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局势

我们特使团 广州，1926年12月10日 外交形势 我们不会广泛论述北京外交团的困境。仅指出一点：外国列强驻北京的外交部长们，即该团体的成员，继续与一个政府保持关系，而这个政府的权力范围并未超出北京城墙，这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政府，其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列强的外交承认。 外交团声称：“我们不想干涉中国内政。”这是一项奇怪的声明，与该团自身的态度相矛盾，因为维持与所谓北京政府的外交关系，通过为其提供生存手段，是对正在利用而非领导该政府的军事首领的直接援助。 承认国民政府的问题正被许多国家政府审议，并在外国报纸上讨论。根据官方消息来源以及外国报纸的一些报道，我们得知伦敦政府指示其新任驻北京部长M. Lamxơn先生，必须从上海前往汉口，在那里他将与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或该政府的其他重要人物会面。当然，M. Lamxơn的使命是确保政府的意图，并向该政府的外交部长阐述英国目前在中国的外交政策观点。基于伦敦内阁不能做出损害北京政府利益的事情，且其继续承认并与该政府保持关系的观点，我们不得不承认，英国驻北京部长可能与国民政府签署一项临时协定，例如承认其与北京政府地位平等。此处无需重述国民政府的观点，这些观点与英国如此狭隘的观点不符。 国家首都的迁移 最令人安心的消息来自国民政府驻南昌（江西）的代表团。在代表团经过的所有城市和县区，民众都对其成员表现出好感。继南昌民众之后，曲江、九龙和庐山的民众热情欢迎在激烈对抗北方军事首领的战役中遇到的国家军队将领和军官。12月15日，将在武昌举行全体会议，最终决定赋予武昌国家首都的性质。 自代表团从广州出发以来，各项事件均按照政府制定的计划进行，且该计划得以顺利实施，这得益于农村民众的竭诚支持，得益于文职与军职官员之间的同心协力，以及得益于共同希望参与改造中国的愿望。迄今为止，中国民众从未像现在这样，在民族团结和政治方面展现出如此美好的榜样…… 12月7日离开广州前往武昌的官员们，为准备安排政府驻地，他们均对此次行程表示满意，并强调了沿途民众的热情接待。 汉口局势 汉口和上海的国外报纸，在报道汉口租界处于危险之中、并要求列强干预以拯救受威胁的外国人生命和财产之后，又报道了威胁中国的运动已经失败。在这份通报中，我们看到了对汉口事件进行夸大的承认，其明确目的是引诱伦敦内阁进行干预，无论是单独干预，还是与其已说服认为干预有益的其他列强共同干预。正如我们所知，这些事件仅涉及一场工人要求加薪并要求雇主给予更好待遇的运动。可以肯定，工人们公开表达了他们的情感，这些示威伴随着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和雇主阶级的诉求口号。外国帝国主义报纸在这些示威中看到了眼前的危险，同时他们指控汉口中国海关人员的联盟，将其作为夺取该办公机构的准备措施。外国报纸的这种态度清楚地表明，这是一种夸大事件以欺骗外国舆论的愿望，而这种欺骗只会造成令人遗憾的后果。 北方局势 根据从北京和天津不同渠道收到的消息，我们最近一篇报道中所述的情况并未改变。奉天的军事指挥官正在利用所谓的北京政府因缺乏必要资金以对抗国家力量而严重削弱这一局面。关于借款数千万美元的问题，已获海外英国银行家同意向奉天首脑提供……如上所述，这并非历来存在的借款，而是重演了1918年欧洲大战期间日本式的借款，即西原借款。由于已无资产可供抵押或担保，奉天首脑们便广泛发行国库券，称为国家券，并将其转交给外国银行家，后者将予以接受。人们无视一切宣传，社会舆论将一无所知，也无法提出反对。尽管该问题被绝对保密，但为出售这些券进行的谈判常被许多人知晓，且商业、工业组织以及群众团体已反对这种金融运作方式。 我们无法断言参与此活动的银行家是否会购买所有券，但显然他们只是按照相关外国代表团的秘密指示行事。众所周知，通过出售或转让这些券所得的资金（至少是一部分），必须用于对抗国家人士的军事行动。张作霖及其将军们的犹豫态度，以及随后这些将领在天津与孙传芳统帅举行的会议所作出的决定，使人不禁发问：缺乏资金是否正是张作霖无可否认的犹豫的主要原因？他刚刚又发行了一批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奉票（奉辽券）。这是为了满洲国的行政开支吗？这是为了支付北京各部官员的薪水吗？这些官员数月来甚至数年来未领到分文。人们无法确切说明这一点，但事实是，军阀将领们所利用的所谓北京政府，其财政状况因缺钱而严重恶化。 财务原因并非唯一原因。国民党各派系的活动，与西部革命组织和民族主义团体的活动相配合，对于领导反国家主义运动的领袖们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孙传芳统帅（据称已被张作霖统帅在天津拘捕）只剩下两万人，而与他合作的那些随从已不再热衷于帮助他抵抗国民军。 尽管福建和长江流域的海军力量态度尚不明确，但他们的中立立场已经显而易见；如果我们相信目前尚未得到证实的消息，那么这些力量将很快加入国民政府。 X. 《安南报》（L'Annam），第125期，1926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