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支那的革命运动

在印度支那 经济状况。印度支那在经济上受1875年成立的印度支那银行统治。到1924年，该银行的资本为6440万法郎。在同一时期，其营业额达到45.03亿法郎，获利3400万法郎。正是印度支那银行指挥着印度支那的工业和商业信贷，北圻煤矿公司（该公司每年出口140万吨煤，价值1200万皮阿斯特或2.01亿法郎）以及云南铁路公司。 就一般商业而言，在印度支那，营业额超过40亿法郎。鸦片销售获利2.15亿法郎，酒类销售获利约10亿法郎。在这10亿法郎中，政府征收2亿法郎，其余部分落入垄断资本家的口袋。就这样，仅靠毒害本地居民，法国帝国主义就获得了4.15亿法郎！ 整个印度支那的预算为13.27亿法郎。 出口150万吨大米，价值2.52亿法郎，以及8000吨橡胶。 印度支那如此繁荣。但这种繁荣只使法国人受益，而损害了安南人。每天，男人只能挣32生丁，女人28生丁，孩子16生丁。此外，他们的工资支付不规律，而且并不总是以现金形式发放。煤矿公司组织了出售食品和其他用品的商店。工人被迫在那里购买货物，价格比市场高10%。通常，工资是用从这些商店领取的货物支付的，工人只能领取少量现金，并且要等到15天或一个月后才能领取；公司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阻止工人逃跑。 据印度支那总督承认，矿工的生活过于悲惨，工作过于繁重，因此在1906年统计的15907名矿工中，没有一个人活到60岁。而殖民资本家又以此为借口，拒绝为本地工人组织养老金基金！ 农民的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土地贫瘠，耕作方法落后，因此产量非常低。欧洲一公顷的产量是4670公斤稻谷，日本是3320公斤，荷属东印度是2150公斤，而印度支那的产量只有1210公斤。 本地居民用“亩”来测量土地，而不是用公顷。一亩好地生产约50桶稻谷，价值24.75皮阿斯特。在这笔钱中，政府已征收2.10皮阿斯特，约占10%。但是，耕种一亩地，农民必须花费28.50皮阿斯特用于排水、肥料、种子、租牛和人工等。这样就是亏损3.75皮阿斯特。 人们会问：“那么农民靠什么生活，又拿什么来缴税呢？”可以简单地这样回答：无论怎么生活都行，但农民必须活着，并且必须做出贡献。一句安南谚语说：“不干活也会死，干活也会死。”千年的习俗以及千百种其他关系的强大力量，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如果知道哪里可以逃脱，他们早就挣脱束缚离开了。全年大部分时间，农民只能吃蔬菜和薯类。他们很少吃米饭，只有在祭祖或节日等场合，才敢动那珍贵的米粒。 除了沉重的赋税——在十年间增加了550%——之外，本地居民还遭受着成千上万种盘剥之苦。北圻本地人办的报纸《开化报》最近写道：“有多少人遭到非法逮捕。他们被关押数月……士兵们强迫他们缴纳各种款项，还对他们施以虐待……有人被残酷殴打至重伤，不得不送进医院。总之，如果谁不幸被捕且贫穷饥饿，只能认命；而稍微富裕的人，则必须卖妻鬻子来缴纳罚款，即使是被冤枉逮捕也是如此。” 还有更为严重的情况。例如，高棉的一位专员从贫苦百姓的税款中搜刮钱财，建造了一座耗资5760万法郎的避暑别墅，他还强迫百姓修筑一条从官邸通往别墅的道路！在这条路上，已有1900多人丧生！ 政治形势。去年11月，当瓦伦（Varen）这位“社会学家”前来就任总督时，本地居民递交了《安南人民请愿书》，要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权和集会权等。与前任总督们一样，瓦伦许下许多承诺，却什么也不做。 同一时期，法国密探在上海逮捕了潘佩珠先生。他是一位爱国老前辈，流亡海外已20年。人们将他押回北圻受审。尽管法国政府对此逮捕行动保密，但安南人无人不知晓这一消息，各地掀起了激烈的反对浪潮。 当瓦伦抵达北圻时，学生举行示威，要求释放被拘押的革命老前辈。他们举着旗帜和标语，高呼：“赦免潘佩珠先生！”“打倒残暴的殖民制度！” 这是印度支那首次出现此类事件。瓦伦被迫赦免潘佩珠先生，但仍对他进行秘密监视。 自此，学生运动继续蓬勃发展，直到上个月，运动才真正达到高潮。 当属于民族派别的武光昭刚从法国回国时——昭在法国刚刚组织了一场反对腐败殖民统治者的运动——数千名安南人在学生的号召下，隆重地迎接了他。40 那天，法国法西斯分子也组织了反示威，他们动用了军队、密探和警察。法西斯分子朝天开枪，并踢打昭先生。尽管有这种卑鄙的挑衅，本地人仍保持非常冷静的态度。这挫败了法国人企图制造一个“血腥日”以教训安南人服从他们的阴谋！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另一位属于民族派别的志士潘周桢刚刚去世。南圻各地的三万名安南人按照国葬礼仪为他举行了葬礼，全国组织了悼念这位志士的仪式。仅在几天内，一次募捐就筹集了十万盾。所有学生都为他服丧。 面对全民的爱国运动，法国殖民者感到恐惧，开始进行反攻。他们禁止学生服丧和组织募捐。他们禁止组织悼念仪式等等。为了反对，学生罢课。在河内、海防、南定、顺化、西贡、富林等地，到处都有学生罢课。女学生也参加了运动。以下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证明了学生的爱国精神：在西贡的萨克斯·罗巴学校，有人写在黑板上几个字：“A.B. L.F.”（打倒法国殖民者）。法国教授命令学生上去擦黑板。没有一个学生愿意擦。 “社会”头子瓦伦命令各校校长“必须严厉惩罚那些无纪律的行为”。于是发生了许多搜查、逮捕和大规模开除学生的事件。仅在西贡，就有五百多名学生被开除出校。 政治组织。在北圻，有一个秘密社团叫“复越”。41 最近该社团散发传单，以下是几段引文： “法国用武力强迫我国成为奴隶……他们压迫我国人民多年……在这种耻辱和仇恨中，我们安南人不能与法国人共存于同一片天空下。同胞们，你们有二十五百万人！那些不肯用铁石心肠推翻强权的人，不如让肉体腐烂以偿还国耻。 “强权已至末日。各民族正在响应革命俄罗斯的号召。印度和埃及已经奋起争取自由……难道我们安南人还要继续沉溺于长眠之中吗？……安南民族啊！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温和的方法实现（自我解放），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果断行动，以报家仇、雪国耻，并与五大洲并肩同行……安南民族啊！请迅速觉醒……” 在南圻，有一群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自称“立宪党”，他们是一个主张“法安和睦”的温和派团体。据我们所知，这个团体没有组织体系，没有章程，也没有干部。这是一个在精神层面结合的团体。由于他们经常抨击殖民地腐败的统治制度，同时又尊重“法国主权”，因此他们在当地民众中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另一个团体是“安南青年”团。这个团体更加进步且活跃。该团体的新闻机构由一位已加入法国国籍的人担任主编，经常转载巴黎出版的《人道报》的文章。该团体还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了马克思的《人权宣言》和《共产党宣言》42。 当然，法国政府极力设法摧毁这个团体，但未能成功，因为该团体将组织发展为政党。因此，法国政府转而镇压该团体的成员。 三月，“安南青年”团组织了一次集会，抗议驱逐一名北圻人。集会通过了如下请愿书： “我们三千名安南人……在听取演讲后……认为将北圻和中圻籍的安南人驱逐出南圻地区是一种专断行为……我们强烈反对这种滥用职权的行为……并迫切要求印度支那的法国政府尊重法国共和国宪法中确认的人权和公民权，特别是：1）用当地语言出版新闻的自由，2）废除民事和商事的人身拘禁，3）学习、集会和迁徙的自由”。 在集会之前，人们散发传单，传单末尾写道：“如果政府拒绝归还上述必要的自由权利（新闻自由等），我们将对政府的善意不再抱有任何信心，并宣誓同心协力，竭尽全力为安南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正因为撰写了关于安南民族解放的言论，并出版了《青年安南报》——国家解放论坛的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其中转载了《人道报》和《劳苦人报》的文章，两位作者——那些撰写传单、组织集会的人，既是该报的主编又是管理人——被判刑两年！ 由于这两起案件，学生再次罢课。法国殖民者又使用行政手段进行镇压和报复。 印度支那的政治形势可以用北圻一家法文报纸的以下感叹来概括： “这次动荡……使我国这个向来如此安宁的地方，变成了动荡和混乱的中心”。《国际通讯》法文版，第91期，1926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