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对本国人的剥削

剥削本国人 “在抢光了所有肥沃的田地之后，法国鲨鱼们又对贫瘠的田地征收了比封建时代土地税高出百倍的无理税赋。” ——维尼·杜松 在法国占领此地之前，在各村的土地税册中，人们将公田和私田的稻田根据种植作物的种类划分为多个等级。稻田的税率为每亩5毫至1盾，旱地的税率为每亩1毫2至1盾4。亩是边长为150尺的正方形面积单位。尺的长短不一，视省份而定，有42、47或64厘米的尺。因此，亩的面积大小各异，有的地方为3970平方米，有的为4900平方米，有的为6200平方米。 为了增加国家收入，人们规定了一个统一的尺，长度为40厘米，比所有通用的尺都要短，因此每亩仅等于3600平方米。通过这种方式，土地税按不同比例随省份而异而增加：有的地方增加了十二分之一，有的增加了三分之一，最不幸的地方增加了三分之二。 从1890年到1896年，直接税增加了一倍；从1896年到1898年，又增加了1.5倍。哪个村庄被加税，都只能咬牙忍受；还能向谁申诉呢？趁此机会，各位领事官愈发肆无忌惮。许多法国人认为，各村庄如此顺从地缴纳税款，是税率并不过高的明显证据！ * * * 人头税从1盾4增加到2盾5。那些尚未登记入册、即未满18岁的青年，以前无需缴纳任何税款，现在每人须缴纳3毫，即比以前的人头税多出一倍多。 根据1919年12月11日北圻总督的政令，所有18至60岁的本国人，均须统一缴纳2盾5的人头税。 每个安南人随时必须随身携带人头税卡，被询问时须出示；若遗忘或遗失，将被监禁。 为了弥补银币贬值造成的缺口，杜梅总督只需做一件简单的事，即增加人头税的数额！ 每年，人们为每个村庄分配一定数量的人头和土地，并划分等级。但当需要增加收入来源时，该怎么办？只需修改财政年度的数字，然后强制各村庄按照高于年初分配数字的人头和土地数量缴纳税款。因此，南定省（北圻）总面积不到12万公顷，但统计却记录为12.2万公顷稻田，安南人民被迫为实际上不存在的土地缴纳税款！即使申诉，也没人愿意听！ 关税不仅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而且总是不断变化。 一些商品流通税也是如此。况且，像下面这样征税，怎么能公平呢：人们给150公斤烟叶发放流通许可证，随后又安排对同一批货物在每次转手给新主人、每当这150公斤被分配给三四个买家时多次征税。除了税务官的任意妄为之外，没有其他法则。因此，安南人非常害怕税务官，一看到他们，就立刻把路上的盐筐、槟榔筐或烟叶扔掉：宁愿扔掉货物，也不愿永远无休止地缴纳这一项又一项的税。在一些地区，人民被迫拔除烟草、砍掉槟榔树，以避免新税带来的麻烦。 在琅勃拉邦，许多悲惨的贫困妇女因为无力缴税这一“罪行”，不得不戴着镣铐去扫街。 北宁省（北圻）遭受洪水破坏，却仍须缴纳50万盾税款。 * * * 你们已经听到莫里斯·隆（Maurice Long）印度支那总督、阿尔贝·萨罗（Albert Sarraut）殖民部长以及他们的报纸——一种公正的报纸——大肆宣扬印度支那公债的成功。但他们却隐瞒不说，究竟采取了什么措施来达到这种成功。他们害怕泄露职业秘密。这也难怪。而那个秘密是这样的：首先，他们用公债的利息来诱骗那些天真的人。但这招数不太管用，他们便强迫各乡出售公产来购买公债。这仍然不够，他们便找那些有头有脸的人，预先给每人一张收据，于是这些人只剩下跑腿凑齐收据上预先写好的金额。因为政府的金库深不可测，而本地工商界人士不多，所以强加给他们的公债数额不足以填满那个无底洞般的金库。于是，那个习惯敲竹杠的国家继续敲那些被敲得最惨的群体：人们强迫两三个或更多穷人共同购买一股股票！ 下面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的统治者常用什么手段从本地人兜里掏钱。 在西圻的一个省，在公债发行前几周，省长召集全省所有总长开会，宣讲购买公债的方式。在传译员翻译完他的宣讲词后，省长总结道： “就是这样。我的任务是解释让你们明白。现在去买吧！”然后“大官”转身问站在旁边的总长： “那么，你的总打算买多少呢？” 那个倒霉的总长被突然盘问，支支吾吾地回答，说因为还没见到百姓，无法了解他们的能力，所以暂时无法说出具体能购买多少数额。 大官立刻喝道： “闭嘴，你不配当总长！我撤你的职！” ................... 公债已经开售。南圻总督巡视，途经省城，询问过去一周卖出了多少公债。 听到报告说是73,000盾，大官显得很不满意，因为该省素有西圻最富之誉，况且在之前的几期公债中，该省购买的数额都比这多。 总督走后，省长决定巡视全辖以进行动员。他拜访了所有拥有枪支的本地富人，并给每人指定了一定数量的公债。为了让他们明白这不是开玩笑，大官没收了他们的枪支，并说道： “要知道，如果继续拖延，就别想拿回枪！” 于是，大家都不得不低头认买。 借此机会也应指出，正是这位大官花了30,000盾修筑了一条长9公里的路，如今这条路正塌陷到旁边的运河里。但愿横贯印度支那的铁路能比它更走运。 * * * 人们正在修建一座寺庙。建寺的工人全是苦力，由一位乡绅带领。工人的每日考勤记录清晰整齐，承包商也付钱公道。然而，钱却正好落入了大官副专员的口袋。 大官副专员刚获得勋章。为了庆祝他，人们发起了一场募捐。对官员、职员、乡绅的强制捐款最低标准为6盾。总共筹集了10,000盾。那枚勋章可真值钱啊！ 承包木材以修建几座木桥和几所村校的事，为我们这位清廉的副专员大官带来了一笔近2,000盾的小礼物。 牛马登记本不收费，但大官副专员却允许那些执行人员每头收取从5毫到5盾不等的费用。 作为回报，这些人每月向大官缴纳200盾。 欺诈性的土地等级评定又为这位刚佩戴勋章的大官带来了4,000盾。 非法转让几公顷土地的事，又让他的口袋里多了2,000盾。 身为开化者，身为爱国者，同时也是极端主义的门徒，这位领事大人已经非常有效地利用了那些“胜利公债”——请记住，每获得一次胜利就发行一次公债，而每年又总会有一次胜利。在1920年发行公债时，有几个村庄购买了55,900法郎，按1皮阿斯特兑10.25法郎的汇率计算，即他们支出了5,466皮阿斯特。1921年，皮阿斯特贬值至仅值6法郎，领事大人便慷慨地收回了这些股票，并退还给各村庄5,466皮阿斯特。后来，由于印度支那皮阿斯特升值，他净赚了9,325皮阿斯特。 * * * 以下消息摘自《政府公报》，关于1922年12月22日的第一次会议：“在战争期间，许多士兵向家人寄出汇票，金额有时相当大。但这些汇票从未到达收款人手中。” 一位同事又向我们透露了一个类似的“现象”。这次，事情发生在留尼汪岛。几个月来，岛上居民从未收到任何寄给他们的包裹。报纸写道： “这一现象让寄件人和未收到包裹的人都感到惊讶。 “许多人提出了投诉。刚刚展开的调查立即照亮了上述谜团，并发现了一系列以极其周到和持久的方式进行的盗窃案。 “人们逮捕了一名职员，接着是另一名职员，然后是‘老板’，最后，当所有职员都被戴上手铐时，邮政局局长也跟随他们进了监狱。 “每天调查都揭露出几件新事情。被盗包裹的价值超过125,500法郎。会计文件全部造假。欺诈账目混乱不堪，以至于花了6个多月才理清。 在某个部门中，有时可能会有几个贪污的官员，但很少有一个部门从上到下都染上这种盗窃病；更奇怪的是，为什么所有这些小偷都能逍遥法外好几年而安然无恙。” * * * 在议会讨论军事航空预算法案时，其中包含殖民地，即土著居民，被迫掏钱缴纳的款项（印度支那375,000法郎，西非100,000法郎），阿尔及尔议员莫里诺先生就此发表讲话： “亲爱的朋友们，值此之际，请允许我继颂扬那些立下如此辉煌战功的勇敢法国人之后，表达我们全体对他们的钦佩之情；《泰晤士报》将这一战功评价为奇迹。这种钦佩之情，‘公正无私’的工业家西特龙先生也理应分享，因为他毫不犹豫地为他们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掌声）” “在那伟大事件之后发生了什么？那就是驻扎在阿尔及利亚南部的各哨所立即订购了那种被称为履带式汽车的无与伦比的沙漠运输工具。 “图古克哨所和乌格拉哨所刚刚订购了两辆——最近阿尔及利亚全权代表向我透露了这一消息。 “我们其他所有哨所自然也会很快装备上这些车辆。 “在短期内，我们需要再建立四、五个新哨所，以便形成一条连续的哨所线，每隔200公里设一个哨所。 “新哨所建立后，将订购履带式汽车。这样，撒哈拉的所有哨所就能毫不困难地相互联络。从一个哨所到另一个哨所转运军需和粮食将极其容易。信件也将定期收到。（掌声）” （摘自1923年1月22日《公报》） * * * 从事杂役的民众不仅仅是为了取悦几位欧洲人悠闲的脚步而清理和修整领事馆周围的道路，他们还必须根据领事官员的意愿，始终从事繁重得多的工作。 刚听说殖民部部长前来印度支那视察，人们便立即征召10,000名民众修筑V.L.1)公路，以便部长及时举行落成典礼。 18...年夏季，在饥荒摧毁中圻中部地区前不久，人们征召了一万名民众，由各村村长押解，去疏浚一条河流的淤泥。到达现场后，这支庞大劳工队伍中的大多数人无事可做。然而，人们仍将他们扣留数月，而此时农田正需要这些空闲的劳动力。必须指出的是，当需要预防共同灾害时，从未动员过如此庞大的人力。18...年底，如果人们从岘港开始组织一条运输线，为受灾地区提供补给，中圻大多数饿死的人本可以避免无谓的死亡；在上述河流服役的10,000名民众，很可能在一个月内足以向本省受灾地区分发2,000吨大米。 修建通往岘港、镇宁和老挝的道路，给所有人留下了无数痛苦的回忆。民夫必须步行数百公里才能到达工地。到达后，他们只能蜷缩在破败不堪的茅草棚里。毫无卫生可言；也没有医疗组织。沿途没有休息站，也没有临时住所。他们只有一份吃不饱的饭，配一点咸鱼，还得喝脏水，那是他们非常害怕的山涧水。疾病、劳累和残酷的折磨造成了可怕的死亡。 如果不征发民夫服杂役，人们就征召他们当苦力，这两种方式之间只有一个区别：服杂役是有期限的，而当苦力则没有。两种方式都用来满足一切需求：行政长官想运盐吗？就征用船只；想建仓库吗？就征召工匠，连建筑材料也一并征用。 征召苦力确实是一种拙劣的变相流放。人们不顾农事，不顾宗教节日，将整个村庄驱赶到工地。能够返回的人很少。况且，人们又做了什么来帮助苦力返回家乡呢！ 在通往朗边高原、通往青林红山的路上，死神正在那里等待，一队队服杂役或征召的苦力，粮食匮乏，有时一天连一粒米都吃不到，他们成群结队地逃跑，或者起义反抗，每当这时，押解的士兵就会进行可怕的镇压，他们的尸体散落在沿途。 广州湾当局1)奉命抓苦力。于是，人们逮捕了所有在港口工作的本地人，给他们戴上枷锁，扔上船。 老挝人民，那些悲惨的土著居民，生活在时刻担心被抓去当苦力的恐惧中。每当负责抓苦力的军官来到村庄，只看到空屋敞门，因为百姓早已逃得无影无踪。 在头顿省，一名殖民官员需要一台压路机。怎么办？他与一家需要廉价劳动力的承包公司进行谈判。公司出资13,500法郎购买压路机。而官员则以每天0.50法郎的工价，征发百姓为该服杂役。连续三年，头顿百姓必须置于那家公司的使用之下，做苦工来偿还那位大官为了在自己花园里使用而喜欢购买的压路机的钱。 1)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东南方的一块领土，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编者注）。 在另一个省，百姓做完一天的杂役后，还得无偿地挑着石头走一公里长的路，去修建省督官邸的围墙。 就这样，安南百姓随时都可能被抓去，被迫从事极其繁重的劳动，却吃不饱饭，工钱微薄；被无期限地征用，然后被丢弃在离家数百公里之外。 * * * 总的来说，安南人都得苦苦忍受法国的“保护”之恩。而安南农民尤其要更加屈辱地忍受这种“保护”：作为安南人，他们受压迫；作为农民，他们被剥夺。正是他们这些受苦受难的人，在劳作以养活那些寄生虫、那些“开化者”以及其他各类人等。正是他们过着贫困的生活，而他们的刽子手们却过着奢靡的生活；一旦歉收，他们就会饿死。他们从四面八方、以各种方式被抢劫，被国家、被新式封建势力、被天主教会所掠夺。过去，在安南封建制度下，土地按优劣分为等级。税收依据这种分级征收。而在目前的殖民制度下，情况发生了变化。当保护国政府需要钱时，只需改变土地的等级即可。只需神奇的一笔，他们就能把一块劣田变成良田。 即便如此，事情仍未结束。人们还通过缩减计量单位的手段，虚假地增加了土地面积。通过这种方式，税收立即增加，有的地方增加三分之一，有的地方增加三分之二。然而，这仍不足以满足保护国政府无底洞般的贪欲，税收每年都在不断增加。例如，从1890年到1896年，税收翻了一番。从1896年到1898年，又增加了1.5倍，并以此类推继续下去。安南人任由别人割肉，而我们的保护国高官们尝到了甜头，便变本加厉地继续剥削。 1895年，北圻某省的领事剥夺了某个村庄的数公顷土地，将其分配给另一个信奉天主教的村庄。失去土地的人提出申诉。他们被投入监狱。朋友们不要以为这种无耻的统治制度就此止步。人们还强迫那些不幸失去土地的人，继续缴纳直到1910年的税款，而这些土地早在1895年就被剥夺了！ 除了政府的掠夺，还有种植园主的掠夺。人们把有时超过20,000公顷的种植园，只授予那些只有大肚子和白皮肤的人。 这些种植园中的大多数，都是通过被合法化的掠夺方式建立的。在侵略战争期间，安南农民——正如1870年的安达卢西亚人一样——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田地，逃往尚存自由的地区。当他们返回时，他们的田地和花园已经“变成了种植园”。有多少村庄以这种方式被剥夺了财产，本地人被迫为新兴的地主阶级劳动，这些地主有时甚至占有了90%的收成。 以鼓励殖民开发为借口，人们免除了许多大型种植园主的土地税。 在无偿获得土地之后，种植园主们还无偿或几乎无偿地获得了劳动力。国家为他们提供了一批苦役犯进行无偿劳动，或者利用权力以微薄的工资招募劳工。如果劳工人数不足或表现出不满，人们就会使用武力；种植园主们抓住乡绅头目，殴打、折磨他们，直到他们签署合同，承诺提供种植园主所要求的足够数量的劳工。 除了这种世俗的强权之外，还有灵魂的救世主。这些人在向安南人宣讲“贫穷的美德”时，也不忘利用他们的血汗来致富。仅在南部，传教教会就独占该地区五分之一的土地。虽然《圣经》并未教导，但占地的手段非常简单：高利贷和贿赂。修道院利用歉收的机会向农民放贷，并强制要求以土地作为抵押。由于利率极高，安南人无法按时偿还债务；于是，抵押的土地永久落入修道院（教会）手中。 大小总督们被母国委托管理印度支那的命运，总的来说都是愚蠢和卑鄙之徒。修道院只需掌握一些涉及他们私生活、对其名誉和地位构成威胁的秘密文件，就能让他们感到恐惧，并满足修道院的一切要求。正因如此，一位总督将7000公顷本地人的冲积土地让给了修道院，使他们不得不去乞讨。 简而言之，足以看出，在民主的幌子下，法国帝国主义在安南土地上植入了中世纪的可诅咒制度；安南农民既受到资本主义文明刺刀的处决，又受到堕落教会十字架的处决，后者玷污了上帝的名声。 * * * 阿尔及利亚饱受饥荒之苦。突尼斯也遭受饥荒的摧残。为了解决这种状况，政府逮捕了大量饥民。为了让这些“饥民”不把监狱当作救济所，人们根本不给他们提供食物。因此，许多人在被关押期间饿死。在恩格里亚的洞穴中，许多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不得不啃食一具腐烂已久的死驴尸体。 在贝加，卡梅人1)与乌鸦争夺动物尸体。在苏森、阿巴、吉达、乌特·梅利德，每天都有数十人饿死。 1) Khammè：北非人常用名词，指那些只享有收成五分之一的佃农（阿拉伯语为“Khams”，意为“五分之一”）（BT）。 伴随饥荒，瘟疫在许多地方爆发，并有蔓延扩大的危险。 * * * 为了掩盖充满罪恶的剥削制度的丑恶，殖民资本主义总是用理想化的格言来装饰它那腐朽的勋章：博爱、平等，等等。 在同一个工厂做同样的工作，白人工人的工资比肤色不同的同事高得多。 在政府机关，本地人即使工作多年且非常熟练，也只能领取微薄的薪水；相反，一个刚被录用、工作较少的白人却领取更高的工资。 有些本地青年曾在宗主国的大学学习，获得了医学博士或法学博士学位，然而如果不加入法国国籍，他们仍然无法在自己的国家从事自己的职业。而众所周知，一个本地人想要获得这样的法国国籍，必须克服多少困难，花费多少精力去进行屈辱的奔走。 至于那些被迫离开农田和家庭去当“志愿兵”的本地人，则很快就能品尝到“平等”这道美味佳肴的滋味。 即使军衔相同，白人几乎总是被视为本地人的上级。这种具有“种族-军事”性质的等级制度，当白人军人和不同肤色的军人同乘一列火车或一艘轮船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 * * 一个本地人如何才能获得法国国籍？1915年3月25日关于法国殖民地人民加入法国国籍的法律规定： 第一条。- 那些年满21岁、原籍不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或摩洛哥、居住在法国、阿尔及利亚或法国保护地，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法国殖民地人民或受法国保护的人民，可以被承认享有法国公民的权利： 1. 已获得北十字勋章，或毕业于由法令规定名单中的一所大学或专业学校。 2. 在殖民开发或维护法国利益方面立下大功。 3. 曾在法国军队服役并担任军官或士官，或获得军事勋章。 4. 娶法国妻子，并在法国境内有相对稳定的住所满一年。 5. 在上述地区居住超过十年，且法语水平相当良好。 尽管该法律尚存缺陷，但若忠实执行，倒也尚可；然而，诸位官员何曾将法律放在眼里，他们如同那些愚蠢好奇、喜欢窥探的人，强迫申请入法国籍的人必须在纸上回答以下问题： A- 妻子和孩子会说法语吗？ B. 他们穿欧洲服装吗？ C. 家里有床、床垫、桌子、柜子等家具吗？ D. 还有椅子吗？ E. 在桌子上吃饭还是在席子上吃饭？ F. 吃什么？ G. 吃米饭还是吃面包？ H. 你有财产吗？ I. 妻子有财产吗？ J. 你每年的收成是多少？ K. 你信奉什么宗教？ L. 你加入了哪些社团？ M. 在这些社团中，你担任什么职务？ N. 本土制度是良好且仁慈的，那你为什么要求入法国籍？是为了当官吗？还是为了获得高地位？或者是为了寻找金矿、宝石矿？ O. 你最亲密的朋友是谁？ 只差他们没问这一条：你妻子有没有把你当傻瓜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