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共产国际东方局同志的一封信

在国际共产主义东方局 亲爱的朋友： 在前一封信中，我忘记告诉你几件事。今天我把它们补充上。 最近，我与《我们的声音》（Notre Voix）18 的主编有联系——该周报自 1939 年 1 月起在河内出版。那是纯粹的新闻界联系。我给他发了一篇关于日本在中国暴行的文章。刊登那篇文章后，他写信给我说，读者对文章表示欢迎，并要求我始终向他提供资料。作为回应，我提议他派人与我具体谈谈这种合作的形式。他没有回复。我写了第二封信。没有回复。然而，他继续把他的报纸寄给我；而我——偶尔给他发文章。 也许到五月，我会派个人去和他谈谈。 阅读《我们的声音》时，我发现了一些相当好的消息： 1. 左翼团体拥有多份报纸： 《民众》（Masse）19，合法出版的本土语言共产党日报，在胡志明市，有 10,000 名读者。 《劳动》（Travail）。 《进步》（Progrès）。 1) 此处，作者意指日本法西斯分子（编者注）。 《我们的声音》——共产党周报——这三份都在河内。 这些报纸在中部被严格禁止，并且北部和南部的当局总是不得安宁。法国左翼人士有两份报纸：《努力》（Effort）和《行动》（Agir）。 援助中国：本土左翼青年组织了募捐，以援助战争受害者以及党员，向我们的军队发送药品，提出“援助中国”的口号，并宣传抵制日本商品。他们要求将汪精卫和其他叛徒驱逐出印度支那领土。 据《我们的声音》报道，他们创作了一首民歌“救中国就是救自己！”；那首民歌在群众中变得非常普及。甚至放牛的孩子也在唱。 中国青年和本土青年一起组织演出以援助中国。 法国社会党支部、人权协会（河内）和本土左翼人士成立了“保卫中国协会”。最近，该协会组织了一个大型集市以援助战争受害者。 2. 社会党1)——在会议上（一月初），他们表决通过了关于反对镇压、行动统一和保卫中国的决议。 民主青年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要求成立一个社会青年分会，以统一和领导印度支那的青年运动。 在会议期间，《我们的声音》刊登了一封社会党人的致会议贺信，并提议建立统一阵线。 1) 原文：法共（注）。中圻议员被剥夺了议员资格并受到指控。 为了反对增税，河内市议会中的三名本土社会党党员议员（于去年12月当选，平均得票409票，而资产阶级名单的平均得票为157票）已辞职。 左派领袖——造、梅、宁、阮——在农历新年之际获得特赦，已向南圻殖民议会提交了候选人申请。 4. 镇压到处发生，特别是在中圻，针对……左派分子、工人和农民的活动。 在这个省或那个省，搜查和逮捕每天都在进行。 税收增加。 破坏社会立法的行为蔓延开来。在许多商店，每周休息日被废除。 5. 反动派活动猖獗。 在河内，新出版了一份法西斯报纸：《救国报》，它反对人民阵线、共济会会员、犹太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救国报》的第一期写道：“我们不隐瞒，我们想大声说，我们最支持的政党是德赖奥（Doriot）领导的法国人民党……”。 《读报》，一份由本土人士领导的新报纸，也要求实行纳粹主义。以下是其中一些引人注目的地方：“法国政府，如果真想与安南人合作，必须实行反共政策。”所有这些都用大标题印刷（1939年1月10日）：“共产主义是人类的灾难。政府还在等什么来消灭共产党流氓？”（1939年1月13日）。该报的编辑员既是墨索里尼（Moussolini）又是法西斯意大利。 托洛茨基分子分裂成两派互相争吵。 日本人在印度支那活动相当活跃。一名法国记者和一名本土人士因充当日本间谍被判15年苦役。一名日本军官被抓获，他的公文包里装满了关于印度支那防御的机密文件。 读了《我们的声音》，我感觉到这个国家的统一阵线运动并不强大。相反，左派分子活动相当活跃。 我身体相当健康。我通过偶尔向外国报纸发送宣传文章以及在八路军工作，为反对日本人的斗争贡献了我微小的一份力量。我祝你身体健康，并请接受我最亲切的问候。 1939年4月20日 林 地址：（乘飞机） 中国广西桂林 1) 法语文献，副本存于胡志明研究院。 在法文地址之后，是一行手写的汉字：新华日报，广西桂林桂西路35号，转交林三川先生（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