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散杜马与无产阶级的任务

第二届杜马被解散了[32]。而且解散得并不平静，而是闹得沸沸扬扬——完全像解散第一届杜马时那样。这里有沙皇伪君子对解散一事表示“真诚遗憾”的“解散宣言”。这里有将工人和农民选举权化为乌有的“新选举法”。甚至还有通过当然的枪决和第三届杜马来“更新”俄罗斯的许诺。总之，这里有一切在不久前解散第一届杜马时曾发生过的东西。沙皇简而言之重复了第一届杜马的解散……而沙皇解散第二届杜马并非无缘无故，也绝非毫无目的。他企图利用杜马与农民建立联系，使其从无产阶级盟友变为政府盟友，从而让无产阶级孤立无援，将其孤立，破坏革命事业，使其胜利成为不可能。为此，政府求助于自由派资产阶级，该阶级目前在愚昧的农民群众中仍享有一定的影响力，政府正是想通过他们与数百万农民建立联系。[c.41] 政府本想如此利用第二届国家杜马。但结果适得其反。在第二届杜马最初的几次会议上，农民代表不仅对政府，而且对自由派资产阶级代表也表现出不信任。这种不信任随着一系列投票而增长，最终演变为对自由派资产阶级代表的公开敌意。因此，政府未能将农民代表团结在自由派周围，进而团结在旧政权周围。政府通过杜马与农民建立联系并孤立无产阶级的愿望未能实现。相反：农民代表越来越团结在无产阶级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周围。他们离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越远，就与社会民主党代表越接近。这大大促进了杜马之外农民围绕无产阶级的团结。因此，结果不是孤立无产阶级，而是孤立了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政府，使其与农民隔绝——无产阶级巩固了对数百万农民的领导——被破坏的不是革命事业（如政府所愿），而是反革命事业。鉴于此，第二届杜马的存在对政府变得越来越危险。于是它“解散”了杜马。而为了更成功地破坏农民与无产阶级接近的事业，为了在愚昧的农民群众中煽动对社会民主党人的仇恨并将其团结在自己周围，政府采取了两种措施。[c.42] 首先，它攻击了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对其成员提出煽动立即起义的虚假指控，从而将他们变成杜马解散的主要罪人。意思是说，亲爱的农民们，我们本不会解散你们的“小杜马”，但社会民主党人威胁我们要起义，我们被迫“解散”了它。其次，政府颁布了“新法律”，将农民选举人数量减少了一半，相应增加了地主选举人的数量，允许后者在全体大会上选举农民代表，将工人选举人数量也减少了近一半（从237名减至124名），保留了自己“按地区、按拥有的财产等级类型和按民族”重新分配选民的权利，消灭了选举宣传自由的一切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让工人和农民的革命代表进入第三届杜马，用自由派和反动派的地主及工厂主代表填满它；扭曲农民的代表权，创造在违背农民自身意愿的情况下选出最保守的农民代表的可能性，从而剥夺无产阶级公开团结广大农民群众的机会——也就是说，为自己创造公开接近农民的可能性。这就是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的意义。自由派资产阶级似乎明白了这一切，并通过其立宪民主党人向政府靠拢。[c.43] 早在第二届杜马期间，它就已经与旧政权达成交易，通过向农民代表献媚，试图孤立无产阶级。在解散前夕，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可夫呼吁其党团结一切力量围绕“斯托雷平政府”，与其达成协议，并宣布对革命，确切地说是对无产阶级开战。而立宪民主党第二领袖斯特鲁维在解散后为向政府“交出”社会民主党代表的“理念”辩护，呼吁立宪民主党人公开走上与革命斗争的道路，与反革命的十月党人合流，孤立不安分的无产阶级，并与其进行斗争。立宪民主党保持沉默——这意味着它同意其领袖们的观点。显然，自由派资产阶级理解当前时刻的重要性。因此，推翻沙皇政权的任务在无产阶级面前变得更加清晰。请想一想。有过第一届杜马。也有过第二届。但两者都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革命的任何问题。老样子：农民没有土地，工人没有八小时工作制，所有公民没有政治自由。为什么？因为沙皇政权尚未死亡，它继续存在，在解散第一届杜马后又解散了第二届，组织反革命，并试图破坏革命力量，将数百万农民从无产阶级手中夺走。与此同时，革命的地下力量——城市危机和农村饥荒——继续发挥作用，越来越强烈地激起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众的骚动，越来越迫切地要求解决[ c.44] 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沙皇政权的企图只会加剧危机。自由派资产阶级试图将农民与工人分离的努力只会加强革命。显然，不推翻沙皇政权并召集全民立宪会议，就不可能满足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众。同样明显的是，只有在与农民结盟反对沙皇政权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才能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推翻沙皇政权并召集全民立宪会议——这就是解散第二届杜马指引我们的方向。与背叛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作战，与农民紧密结盟——这就是解散第二届杜马告诉我们的。无产阶级的任务——有意识地走上这条道路，并光荣地履行革命领袖的角色。《巴库无产阶级报》第1号，根据报纸文本印刷 文章无署名 1907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