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殖民制度与印度支那

在所有法国殖民地中，印度支那是面积最大、最富庶的殖民地，拥有7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2000万人口以及每年40亿盾的贸易额。 印度支那人民也是受剥削和践踏最严重的人民，因为税收逐年增加： 1913年：57,000,000盾 （取整） 1915年：62,000,000盾 1917年：70,000,000盾 1920年：84,000,000盾 1922年：87,000,000盾 1928年：91,500,000盾 除了上述税款外，印度支那人还被强制缴纳其他多项费用：32,300,000法郎用于军事开支，700,000法郎用于航空开支（1927年），等等。 在剥削本地人的同时，法国帝国主义分子却声称他们正在为本地人带来教育和民主。 拥有2000万人口，而（1926年）印度支那仅有3,395所学校，学生人数不足214,000人。与此同时，印度支那人——出于自己的主动——建立了6,751所学校，招收了99,800名学生。但殖民政府却千方百计阻挠这一教育运动：他们经常关闭私立学校，或禁止本地人组织新的私立学校。这是关于教育的情况。 以下是所谓的“民主”：一名本地教师月薪555法郎，一名本地教授月薪1,200法郎，而一名法国教师月薪高达3,750法郎，一名法国教授月薪高达6,000法郎，这还不包括只有法国教师和教授才能享受的各种津贴。 让我们再列举几个数字：一名法国少尉年薪62,244法郎；一名法国中尉年薪77,844法郎；一名法国上尉年薪93,444法郎；一名北圻的领事（公使）年薪234,000法郎，不包括各种津贴。而一名本地农业工人每年只能挣得400到500法郎。 帝国主义的统治不仅建立在愚民政策、不平等制度和剥削之上，还建立在恐怖政策和秘密警察之上。在法国，人们说印度支那从未像现在这样繁荣和安宁。但印度支那的监狱却人满为患，审查制度则长期存在。 以下是关于审查制度的两份政府指令的摘录： “我命令你们……必须与邮政主管达成协议，以监控各类信件和文件，以便及时拦截这些物品……” 该命令由高棉（柬埔寨）总督于1925年7月24日签署，发给警察人员。 另一项指令，于1926年10月17日发出，要求各省省长或其代表必须与警察合作以执行该项工作，并允许他们“进入包裹存放室以审查这些包裹”。 印度支那人民被剥夺了组织、迁徙、言论和写作的自由，他们全都遭到封口和监视，然而法国帝国主义仍然时刻为其统治感到恐惧。它们害怕革命从外部传入。正是瓦伦，一名社会党党员，被它们委以“消除”该危险的重任。而事实上，这位第二国际的党员确实竭尽全力，以配得上其主子们的信任。让我们听听他署名发表在1928年2月21日《资本》报上的那些供认： “消除一种危险的方法，就是预先防范该危险。正是我这样做的。我已将边境置于防御状态。当我抵达时，我方兵力比战前减少了一半，军需明显匮乏，边境地区装备简陋。经与政府协商，我想方设法在最短时间内改善那真正危急的局面。就在我前往印度支那之前，军需和弹药已从法国运来，随后是武器，最后是增援部队。我刚一到任，人们便加紧为驻扎在中越边境地区的军队配备装备。如今，在更坚固的外壳掩护下，我们可以彻底完成军队的整编工作。” 瓦伦先生忘记补充说明，他还向云南的军阀们——他的盟友——出售了弹药。 尽管帝国主义社会党人如此戒备，但贫困和剥削依然推动着印度支那人民进行革命，以推翻法国帝国主义残酷的统治。 王，《国际通讯》法文版，1928年6月，第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