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一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阮爱国

阮爱国1) 在印度支那，甘地运动的影响如何？该运动的声势、浪潮是否曾波及那里？——我向阮爱国问道。 “没有。”阮爱国回答，“我们安南人民是沉没在极度黑暗中的农民。没有任何报纸，没有人知道现在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黑暗，真正的黑暗。” 阮爱国目前是莫斯科唯一的安南人，是古老马来种族的代表。他是一位瘦削、敏捷的青年，穿着一件针织毛衣。同志说法语——压迫者的语言，但从阮爱国同志口中说出的法语，低沉而沉静，如同他故乡母语的回响。 阮爱国曾以充满蔑视的语气提到“文明”二字。同志曾踏足世界上几乎所有殖民地，去过非洲北部和中部，目睹了无数的苦难。在交谈时，同志常使用“兄弟”一词。阮爱国的“兄弟”在这里是指黑人、印度人、叙利亚人、中国人…… 1) 苏联记者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文章（编者注）。 阮爱国曾给法国籍黑人作家勒内·马兰写过信，他是小说《巴图阿拉》的作者，并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兰先生，您愿不愿意帮助解放殖民地兄弟国家的事业？”勒内·马兰，这位被法国科学院授予荣誉花环的人，对阮爱国的回答却显得犹豫且迂回。 我出生在一个安南士大夫家庭。在我们国家，这样的家庭无需从事任何劳作。这些家庭的青年通常研习儒学，同志想必知道，儒学并非宗教，而是一门关于道德经验与处世之道的学问。在此基础上，人们提出了“大同世界”的概念。当我大约十三岁时，我第一次听到了三个法语词：自由、平等、博爱。对我们而言，任何白人都是法国人。法国人曾如此宣称。从那时起，我便渴望了解法国文明，想要探寻那些词语背后隐藏的东西。但在为本地人开设的学校里，法国人教人如同教鹦鹉学舌。他们禁止我们国家的人民阅读书籍和报刊。不仅新派作家的著作被禁，卢梭和孟德斯鸠的作品也被禁止。那么现在该怎么办？我决定设法出国。安南人的身份不过是农奴的身份。我们被禁止，不仅禁止出国旅行，连在国内旅行也不被允许。铁路的建设带有特定的“战略”目的。在殖民者眼中，我们尚未达到使用这种道路的水平。我流浪到海边，并渡海到了国外。那年我十九岁。当时法国正在举行大选。法国资产阶级使用了最肮脏的手段互相抹黑。 阮爱国那张脸因轻蔑而皱起。那双沉重、阴沉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在那双睁大、含泪的眼睛里，他凝视着远方： - 当法国人来掠夺我的国家时，那些家风严谨、家教良好的家庭全都逃离了，不与他们合作。那些惯于阿谀奉承的无赖占据了所有的房屋和田园，他们变成了腰缠万贯的新兴资产阶级，并且有能力按照法国式样教育他们的子女。在我们这边，那些去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的青年被视为弃儿，是社会的渣滓。然而，人们却为此付出了代价。而且，无论那些在那类学校读书的人多么愚蠢，他们也都拼命想当警察或密探。我们国家的教士占据了全国总土地面积的五分之一。只有种植园主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 法国殖民者是什么？噢，那是些无能且短视的人。他们首要关心的事情是形成一个亲信集团。随后，就是尽可能多地、快速地掠夺和侵占。这一整套政策的目的，就是在法国拥有一所小房子，“自己的小房子”。 - 法国殖民者毒害我们的人民。他们强迫所有人喝酒。我们有用上好大米酿酒的习惯，当有朋友来访或祭祖的日子时饮用。法国殖民者用劣质、廉价的大米酿酒。没人愿意买他们的酒。不幸的是，酿出的酒太多了。随后，当局下令各省省长按人头强制购买这种没人喝的酒。 我具体地想象出殖民者如何用酒毒害可爱的安南民族——一个非常礼貌、宽宏大量、极度厌恶极端行为的民族。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阮爱国，身上也散发着一种真正的礼貌与细腻。欧洲文明在那片土地上使用刺刀和毒酒，并将这一切隐藏在神职人员的黑色长袍之下。从阮爱国身上散发出一种文化，不是欧洲文化，而可能是未来的文化。 - 目前，在巴黎，一群来自法国殖民地的同志，五到六名来自南圻、苏丹、马达加斯加、海地的人，正在出版《贱民报》（Le Paria），以反对法国的殖民政策。这是一份小报。撰稿人必须自掏腰包出版，而不是领取稿费。 报纸上印着号召语，像竹杖一样秘密传遍各个村庄。它从一个地区传到另一个地区，并达成了共识。但安南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已有死刑判决，数百人失去了头颅。 - 安南人民没有神父，没有欧洲意义上的宗教。祭祖完全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没有祭司。家中的长辈或村里的长者执行纪念仪式。我们不知道巫师或神父的权威是什么。 - 是的，有趣的是，法国当局教会了我们农民“布尔什维克”和“列宁”这些词。他们在民众中搜捕共产党人，尽管根本没有共产党人，甚至在概念上也不存在，因此他们自己宣传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列宁主义。 安南人民是一个朴素而礼貌的民族。通过阮爱国高雅的风度、深沉温和的语调，我们仿佛听到了明天，仿佛看到了世界团结的广阔宁静。 桌上放着一份手稿，一份条理清晰的工作报告，带有记者通讯的风格。他正想象着那个主题：1947年共产国际大会。他仿佛看到了、听到了会议的进程，在那里他将主持议程。 分别时，胡志明似乎想起了什么。 “是的，我们还有一次由年轻的安南国王维新发动的‘起义’，反对把我们农民送到法国战场。维新王已经出逃，现在他正流亡在外。请也讲讲他吧。” 曼登斯塔姆先生，《奥戈尼奥克报》（苏联），1923年12月23日第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