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殖民统治者

殖民统治者 一、圣先生1) 正如大家所知，殖民地仍被称为海外法国，而这些“法国”的法国人实际上是安南人、马达加斯加人或者……等等。因此，这边被视为正当的事，在那边就是错误的；那边被允许的事，在这边则是被禁止的。例如：在那边，所有法国人都被允许用鸦片使土著居民变得愚昧无知，他们卖出的鸦片越多，就越受重视；但在这边，如果你贩卖那种毒药，你会立刻被抓起来。如果在法国，一位高级官员被允许穿着内衣上街，那么相反，一位土著国王却无权穿着本国服饰，即使是在家里且生病的时候。 正因为生病，突尼斯前国王一直穿着睡衣接见钦差大臣。这已经是不合规矩了；但更不合规矩的是，国王的孙子和侄子竟然忘记向上述钦差大臣行礼。于是，两天后，正好是足够思考的时间，钦差大臣便穿上军装，率领兵马前来，迫使国王道歉。这才对嘛。一旦你是国王，并且受一位圣人（圣先生）的保护，那么无论是圣父、圣子还是圣灵，你都没有权利生病。至于那些土著的“小孩子们”，你们必须知道，一旦出生在民主慈母的双翼之下，你们就不可以嬉闹、欢呼、呐喊，而必须学习行礼致敬。 在印度支那以及其他殖民地，对于那些来不及向“保护官”行礼致敬的土著居民，许多官员也只是谦恭地“给一顿打”而已，从未调动军队强迫儿童行礼致敬。当然，他们中并非每个人都是钦差大臣！ 1) Saint：既是该钦差大臣的名字，又有“圣人”之意。这是作者基于三位一体典故（圣父、圣子、圣灵）对圣先生（Saint）这一钦差大臣的讽刺用法（译者注）。 尽管：“严重事件”已在议会讲坛上被揭露，且据普安卡雷先生所言，此事可能损害法国的声誉，但如果我们将“失败主义”的罪名强加于桑先生（Quan Khâm sứ Xanh）身上，那我们将是忘恩负义之人；因为，正是由于那次友好、和平且充满童趣的力量展示，从此土著人民才懂得该如何向一位“白人兄弟”行礼致敬。大家还记得，当米勒兰先生访问非洲时，土著人民迎接了他，为了表达对保护国国家元首无限的忠诚和深切的敬意，他们竟然把衬衫拉到了裤子外面。 二、达洛先生 《人权手册》杂志刚刚刊登了人权协会主席费迪南·布伊雄先生致殖民地部长萨罗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谈及1917年（印度支那）太原起义及对该起义的镇压。 这封信明确指出了太原省公使达洛先生的责任：正是由于达洛先生的滥权，才导致了起义的爆发。西贡法院早在1917年就已认定了他的罪行。 然而，谁曾料到，达洛先生在行政上竟未受到任何惩罚。相反，他却被任命为西贡市议会委员。至于司法上的惩罚，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仅仅罚款200法郎！ 这位达洛先生确实是一位有才能的统治者。他的统治学问，是在拉丁区当粥贩时学到的。 那时，达洛先生身无分文，负债累累。但凭借一位有权势的政治家的帮助，他被任命为印度支那的行政长官。 高高在上地统领着拥有数万人口的省份，并被赋予绝对权力，他既是省长，又是市长，既是法官，又是法警，还是税务官；总之，他掌握着一切权力：司法、税收、土地、土著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官员的利益、村长和社长的选举，也就是说，整个省份的命运都掌握在那个昔日粥贩的手中。 在巴黎，他无法通过剥削顾客致富，来到北圻后，他便通过任意逮捕、监禁和审判安南人来弥补，以此榨取他们。 以下是这位可爱的行政长官独裁统治时期的一些辉煌事迹，母国共和国曾好心地将他派来，以教化我们。 一些本地志愿兵（！）被押回充作红裤兵，因此他们必须接受体检。这些人目不识丁，胆小怯懦，问话时回答迟缓，于是领事官破口大骂，拳打脚踢，并用棍棒胡乱殴打他们。 三名绿裤兵因放走一名囚犯，被达克罗先生极其残忍地殴打，他揪住他们的头发在地上拖行，并猛撞他们的头在领事馆的墙上。 审讯囚犯时，领事官常拔剑刺入他们的大腿。有人回到监狱后便昏死过去。 一群可怜、瘦弱饥饿、衣衫褴褛的囚犯，天刚蒙蒙亮就被拖起来，脖子上戴着枷，脚上锁着链，一个接着一个被铁链相连，共同拉着一辆巨大的压路车在厚厚的碎石层上前行。他们完全精疲力竭，在烈日炙烤下艰难地拖着沉重的压路车。突然，领事官来了。照例，他手里拿着一根粗大的棍棒，然后毫无理由地冲向这群可怜人，像野兽一样疯狂殴打，残忍得令人难以置信，一边打一边骂他们是懒鬼。 有一天，我们的教化官刚训斥完一名欧洲职员，不知该把怒火发泄在谁头上，便抓起桌上的铁尺，砸碎了一名与那件事毫无关系的安南书记的两根手指。 另一天，他当着下属士兵的面，用牛筋鞭抽打了一名本地队长的脸。 还有一次，几名绿裤兵违背了他的意愿，他便让人把他们活埋到脖子，直到他们奄奄一息才让人把他们挖出来。 每当他视察有民夫修筑的道路时，被铲刃、锄柄打瘸的脚的数量，都得按半打来计算。那些修路的民夫都是被他强迫去劳动的，每天工资只有一两个苏，而在此之前，他们已不得不以每天十五苏的价格赎回他们的杂役份额。 有一次，在一个工地上，他夺过一名看守囚犯的士兵的枪，用来打一名囚犯。囚犯躲开了，领事官便用同一把枪打那名士兵。领事夫人，这位大官的贤内助，也参与其中，她打囚犯时显得理所当然，惩罚士兵也总是被允许。 人们曾看到领事官用棍棒打瞎了一名队长的眼睛。他还做了许多其他“高尚”的事，这里我们无法一一列举。 上述所有事情，大家有目共睹，甚至他的上级——总督和公使也不例外。为了嘉奖他那种“坚决”的精神和“极共和的”风度，这些人便毫不手软地给他升官晋爵。 三、布迪诺、博丹及其他诸位 尽管有那些喧嚣的展览、震耳欲聋的演说、帝王般的巡视以及华丽的文章，印度支那的局势依然毫无好转。 正直的殖民官拉诺刚刚离开的被告席还未冷却，人们又向我们通报了其他一些丑闻。 首先是布迪诺案。布迪诺先生是一位典型的“开化者”，一位专门受贿的殖民官。在他被指控的案件中，我们想讲述以下这一桩： “新安县是县治所在地，曾动用县基金并借款建造了一座发电厂。经营非常有利，因为收入远超支出。此外，县内的公共建筑和街道还免费使用电力照明。 “但突然之间，一位颇为狡猾的殖民官（布迪诺先生），不知如何巧妙运作，使得新安县不得不无偿将发电厂转让给一个承包商，从而享受到了必须支付街道和公共建筑电费的乐趣。如今，县里意识到赎回那座被无偿转让的发电厂是有利的，而赎回则需要花费数万盾。这件事简直是一部小说，其中一位前省长的虚构才能得以自由发挥，其卑鄙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眼前第二桩丑闻是蒂亚案。一位在印度支那的同事是这样描写该案的： “我们正生活在一种……极不寻常的气氛中：布迪诺案、拉诺案尚未了结，又出现了蒂亚案。 “蒂亚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是海防一家法国大公司的经理。他去找了商务总监斯卡拉先生，并预先赠送给他一万美元的茶叶钱，以签订与国家机构的鸦片贸易合同。蒂亚先生大概有非常特殊的理由，认为这种游说行为并无不妥。这意味着贿赂在印度支那政界是司空见惯的。所有拥有如此权力的人都在利用职权填满自己贪婪的口袋，并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 如果嗜血的太原公使达克罗先生被任命为西贡市议会委员，而正被奥兰法官急切等待的博丹先生被任命为印度支那总督，那么蒂亚先生和布迪诺先生至少也应该获得勋章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