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事变

我们特派员 广州，1927年1月31日 国民政府声明 国民政府关于其外交态度与意图的声明，是否阐明了中国同外国之间外交关系的前景？这一明确而坚定的声明，使人对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不再存有任何怀疑。我们认为，有必要将本刊物的大部分篇幅留给这份声明。 首先，国民政府的声明驳斥了英国和其他国家所持有的一个“共同假设”，即认为中国无力照顾自身利益，按照“华盛顿会议精神”，中国必须寻求、请求或接受外国的帮助。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根据该声明，“如今新的中国已经强大；它已经意识到自身的权力与力量，它能够凭借自身的经济手段，在中国土地上对抗外国列强。因此，问题不在于：英国和其他列强愿意向中国让步什么，以满足中华民族正当的抱负；而在于中华民国本身能够向英国和其他列强让步什么，以及如今对于那个曾经彻底分割所有政治附属体系命运的国际控制制度，将会让步什么。”这意味着，从今以后，新的中国或中华民国希望在其领土上成为主人，并终结列强在中国之间商定、旨在维持条约特权与其他优势的外交政策体系。无论从何种观点出发，无论人们有何种偏好，都不能否认，这一民族主义的主张充分概括了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即对内对外斗争，以终结由外国列强联合起来在中国建立的政治依附制度。 正是由于自英国强加给中国的《南京条约》以来，对中国主权在经济、法律和政治方面施加的限制，由于在中国各种外交政策中的过度行为，由于使用滥用、刁难和侮辱的方法与手段，产生了对帝国主义的仇恨，这解释了为何民族主义声明唤起了人们长久铭记的、由“失败之剑仍深深插在中国皮肉中”所造成的持久痛苦。 民族主义者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根据声明，“那是为中国争取完全独立，这种独立在战败于英国人之后已经丧失。换言之，就是废除那些限制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的规定。”“直到历史正义得到实现——声明继续指出——中国民族主义与英国帝国主义之间不可能有和平”，因为根据声明，一个没有衰亡的民族不可能平静地接受外国的征服。当中国的民族精神尚未觉醒时，曾有一段长期被动接受的时期，但那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中国与其压迫者之间的和平，在如此对立的双方之间，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和平。中国的民族精神被重大事件深深动摇，已经觉醒。那些事件是什么？ 那就是，在1925年5月20日上海，由英国控制的枪支奉命在中国土地上射杀中国学生之后，随后在6月22日厦门前，外国机枪对中国学生及其他人进行屠杀后，广州的自由运动找到了力量的工具，一种由南方民族主义中国人锻造的经济武器。 民族主义运动积极发展，并且因为它建立在争取独立的民族觉醒的民族精神之上，所以该运动只会在达到这一目的时才会结束。但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侨民并不害怕一个中华民国，一个摒弃张作霖野蛮方法、摒弃张作霖封建主义、并且不愿维持在北京官僚界盛行的中世纪方法的共和国。 国民政府声明将关注中国为争取完全独立而斗争的所有外交问题。它不会回避任何问题，问题将按照公平的精神加以考虑，但人们不要认为，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可以像过去那样，依靠外国人的刺刀和军舰大炮，而必须接受，“政府已经从那些曾集中权力使中国外国侨民经济生活瘫痪的人手中夺回权力”，并且正如民族主义声明所明确指出的，只有政府才能保障这一问题。 为了证明这并非一句空话，国民政府已预先声明，愿意就条约及其他类似问题与各国单独进行谈判，其基础是缔约各方在经济上平等，并相互尊重彼此的政治主权和领土完整。 民族主义宣言的结论清晰地概括了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但所有这一切中最具决定性的论据是，国民政府代表着觉醒的中国之真正精神，是引导革命运动的力量工具，外国帝国主义将不得不对此表示赞同。与一个已经掌权的、由民族主义中国人组成的政府进行谈判，没有任何强国会感到危险，因为中国民族主义是一种毫不妥协且无敌的力量。”这就是国民政府宣言的结论。 无需强调该宣言的重大和关键意义，只需肯定以下几点：1）各国必须根据现实和当前要求改变其在中国的政策；2）得到民族主义中国人支持的国民政府将争取中国政治和领土的完全独立；3）国民政府决定以公正的精神审视外国侨民的情况，愿意与外国各国进行谈判，而这些各国在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和达成协议时没有任何危险，因为该政府的权力基础是一种毫不妥协且无敌的力量：即中国民族主义。 这一宣言已通告全世界，我们知道它成为外国外交界许多争论的对象，我们将获悉它对外国各国在中国政策产生的即时影响。 长江流域局势 汉口发来的一封电报称，1月29日汉口局势实际上正常，商业活动曾一度暂停，但已逐渐恢复。国民政府始终密切关注保护和平及维持安全。所有流传局势脆弱的消息，其目的仅在于制造外交上的恐惧，从而引发外国各国的敌对行动，或至少允许英国采取行动。 军事行动 从上海收到的消息以及刊登在该市中外报纸上的消息，报道了国民军在浙江省取得的胜利，在那里，由孙传芳将军指挥的叛国军队已被击败。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将军既未得到联盟中各部队的支持，也未得到张作霖将军的授权，后者自称保护布尔什维主义，而他的军队却已侵占江西。在湖南省西部，仅有关于国民党军队和游击队活动的通报。由于最近一周的通报提到严寒，似乎双方军队的行动都因天气而放缓。 在北方 当然，北方军阀试图利用争取中国完全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他们的头目们提到收回天津的外国租界，认为来自他们方面的这样一项通报能够平息全国舆论。尽管他们秘密与在北京的条约大国外交人员保持联系，但这样的期待未必能取得某种结果，因为中国人完全了解叛国者的目的，并未被他们的诡计所欺骗。 在广州 大约年底，局势趋于平静。国家财政状况特别良好，能够应对年底的各项需求，而不必诉诸北方通常采用的任何周转手段。 X. 《安南报》（L'Annam），第138期，1927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