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农民

印度2.3亿人口中，即75%的居民，属于农民阶级，居住在印度的68.5万个村庄里。70%的耕地归大、中地主所有，而这些人仅占农民总数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9000万农民绝对没有一寸土地。 最大的地主是封建的土邦王公（Maharátgia）。其次是塔卢克达尔（Talúcđa，世袭高级官员）、萨达尔（Sácđa，军事指挥官）和贾明达尔（Giaminđa，大地主）。为了进一步剥削和压迫农民群众，他们与英国帝国主义勾结，并被授予最广泛的经济特权。 极其富有且极端反动的这些地主，在土邦王公的领导下结成一个整体。帝国主义在他们身上找到了一个忠诚的盟友和一个稳固的支柱。最近，地主阶级的一位领导人发出呼吁，劝告地主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以掌握全国政权，同时仍处于英国的“保护”之下。孟加拉、阿萨姆和奥里萨各邦地主会议（1928年1月2日）决定支持西蒙委员会，要求设立两个立法院而非目前的一个，且上议院仅由地主组成。在演讲中，会议主席抱怨说，给予印度人的政治权利过于广泛，还“允许那些没有财产的人将社会倾向和共产主义倾向引入法律”。 安娜·比桑（Anna Bisan）女士在1919年写道：“印度一半的农业人口每天只有一顿饭，而且，这一顿还吃不饱。”从那时到现在，这种情况没有改变，因为印度人的经济状况本应得到改善，却日益恶化。1927年5月，哈迪卡（Hađica）博士列出了一份人均收入对比表：美国1115卢比；英国696；法国546；德国468；印度15。 这种极度贫困的原因在于土地短缺、税负过重（占农民收益的75%），以及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过大导致谷物种植面积不足。1925年，仅有3296.8万公顷种植水稻，而种植棉花的有1064.5万公顷，种植茶叶的有28.7万公顷，种植甘蔗的有102.5万公顷。由此可见，三分之一的土地被专门用于种植服务于英国工业和商业的作物。 除了英国地主和本土地主的剥削外，印度农民还遭受萨胡卡（Sahuka，即放贷者）或债主的可怕剥削，他们在收获前借出30卢比，却要求偿还146卢比。 饥荒是常态。从1854年到1901年，有2882.5万农民死于饥饿！仅在1918年最后三个月，就有700多万印度人死于流感。那些没有饿死的人涌入城市，组成了一支“穿着破布的无产阶级大军”，靠伸手乞讨度日。1927年，人们在孟买的街头发现了250多名饿死的乞丐。同年，印度慈善家胡曼特罗（Humantro）先生向我们提供了他访问的村庄的以下数据：在萨甘（Sagam）的79户家庭中，只有3人留在村里。在马德拉斯（Mađrát）村的811人中，只剩下413人。在昌卡曼迪米（Chankamanđimi），60人中只剩3人；在肯甘（Kengan），200人中剩下40人；在卡塔古（Katagu），500人中剩下125人；在尤拉特吉（Iurátgi），450人中只剩200人；在哈吉安（Khagian），50人中只剩3人。 这些苦难的人离开村庄，不仅是因为饥饿，也是为了躲避萨胡卡（Sahuka）商人、地主和收税吏。 尽管没有组织或组织尚不严密，农民——在贫困的逼迫下——经常起义反抗剥削者。从1792年到1921年，仅在马拉巴（Malaba）邦，就爆发了36次农民起义。1841年、1844年、1849年、1896年和1921年的起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缅甸普罗姆（Promơ）的农民自行组织成“乌坦努·拉基塔”（Unthanu Rakita）或农民协会，其公开目标是反对酗酒、赌博和犯罪。1924年抗税运动后，乌坦努组织被禁止。然而，这些组织仍以秘密形式存在，1927年底，帕丁宾（Padinbin）县的乌坦努组织拒绝缴税。政府派遣军队镇压抵抗者。两名农民被杀，多人受伤。 帕丁宾事件后，政府解散了另外11个农民组织或协会。尽管遭到镇压，缅甸的抗税运动仍在继续，并零星蔓延到印度本土，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átgia）阿里拜（Alibay）县的农民公开宣布抗税。1月10日，尤布纳（Iubơnpua）佃农大会的500名代表投票通过决议，反对西蒙委员会（Uy ban Ximông）和新的增税措施。2月4日，苏纳特（Sunrat）的小地主会议也通过了该决议。 《马德拉斯报》（Báo Mađratta），一份在浦那（Puna）出版、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周报，建议到处进行抵制。该报2月12日号写道：“如果所有被剥削的农民在所有地区团结一致，组成一个统一的阵线反对政府，那么就可以让政府在农业政策上更加明智。” 我们还应补充说明，工农党已将其土地纲领中的以下要求载入其中：耕地的收益权归农民所有，以及土地国有化！ 王，《国际通讯》法文月刊，1928年4月18日，第3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