偶然的。可见，所有这些同志不仅在讨论次序这个技术问题上，并且在实质上也同《火星报》有意见分歧。《工人事业》在实质上所持的分歧意见是每个人都清楚的，而马霍夫同志在关于崩得退党一事的发言中再好没有地说明了自己的态度（记录第289—290页）。这个发言是值得谈一下的。马霍夫同志说，在通过了否决联邦制的决议以后，“关于崩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地位问题，在他看来已经由一个原则问题变成对待历史上已经形成的民族组织的现实政策问题了”；这位发言人继续说：“这里我不能不考虑到我们的表决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因此我想投票赞成整个第2条”。马霍夫同志出色地领会了“现实政策”的精神，他在原则上已经否决了联邦制，因此他在实践上就想投票赞成章程内主张这个联邦制的那一条！于是这位“讲求实际的”同志就用下面的话来说明自己的具有深刻原则性的立场：“但是〈有名的谢德林式的“但是”！〉[120]，由于代表大会的其余一切参加者几乎一致表决了，所以我是赞成还是反对就只有原则意义〈！！〉而不会有什么实际意义，于是我宁肯弃权，以便原则地〈上帝保佑我们别沾染上这种原则性吧！〉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立场同投票拥护该条的崩得代表们的立场是不同的。相反，如果崩得的代表象他们自己预先主张的那样对这一条弃权，那么我就会投票赞成这一条了。”有谁能懂得这一点呢！一个有原则性的人因为大家都说“不”，就不肯大声说一个“是”字，因为这样说实际上没有用处。 　　在表决了崩得问题占什么位置的问题以后，接着在代表大会上又爆发了“斗争”社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产生了非常值得注意的派别划分，并且同代表大会上的最“麻烦的”问题，也就是同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有密切联系。负责决定代表大会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根据组织委员会两次决议（见记录第383页和第375页）以及组织委员会代表在这个委员会中的报告（第35页），反对邀请“斗争”社参加代表大会。 　　组委会委员叶戈罗夫同志说，“‘斗争’社问题〈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斗争”社，而不是该社的某一个成员〉对于我是一个新问题”，因而请求休会。组委会两次解决过的问题对于组委会委员怎么会成了一个新问题，——这实在是令人莫名其妙。在休会时，组委会把当时偶然列席代表大会的委员（有几个组委会委员是《火星报》组织中的老成员，没有列席代表大会） ［注：关于这次会议，请参看组委会委员、代表大会以前被一致选为编辑部代理人兼编辑部第7个成员的巴甫洛维奇所写的一封《信》（同盟记录第44页）。］召集起来开会（记录第40页）。关于“斗争”社问题展开了争论。工人事业派分子表示赞成（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第36—38页），火星派分子（巴甫洛维奇、索罗金、朗格、托洛茨基、马尔托夫等人）表示反对。代表大会又分裂成我们已经熟悉的那些派别。“斗争”社问题引起了激烈的斗争，马尔托夫同志作了一个特别详细的（第38页）和“富有战斗性的”发言，公正地指出国内组织和国外组织的“代表名额不均等”，认为给国外组织以“特权”未必有什么“好处”（真是金玉良言，现在从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一些事件看来，这话是特别有教益的！），认为不应当助长“党内组织上的混乱，即没有任何原则性的理由就发生分裂”（真是打中了……我们党代表大会的“少数派”的要害！）。一直到停止报名发言时，除了《工人事业》的拥护者以外，没有一个人公开地有根有据地表示支持“斗争”社（第40页）。应该为阿基莫夫同志以及他的朋友们说一句公道话：他们至少没有闪烁其词，没有隐瞒观点，而是公开地提出了自己的路线，公开地说出了自己的意图。 　　在停止报名发言以后，就问题实质来发表意见已经是不容许的了，可是叶戈罗夫同志却“坚持要求听取组委会刚才通过的决议”。怪不得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对这种手法表示愤慨，连大会主席普列汉诺夫同志也表示“莫名其妙，叶戈罗夫同志怎么能坚持自己的要求”。看来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在代表大会全体代表面前就问题的实质公开而明确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是根本不发表意见。但是，既然已经同意停止报名发言，忽然又以作“结论”为借口向代表大会捧出组委会的新决议（正是对于已经讨论过的问题的决议），这简直是放冷箭！ 　　下午继续开会，仍然感到莫名其妙的主席团决定放弃“形式手续”，而采用了在代表大会上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的最后措施，即进行了“同志式的解释”。组委会的代表波波夫宣读了组委会的决议，这个决议是除了巴甫洛维奇一人反对以外由组委会全体委员通过的（第43页），决议建议大会邀请梁赞诺夫出席代表大会。 　　巴甫洛维奇声明：他过去和现在都不承认组委会会议是合法的；组委会的新决议“同组委会以前的决议相抵触”。这个声明引起了一场风波。另一个组委会委员，“南方工人”社的成员叶戈罗夫同志回避切实地回答问题，而想把重心转移到纪律问题上去。他说巴甫洛维奇同志违背了党的纪律（！），因为组委会讨论过巴甫洛维奇的反对意见并决定“不把巴甫洛维奇的个别意见通知代表大会”。争论转到党的纪律问题上，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的热烈掌声下开导叶戈罗夫同志说：“我们这虽没有什么限权委托书”（第42页，参看第379页所载代表大会章程第7条：“代表的职权不应当受限权委托书的限制。他们在执行自己的职权时是完全自由和独立自主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因此违背党的纪律和代表大会的章程的正是以任何方式妨碍任何一个代表把所有一切党内生活问题直接提请代表大会解决的人。于是，争论问题就归结为二者必居其一：是小组习气呢，还是党性？是为了各种团体和小组臆造出的权利或章程而限制大会代表的权利呢，还是不仅口头上而且事实上在代表大会面前完全解散所有一切下级机关和旧时的小团体，直到建立真正的党的领导机关？读者由此可以看出，在目的是要把党切实恢复起来的代表大会上，一开始（第三次会议）就爆发的这次争论具有多么重大的原则意义。这次争论可以说是旧时的小组、团体（如“南方工人”社）和复兴的党之间发生冲突的集中表现。所以各反火星派集团立刻就暴露了自己的面目：无论是崩得分子阿布拉姆松，无论是马尔丁诺夫同志，即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的热心的同盟者，或者是我们熟悉的马霍夫同志，都表示支持叶戈罗夫和“南方工人”社而反对巴甫洛维奇。马尔丁诺夫同志现在同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抢着夸耀组织上的“民主制”，甚至拿……军队作比喻，说军队中只有经过下级机关才可以向上级机关申诉！！这个“紧密的”反火星派的反对派的真正意思，是任何一个出席过代表大会或者仔细注意过代表大会以前我们党内历史的人，都完全清楚的。这个反对派的任务（也许不是该派所有一切分子都经常意识到的，有时是惰性使得他们这样做），就是维护各个小团体的独立性、独特性以及狭隘利益，以免被广大的、根据《火星报》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党吞掉。 　　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同马尔丁诺夫联合起来的马尔托夫同志，正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马尔托夫同志坚决而公正地反对那些“认为党的纪律无非是指革命家必须服从他所参加的那个下级团体”的人。“在统一的党内决不容许有任何强制性的〈黑体是马尔托夫用的〉派别划分”，——马尔托夫当时向那些拥护小组习气的人这样解释，却没有料到他的这些话正是斥责了他自己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以及代表大会以后的政治行为……强制性的派别划分对于组委会是不容许的，但是对于编辑部却完全可以容许了。当马尔托夫从中央机关的角度看问题时，他谴责强制性的派别划分，可是，当马尔托夫对中央机关的组成表示不满时，他却又坚持这种派别划分了…… 　　值得指出的一个事实是，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发言中，除了指出叶戈罗夫同志的“重大错误”以外，还特别着重指出组委会所表现的政治上的不坚定性。马尔托夫公正地愤慨地说，“以组委会名义提出的建议同向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我们要补充一句：根据组委会委员的报告所作的报告：第43页，柯尔佐夫的话〉以及组委会先前的建议相抵触”（黑体是我用的）。你们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当时，即在他没有“转变”以前，清楚地了解，用梁赞诺夫代替“斗争”社丝毫不能消除组委会行动上的极端矛盾性和极端动摇性（党员们从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第57页上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在转变以后又是怎样看问题的）。马尔托夫当时并没有局限于分析纪律问题；他还直接向组委会提问：“有什么新情况使这种改变成为必要的呢？”（黑体是我用的）的确，组委会提出自己的建议时，甚至没有足够的勇气象阿基莫夫等人那样公开维护自己的意见。马尔托夫现在否认这一点（同盟记录第56页），但是看了代表大会记录的读者却可以看出是马尔托夫错了。波波夫以组委会的名义提出建议时，对于建议的理由一个字都没有谈（党代表大会记录第41页）。叶戈罗夫把问题转移到纪律问题上去，而对问题的实质只是说：“组委会可能有一些新的理由〈但是究竟有没有，以及是些什么理由呢？——都不得而知〉，它可能忘记提出某人等等。〈这“等等”二字就是该发言人的唯一退路，因为组委会决不会忘记自己在代表大会以前讨论过两次、向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告过一次的‘斗争’社问题。〉组委会所以通过这个决议，并不是因为它对‘斗争’社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而是因为它想消除将来党中央机关一开始活动时就会碰到的不必要的障碍。”这不是说明理由，而正是回避说明理由。任何一个有诚意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连想也没有想到要怀疑任何一个参加代表大会的人的诚意）都想要消除他认为是暗礁的东西，想要用他认为适当的方法来消除这种暗礁。所谓说明理由，就是要解释并且确切说明自己对于事物的看法，而不是用一些老生常谈来搪塞。但是要说明理由，就非得“改变自己对‘斗争’社的态度”不可，因为组委会从前所通过的那些截然相反的决议也是想要消除暗礁的，但是那些决议所认定的“暗礁”恰巧是在相反的方面。所以马尔托夫同志非常尖锐非常有根据地攻击这种理由，说这是一种“小气的”理由，是想“抵赖”才提出来的理由，并且劝告组委会“不要怕别人议论”。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些话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在代表大会上起过巨大作用的那种政治色彩的实质和意义，因为这种色彩的特点正在于没有独立性，小里小气，没有自己的路线，怕别人议论，永远在两个营垒之间动摇不定，怕公开说出自己的信条等等，——总之，就是带有“泥潭性” ［注：现在我们党内有些人，一听到这个词就大惊小怪，叫喊说这是非同志式的论战。由于爱打官腔……而且又打的不是地方，以致使感觉异常得令人惊奇！恐怕没有一个经历过内部斗争的政党不曾用过这个词，因为这个词一向是用来形容在斗争双方之间摇来摆去的不坚定分子的。连那些善于把党内斗争限制在严格的范围内的德国人也并不因为听见“泥潭”这个词而生气，既不大惊小怪，也不表现出令人好笑的假正经。］。 　　正因为这个不坚定的集团在政治上没有气节，结果除了崩得分子尤金以外（第53页），谁都没有向代表大会提出邀请“斗争”社的某一个成员出席代表大会的决议案。投票赞成尤金的决议案的有5票，——显然都是崩得分子：动摇分子又变节了！至于中间集团的大概票数究竟有多少，从表决柯尔佐夫和尤金两人关于这个问题各自提出的决议案的结果可以看出：拥护火星派分子的有32票（第47页）；拥护崩得分子的有16票，就是说，除了反火星派分子的8票以外，有马霍夫同志的2票（第46页），“南方工人”社分子的4票以及另外2票。下面我们就要说明这样的分配决不是偶然的，但是我们首先要简略地指出马尔托夫现在对这次组委会事件的意见。马尔托夫在同盟中硬说“巴甫洛维奇等人煽起了激烈情绪”。只要把大会记录拿来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在反对“斗争”社和组委会时发言最详尽、最热烈和最尖锐的正是马尔托夫本人。他企图把“罪过”转嫁到巴甫洛维奇身上，只不过暴露了自己的不坚定性：在代表大会以前由他投票选举到编辑部的第7个委员正是巴甫洛维奇，在代表大会上他是完全站在巴甫洛维奇方面（第44页）来反对叶戈罗夫的，后来当他从巴甫洛维奇那里遭到失败以后，就开始责难巴甫洛维奇“煽起了激烈情绪”。这只能令人发笑。 　　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56号）上讽刺人家把邀请某某人的问题看成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这个讽刺又反过来针对马尔托夫本人了，因为正是组委会事件成了邀请某某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这样“重要”问题的争论的伏线。在衡量一个事物时，如果根据是涉及自己的“下级团体”（对党而言）还是涉及他人的“下级团体”而使用两个不同的尺度，——这是很糟糕的。这正是庸俗观念和小组习气，决不是党性的态度。只要把马尔托夫在同盟中的发言（第57页）和他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第44页）对照一下，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马尔托夫在同盟中说：“我真不了解，为什么有人无论如何都要以火星派分子自命，同时却又以成为火星派分子为可耻。”不了解“自命”和“成为”之间的区别，不了解言和行之间的区别，——这才真令人奇怪呢。马尔托夫自己在代表大会上曾自命为反对强制性的派别划分的人，可是在代表大会以后他却又成为拥护强制性的派别划分的人了…… （四）“南方工人”社的解散 　　在组委会问题上形成的代表的划分也许有人认为是偶然的。但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为了消除这种错误看法，我们暂且离开时间顺序，来分析一下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发生的同上述问题有密切联系的事件。这个事件就是“南方工人”社的解散。在这里与《火星报》制定的组织方针对立的，即与主张团结全党力量、消除那种分散力量的混乱状态的方针对立的，是一个集团的利益，这个集团在没有真正的政党时曾做过有益的事情，可是当工作已经按集中制原则进行时，它就成为多余的了。为了小组的利益，“南方工人”社同《火星报》旧编辑部一样有权利要求保存“继承性”，保存自己的不可侵犯性。为了党的利益，该社应当服从调动，把它的力量调到“相应的党组织”中去（第313页，代表大会的决议末尾）。从小组利益和“庸俗观念”来看，解散一个同《火星报》旧编辑部一样不愿意解散的有益的团体，不能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鲁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语）。从党的利益来看，解散这个团体，使它“融化”（古谢夫语）在党内，是必要的。“南方工人”社公开声明，它“不认为必须”自行宣告解散，并要求“代表大会果断地表示自己的意见”，“立刻表示是或者不是”。“南方工人”社直接引证了《火星报》旧编辑部……在解散以后所申述过的那种“继承性”！叶戈罗夫同志说：“虽然我们大家是以个人组成统一的党，但是党终究是由许多组织组成的，这些组织作为历史实体应当受到尊重……如果这样的组织对党没有什么害处，那就不必解散它。” 　　这样就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而所有的火星派分子，由于他们自己的小组习气还不显得突出，都坚决反对那些不坚定的分子（这时崩得分子以及两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已经退出了代表大会；不然他们一定会竭力主张必须“尊重历史实体”的）。表决结果是31票赞成，5票反对，5票弃权（其中4票是“南方工人”社分子，还有1票大概是别洛夫，这可以从他早先的声明中推测出来，第308页）。这个拥有10票、激烈地反对《火星报》的彻底的组织计划、维护小组习气而反对党性的集团，在这里已经表现得十分明确了。在讨论中，火星派分子正是从原则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请看朗格的发言，第315页），表示反对手工业方式和涣散状态，不考虑个别组织的“同情”，而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南方工人’社的同志们早在一两年以前就持较有原则的观点，那么党的统一事业和我们在这里所批准的纲领原则的胜利早就达到了”。奥尔洛夫、古谢夫、利亚多夫、穆拉维约夫、鲁索夫、巴甫洛维奇、格列博夫和哥林等人，都本着这个精神发表了意见。“少数派”方面的火星派分子，不但没有表示反对这些在代表大会上多次提出的肯定指明“南方工人”社、马霍夫等人缺乏原则性政策和“路线”的意见，不但没有对这一点提出什么保留，反而通过捷依奇表示坚决赞同这些意见，斥责“混乱状态”，欢迎鲁索夫同志“直接提出问题”（第315页），但是这个鲁索夫同志在同一次会议上居然——真不得了！——敢于把旧编辑部问题也“直接提到”纯粹党的立场上来（第325页）。 　　解散“南方工人”社的问题引起了该社的无比愤怒，这个迹象在记录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不要忘记，记录只能约略地反映出讨论情况，因为记录没有记下发言的全文，而只是最简略的要点）。叶戈罗夫同志甚至一听见有人把《工人思想报》集团”[121]的名字和“南方工人”社相提并论，就说这是“造谣”，——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代表大会上一般人对于彻底的经济主义所持的态度了。叶戈罗夫甚至在很晚的时候，即在第37次会议上，还十分愤慨地提起解散“南方工人”社的问题（第356页），并请求在记录上写明：在讨论“南方工人”社问题时，既没有向该社社员征求过关于出版经费的意见，也没有征求过关于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的监督的意见。波波夫同志在讨论“南方工人”社问题时暗示说，有一个紧密的多数派似乎已经预先决定了关于该社的问题。他说：“现在，在鲁索夫同志和奥尔洛夫同志发言以后，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了。”（第316页）这些话的意思无疑是说：现在，在火星派分子已经发了言，并且提出了决议案以后，一切都很清楚了，换句话说，“南方工人”社将被解散，而且是违反它本身的意愿，这一点是已经很清楚了。“南方工人”社的代表自己在这里就是把火星派分子（并且是象鲁索夫和奥尔洛夫这样的火星派分子）和自己的同道者作为不同的组织政策“路线”的代表分开的。所以现在的《火星报》把“南方工人”社（大概也把马霍夫？）说成“道地的火星派分子”，只是清楚地表明，新编辑部忘记了代表大会上的一些最大的（从这个团体的观点来看）事件，并想把那些说明所谓“少数派”究竟是由哪些分子组成的痕迹掩盖起来。 　　可惜，代表大会上没有提到关于出版通俗机关报的问题。所有的火星派分子，无论在代表大会以前还是在代表大会期间（在会外），都非常热烈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一致认为在目前党内生活的情况下创办这样一个机关报或者把现有的某一个刊物改成这样的机关报，都是非常不合适的。反火星派分子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相反的意见，“南方工人”社也在自己的报告中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或者由于不愿意提出“没有希望的”问题，才没有把一个有10个人署名的相应的决议案提出来。 （五）语言平等事件 　　现在我们再按照代表大会开会的顺序来谈。 　　现在我们深信，还在代表大会没有转入讨论实质性问题以前，就不仅清楚地暴露了一个完全确定的反火星派集团（8票），而且清楚地暴露了一个准备支持这8个人而给它凑到大约16—18票的不坚定的中间集团。 　　代表大会对于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进行了极其详细、过分详细的讨论后，只作出了一个带有原则性论点的决定，而实际的解决却一直拖延到讨论组织关系问题的时候。由于代表大会以前报刊已经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解释过与此有关的问题，所以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所提供的新东西也就比较少了。不过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工人事业》的拥护者（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虽然同意马尔托夫提出的决议案，但是有保留，认为这个决议案不够充分，并且不同意从这个决议案得出的结论（第69、73、83、86页）。 　　崩得的地位问题讨论以后，代表大会接着就讨论纲领问题。这次讨论大部分是一些意义不大的局部修正。在原则上，反火星派的反对态度只表现为马尔丁诺夫同志激烈地反对关于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的人人皆知的提法。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当然是完全拥护马尔丁诺夫的意见的。顺便说一下，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也曾经指出马尔丁诺夫的反对意见是毫无根据的。可笑的是，现在《火星报》编辑部（大概是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已经转到马尔丁诺夫方面，说的话和它在代表大会上说过的完全相反！[122]大概这是符合有名的“继承性”原则吧……我们只好静候编辑部把问题完全弄清楚时再向我们说明一下，究竟它是在什么程度上同意马尔丁诺夫的意见的，究竟是在哪一点以及从什么时候开始同意的。在等待这个答案时，我们只想问一下，什么地方看见过有这样的党的机关报，它的编辑部在代表大会以后说的话竟然同自己在代表大会上说过的正好相反呢？ 　　现在我们不谈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问题的争论（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了），也不谈党章问题开初的辩论（关于这些辩论，最好以后在分析党章问题的全部讨论情况时再来谈），而谈一下在讨论纲领时暴露出来的那些原则性的色彩。我们首先指出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细节，即关于比例代表制问题的讨论。“南方工人”社的叶戈罗夫同志主张把这一点写进纲领，于是波萨多夫斯基（少数派方面的火星派分子）公正地指出这里有“严重的意见分歧”。波萨多夫斯基同志说：“毫无疑问，我们在以下这个基本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是要使我们将来的政策服从某些基本民主原则而承认这些原则有绝对价值呢，还是应当使所有的民主原则都完全服从我们党的利益？我是坚决拥护后一种意见的。”普列汉诺夫“完全赞同”波萨多夫斯基的意见，并且用更肯定、更坚决的话反对那种认为“民主原则有绝对价值”的说法，反对“抽象地”看待这些原则。他说：“我们假设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也反对普选制。意大利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曾经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利。革命无产阶级也许会限制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利，正如上层阶级曾经限制过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一样。”对普列汉诺夫的发言有人鼓掌，也有人嘘斥，当普列汉诺夫对会场上的嘘声表示抗议——“你们不应当嘘斥”——同时请同志们不要受拘束时，叶戈罗夫同志马上站起来说：“既然这个发言有人鼓掌，那我一定要嘘斥。”叶戈罗夫同志和戈尔德布拉特同志（崩得代表）一同发言反对波萨多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看法。可惜辩论被中断了，辩论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就立即消失了。但是马尔托夫同志现在企图减弱甚至完全抹杀这个问题的意义却是徒劳的，他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说：“这些话〈指普列汉诺夫的话〉激怒了一部分代表，假使普列汉诺夫同志当时补充说，自然很难设想会出现这样一种不幸的局面，即无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胜利而必须践踏象出版自由这样的政治权利，那么这种愤怒是不难避免的……（普列汉诺夫说：“谢谢”）”（同盟记录第58页）这种解释同波萨多夫斯基同志在代表大会上的说法是直接矛盾的，他当时完全肯定地认为在“基本问题”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和不同的意见。关于这个基本问题，所有火星派分子都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右翼”反火星派分子（戈尔德布拉特）以及代表大会上的“中派”分子（叶戈罗夫）。这是事实，并且我们可以大胆地保证：假如“中派”（我想，这个字眼该比任何别的字眼都更少使“正式的”温情主义者感到难堪……），假如“中派”（以叶戈罗夫同志或马霍夫同志为代表）有机会“不受拘束地”就诸如此类问题发表意见，那么严重的意见分歧是会立刻暴露出来的。 　　这种意见分歧在“语言平等”问题上暴露得还要明显（记录第171页及以下各页）。关于这一项，表决情况比讨论更能说明问题，统计一下表决的次数，就可以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数目——16次！导火线是什么呢？导火线就是：在党纲中只要指明全体公民不分性别等等以及舌头一律平等就够了呢，还是必须指出“舌头自由”或“语言平等”？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相当正确地说明了这一事件的特点，他说：“关于党纲一项条文措辞的小小的争论。竟有了原则的意义，因为在代表大会上半数代表都决心推翻纲领委员会。”正是如此。 ［注：马尔托夫补充说：“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关于驴子的挖苦话给我们带来很大害处”（当谈到舌头自由时，仿佛有一个崩得分子列举各种机关而提到了种马场，当时普列汉诺夫就自言自语地说：“马是不讲话的，而驴子有时倒讲话”）。我当然不认为这种挖苦话特别温和、特别谦让、特别慎重和特别灵活。但我终究觉得奇怪的是，马尔托夫虽然承认争论具有原则的意义，却完全不来分析这方面的原则性究竟表现在哪里以及暴露出怎样的色彩，而只限于指出挖苦话的“害处”。这才真是官僚主义的和形式主义的观点呢！尖刻的挖苦话确实“在代表大会上带来很大害处”，其中不仅对崩得分子说了挖苦话，还对那些有时受到崩得分子支持甚至被他们从失败危险中救出来的人说了挖苦话。但是，既然已经承认这一事件有原则的意义，那就不能用指出某些挖苦话“不能容许”（同盟记录第58页）的说法来回避问题。］引起冲突的导火线确实很小，但是冲突具有真正原则的性质，因而也具有非常激烈的形式，直到有人企图“推翻”纲领委员会，直到猜疑有人存心“把代表大会引向歧途”（叶戈罗夫就是这样猜疑过马尔托夫的！），直到彼此……破口大骂，反唇相讥（第178页）。甚至波波夫同志也“表示了遗憾，说为了一点小事竟造成这样的气氛”（黑体是我用的，第182页），一连三次（第16、17、18次）会议都充满了这种气氛。 　　所有这些话都非常明确、肯定地指出一件极重要的事实：充满“猜疑”和最激烈的斗争形式（“推翻”）的那种气氛（后来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有人指责火星派多数派造成了这种气氛！），其实远在我们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以前就形成了。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这是一件基本事实，许多人往往由于不了解这件事实而产生一种极轻率的看法，认为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形成的多数派是人为的。从现在硬说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中十分之九都是火星派分子的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由于一点“小事”，由于“小小的”导火线就爆发具有“原则的性质”并且几乎弄到推翻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地步的冲突，是绝对解释不通和绝对荒诞的。对“带来害处”的挖苦话仅仅表示埋怨和遗憾，以此来回避这件事实，是令人可笑的。冲突是不会由于任何尖刻的挖苦话就产生原则的意义的，只有代表大会上政治派别划分的性质才会产生这样的意义。不是什么尖刻话或挖苦话引起了冲突，——这些话只是表明代表大会上政治派别的划分本身存在着“矛盾”，存在着引起冲突的一切前提，存在着一碰到甚至小小的导火线就会以其固有的力量爆发出来的内在分歧。 　　相反，从我用来观察代表大会的观点（我认为我应该坚持把这种观点作为观察事件的某种政治见解，尽管有人觉得这种见解令人难堪）看来，由于“小小的”导火线而爆发十分剧烈的原则性的冲突，是完全可以理解和不可避免的。既然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时刻都有火星派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的斗争，既然在他们之间有一些不坚定的分子，既然这些不坚定的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共占三分之一的票数（8票+10票＝51票中的18票，这当然是根据我的粗略计算），那么，火星派分子方面有一些人，哪怕是很小一部分人分离出去，就有可能使反火星派的方针取得胜利，因而引起“疯狂的”斗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十分自然的。这并不是由什么过分尖刻的话语或者攻击引起的，而是由政治的分化引起的。并不是什么尖刻话造成了政治冲突，而是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本身存在的政治冲突造成了尖刻话和攻击，——这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也就是我们和马尔托夫在估计代表大会的政治意义及其结果方面的基本的原则性意见分歧。 　　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使极少数火星派分子脱离大多数火星派分子的重大事件共有三次，即语言平等、党章第1条和选举问题，这三次事件都引起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最终导致现在的党内严重的危机。为了从政治上了解这个危机和这次斗争，不应该只限于空谈什么有人讲过不能容许的挖苦话，而应该考察一下在代表大会上彼此发生冲突的各种色彩的政治派别划分。所以，“语言平等”事件对于说明分歧的原因是有双重作用的，因为马尔托夫当时还是（还是！）一个火星派分子，并且几乎比任何一个人都更起劲地攻击反火星派分子和“中派”。 　　战争是由马尔托夫同志和崩得首领李伯尔同志的争论开始的（第171—172页）。马尔托夫证明只要提出“公民平等”的要求就够了。“舌头自由”被否决了，但是接着提出了“语言平等”，而且有叶戈罗夫同志同李伯尔一起进行战斗。马尔托夫说这是拜物教，“因为发言人坚决主张民族平等，而把不平等现象转移到语言问题方面。其实，问题正应该从另一方面来考察：民族不平等现象是存在的，其表现之一就是属于某一民族的人失去了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第172页）。马尔托夫当时说得完全对。李伯尔和叶戈罗夫毫无理由地企图为他们自己的说法辩护，并且企图证明我们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实行民族平等原则，这的确是一种拜物教。确实，他们象“拜物教徒”一样只坚持词句而不坚持原则，他们做事不是怕犯什么原则错误，而是怕别人议论。正是这种动摇心理（如果“别人”因这一点而责备我们，那怎么办呢？）——在发生组织委员会事件时我们已经指出的心理，——我们的整个“中派”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另一个中派分子，即与“南方工人”社密切接近的矿区代表李沃夫“认为边疆地区提出的关于压制语言平等的问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在党纲中规定关于语言的条文，消除别人可能猜疑社会民主党人搞俄罗斯化的任何推测”。这种对于问题的“严重性”的论证真是太妙了。问题所以很严重，是因为必须消除边疆地区的可能的猜疑！这个发言人根本没有谈什么涉及到问题本质的话，根本没有回答关于拜物教的指责，反而完全证实了这个指责，因为他完全没有自己的论据，只是借口边疆地区会怎么说这一点来敷衍搪塞。当时有人对他说：他们可能说的话都是不对的。而他并不去分析究竟说得对不对，却回答说：“别人可能猜疑。” 　　这样一种自以为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的提法，倒确实具有了原则的性质，不过这完全不是李伯尔们、叶戈罗夫们、李沃夫们想在这里找到的那种原则的性质。成为原则性问题的是：我们应该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运用党纲上规定的一般的基本原理，把这些原理运用于具体条件并在具体运用上加以发挥呢，还是仅仅因为害怕别人猜疑就应该用枝节的条文、局部的指示、重复的语句和烦琐的解释来充斥党纲的篇幅。成为原则性问题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怎么能把反对烦琐的解释的斗争看成（“猜疑为”）想缩小起码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我们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会丢掉这种崇拜烦琐解释的拜物教心理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由于“语言”问题引起斗争时产生的想法。 　　由于进行过多次记名投票，所以在这个斗争中代表们的派别划分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样的表决一共有三次。始终竭力反对火星派核心的，有全部反火星派分子（8票）以及只有很小变动的整个中派（马霍夫、李沃夫、叶戈罗夫、波波夫、梅德维捷夫、伊万诺夫、察廖夫和别洛夫，——只有后面两个人起初表现动摇，时而弃权，时而投票赞成我们，直到第三次表决时才完全确定了自己的态度）。火星派方面有一部分人，主要是高加索人（3个人共有6票）脱离出去了，于是“拜物教派”终于占了优势。在进行第三次表决时，当两种不同倾向的人们都已经十分确切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时，脱离火星派多数派而转到对方去的是拥有6票的3个高加索人，而脱离火星派少数派的是拥有2票的波萨多夫斯基和科斯季奇；在头两次表决中转到对方或弃权的，在火星派多数派方面有连斯基、斯捷潘诺夫和哥尔斯基，在火星派少数派方面则有捷依奇。火星派方面有8票（从33票总数里）脱离出去，结果就使反火星派分子和不坚定分子的联盟占了优势。这就是代表大会派别划分的基本事实，这一事实在表决党章第1条以及在进行选举时也都再次出现（不过当时脱离出去的是另一些火星派分子而已）。怪不得那些在选举时遭到失败的人现在竭力想抹杀他们失败的政治原因，竭力想抹杀各种色彩之间斗争的出发点，而这个斗争却在全党面前愈来愈清楚地暴露了和愈来愈无情地揭露了那些不坚定的、政治上没有气节的分子。语言平等事件所以特别明显地向我们说明了这个斗争，是因为当时连马尔托夫同志也还没有博得阿基莫夫和马霍夫两人的夸奖和赞许。 （六）土地纲领 　　反火星派和“中派”的不坚持原则，在讨论土地纲领时也表现得很明显，这些讨论占了代表大会不少时间（见记录第190—226页），并且提出了不少很有意义的问题。果然不出所料，马尔丁诺夫同志（在李伯尔和叶戈罗夫两位同志发表了小小的责难意见以后）对纲领发动了进攻。他提出一个旧论据，说我们是通过纠正“历史上的这种不公平现象”来间接地“尊崇历史上的另一些不公平现象”等等。站在他一边的还有叶戈罗夫同志，叶戈罗夫说自己甚至“不了解这个纲领有什么意义。提出这个纲领是为了我们自己，即把我们所提出的那些要求确定下来呢，还是我们想使它成为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李伯尔同志“也想提出叶戈罗夫同志所提的意见”。马霍夫同志本着他所固有的坚决精神发言说，“大多数〈？〉发言人都根本不了解提出来的这个纲领是个什么东西，其目的何在”。据他说，这个纲领“很难认为是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有一种把纠正历史上的不公平现象当儿戏的味道”，有“一种蛊惑人心和冒险主义的色彩”。这种深奥思想的理论根据，就是庸俗马克思主义所惯用的夸张其词和简单化的手法，说火星派似乎“想把农民看作是成分一样的；既然农民早已〈？〉分化为几个阶级，所以提出单一的纲领，势必使整个纲领成为蛊惑人心的东西，一旦实行起来就会成为冒险行为”（第202页）。马霍夫同志在这里“说穿了”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对我们的土地纲领持否定态度的真正原因，他们虽然决心“承认”《火星报》（正如马霍夫本人也承认它一样），但是根本没有考虑过它的方针、理论立场和策略立场。正因为他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现代俄国农民经济结构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现象时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所以他们始终不了解这个纲领，而决不是因为在个别细节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正是在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上，反火星派首领（李伯尔和马尔丁诺夫）和“中派”首领（叶戈罗夫和马霍夫）很快就趋于一致了。叶戈罗夫同志也直爽地表现了“南方工人”社以及所有倾向于它的团体和小组的一个特点，即他们不了解农民运动的意义，不了解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一批有名的农民起义时期表现的弱点不是过高估计了这个运动的意义，而是过低估计了这个运动的意义（而且没有力量来利用这个运动）。叶戈罗夫同志说：“我丝毫不象编辑部那样迷恋农民运动，在农民骚动以后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都迷恋过。”只是可惜叶戈罗夫同志没有积极向代表大会多少确切地指明编辑部的这种迷恋究竟表现在哪里，也没有积极具体地指明《火星报》所提供的文字材料。此外，他忘记了，我们的土地纲领的一切基本条文在《火星报》第3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上，即在农民骚动很久以前就已经发挥过了的。谁如果不只是口头上“承认”《火星报》，那他就不妨稍微多注意一下《火星报》的理论原则和策略原则！ 　　叶戈罗夫同志感叹地说：“不，我们在农民中间不会有多大作为！”随后他又说明这种感叹不是表示反对某种个别的“迷恋现象”，而是否定我们的整个立场：“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口号不能同冒险主义口号相竞争。”这真是把一切都归结为各政党口号“竞争”的非原则态度的最典型的说法！并且这还是在他自称已经对理论解释“表示满意”以后说出来的，在这种理论解释中指出：我们力求在鼓动工作中取得牢靠的成绩而不怕暂时的失利；要取得牢靠的成绩（不管那些“竞争者”……一时如何叫嚷），就必须使纲领有巩固的理论基础（第196页）。既然自称对这种解释已经“表示满意”，又立刻重复从旧经济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庸俗论点：认为“口号竞争”决定一切问题，不仅决定土地纲领问题，而且决定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纲领和全部策略问题，这是多么混乱的观点。叶戈罗夫同志说：“你们不能强迫雇农同富农一道为已经有不小一部分落到这些富农手里的割地而斗争。” 　　又是那一套显然同我们的机会主义经济派有血统关系的简单化的论调，经济派硬说：不能“强迫”无产者去为现在有不小一部分已落到资产阶级手里而将来还会有更大一部分落到资产阶级手里的东西而斗争。又是那一套庸俗化的论调，忘记了在雇农和富农之间的一般资本主义关系方面俄国所具有的特点。现在，事实上受到割地重压的也有雇农，他们为摆脱盘剥制而斗争是根本不必“强迫”的。需要“强迫”的倒是某些知识分子——强迫他们更广泛地看到他们担负的任务，强迫他们在讨论具体问题时丢掉那一套死板公式，强迫他们考虑到使我们的目的复杂化和发生变化的历史情况。只有认为农民是傻子的这种偏见，即马尔托夫同志公正指出的（第202页），在马霍夫同志以及其他反对土地纲领的人们的发言中流露出来的偏见，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反对者忘记了我国雇农生活的现实条件。 　　我们的“中派”分子把问题简单化为只存在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并且力图把自己的狭隘观点照例强加在农民身上。马霍夫同志说：“正因为我认为农民就其狭隘的阶级观点的限度来说是聪明的，所以我以为他们会拥护夺取土地和分割土地的小资产阶级理想。”这里显然是把两件事情混为一谈：一件事情是把农民的阶级观点估计为小资产者的阶级观点，另一件事情是缩小了这个观点，把它归结为“狭隘的限度”。叶戈罗夫们和马霍夫们的错误正在于作了这种归结（也如马尔丁诺夫们和阿基莫夫们的错误在于把无产者的观点归结为“狭隘的限度”一样）。其实，逻辑或历史都教导我们：正是因为小资产者的地位有两重性，所以小资产者的阶级观点可能比较狭隘，又比较进步。所以，我们决不能因为农民狭隘（“愚昧”）或者受“偏见”支配就灰心失望，恰恰相反，我们的任务是要始终不倦地开阔农民的眼界，促使他们用理智战胜偏见。 　　对于俄国土地问题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火星报》旧编辑部的忠实捍卫者马霍夫同志那篇原则性发言的结束语中集中地表现出来了。怪不得这些话博得了掌声……虽然是讽刺的掌声。普列汉诺夫说，我们丝毫不怕土地平分运动，我们不会阻碍这个进步（资产阶级的进步）的运动，马霍夫同志听了以后愤慨地说：“我真不知道什么东西叫作不幸。但是，这个革命即使可以称为革命，也会是一个不革命的革命。正确些说，不是革命而是反动（笑声），类似骚动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将使我们倒退，并且要经过相当时间才可以使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现在的状况。而我们现在却有比法国革命时期更多得多的东西（讽刺的掌声），我们有社会民主党（笑声）……”是的，如果社会民主党是按照马霍夫的观点看问题，或者拥有受到马霍夫们支持的中央机关，那它确实只能受到嘲笑…… 　　可见，就是在讨论土地纲领所引起的一些纯粹原则性的问题时，也立即反映出我们已经熟悉的派别划分。反火星派分子（8票）为了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而出马上阵，“中派”首领，叶戈罗夫们和马霍夫们尾随在他们的后面，而且总是陷在那个狭隘的观点里出不来。所以很自然，在表决土地纲领的某些条文时，赞成的有30票和35票（第225页和第226页），就是说，恰巧和我们在争论崩题讨论的次序、组委会事件以及解散“南方工人社”问题时所看到得问的那个数目接近。每当问题稍微超出通常的框框，稍微要求把马克思的理论独立地运用于新的（对德国人说来是新的）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时，真正胜任的火星派分子立刻就只占五分之三的票数，整个“中派”就立刻转到李伯尔们和马尔丁诺夫们方面去了。马尔托夫同志却拼命抹杀这一明显的事实，胆怯地回避那些显然暴露出各种色彩的表决情况！ 　　从土地纲领问题的讨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火星派分子同在代表大会上足足占有五分之二的人进行斗争的情况。高加索的代表在这里采取了完全正确的立场，——这也许多半是因为他们熟悉当地无数农奴制残余的各种表现，所以才没有赞同马霍夫们觉得满意的那套抽象而幼稚的简单对立法。当时发言反对马尔丁诺夫和李伯尔、马霍夫和叶戈罗夫的，有普列汉诺夫、古谢夫（他证实说，“对我们的农村工作所持的这种悲观看法”……即叶戈罗夫同志的那种看法……他“常常在俄国工作的同志中间听到”），有科斯特罗夫、卡尔斯基，还有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正确地指出，土地纲领的批评者的“各种忠告”“是十分庸俗的”。不过我们在谈到研究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派别划分问题时必须指出，他在这一段发言中（第208页）把朗格同志同叶戈罗夫和马霍夫两人相提并论却不一定正确。谁如果仔细地读一读记录就能够看出，朗格和哥林两人所站的立场跟叶戈罗夫和马霍夫两人的立场完全不同。朗格和哥林两人不喜欢关于割地一条的提法，他们却完全领会我们土地纲领的思想，他们不过企图用另一种方式体现这个思想，积极努力寻找在他们看来更为完善的提法，提出自己的决议草案来说服土地纲领的起草人，或是站在土地纲领起草人方面反对所有的非火星派分子。例如，只要把马霍夫关于否决全部土地纲领的提议（第212页，9票赞成，38票反对）以及关于否决这个纲领的个别条文（第216页及其他各页）的提议，拿来和朗格对割地条文提出独立的修订方案（第225页）的立场对比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两种立场是截然不同的 ［注：见哥林的发言，第213页。］。 　　托洛茨基同志在往下谈论那些带有“庸俗气味”的理由时指出，“在即将来临的革命时期，我们应该同农民联系起来”……“在这个任务面前，马霍夫和叶戈罗夫的怀疑态度和政治‘远见’比任何一种近视更加有害。”另一个火星派少数派分子科斯季奇同志，很准确地指出了马霍夫同志“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原则稳定性”，——这个估计真是打中了我们的“中派”的要害。科斯季奇同志继续说：“马霍夫同志的悲观态度是跟叶戈罗夫同志一致的，虽然他们各有不同的色彩。马霍夫同志忘记了，社会民主党人现时已在农民中间进行工作，已在可能范围内领导农民运动。而他们却用这种悲观态度来缩小我们工作的规模。”（第210页） 　　在快要谈完代表大会讨论纲领问题的情形时，还应该指出关于支持反政府派问题的简短辩论。我们的纲领说得很清楚，社会民主党支持“任何反对俄国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看来，这个限定语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支持的究竟是哪些反政府派别。然而我们党内早已形成的各种不同色彩在这里也立即暴露出来了，本来很难设想在这样一个已经再三说明过的问题上还会发生“疑问和误解”！显然，并不是由于什么误解，而是由于有各种不同的色彩。马霍夫、李伯尔以及马尔丁诺夫立刻就惶恐不安了，结果又落到了“紧密的”少数派的地位，马尔托夫同志大概认为这也是由于有人搞阴谋、倾轧、耍权术和其他种种卑鄙手腕（见他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而那些不能理解形成“紧密的”少数派和多数派的政治原因的人才会求助于这些东西。 　　马霍夫又是从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地简单化开始。他宣称：“我国唯一革命的阶级是无产阶级”，可是他从这个正确的论点马上得出一个不正确的结论：“其余的阶级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全场大笑）……是的，它们是无关紧要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反对支持它们。”（第226页）马霍夫同志对自己立场作的这种绝妙的表述，使许多人（他的许多同道者）都感到难为情，但是李伯尔和马尔丁诺夫两个人和他的意见实质上是一致的，他们提议删掉“反政府派”字样，或者添上“民主的反政府派”加以限定。普列汉诺夫对马尔丁诺夫的这个修正作了公正的反驳。他说：“我们应当批判自由派，揭露他们的不彻底性。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在揭露一切非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时，必须向无产阶级说明，同专制制度比较起来，就连不保证普选制的宪法也是一种进步，所以无产阶级不应该宁要现存制度而不要这种宪法。”马尔丁诺夫、李伯尔和马霍夫三位同志不同意这个意见，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阿克雪里罗得、斯塔罗韦尔、托洛茨基，还有普列汉诺夫的第二次发言都抨击了这种立场。马霍夫同志在这里又一次自己打了自己。起初他说，其余的阶级（除了无产阶级以外）都是“微不足道的”，他“反对支持它们”。后来他又大发慈悲地承认说，“资产阶级实质上虽然是反动的，但往往又是革命的，例如，在反对封建制度及其残余的时候”。接下去，他愈说愈糟了：“可是，有些集团始终〈？〉是反动的，——手工业者就是这样的。”请看，后来慷慨激昂地拥护旧编辑部的那些“中派”首领竟在原则方面发表了什么样的妙论！正是手工业者，甚至在行会制度十分盛行的西欧，也如同城市中其他小资产者一样，在专制制度崩溃时代起过特殊的革命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加思索地重复西欧同志在专制制度崩溃已有100年或50年之久的时代就现代手工业者所讲的那些话，是特别荒谬的。在俄国，硬说手工业者在政治问题上比资产阶级反动，只不过是背诵一些陈词滥调而已。 　　可惜，记录完全没有载明马尔丁诺夫、马霍夫和李伯尔对这个问题提出的已被否决的修正案所得到的票数。我们能指出的只是，反火星派分子的各个首领和“中派”的一个首领 ［注：该派即“中派”的另一个首领叶戈罗夫同志，在另一个地方讨论到阿克雪里罗得所提的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案时，发表了他对于支持反政府派问题的意见（第359页）。叶戈罗夫同志认为：既在纲领中要求支持任何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又要对社会革命党人以及自由派持否定态度，这是个“矛盾”。叶戈罗夫同志在这里虽然是用另一种形式，稍微从另一个角度观察问题的，但同样暴露出他也象马霍夫、李伯尔和马尔丁诺夫三位同志那样狭隘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他“所承认的”）《火星报》的立场采取了不坚定的、半敌视的态度。］在这里也结成了我们已经熟悉的反火星派分子的派别。在总结对于纲领问题的全部讨论经过时，不能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哪一次比较热烈和引起普遍兴趣的辩论不暴露出马尔托夫同志和《火星报》新编辑部现在力图掩饰的那些色彩的区别。 （七）党章。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 　　代表大会在讨论了纲领问题以后，接着就讨论党章问题（我们把前面提到的中央机关报问题以及代表们所作的报告撇开不谈，可惜大多数代表的报告都作得不能令人满意）。不用说，党章问题对于我们大家都有重大的意义。要知道，《火星报》从创办时起就不仅作为机关报，而且作为组织细胞在进行活动。在《火星报》第4号的编辑部文章（《从何着手？》）中提出了一个完备的组织计划 ［注：波波夫同志在关于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发言中还说过：“我现在回想起《火星报》第3号或第4号上所发表的《从何着手？》一文。许多在俄国工作的同志都认为它是不策略的，另一些人觉得这个计划是个幻想，而大多数人〈？大概是波波夫同志周围的大多数人〉则说这不过是好大喜功而已。”（第140页）读者可以看出，这种把我的政治观点解释成好大喜功的说法，这种现在又被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同志煽起的说法，我早已听惯了。］，并且三年来始终一贯地执行了这个计划。当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时，在相应的决议所提的三条理由中（第147页）有两条谈的正是《火星报》的这个组织计划和组织思想：《火星报》在领导党的实际工作方面的作用和它在统一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所以很自然，如果一定的组织思想得不到全党承认，没有正式规定下来，《火星报》的工作和建党即事实上恢复党的全部工作，就不能算是完成了。而党的组织章程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火星报》力求奠定的作为建党基础的基本思想，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是集中制思想，它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所有局部的和细节性的组织问题的方法。第二是承认进行思想领导的机关报的特殊作用，它恰恰估计到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在政治奴役的环境下、在把革命进攻的最初的根据地建立在国外这种条件下的暂时的和特殊的需要。第一个思想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串在整个党章中；第二个思想是由活动地点和活动方式的暂时情况产生的局部性思想，即表面上离开集中制，而成立两个中央机关——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火星报》的这两个建党的基本思想，我在《火星报》（第4号）编辑部文章《从何着手？》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0页。——编者注］以及《怎么办？》 ［注：同上，第6卷第1—183页。——编者注］中已经发挥过了，后来我在《给一位同志的信》 ［注：同上，第7卷第1—18页。——编者注］中用几乎是说明党章条文的形式又详细作了解释。其实，剩下的只是在措辞上加加工就可以把党章条文规定下来，因为，如果对《火星报》的承认不是一纸空文，不只是一句应酬话，那么党章正应当把这些思想体现出来。我在《给一位同志的信》再版的序言中已经指出：只要把党章和这本小册子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这里和那里谈的组织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注：见本卷第102页。——编者注］ 　　讲到《火星报》的组织思想在党章中如何措辞和表述的问题，我不得不提到马尔托夫同志所掀起的一次事件。马尔托夫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说：“……你们实际考证一下就会知道，我在这一条（即第1条）条文上陷入机会主义立场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乎列宁的意料之外。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我曾经把我的草案给列宁看过，那里第1条叙述得同我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条文正好一样。当时列宁表示反对我的草案，认为写得太详细了，并且对我说，他只喜欢第1条的思想，即关于党员的定义，他说要把这个思想用另一种形式吸收到自己的党章中去，因为他觉得我的表述不妥当。可见，列宁早就了解我的条文，知道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因此你们可以看出我是光明正大地去参加代表大会的，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曾经预先声明，我要反对相互增补，反对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成员增补时采取一致同意的原则，等等。” 　　关于预先声明反对相互增补一事，我们在一定的地方就会知道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现在我们要谈一谈马尔托夫的党章中的这种“光明正大”。马尔托夫在同盟里靠记忆叙述有关他那个不妥当的草案的情节时（马尔托夫本人在代表大会上曾把这个草案当作不妥当的草案收回了，而在代表大会以后，又本着他所特有的一贯精神把它重新亮了出来），照例忘记了许多事情，因而又把问题弄模糊了。看来，已经有很多事实足以告诫大家不要引用私人谈话和凭本人记忆（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只记起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来说明问题，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因为没有别的材料，只好利用次品。现在甚至普列汉诺夫同志也学起他的样子来了——大概是近墨者黑吧。 　　马尔托夫草案第1条的“思想”是不可能使我“喜欢”的，因为他的草案中根本没有后来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那种思想。是他记错了。我侥幸在纸堆中找到了马尔托夫的草案，那里“第1条叙述得同他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条文正好不一样”！请看这是什么“光明正大”！ 　　马尔托夫草案第1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并在党的机关〈原文如此！〉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我的草案第1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党员。” 　　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提出并由代表大会通过的第1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两相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出，马尔托夫的草案根本没有什么思想，而只是泛泛空谈。说党员应该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是不言而喻的，只能是这样的，只有爱说废话，爱在“章程”中堆砌大量空洞的词句和官僚主义的（就是说，对事业不需要，只有在装饰门面时才似乎需要的）公式的人，才会这样说。第1条的思想只有在这样提出问题时才会产生：党的机关实际上能不能对那些不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的党员进行领导。这种思想在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中连一点影子也没有。所以我也就无法知道马尔托夫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对于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提出什么看法。可见，马尔托夫同志所作的实际考证是一笔糊涂账。 　　相反，对马尔托夫同志正应该说，他从我的草案中“知道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且无论在编辑委员会里（虽然我的草案在代表大会以前两三个星期就给大家看过了），无论在那些仅仅看过我的草案的代表面前，他都没有表示异义，没有反驳过我的这种看法。不但如此。甚至在代表大会上，当我提出自己的党章草案 ［注：顺便说一下。记录委员会在第11号附录上刊载了“由列宁提交代表大会的”党章草案（第393页）。记录委员会在这里也搞错了一些事情。它把我交给全体代表（并且是在代表大会开会以前给很多代表）看的初稿（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38—239页。——编者注）和我后来提交代表大会的草案混为一谈，并把第一个草案当作第二个草案刊载出来了。我当然丝毫不反对别人把我的草案，哪怕是所有各个准备阶段的条文一概公布出来，但是制造混乱毕竟是不应该的。而混乱终于造成了，因为波波夫和马尔托夫（第154页和第157页）批评我实际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草案中的那些提法，原来是记录委员会刊载出来的草案中所没有的（参看第394页第7条和第11条）。如果对待问题比较仔细，那只要把我刚才指出的一些页码对照一下，就很容易发现这个错误了。］并在选举章程委员会以前为这个草案辩护时，马尔托夫同志还直截了当地声明：“我赞同列宁同志的结论。只是在两个问题上我和他有意见分歧”（黑体是我用的）——即关于总委员会组成的方法和增补要一致同意的问题（第157页）。这里对党章第1条的不同意见还只字未提。 　　马尔托夫同志认为有必要在自己的论戒严状态的小册子里再一次地、特别详细地回顾自己的党章草案。他在这本小册子里说，他的党章草案——对于这个草案，除了某些次要的细节以外，他现在（1904年2月，——不知道过两三个月以后又会怎样）还是完全同意的——“充分表明了他对于过分集中制的否定态度”（第Ⅳ页）。这个草案之所以没有提交代表大会，据马尔托夫同志现在解释是因为：第一，“在《火星报》受到的锻炼启示了他对章程持藐视态度”（当马尔托夫同志喜欢这样做时，《火星报》这个词在他看来就不是狭隘的小组习气，而是最坚定的方针了！可惜，三年来在《火星报》受到的锻炼，没有启示马尔托夫同志对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在为自己违背共同通过的党章的行为辩护时惯用的那种无政府主义词句持藐视态度）。第二，要知道，他马尔托夫同志是要避免“在《火星报》这样一个基本组织核心的策略中加进任何杂音”。说得多么头头是道啊！在关于党章第1条的机会主义条文或关于过分集中制这个原则问题上，马尔托夫同志竟这么害怕杂音（只有从最狭隘的小组观点来看才是可怕的杂音），甚至在编辑部这样一个核心面前都没有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在关于中央机关人选的实际问题上，马尔托夫同志却背离《火星报》组织（这个真正的基本组织核心）大多数人的意见而去向崩得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求救。马尔托夫同志暗中用小组习气替冒牌编辑部辩护，而责备最了解情况的人在估计问题时表现了“小组习气”，他的这些话里的“杂音”，马尔托夫同志却听不出。为了惩诫他，我们现在把他那个党章草案全部引证出来，并指出它究竟有什么样的观点和什么样的过分地方 ［注：我要指出，可惜我找不到马尔托夫草案的第一种稿本，这种稿本共有大约48条，其中包含了更加“过分的”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 　　“党章草案。（一）党员。（1）凡承认党纲、并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2）党员如果违反党的利益，由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开除其党籍。[说明开除理由的决定书，应保存在党的档案库里，并须根据要求，通知每个党委员会。对于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党籍的决定，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委员会要求时，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我用方括号来表明马尔托夫草案中那些显然没有什么意思的议论，这些议论不仅没有什么“思想”，而且也没有什么肯定的条件或要求，——例如在“党章”中绝妙地指明决定书究竟要保存在什么地方，或者说对于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党籍的决定（而不是它的一切决定和任何决定吗？）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这正是过分玩弄辞藻或十足的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即杜撰一些多余的、显然没有益处或文牍主义的条款。“（二）地方委员会。（3）党委员会是党在地方工作中的代表”。（真是既新颖又聪明！）“（4）[凡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存在并派有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委员会，都可以认为是党的委员会。］（5）除了第4条指出的委员会以外，新的党委员会应当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中央委员会或者承认现有的某地方组织为委员会，或者用改组该地方组织的办法组成地方委员会]。（6）委员会用增补的办法补充自己的名额。（7）中央委员会有权用不超过地方委员会名额总数三分之一数量的同志（它所了解的同志）补充地方委员会。”好一个典型的官样文章：为什么不超过三分之一呢？有什么意思呢？这种根本起不了限制作用的限制——因为补充是可以重复许多次的——究竟有什么意思呢？“（8）[如果地方委员会由于遭到迫害而瓦解或者被破坏，”（就是说不是全体被捕？），中央委员会应当把它恢复起来”]（已经不考虑第7条了吗？马尔托夫同志是不是觉得第8条和规定平日工作而节日休息的俄罗斯公安法相似呢？）“（9）[党的例行代表大会可以委托中央委员会改组某个地方委员会，如果该地方委员会的活动被认为是违反党的利益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该委员会就可认为已被解散，而该委员会所属地区的同志可以不受其管辖［注：我们请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注意这个字眼。这还了得！这就是甚至……甚至弄到更换编辑部成员的那种“雅各宾主义”的根源……。”]本条所规定的规则，同迄今俄罗斯法律中规定的所谓“禁止人人酗酒”的条文一样，是大有好处的。“（10[党的地方委员会领导该地党的全部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并尽力协助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实现它们所担负的全党的任务。”]……哎哟天哪！要这些话干什么呢？（11）[“地方组织的内部规则，委员会和它所管辖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各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该集团的权限范围和自治范围”（难道权限范围和自治范围不是一回事吗？）“由委员会自行规定并报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这里有一个疏忽：没有说明这种报告应当保存在哪里。）“（12）[委员会所管辖的各集团和各个党员，都有权要求把他们对任何问题的意见和愿望报告给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13）党的地方委员会必须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按中央委员会规定的分配比例上交给中央委员会会计处。（三）建立用其他语言（除了俄语以外）进行鼓动的组织。（14）[为了用某种非俄罗斯语言进行鼓动并把有关的工人组织起来，可以在特别需要把这种鼓动工作专门化并把这种组织划分出来的地方成立单独组织。］（15）至于是不是真有这种需要，这个问题由党中央委员会解决，如果发生争论，则提交党代表大会解决。”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章程后面的一些规定，可以看出这一条的第一部分是多余的，而关于发生争论情况的第二部分，简直是滑稽可笑的。“（16）[第14条所规定的地方组织在其特殊事务方面是自治的，但是它们在地方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工作并受其管辖，这种监督的形式以及该委员会和该特殊组织之间的组织关系的准则，由地方委员会规定。”（谢天谢地！现在可以看出所有这一大堆话都是多余的空话。）“在党的一般事务方面，这种组织应当作为委员会组织的一个部分来进行工作。］——（17）[第14条所规定的地方组织，可以成立自治联盟，以便顺利地执行它的特殊任务。这种联盟可以有自己专门的机关报和领导机关，但这些机关都应当受党中央委员会的直接监督。这个联盟的章程由它自行规定，但是必须经过党中央委员会批准。］（18）[如果党的地方委员会根据地方条件多半是用当地语言进行鼓动工作时，也可以加入第17条所规定的自治联盟。附注：这种委员会虽然是自治联盟的一部分，但并不因此就不成其为党的委员会”。］（整个一条都是非常有益处和非常聪明的，附注更是有过之无不及。）“（19）[加入自治联盟的地方组织同该联盟中央机关之间的联系，应当受地方委员会的监督。］（20）[各自治联盟的中央机关报和领导机关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关系，也和党的地方委员会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关系一样。］（四）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21）[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政治的和学术的机关报——是全党的代表。］（22）中央委员会负责对党的全部实际活动实行总的领导，关心正确使用和正确配备全党的一切力量，监督全党各部分的活动，把报刊发给各地方组织，建立党的技术机关，召开党代表大会。（23）党的机关报负责对党内生活进行思想领导，宣传党纲，通过学术的和政论的形式阐明社会民主党的世界观。（24）所有党的地方委员会和自治联盟都同党中央委员会和党机关报编辑部发生直接联系，并定期报告本地的运动和组织工作情况。（25）党的机关报的编辑部由党代表大会指定，一直工作到下一届代表大会时止。（26）[编辑部在其内部事务方面是独立自主的]，并且可以在两届代表大会期间补充和更换自己的成员，但每次都必须通知中央委员会。（27）所有由中央委员会发出的声明或者经过它批准的声明，都应当根据中央委员会的要求在党的机关报上刊载。（28）党中央委员会经党的机关报的编辑部同意后，可以成立专门从事某种文字工作的著作家小组。（29）中央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指定，一直工作到下一届代表大会时止。中央委员会可以用增补办法补充自己的名额（人数不限），但每次都必须通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五）国外的党组织。（30）国外的党组织主管党在国外俄国侨民中的宣传工作并把其中的社会主义分子组织起来。国外的党组织由它们选出的领导机关领导。（31）加入党的各自治联盟可以在国外设立自己的支部，以便协助执行联盟的专门任务。这些支部以自治团体的资格加入总的国外组织。（六）党代表大会。（32）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33）[党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党章以及全党活动的指导原则；监督各级党机关的工作并处理它们之间发生的冲突。］（34）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列组织和机关选派：（a）党的各地方委员会；（b）所有加入党的各自治联盟的中央领导机关，（c）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d）国外的党组织。（35）代表委托书可以转托，但是每一个代表至多只能拥有三张有效委托书。两个代表可以拥有一张委托书。不准使用限权委托书。（36）中央委员会如果认为吸收某同志参加代表大会有益处时，可以邀请该同志参加代表大会并享有发言权。（37）在修改党纲或党章的问题上，须经占总票数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其他问题则由简单多数决定。（38）代表大会只有在出席的代表能代表半数以上的现有的党委员会时，才可以认为有效。（39）代表大会应当尽可能每两年召开一次。[凡因某种不以中央委员会的意志为转移的障碍不能如期召开代表大会时，中央委员会可以自行决定延期举行。”] 　　读者如果能以超乎寻常的耐性读完这个所谓党章，大概就不会要求我们对以下几个结论再作专门的分析了。第一个结论：这个章程染上了难以医治的浮肿病。第二个结论：这个章程根本没有什么对过分集中制持否定态度的特别色彩的组织观点。第三个结论：马尔托夫同志把自己章程中的38/39以上的东西都瞒过世人的耳目（并且不让在代表大会上讨论）是做得很巧妙的。令人奇怪的只是，他居然把这种隐瞒行为称为光明正大。 （八）火星派内部分裂以前关于集中制问题的讨论 　　在谈党章第1条条文这个确实很有意义并且显然表明了各种色彩的观点的问题以前，我们还要稍微谈一下关于党章问题的简短的一般讨论，这次讨论占去了代表大会第14次会议的全部时间和第15次会议的部分时间。这次讨论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它是在《火星报》组织因中央机关人选问题而完全分离以前进行的。相反，后来那些一般关于党章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增补问题的讨论，都是我们已经在《火星报》组织内部发生分离以后进行的。自然，在尚未发生分离以前，我们还能比较公正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就是说，能比较不考虑我们大家所关心的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而发表自己的意见。前面我已经指出，马尔托夫同志当时赞成（第157页）我的组织观点，只不过在细节上有两点不同意见。相反，不论是反火星派或“中派”，都立刻对《火星报》的整个组织计划（也就是整个党章）中的两个基本思想发起了攻击，即反对集中制，也反对有“两个中央机关”。李伯尔同志把我的党章称为“有组织的不信任”，把有两个中央机关看作分权制（同波波夫和叶戈罗夫两位同志一样）。阿基莫夫同志主张扩大地方委员会的权限，尤其是要给以自行“改变自己成员的权利”。必须给以更大的活动自由……地方委员会应当由在当地积极活动的工作人员选出，正如中央委员会是由在俄国所有积极活动的组织的代表选出一样。如果这也不许可的话，就要把中央委员会指派到地方委员会的委员名额限制一下……”（第158页）可见，阿基莫夫同志在那里提出了反对“过分集中制”的理由，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当时还没有因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失败而跟着阿基莫夫跑，所以他对这些权威性的指示还是充耳不闻的。甚至当阿基莫夫同志把马尔托夫同志自己那个章程的“思想”（第7条——限制中央委员会指派委员加入地方委员会的权利）讲给他听时，他还是置若罔闻！马尔托夫同志当时还不愿意唱出同我们意见不一致的“杂音”，所以他也就忍耐了同阿基莫夫同志以及同他本人意见不一致的杂音……当时发言攻击“可怕的集中制”的还只有那些觉得《火星报》主张的集中制对他们显然不利的人，即阿基莫夫、李伯尔和戈尔德布拉特，小心翼翼地（所以如此，是为了随时可以向后转）跟着他们走的有叶戈罗夫（见第156页和第276页）等等。当时党内绝大多数人都还看得很清规戒律楚，崩得、“南方工人”社等等正是根据狭隘的小组利益反对集中制的。顺便说一下，现在党内大多数人也看得很清楚，《火星报》旧编辑部正是根据小组利益反对集中制的…… 　　例如拿戈尔德布拉特同志（第160—161页）的发言来说吧。他拼命攻击我所主张的“可怕的”集中制，说这种集中制是要导致下级组织的“消灭”，“完全是想使中央机关有无限权力来随意干预一切”，而各级组织“只有权驯顺地服从上级的命令”等等。“按照这个草案建立的中央机关将是孤独的，它周围不会有任何外层，只有无定形的散漫人群，它的一些唯命是听的代办员将在这个散漫人群中进行活动。”这同马尔托夫们和阿克雪里罗得们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用来款待我们的那套虚伪空话一模一样。人们曾讥笑崩得，因为它一方面反对我们的集中制，同时又使自己那里的中央机关拥有更明确规定的无限权力（例如，可以吸收和开除成员，甚至不许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在人们了解了问题真相以后，也会嘲笑少数派的喊叫，因为他们一处在少数地位就大声疾呼地反对集中制和党章，而一拥有多数，就立刻又要按党章办事了。 　　在两个中央机关的问题上也明显地表现了派别划分：反对所有火星派的有李伯尔，有阿基莫夫（他首先唱出了现在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爱唱的调子，说总委员会内中央机关报压倒了中央委员会），有波波夫，还有叶戈罗夫。根据旧《火星报》一向发挥的（而且是波波夫们和叶戈罗夫们的同志们在口头上赞成过的！）那些组织思想，自然要产生两个中央机关的计划。旧《火星报》的政策，是同“南方工人”社主张创办一个平行的通俗机关报并把它变成事实上占主要地位的机关报的计划截然相反的。这就是当时所有反火星派和整个泥潭派主张一个中央机关，即主张似乎更厉害的集中制的那种初看起来很奇怪的矛盾现象的根源。当然也有（特别是泥潭派中间）一些代表，未必清楚地了解“南方工人”社的组织计划将会引起，并且由于客观进程一定会引起怎样的后果，但是他们那种优柔寡断和毫无自信的本性，把他们推到反火星派方面去了。 　　在火星派分子参加这些（在火星派尚未分裂以前）关于党章问题的争论的发言中，马尔托夫（“赞成”我的组织思想）和托洛茨基两位同志的发言特别出色。托洛茨基当时回答阿基莫夫同志和李伯尔同志时说的每一句话，都揭穿了“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以后的行为和理论的全部虚伪实质。他（阿基莫夫同志）说：“党章规定的中央委员会的权限不够确切。我不能同意他的意见。恰恰相反，党章对这一点规定得很确切：既然党是一个整体，那就必须保证它对地方委员会的监督。李伯尔同志用我所用过的字眼说，党章表明‘有组织的不信任’。这是对的。但是，我用这个字眼是指崩得代表所提出的那个章程，因为他们的章程是意味着党内一部分人对全党表示有组织的不信任。而我们的党章〈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还没有遭到失败时，这个章程还是“我们的”！〉则意味着党要对它的各个部分表示有组织的不信任，就是说，要对各地方组织、各区组织、各民族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实行监督。”（第158页）是的，这里对我们的党章作了正确的说明，我们奉劝那些现在公然说“有组织的不信任”制度或所谓“戒严状态”是由阴险毒辣的多数派发明和实行的人多回忆一下这种说明吧。只要把上面引用的发言和在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到一个典型事例，它说明了政治上的毫无气节，说明马尔托夫这伙人是怎样根据问题是涉及他们自己的下级团体还是别人的下级团体而改变自己的观点的。 （九）党章第1条 　　我们已经列举了在代表大会上引起热烈的有意义的争论的不同条文。这种争论几乎占了两次会议的时间，并且是以两次记名投票结束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只举行过八次记名投票，这种记名投票花费时间太多，所以只在特别重要的情况下才采用）。当时涉及的问题无疑是原则问题。代表大会对于争论的兴趣是很大的。所有代表都参加了表决——这是我们代表大会（正如任何一个大的代表大会一样）少有的现象，这也证明，所有参加争论的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试问，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我在代表大会上已经说过，后来又不止一次地重复过：“我决不认为我们的意见分歧（关于党章第1条）是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分歧。我们还决不至于因为党章有一条不好的条文而灭亡！”（第250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页。——编者注］这种意见分歧，虽然暴露出原则上的不同色彩，它本身无论如何也不会引起代表大会以后所形成的那种分离（其实，如果老实不客气地说，这是分裂）。但是，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有人坚持它，如果把它提到首位，如果硬要去寻找这种分歧的全部来龙去脉，那它就会变成大的意见分歧。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成为转向某些错误见解的出发点，如果这些错误见解又由于新增加的分歧而同使党分裂的无政府主义行动结合起来，那么这种意见分歧就会有重大的意义了。 　　这一次也正是这样。党章第1条引起的比较不大的意见分歧，现在竟有了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这种意见分歧成了少数派（特别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以及后来在新《火星报》上）走向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的转折点。正是这种意见分歧奠定了火星派少数派同反火星派以及泥潭派结成联盟的基础，这个联盟到选举时已经有了确定的形式，不了解这个联盟，就不能了解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发生的主要的根本的分歧。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所犯的小错误，原是我们的罐子上的一个小裂缝（正如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这个罐子本来可以用绳子打个死结（而不是用绞索，就象在同盟代表大会期间几乎陷于歇斯底里状态的马尔托夫所听错的那样）把它捆紧。也可以竭尽全力扩大裂缝，使它完全破裂。由于热心的马尔托夫分子采取了抵制等等无政府主义的手段，结果出现了后一种情况。关于党章第1条的意见分歧在中央机关选举问题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而马尔托夫在这个问题上遭到失败，也就使他走向用粗暴机械的、甚至是无理取闹的（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手段进行“原则斗争”。 　　现在，经过这一切事件以后，党章第1条问题就有了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确切地认识到代表大会在表决这一条时形成的派别划分的性质，同时更重要的是，应当确切地认识到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就已经显现或者开始显现出来的那些观点的色彩的真实性质。现在，在读者熟悉的各种事件发生以后，问题的提法已经是这样，究竟是得到阿克雪里罗得拥护的马尔托夫的条文，象我在党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第333页），反映了他的（或者他们的）不坚定性、动摇性和政治态度模糊，或象普列汉诺夫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同盟记录第102页及其他各页），反映了他（或者他们）倾向于饶勒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得到普列汉诺夫拥护的我的条文，反映了我在集中制问题上有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庞巴杜尔[123]式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错误观点呢？是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现在，当小的分歧变成大的分歧时，问题的提法已经是这样了。在从实质上讨论那些赞成和反对我的条文的理由时，我们应当注意的正是事态的发展强加给我们大家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有点夸张的话）是由历史进程形成的这种问题的提法。 　　让我们从分析代表大会的讨论来开始剖析这些理由吧。第一个发言，即叶戈罗夫同志的发言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他的态度（不明白，我还不明白，我还不知道真理在哪里）很可以说明当时还难以认清这个确实是新的、相当复杂而细致的问题的许多代表的态度。第二个发言，即阿克雪里罗得的发言，立刻从原则上提出问题。这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第一个原则性的发言，其实这就是他在代表大会上的第一次发言，而且很难说他这个谈到有名的“大学教授”的发言是特别成功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我认为，我们必须分清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而这里有人把这两个概念混淆了。这种混淆是危险的。”这就是用来反对我的条文的第一个理由。请你们仔细看一看这个理由吧。如果我说，党应当是组织 ［注：“组织”一词通常有两种含义，即广义的和狭义的。狭义的是指人类集体中的，至少是有最低限度确定形式的人类集体中的单个细胞。广义的是指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这种细胞的总和。例如，海军、陆军和国家，既是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的总和，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教育主管机关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它又是由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同样，党也是一个组织，而且应当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党又应当是由许多不同的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所以，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谈论划分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时，第一，他没有注意到组织一词的广义和狭义的这个区别，第二，他没有发现他自己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混淆起来了。］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那么，这是不是说我把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混淆了”呢？当然不是。我只是以此来十分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愿望，自己的要求，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反之，我的论敌却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接受领导的分子和不接受领导的分子，先进的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落后分子——因为还可救药的落后分子是能够加入组织的——混淆在党内。这样的混淆才真正是危险的。随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援引“从前那些十分秘密的集中的组织”（“土地和自由”社[124]和“民意党”[125]）做例子，说这些组织周围“聚集了许多虽然没有加入组织，却以某种方式帮助它，并被认为是党员的人。……这个原则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内更严格地实行”。于是我们就接触到一个关键问题：“这个原则”，即许可那些不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而只是“以某种方式帮助它”的人自称为党员的原则，真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吗？普列汉诺夫对这个问题作了唯一可能的回答，他说：“阿克雪里罗得援引70年代的情况做例子是不正确的。当时有组织严密、纪律良好的中央机关，在它周围有它所成立的各种组织，而在这些组织以外是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这一混乱状态中的分子虽然也自称为党员，对于事业却并没有好处，反而造成了损失。我们不应当仿效70年代的无政府状态，而要避免这种状态。”可见，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想要冒充为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这个原则”，其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谁要想推翻这个结论，就必须证明在组织以外有可能实现监督、领导和纪律，就必须证明有必要授予“混乱状态中的分子”以党员称号。拥护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的人，对于以上两点都没有加以证明，而且也无法加以证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拿了“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并声明这一点的大学教授”做例子。要把这个例子所包含的思想贯彻到底，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就应当进一步说明：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本身是否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既然没有提出这个更进一步的问题，那他就是中途抛弃了自己的论据。的确，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承认我们所谈的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他们为什么又不把他编到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里面呢？只有把他编进去，这位大学教授的“声明”才会同他的行动相符合，才不致成为空话（大学教授们的声明往往是空话）；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给这位大学教授以享有光荣而又责任重大的党员称号的权利，就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所以，归结起来说，问题正在于是彻底实行组织原则，还是崇尚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我们究竟是以已经形成的、已经团结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人核心——譬如说，已经召开党代表大会并且将扩大和增设各种党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核心——为出发点来建设党呢，还是满足于一切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种聊以自慰的空话？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接着又说：“我们采纳列宁的条文，就会把虽然不能直接吸收到组织中，但终究还是党员的那一部分人抛弃掉。”在这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本人十分明显地犯了他想归罪于我的那种混淆概念的错误：他竟把所有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一点当作既成事实，其实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争论，而我的论敌还应当来证明这种解释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所谓“抛弃”这样一个初看起来似乎可怕的词，究竟有什么内容呢？如果说只有被承认为党组织的那些组织中的成员才能称为党员，那么不能“直接”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的人，也还是能在靠近党的非党组织中工作的。因此，所谓抛弃，如果是指取消工作机会，取消参加运动的机会，那是根本谈不上的。相反，我们容纳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党组织愈坚强，党内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愈少，党对于在它周围的、受它领导的工人群众的影响也就会愈加广泛、全面、巨大和有效。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当然我们要建立的首先是党的最积极的分子的组织，革命家的组织，但是我们既然是阶级的党，就应当想法不把那些也许并不十分积极然而却自觉靠近这个党的人抛在党外。”他这样说，正是犯了上述把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的错误（这种错误是我们的整个机会主义经济派的特点）。第一，列为社会民主工党积极部分的，决不单是革命家组织，还有许多被承认为党组织的工人组织。第二，究竟有什么理由，按照什么逻辑，可以根据我们是阶级的党这一事实，就作出结论说不必把加入党的人和靠近党的人区分开来呢？恰恰相反：正因为人们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有差别，所以必须区别他们同党的关系的密切程度。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把自己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水平，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106]和“尾巴主义”。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职业的组织（比较原始的、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接受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者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抹杀靠近党的分子和加入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抹杀自觉、积极的分子和帮助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正是这种无视和遗忘的表现。 　　拿我们是阶级的党作借口来为组织界限模糊辩护，为把有组织和无组织现象混淆起来的观点辩护，就是重复纳杰日丁的错误，因为纳杰日丁“把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一哲学的和社会历史的问题，同……组织技术问题混淆起来了”（《怎么办？》第91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5页。——编者注］。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首创的这种混淆，后来被拥护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那些发言人重复了几十次。“党员称号散布得愈广泛愈好”——马尔托夫这样说，但是他没有说明这种名不副实的称号散布得广泛究竟有什么好处。对不加入党组织的党员实行监督不过是一句空话，这能否定得了吗？空话如果广泛散布，那是有害而无益的。“如果每一个罢工者，每一个示威者，在对自己行动负责的情况下，都能宣布自己是党员，那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第239页）真的吗？每一个罢工者都应当有权宣布自己是党员吗？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论点一下子就把他的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他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罢工主义，重蹈阿基莫夫们的覆辙。如果社会民主党能够领导每一次罢工，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直接的和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表现形式的阶级斗争。而罢工就是这种斗争最深刻最强有力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初步的、按实质来说不过是工联主义的斗争形式同全面的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等同起来，那么我们就会是尾巴主义者了。如果我们给每一个罢工者以“宣布自己是党员”的权利，那么我们就是以机会主义态度使一件分明不真实的事情合法化，因为这样的“宣布”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想自欺欺人，硬说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非熟练工人的极广大阶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是十分涣散、备受压迫、愚昧无知，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党员，那么我们就是沉湎于马尼洛夫的幻想了。正是根据“罢工者”的例子，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力求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每一次罢工的革命意向同宣布每一个罢工者为党员的机会主义词句之间的区别。我们是阶级的党，这是就我们在事实上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几乎整个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来说的，但是，只有阿基莫夫们才能由此作出结论说，我们在提法上应当把党和阶级等同起来。 　　马尔托夫同志在同一次发言中说，“我不怕密谋组织”，但是，他补充说，“在我看来，密谋组织，只有当它由广泛的社会民主工党围绕着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第239页）。为了说得确切些，应当说，只有当它由广泛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围绕着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如果马尔托夫同志的论点是以这种形式表达的，那就不仅是不容争辩，而且是不言自明的定论了。我所以要讲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以后发言的人把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不言自明的定论变成非常流行和非常庸俗的论据。说什么列宁想“使党员总数以密谋者人数为限”。当时作出这个只能令人好笑的结论的有波萨多夫斯基同志以及波波夫同志，而当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发言附和这个结论时，这个结论的真正性质，即机会主义词句的性质，就充分暴露出来了。目前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新《火星报》上又发挥了这个论据，想使读者们了解新编辑部的新的组织观点。还在代表大会讨论党章第1条问题的第1次会议上，我就发现我的论敌想要利用这种廉价的武器，所以我在发言中告诫说：“不要以为党的组织只应当由职业革命家组成。我们需要有不同形式、类别和色彩的极其多种多样的组织，从极狭小极秘密的组织直到非常广泛自由的组织（松散的组织）。”（第240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页。——编者注］这本来是有目共睹、不言自明的真理，所以我当时认为这是不必多谈的。但是，在目前时期，有人在很多很多方面把我们拉向后退，这就使人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也“重提旧事”。因此我要从《怎么办？》和《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摘录几段话： 　　“……象阿列克谢耶夫和梅什金、哈尔图林和热里雅鲍夫这样一些卓越的活动家的小组，却是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的政治任务的。他们所以能够胜任，正是并且只是因为他们的热烈的宣传能够获得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的响应，因为他们的沸腾的毅力能够得到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01页。——编者注］要成为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得到本阶级的支持。不是象马尔托夫同志所想象的那样，党应当去围绕密谋组织，而是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应当围绕既包括密谋组织又包括非密谋组织的党。 　　“……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每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业工会会员，那就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缩小我们影响群众的范围。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同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懂得这种起码道理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它们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组织，就不能达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组织愈广泛，我们对它们的影响也就会愈广泛，但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展，而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党人对同事给以直接的和自觉的推动。”（第86页） ［注：同上，第108页。——编者注］顺便说一下，对于评价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工会的例子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说工会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是不会产生异议的。但是根据这一点就给工会全体会员以“宣布自己”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权利，那就是十分荒谬的了，而且势必有两个害处：一方面是缩小工会运动的规模并且削弱工人在工会运动基础上的团结，另一方面，这会把模糊不清和动摇不定的现象带进社会民主党内。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发生了有名的汉堡泥瓦工做包工活事件[126]的具体情况下曾解决过类似的问题。当时社会民主党毫不迟疑地认为工贼行为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不齿的无耻行为，即认为领导罢工和支援罢工是自己的切身事业，但是同时它又十分坚决地否定了把党的利益和行业工会的利益等同起来、要党对个别工会所采取的个别步骤承担责任的要求。党应当并且将力求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行业工会中去，使工会接受自己的影响，但是，正是为了这种影响，党应当把这些工会中完全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加入社会民主党的）人和那些不十分自觉和政治上不十分积极的人区别开来，而不是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希望的那样，把他们混为一谈。 　　“……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小组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遍布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第96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20页。——编者注］从这种引证中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同志是多么不合时宜地对我提醒说，革命家组织应当由广泛的工人组织围绕起来。我在《怎么办？》中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而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更具体地发挥了这个思想。我在这封信中写道，工厂小组“对我们特别重要：运动的全部主要力量就在于各大工厂工人的组织性，因为大工厂里集中的那一部分工人，不但数量上在工人阶级中占优势，而且在影响、觉悟程度和斗争能力方面更占优势。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堡垒……工厂分委员会应当力求通过各种小组（或代办员）网掌握整个工厂，吸收尽量多的工人参加工作……所有的小组和分委员会等，都应当是委员会的附属机构或分部。其中一些人将直接申请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经委员会批准就成为党员，（受委员会委托或经委员会同意）担负一定的工作，保证服从党机关的指示，享有党员的权利，可以成为委员会委员的直接候选人，等等。另一些人将不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们是由党员建立的那些小组的成员，或者是与某个党小组接近的那些小组的成员，等等”（第17—18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0页和第12—13页。——编者注］。从我加上着重标记的地方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我的第1条条文的思想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已经充分表明了。那里直接指出了入党的条件：（1）一定程度的组织性；（2）由党委员会批准。在下一页，我又大致指出什么样的团体和组织，根据什么理由应当（或者不应当）吸收入党：“书刊投递员小组成员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应该认识一定数量的党员和党的负责人。研究职工劳动条件和拟订职工各种要求的小组，其成员不一定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大学生自学小组、军官自学小组和职员自学小组都有一两个党员参加，有时甚至根本不该让人知道他们是党员，等等。”（第18—19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3—14页。——编者注］ 　　请看这又是一种可以说明“光明正大”问题的材料！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上的条文甚至完全没有讲到党对于各组织的关系，而我几乎在代表大会一年以前就已经指出，一些组织应该包括在党内，另一些组织不应该包括在党内。在《给一位同志的信》里已经很明确地提出我在代表大会上所辩护的那个思想。这一点可以具体表述如下。一般按照组织程度，尤其是按照秘密程度来说，各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革命家组织；（2）尽量广泛和多种多样的工人组织（我只说到工人阶级，当然，在一定条件下，这里也包括其他阶级中的某些分子）。这两种组织就构成为党。其次，（3）靠近党的工人组织；（4）不靠近党，但是事实上服从党的监督和领导的工人组织；（5）工人阶级中没有参加组织的分子，其中一部分——至少在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中——也是服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按照我的看法，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相反，按照马尔托夫同志的看法，党的界限是极不明确的，因为“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试问，这种界限模糊有什么好处呢？可以使“称号”广泛散布。它的害处就是会产生一种把党和阶级混淆起来的瓦解组织的思想。 　　为了说明我们所提出的一般原理，我们还要粗略地看一看代表大会继续讨论党章第1条的情况。布鲁凯尔同志发言（这一点使马尔托夫同志感到满意）赞成我的条文，但是他和我的联盟是跟阿基莫夫同志和马尔托夫的联盟不同的，这只是出于误会。布鲁凯尔同志“不同意整个党章和它的整个精神”（第239页），而他拥护我的条文，是因为他把我的条文看成是《工人事业》的拥护者所希望的那种民主制的基础。布鲁凯尔同志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在政治斗争中有时不得不选择害处较少的办法；布鲁凯尔同志没有觉察到，在我们这样的代表大会上为民主制辩护，是徒劳无益的。阿基莫夫同志就比较精明了。他完全正确地提出问题，认为“马尔托夫同志和列宁同志争论的是哪一种〈条文〉更能达到他们的共同目的”（第252页）。他继续说：“我和布鲁凯尔，想挑选一个比较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条文。于是我就挑选了马尔托夫的条文。”阿基莫夫同志又坦率地解释说，他认为“他们的目的〈即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我三个人的目的——建立一个起领导作用的革命家组织〉是实现不了的，而且是有害的”；他象马尔丁诺夫同志 ［注：不过，马尔丁诺夫同志想同阿基莫夫同志区别开来，他想证明，密谋似乎不等于秘密，在这两个词的差别的后面掩盖着概念上的差别。究竟是什么差别，无论马尔丁诺夫同志或者现在跟着他走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都没有加以说明。马尔丁诺夫同志“装出一副样子”，使人感到，似乎我，例如在《怎么办？》中，没有坚决（如在《任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6—449页。——编者注）中那样）反对“把政治斗争缩小成密谋”。马尔丁诺夫同志想使听众忘记一件事实，就是我当时所反对的那些人认为不需要革命家组织，正如阿基莫夫同志现在认为不需要这种组织一样。］一样，拥护经济派所谓不必有“革命家组织”的思想。他“完全相信，实际生活终究会闯进我们党组织中来，不管你们是用马尔托夫的条文还是用列宁的条文阻挡它的去路”。本来，这种“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是不值一提的，如果我们没有在马尔托夫同志那里也看到这种观点的话。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次发言（第245页）一般讲来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值得详细分析一番。 　　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一个理由是说：党组织对于不加入组织的党员的监督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委员会既然委托某人担负某种职务，就有可能考察它”（第245页）。这个论点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它可以说是“道破了”马尔托夫的条文究竟是谁需要的，事实上是为谁效劳的：是为知识分子个人效劳呢，还是为工人团体和工人群众效劳。原来，马尔托夫的条文有可能作两种解释：（1）凡是在党的某一个组织的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有权“宣布自己”（这是马尔托夫同志本人的话）是党员；（2）每一个党组织都有权承认凡是在它的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是党员。只有第一种解释才真正有可能使“每一个罢工者”自称为党员，所以也只有这种解释才立刻得到了李伯尔们、阿基莫夫们以及马尔丁诺夫们的衷心拥护。但是，这种解释显然是一句空话，因为这样就会把整个工人阶级都包括进去，从而抹杀党和阶级之间的区别；所谓监督和领导“每一个罢工者”，那只能是“象征性地”谈一谈。正因为如此，马尔托夫同志在第二次发言时立刻就倒向第二种解释（不过，顺便说一下，这种解释被代表大会直接否决了，因为代表大会否决了科斯季奇的决议案[127]，第255页），即认为委员会将委托人们担负各种职务并考察其执行情况。这种专门职务当然从来不会委托给工人群众，不会委托给数以千计的无产者（即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和马尔丁诺夫同志所说的那些无产者〉，而恰恰是常常委托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提起的大学教授，委托给李伯尔同志和波波夫同志所关心的中学生（第241页），委托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第二次发言中所提到的革命青年（第242页）。总之，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要么是一纸空文和空洞的辞藻，要么就多半是而且几乎完全是有利于那些“浸透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不愿意加入组织的“知识分子”。马尔托夫的条文在口头上是维护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利益的，但是事实上却是为那些害怕无产阶级的纪律和组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效劳。谁也不敢否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和组织（可以参看一下考茨基论述知识分子的一些著名论文）；这也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不如无产阶级的地方；这就是使无产阶级常常感觉到的知识分子意志消沉、动摇不定的一个原因；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性是同他们通常的生活条件，同他们在很多方面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谋生条件（单独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体里工作等等）有密切联系的。最后，拥护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那些人恰恰必须拿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做例子，也不是偶然的！在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中并不象马尔丁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位同志所想的那样，是坚决主张广泛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人反对坚决主张搞激进密谋组织的人，而是拥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人同拥护无产阶级组织和纪律的人发生了冲突。 　　波波夫同志说：“在彼得堡，也象在尼古拉耶夫或敖德萨一样，据这些城市的代表说，到处都有数以十计的散发书刊和进行口头鼓动的工人不能成为组织中的成员。可以把他们编到组织里面，但是不能看作组织中的成员。”（第241页）为什么他们不能成为组织中的成员呢？这始终是波波夫同志的一个秘密。上面我引了《给一位同志的信》中的一段话，正是说明把所有这些工人（是数以百计，而不是数以十计）编到组织里面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其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组织能够而且应当包括在党内。 　　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个理由是说：“列宁认为党内除了党组织以外，再也不能有其他什么组织……”完全对啊！……“反之，我却认为这样的组织应当存在。实际生活在十分迅速地建立和繁殖这些组织，以致我们来不及把它们一一纳入我们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组织的体系……”这个说法在两方面都是不正确的：（1）“实际生活”繁殖真正干练的革命家组织，要比我们所需要的，要比工人运动所要求的少得多；（2）我们党应当是一个不仅包括革命家组织而且包括许许多多工人组织在内的体系……“列宁认为中央委员会只会批准那些在原则方面完全可靠的组织为党的组织。可是，布鲁凯尔同志清楚地了解，实际生活〈原文如此！〉一定会显示自己的力量，中央委员会为了不致把许多组织抛在党外，就会不管它们是不是完全可靠而一概批准；因此，布鲁凯尔同志也就附和了列宁的意见……”请看，这真是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当然，如果中央委员会一定要由一些不是按照自己的意见而是按照别人的意见行事的人（见组委会事件）组成，那“实际生活”就真正会“显示自己的力量”，就是说，党内最落后的分子就会占上风（现在由于党内存在着由落后分子组成的“少数派”，情况正是如此）。但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理由能迫使一个干练的中央委员会把那些“不可靠的”分子吸收到党内来。马尔托夫同志拿“实际生活”“繁殖”不可靠的分子作借口，正好十分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组织计划的机会主义性质！……他继续说：“而我认为，如果这样的组织〈不完全可靠的组织〉同意接受党纲，接受党的监督，我们可以把它吸收入党，但并不因此就把它变成党的组织。例如，如果某个‘独立派’协会决定接受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党纲，并加入党，那我就会认为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胜利，然而这还不是说，我们就把这个协会编入党组织中了……”请看，马尔托夫的条文竟混乱到什么程度：加入党的非党组织！请看一看他的公式吧：党＝（1）革命家组织，+（2）被承认是党组织的工人组织，+（3）没有被承认是党组织的工人组织（多半是“独立派”组织），+（4）执行各种任务的个人，如大学教授、中学生等等，+（5）“每一个罢工者”。可以同这个出色的计划相媲美的只有李伯尔同志的下面一段话：“我们的任务不只是要建立一个组织〈！！〉，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建立一个党。”（第241页）是的，当然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到这一点，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并不是什么“建立一些组织”的废话，而是向党员直接提出要求，要他们切实地从事建立组织的工作。说是“建立一个党”，而又拥护用“党”这个词来掩盖一切无组织性和一切涣散状态，那就是说空话。 　　马尔托夫同志说：“我们的条文是表示一种想使革命家组织和群众之间有一系列组织的意图。”恰恰不是这样。马尔托夫的条文恰恰不是表示这种真正必要的意图，因为它并不是促使大家组织起来，不是要求大家组织起来，不是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的东西区分开来。它只是给大家一个称号 ［注：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一个令人好笑的论据来为自己的条文辩护。他说：“我们可以指出，列宁的条文按字面意义来了解，是把中央代办员置于党外。因为这些代办员并不组成一个组织。”（第59页）这个论据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曾受到嘲笑，这一点从记录上可以看出来。马尔托夫同志以为他所指出的“困难”，只有中央代办员加入“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才能够解决。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马尔托夫同志所引用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他完全不了解党章第1条的思想，表明那种纯粹咬文嚼字的批评方式确实值得嘲笑。从形式上说，只要成立一个“中央代办员组织”，起草一个把这个组织编到党内来的决议，那个使马尔托夫同志大伤脑筋的“困难”就会立刻消失。而我提出的党章第1条条文的思想是要促使大家“组织起来！”，是要保证实在的监督和领导。从实质上看，中央代办员应不应当包括在党内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可笑的。因为对他们的实在的监督，由于他们被任命为代办员，由于他们被留在代办员的职位上，已经有了完全的和绝对的保证。所以，这里根本谈不上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的东西混为一谈（而这正是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错误的根源）。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所以要不得，就是因为它使每一个人，使每一个机会主义者，每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每一个“大学教授”和每一个“中学生”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这就是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阿基里斯之踵[128]，而马尔托夫同志却枉费心机地企图掩饰这个致命弱点，举了一些根本谈不上什么自封为党员、自行宣布为党员的例子。］。说到这里，不能不回想起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过的一段话：“无论用什么命令都不能禁止它们〈革命青年小组等等〉以及个别人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十足的真理！〉，甚至自认为是党的一部分……”这就大错特错了！禁止人家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词直接表示的只是一种信念体系，而不是一定的组织关系。当个别小组和个别人危害党的事业，败坏和瓦解党的组织时，禁止这些小组和个人“自认为是党的一部分”，是可以而且应该的。如果党竟不能“用命令禁止”小组“自认为是”整体的“一部分”，那么说党是个整体，是个政治单位，就太可笑了！如果这样，那又何必规定开除党籍的手续和条件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显然已经把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他甚至把这个错误发挥成机会主义理论，因为他补充说：“按照列宁的条文，党章第1条是直接同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实质〈！！〉及其任务根本矛盾的。”（第243页）这恰恰等于说：对党提出的要求高于对阶级的要求，是同无产阶级任务的实质根本矛盾的。怪不得阿基莫夫要竭力拥护这样的理论。 　　必须公正地指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现在想把这个显然有机会主义倾向的错误条文变成新观点的种子，但是他当时在代表大会上倒是表示愿意“磋商”，他说：“但是我发觉，我原来敲的是敞开的大门”（我在新《火星报》上也发觉了这一点），“因为列宁同志及其被认为是党的一部分的外层小组表示赞同我的要求。”（不仅外层小组，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工人联合会：参看记录第242页斯特拉霍夫同志的发言，以及上面从《怎么办？》和《给一位同志的信》里摘录的一些话）“剩下的还有个别人。但是在这里也是可以磋商的。”我当时回答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一般说来，我并不反对磋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页。——编者注］，但是我现在应当解释一下，这句话究竟是指什么而言。正是关于个别人，关于所有这些大学教授和中学生等等，我是最不同意作什么让步的。但是，如果引起怀疑的是工人组织问题，那我就会同意（虽然上面我已经证明，这种怀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给我的第1条条文加上这样一个附注：“凡是接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和党章的工人组织，应当尽量列入党组织。”当然，严格说来，党章应当以法律式的定义为限，这种愿望不适于在党章中规定，而只适于在解释性的注解中、在小册子中加以说明（我已经指出，还在党章制定之前很久，我就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作过这样的解释了）；但是，这样的附注至少丝毫不会有什么可能导致瓦解组织的错误思想，丝毫不会有马尔托夫条文中显然包含的机会主义的论断 ［注：在企图论证马尔托夫的条文时必然涌现出来的这些论断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托洛茨基同志的一段话（第248页和第346页），他说：“机会主义是由一些比党章某一条文更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或者说：由更深刻的原因决定的〉，——它是由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二者的相对发展水平引起的……”但是问题不在于党章条文能造成机会主义，而在于要利用党章条文锻造出比较锐利的武器来反对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愈深刻，这种武器也就应当愈锐利。因此，以机会主义有“深刻的原因”作理由来为向机会主义敞开大门的条文辩护，那就是十足的尾巴主义。当托洛茨基同志还在反对李伯尔同志时，他了解党章是整体对部分、先进部队对落后部队所表示的“有组织的不信任”；而当托洛茨基同志站到李伯尔同志方面时，他却忘记了这一点，甚至用“复杂的原因”、“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等等，为我们在组织这种不信任（对机会主义的不信任）方面所表现的软弱和动摇辩护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另一个论据是说：“已有某种组织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更容易自行列入〈黑体是我用的〉党员名单的。”正是这样。所以，有知识分子模糊不清的毛病的，正是那个甚至容许无组织的分子自行宣布为党员的条文，而不是我的绝对不许人们“自行列入”名单的条文。托洛茨基同志说，中央委员会“不承认”机会主义者的组织，只是因为注意到这些人的性质，但是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些人的政治面貌，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危险，因为可以用全党抵制的办法把他们驱逐出去。这一点只有在必须把某人驱逐出党的情况下才是对的（而且只是对了一半，因为有组织的党不是用抵制的办法而是用表决的办法实行驱逐的）。这一点在很多日常情况下，即在只需要实行监督而绝对不能实行驱逐时，是完全不正确的。中央委员会为了实行监督，可以有意把某一个虽然不完全可靠，但有工作能力的组织在一定条件下接纳到党内来，以便考验它，试图把它引上正确道路，用自己的领导来克服它的局部的偏向，等等。如果根本不允许“自行列入”党员名单，那么这样的接纳是没有危险的。为了能使人公开地和负责地，即在有监督的条件下表达（并讨论）其错误观点和错误策略，这样的接纳往往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说法律式的定义应当适合事实上的关系，那么列宁同志的条文就应当被否决。”——托洛茨基同志这样说，但这又是机会主义者的说法。事实上的关系并不是死的，而是有生气的和不断发展的。法律式的定义能适合这些关系的进步发展，但是也能（如果这些定义是坏定义的话）“适合”退化或停滞。后一种情况也就是马尔托夫同志的“情况”。］和“无政府主义的观念”。 　　我加了引号的最后一个说法，是巴甫洛维奇同志的。他当时很公正地把承认“不负责任的和自行列名入党的分子”是党员的主张看作无政府主义。巴甫洛维奇同志向李伯尔同志解释我的条文时说，“如果翻译成普通话”，——这个条文就是说：“既然你想做一个党员，就应当也承认组织关系，而且不只是抽象地承认。”这种“翻译”虽然很简单，但是它不仅对于那些各种各样可疑的大学教授和中学生，而且对于最真实的党员，对于上层人物，都不是多余的（正如代表大会以后的事件证明的那样）……巴甫洛维奇同志同样公正地指出，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是同马尔托夫同志引证得很不恰当的那个不容争辩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相抵触的。“我们党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正是如此。并且正因为如此，要“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称为党员是不正确的，因为假使“每次罢工”都不只是强大的阶级本能和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发表现，而是这个过程的自觉表现，那么……那么，总罢工就不会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那么我们的党就会立刻一下子包括整个工人阶级，因而也就会一下子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消灭掉。为了真正成为自觉的表现者，党应当善于造成一种能保证有相当的觉悟水平并不断提高这个水平的组织关系。巴甫洛维奇同志说：“按照马尔托夫的道路走去，首先就要删掉关于承认党纲的条文，因为要接受党纲，就必须领会和了解这个党纲……承认党纲是要有相当高的政治觉悟水平才能做到的。”我们从来不容许用任何要求（领会、了解等等）来人为地限制人们支持社会民主党以及参加它所领导的斗争，因为单是参加斗争这一事实本身就能提高觉悟性和组织本能，但是，既然我们结成一个党，以便进行有计划的工作，那我们就应当设法保证这种计划性。 　　巴甫洛维奇同志关于党纲问题的警告看来不是多余的，这在同一次会议过程中就立即显示出来了。保证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得以通过 ［注：投票赞成这个条文的有28票，反对的有22票。八个反火星派分子中有七个人赞成马尔托夫，有一个人赞成我。假如没有机会主义者的帮忙，马尔托夫同志就不能使自己的机会主义条文通过。（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毫无成效地企图驳倒这件不成问题的事实，不知为什么只指出崩得分子的票数，而把阿基莫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忘记了，确切些说，只有在这一点可以作为攻击我的证据——布鲁凯尔同志同意我的条文——时，才想起这些人。）］的阿基莫夫同志和李伯尔同志立刻就暴露出自己的真正本性，他们要求（第254—255页）对于党纲也只要（为了取得“党员资格”）抽象地加以承认，即只承认它的“基本原理”就行了。巴甫洛维奇同志指出：“阿基莫夫同志的提议，从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可惜，我们从记录中看不出究竟有多少票赞成阿基莫夫的这个提议，——大概不少于七票（五个崩得分子，再加上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正因为七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所以原先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形成的“紧密的多数派”（反火星派分子、“中派”和马尔托夫分子）结果变成了紧密的少数派！正因为七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主张批准旧编辑部的提议才遭到了失败，《火星报》办报的“继承性”才受到这种似乎惊人的破坏！这奇异的七个人竟是《火星报》的“继承性”的唯一救星和保证，而这七个人就是崩得分子以及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也就是说，正是那些对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理由投过反对票的代表，而他们的机会主义立场曾经由代表大会肯定地指出过几十次了，并且是由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在讨论关于缓和第一条有关党纲的提法问题时就肯定地指出过的。反火星派分子捍卫《火星报》的“继承性”！——这就是代表大会以后展开的一出悲喜剧的开端。 ※　　　　　※　　　　　※ 　　表决党章第1条条文时形成的派别划分，也跟语言平等事件暴露的情况完全相同：由于火星派多数派方面有四分之一（大概数目）的票数脱离出去，结果就使“中派”所追随的反火星派有可能取得胜利。当然，这里也有个别的票数破坏了画面的完整性，——在象我们代表大会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会议上，必然有一部分“野”票偶然地有时跑到这方有时跑到那方，尤其是在讨论党章第1条这样的问题时情况是这样，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的实质还刚刚显露出来，许多人简直还来不及把问题弄清楚（因为这个问题预先没有在书刊上探讨过）。从火星派多数派方面跑出去五票（各有两票表决权的鲁索夫和卡尔斯基以及有一票表决权的连斯基）；同时，又有一个反火星派分子（布鲁凯尔）和三个中派分子（梅德维捷夫、叶戈罗夫和察廖夫）归附到火星派多数派方面；结果多数派共有23票（24-5+4），比后来进行选举时最终形成的派别划分少一票。反火星派分子使马尔托夫取得了多数，反火星派分子中有七个人赞成马尔托夫，有一个人赞成我（“中派”方面也有七票赞成马尔托夫，三票赞成我）。火星派少数派和反火星派以及“中派”的联盟——即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和在代表大会以后组成的紧密的少数派的那个联盟——开始形成起来。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提出党章第1条条文时，特别是在为这个条文辩护时所犯的无疑是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迈进了一步的政治错误，由于有代表大会这样一个自由的公开的舞台，立刻和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具体表现就是，最不坚定的和最不坚持原则的分子马上发动了他们的全部力量来扩大社会民主党革命派观点中出现的裂缝，或者说缺口。在组织方面公开追求不同目的（见阿基莫夫的发言）的人们共同参加代表大会的事实，立刻就推动了在原则上反对我们的组织计划和反对我们的章程的人去支持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也仍然忠实于社会民主党革命派观点的火星派分子竟成了少数。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因为谁如果没有弄清楚这件事实，谁就根本无法了解由于争论党章的细节问题而发生的斗争，也无法了解由于争论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而发生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