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

印度支那共产党 1931年4月23日 1. 在那封信中提到，你刚从东江红军回来，担任连长（三级军官）兼党代表。你的中文很好，军事和农业经验丰富。 2. 这次熟悉的人还没有回来；他需要了解西贡—新加坡的交通联系。 3. 黄石港1）船，不要再问李盼2）了。只与陈谦3）打交道。这艘船只停靠一天，必须巧妙注意登船4）。（b）陈平5）船上有宋飞雄同志在二层甲板服务，（c）顺康船不再跑香港—西贡航线了。富生6）不肯说名字，所以先缓一缓。（d）记得问义7）先生，梅辛格8）船的洗衣工，看是否有信或包裹。 4. 当寄送东西时，让交通员写清楚，以便外面调查得知收到了什么，没收到什么。外面也这样做。 5. 弗拉基米罗夫9）在这里。如果这次回不来，下次（熟悉的船，每艘都要接）。布洛科夫10）、布罗夫11）和…… 1）即黄石港，跑香港—西贡航线的船（编者注）。 2）李盼：黄石港船上的厨师（编者注）。 3）原文中没有（a）项（编者注）。 4）跑香港—海防航线的船（编者注）。 6. 路已经通了，而你却钻进去被抓了！（印刷处，“假墙”处，密3）等）。或者有人叛变了吗？秘密资料，特别是关于交通联系的，有没有泄露？ 7. 当有钱时，每位同志应小心地随身携带一些，这样即使丢失也不会全部失去，而那些逃出来的人也有钱保身。 8. 应该想办法保护重要同志，否则如果他们总是抓走那些能干的人，对事业危害太大！太平、府里12）他们又翻着名册去抓人！看这些事，可以说党在秘密工作方面还有不足。“他们”常问我为什么泄露？为什么？以便思考并寻找改正方法。但在没有报告的情况下，我也说不清楚！ 8 Bis. 关于我的任务问题：a）自十月会议13）以来，我认为内部已有中央，外部已有党，所以我的工作只是像“信箱”一样。因此我请求党5）调换位置，因为“信箱”别人也能做。因此党有信规定我的职责（那封信我寄了副本给中央）。 b）如果中央经常且详细地报告，我们就不要求各地报告了，但从会议到现在，中央还没有一次详细的报告。例如B反对国际指示，直到现在熟悉的人和中央…… 1）即阮辉本、陈玉名、杨白梅、阮世石（编者注）。 2）即裴爱（编者注）。 3）即吴德持（编者注）。 4）十月会议：1930年10月召开的中央会议（编者注）。 5) 答：即东方部（BT）。此前仅对北部和南部在12月至30日之前的情况略知一二（此后因未再见到报告，故情况不明），他们正在询问以获取南圻的报告。况且此前（十月）我们已商定，凡各地报告均须制作两份，一份送中央，一份送东方部。这样既减轻了中央的工作负担，又使国际方面能清楚了解情况，东方部也赞同这种做法。既然如此，哪里有什么“荒谬且混乱”¹）之说？ c) 我并未向北部和南部单独交付任何计划，仅有一些紧急通告（如五一节通告）、一般性指示（如最近的指示）以及翻译的研究资料，我仍照旧寄送三份给中央、北部和南部。这样做是为了迅速、方便且稳妥（若此处未能接收，他处尚可接收）。 d) 中央最近的来信称：“只有联络或报刊事务我才与他们交涉，至于报告则属荒谬且混乱。”若按上述方式办理，不仅毫无“荒谬且混乱”之处，反而能极大地推动工作。若不然，我与北部和南部的交涉也将毫无作用。 e) 中央的来信我照原样转发了。但此事亦然。我的职责既已如东方部来信所定，故凡有事务，东方部均会告知我；而我若有意见（如刚收到的对北部和南部的批评），也需经东方部同意。 因此，当党作出决议或提出任何要求时，我也应当知晓。若全然不知，当“他们”询问时，我不知该如何作答。若仅知传递信件、转交文件，而不参与东方部和中央的意见交换，那我留在此处也无多大益处。因为传递信件的工作，其他同志也能胜任。 1) 1931年3月在西贡召开的中央全会决定改变联络方式，不再经由阮爱国，而是直接与东方部（BT）联系。究竟如何决定，请告知我。因为若长期维持现状，这边这样说，那边那样说，确实会混乱，且会阻碍工作。 补充：弗拉基米洛夫此次未能返回。须等待胡志明或陈平返回后方可处理。 此次寄回2个罐头和200张纸。 1931年4月24日²） 五一节筹备情况如何，结果如何，请告知。 那张英文小纸条是由国际青年团³）代表寄回的。越南语手迹，影印件存于党史研究院。 1) K.V：阮爱国的一个化名（BT）。 2) 在手迹影印件中，信件开头作者署日期为1931年4月23日，信件末尾作者署日期为1931年4月24日。我们遵照作者手迹原文（BT）。 3) I.J.C.：国际青年团（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