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接受意大利《团结报》记者采访
文章 胡志明 · 1924-03 · 1847字
本文是胡志明(时名阮爱国)1924年接受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记者采访的实录。他讲述了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包括课程设置、学生构成及公社式管理。胡志明高度评价布尔什维克大学对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指导意义,对比了资产阶级民主与工人民主,并表达了学成归国投身越南革命、争取民族独立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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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报》1)
……
我问他从哪里来。
- 我是安南人——受法国统治,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生。我叫阮爱国。
- 你能讲讲你的学生生活吗?
- 可以……
在国内,我在农村劳动,我离开祖国已经三年了2)。
- 你为什么去欧洲?
- 以前我读过一些发行到我们国家的报纸,其中有一些在安南具有反对性质的报纸,还有蓬加莱派来“改造”的殖民军士兵。这些殖民军士兵什么都读。他们天生就是反对派。他们让我读法国报纸。因此,我产生了去看看“祖国”(指法国)是怎样的想法,于是来到了巴黎。当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学时,我便申请入学。
1) 这是接受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记者乔瓦尼·杰尔马内托的采访,自1924年起刊登于该报。1973年,意大利共产党党员伦多·马尔蒂内利找到了这篇报道。该报道后来在意大利共产党理论刊物《复兴》上重新发表(编者注)。
2) 阮爱国离开祖国已13年,即从1911年起(编者注)。
- 学校学生多吗?
- 共有1025名学生,来自62个殖民地,其中包括150名女生,895人加入了共产党。在1025名学生中,547人是农民,约300人是工人,其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你对这一布尔什维克倡议怎么看?
- 我对这一倡议感到非常振奋。我读过许多反对派的支持和团结声明,但没有一个人给我们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使我们摆脱那些“文明传播者”强加给我们的奴役制度。我认为这一倡议将带来非常好的结果。许多人已经认识到我们的悲惨处境,但除了俄国革命者之外,还没有人指出通往解放的道路。1921年,在巴库,无产阶级历史上第一次召开了东方民族代表大会,正是列宁,我们亲爱的同志伊里奇,提出了纲领并指导我们迈出第一步,使我们能够与世界无产阶级一起前进。
- 你的手怎么了?
- 没事,他回答。我戴着学生去悼念列宁的花圈,因此我的两根手指冻僵了。列宁令人哀悼!
- 你们有多少教授?课程有哪些科目?
- 我们有150名教授,讲授社会科学、数学、历史唯物主义、工人运动史、自然科学、革命史、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大学设有一个放映室和一个藏书4.7万册的图书馆。每个民族都有一个独立的图书馆,收藏书籍、报纸和杂志。要知道,我们属于62个民族,彼此团结得像亲兄弟一样。学生每周自行编写报纸。我们在克里米亚有一所疗养院,还有两处夏季度假地,其中一处在革命前是一位公爵的城堡。
请你想象一下,在城堡塔楼的顶端,靠近那只象征帝国的乌鸦的地方,红旗在飘扬;而在客厅里,取代那位公爵的,是朝鲜或亚美尼亚的农民们,他们正在互相开玩笑。
- 谁给你们做饭?
- 我们轮流做饭。我们也轮流在图书馆、俱乐部工作,以及洗衣服。我们组织成公社。公社每周开会一次,讨论政治,并组织艺术表演和娱乐活动。如有必要,违规行为将由公社选举产生的“法庭”进行审判。
- 学成之后,你打算做什么?
- 当然,我将回到祖国,为我们的事业奋斗。在我们那里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没有任何权利,除了向“祖国”法国和本地主子纳税的权利。最突出的事情是这样的:正如同志所知,我们是被殖民者,我们是“低等”民族,因此我们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俄国,在那个野蛮人的国家——民主资产阶级就是这样称呼你们俄国同志的——我们享有与俄国公民完全相同的权利。事实上,由我们的苏维埃按时选出的代表,与工农兵代表一起开会。你看,资产阶级民主和工人民主对我们的不同对待,已经一目了然了!
我们遭受了很多苦难,还将继续遭受苦难。那些“文明化”我们国家的人不让我们自由。但我们继续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把学到的教训应用于实践。我的同志们工作得积极、有信心、认真。许多年轻人年纪很轻,却拥有在那个年龄难以想象的水平马克思主义素养。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肩负着非常沉重的责任,殖民民族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的宣传和牺牲精神。
在东方,从叙利亚到朝鲜,我只谈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那里有一片广阔无垠的土地,人口超过12亿。这一广大地区都处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那里的民族如果不与世界无产阶级紧密团结,就永远无法抬起头来。社会民主派的那些决议,无论表现出多么热烈的同情,都没有分量。
布尔什维克大学的建立,开创了东方殖民地民族历史的新纪元,这所大学向我们传授了阶级斗争的原理,这所大学使我们与西方各民族建立了联系,并装备了我们——这些奴隶——进行严密活动的能力。
——俄国的气候怎么样,很冷吗?
——是的……我虽然已经住了两年,但还没有习惯。不过没关系,我会克服的。
我去参观了一个农业公社。再见,同志。《团结报》,1924年3月15日。《人民报》,1973年5月18日,第696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