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我于12月中旬抵达广州。在这里，我遇到了几位安南民族革命者，其中有一位已离开祖国三十年。在此期间，他组织了许多反法起义。所有这些起义都导致了几名法国军官和士兵死亡，夺取了几支枪，以及……我们的人逃脱，因为未得到帮助和援助。 这位先生的唯一的目的是为被法国人屠杀的国家复仇。他不理解政治，更不理解群众组织工作。在讨论中，我向解释了他组织工作的必要性以及无基础行动的无用性。他同意了。以下是我们开始共同进行的工作： a) 我制定了一个组织计划，并随信附上副本。 b) 在批准该计划后，他给了我一份名单，列出了10位长期以来与他一起活动的安南人。 c) 我选择了来自5个不同省份的5人。我们将派一名安南人将他们带到广州。我将对他们进行组织方法的培训。我们将在他们学习3个月后将他们送回印度支那活动；我们将组建另一支队伍。在此期间，这是唯一的方法。 为了支付费用，我使用了同志们给我的旅费余额（150元），之后怎么办？ 我每天为罗塔通讯社工作几个小时；但我的工资不允许我独自承担我的“学员”的费用。而且当学员到达广州时，很可能我必须将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用于培训他们，届时我的财务状况将陷入困境。因此，我建议您指示您在广州的代表也关注印度支那。 我认为目前无需撰写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同志已经做了这项工作；然而，现在我提请同志注意妇女和儿童中的宣传工作。女同志波利诺娃抱怨没有收到她从莫斯科申请的资料（报纸、计划等）。这阻碍了她工作的进展，有时甚至完全阻碍了她的工作。她多次写信给国际妇女组织，但信件均未得到回复，也没有带来任何结果。 请同志们接受我的共产主义问候。 1924年12月18日，广州 （在此期间，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不是安南人，我的名字是李瑞，而不是阮爱国）。法语文献，存于党中央办公厅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