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文明”

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文明”体现在不同的方面。首先，通过公然掠夺当地人民——安南和柬埔寨的贫苦农民遭到赤裸裸的剥夺——来实现一种可耻的腐败经济。在南部也是如此。当地的居民在那里被剥夺了至少115,000公顷的土地，据估计，再过几年，这一面积将达到200,000公顷。 代表这种“文明”的所有殖民阶层都卷入了这些掠夺行为。当然，走在最前面的是法国在这些殖民地的高级官员。康纳克博士，南部总督，在殖民地委员会上被公开指控歪曲、伪造和窃取委员会的记录。另一位高级官员，萨巴谢领事，实施了一种可怕的专制统治制度以实现其计划，结果监狱里挤满了囚犯；不仅如此，他们决定并执行了无数在此前从未在该地见过的死刑判决。 当民族主义者领袖裴光昭回国时，他当时已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妥协者，安南士兵被解除武装，但无数机枪却已准备就绪，以对抗那些蜂拥而至迎接他的庞大人群。在一起审判两名年轻安南记者的案件中，人们动用了军队、打手、民兵、城市警察和秘密警察。当地居民不被允许进入西贡城市的许多地方。 他们不再信任法国士兵，当然，更不信任安南士兵。因此，他们向殖民地派遣塞内加尔人，禁止他们与当地居民交往。由于担心被派来的非洲士兵可能与亚洲人联系，他们主张宣传对黑人士兵和当地黄种人的仇恨与分裂。 当“社会党人”瓦伦从法国被任命为总督到来时，枪支和弹药也经常被运来。许多运输船将法国的“文明”工具运往印度支那。 最强烈的恐怖统治继续在印度支那的所有地区进行，在南部、柬埔寨、中部和北部。每天都有大批人被逮捕和监禁。学生受到特别严密的监视，其中一些人正试图在国外继续学业。因为自从学生大规模罢课以来，殖民地的学校已经对他们关闭。 在一系列法国殖民地，如位于非洲东海岸马达加斯加岛附近的留尼汪岛，或位于澳大利亚西部的新喀里多尼亚岛，人口因烈酒和苦役而迅速减少。因此，殖民者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来经营他们的种植园，于是他们要求南圻政府确保提供劳动力。于是，人们经常读到关于组织运送2000名工人前往新喀里多尼亚的消息，该岛在1875年有62000人口，如今由于法国的“开化”工作，人口已降至27000人。 这些劳动力的迁移，当然也像从印度支那向欧洲战场以及最近向摩洛哥和叙利亚运送“志愿者”一样是“自愿”的。人们常听到出发的消息，但从未听到那些被暴力强迫而去的“志愿者”归来的消息。目前，约有6000名来自北圻的“志愿者”在新喀里多尼亚岛上。 在法国占领印度支那六十多年后，印度支那的教育水平始终停留在极其低下的程度。劳动力没有受到培训以获得技能。相反，在印度支那，却有2000个烈酒和鸦片销售点。1924年，整个印度支那人口为2000万，但仅有213,977名学生和4,193名本地教师，而就在受美国帝国主义压迫、人口为1000万的菲律宾群岛，已有1,128,977名学生和25,451名本地教师。在印度支那，不仅学校不足，现有的校舍也极其简陋。 人们还能从《公正报》（L'Impartial，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喉舌）的承认中清楚看到法国殖民主义的腐败，该报承认总督康纳赫（Cônhắc）犯了一系列腐败行为。连“社会党人”瓦伦（Varen）也积极参与腐败，因为他在抵达印度支那仅几个月后，就向法国寄回了74箱礼物，重达4910公斤，体积为30立方米。 为了保卫河内——这个法国无能且无良统治者的堡垒，北圻的统治者因破坏堤坝而未及时通知民众，导致20000名农村民众溺亡而负有罪责。他们禁止报纸刊登关于这一野蛮行为的新闻。 A.P. 《国际通讯》（Inprekorr），1927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