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愚民政策

愚民政策 为了欺骗法国舆论并顺利剥削当地人民，文明社会的鲨鱼们不仅用酒和鸦片毒害安南人民，还彻底实行愚民政策。 因此，根据1898年的法令，当地报刊在印刷前必须接受审查。 该法令写道：“无论何种语言的报刊发行，均可由总督以法令禁止。 “越南语报刊未经总督许可不得出版。许可仅在文章须经省长预先批准的条件下方可颁发。该许可可随时撤销。 “任何展示或传播损害对当局尊重的歌曲、漫画或图片的行为，均将受到惩罚。” 看吧，你看到了殖民地审查官的剪刀用得多么巧妙！ 通过这种手段，印度支那当局可以掩盖所有丑闻，并肆意滥用权力。 在一次西贡市议会选举中，省长禁止三位越南语报纸主编在其报纸上刊登规定南圻市议会选举规则的法令。他们是候选人，然而他们的报纸被严禁刊登任何与其纲领有关联的内容，无论远近！由于安南人没有超过20人的集会权利，候选人必须逐一单独会见3000名选民。与此同时，省长还通知其他越南语报纸，审查机构将毫不留情地剪掉任何提及殖民地或市议会选举的文章、栏目、标题或任何暗示。一份越南语报纸翻译刊登了关于惩罚选举中贿赂行为的法律，该文章被剪掉了。而省长则公然要求选民团负责人到办公室，命令他们投票并鼓动投票给最令其满意的名单。 审查的肮脏之手不仅伸向越南语出版物，还触及私人信件以及那些不颂扬殖民地“大人物”美德的法语报纸：南圻邮政局和南圻秘密警察署（该署署长是阿尔贝·萨罗的女婿）接到命令，不得以任何理由放行寄往巴黎出版的《贱民报》或该报寄回的信件、文章等。 一位芒阿特族人，原是参加大战的法国军队志愿兵，妻子是法国人，却因在法国为《贱民报》及其他几家报纸撰写文章，揭露法国殖民当局在其祖国实施的腐败与暴行，而被驱逐出祖国，并被判流放五年。 * * * 印度支那人民迫切要求增设学校，因为学校严重不足。每年开学之际，许多家长不得不四处敲门、奔走于有权势者之间，有时甚至愿意支付双倍的寄宿费，却仍无法为孩子找到入学名额。成千上万的孩子因学校短缺而被迫处于无知状态。 我记得一位表亲想进入其中一所“学校天堂”，不得不百般钻营，向总督、领事、国立学校校长和小学校长递交了一份又一份申请。当然，没有人理会他。有一天，他大胆地带着申请直接去找那位负责我此前不久有幸入学的学校的法国校长。 “校长”见他如此大胆，勃然大怒，厉声喝道：“谁允许你到这里来的？”然后在全班同学茫然注视下，将申请书撕得粉碎。 人们说预算不允许政府开设新学校。事实并非如此。在南圻预算的1200万法郎中，有1000万法郎已经悄悄流入了官员们的口袋。 此外，殖民政府还千方百计阻止安南青年赴法留学，唯恐他们染上共产主义。1921年6月20日关于印度支那正规教育的法令第500（bis）条规定： “任何土著居民，无论是法国殖民地居民还是受法国保护国居民，欲赴本土留学，均须获得总督许可。总督将在征询总督府和教育部意见后作出决定。 “出发前，该人须前往教育部领取一本贴有照片并详细记载其身份履历、父母住址、曾就读学校、所获奖学金或助学金、已获学位以及法国担保人地址的学籍档案。该学籍档案须经总督认证。 “赴法留学土著居民的档案须存档于教育部。” “愚民以便统治”，这是我们殖民地统治者最乐于采用的政策。 * * * 《人道报》曾报道，在正义战争结束四年后，马达加斯加的信件审查依然严格进行。 印度支那也是如此，与马达加斯加相比，并无逊色之处。 我们已提及《贱民报》（Le Paria）的情况。 纯属巧合，那次滥用职权的行为恰好发生在欺诈总督博丹（Bôđoanh）抵达西贡之时，与他那位出色的助手——同时也是其女婿、密探头子阿尔贝·萨罗（Anbe Xarô）——一同到来。 另一方面，当局继续拦截并搜查私人信件。 当人们肆意屠杀本地居民、公然掠夺其财产且未受任何惩罚时，甚至连彼此通信这一基本权利他们也无法享有！对个人自由的这种侵犯，又为那个在殖民地肆虐的滥用职权、卑鄙的密探制度增添了一笔“功绩”。 * * * 印度支那政府组织破坏《贱民报》；法属西非政府禁止进口美洲黑人的报纸；突尼斯政府驱逐《社会未来报》（L'Avenir social）的主编；利奥泰（Liôtây）将《摩洛哥黄蜂报》（La Guêpe Marocaine）的主编驱逐出摩洛哥。（人们只给这位记者一小时时间收拾行李）。 * * * 在河内博览会开幕之际，当印度支那代理总督博丹（Bôđoanh）正在参观各展位时，警察冲入其中一个展位，没收了《印度支那号角报》（L’Argus Indochinois）展出的讽刺漫画集，因为该报的批评和讽刺方式不合当权者的口味。 该报主编克莱芒蒂（Clêmăngti）被捕并被投入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