苛捐杂税

殖民掠夺政策不仅剥夺了土地和财富，取消了所有权利和自由——包括原住民的人身自由，还强迫他们为手中仅存的贫瘠土地纳税，为他们的生计职业纳税，甚至为他们呼吸的空气纳税。 突然，人头税从一毫增加到二法郎五十生丁。那些尚未达到纳税年龄、即十八岁以下的人，以前无需缴纳任何款项，现在却必须缴纳一种比旧时丁税重数倍的沉重税赋。 人们不仅将税收成倍增加，并强迫那些从未缴纳过税款的人现在必须缴纳，而且对丁口最有害的是，税率经常变动，民众被迫携带多种身份证件和通行证，因此必须缴纳极其不合理且带有强制性质的款项。 安南人必须时刻随身携带人头税证，任何人询问时都必须出示。证件容易磨损和弄脏，但任何人若忘记或丢失证件，就会被逮捕和监禁。 1919年，北圻废除了人头税的分级制度，仅凭总督的一项法令。所有十八至六十岁的民众，一律必须缴纳五法郎的人头税。 根据另一项法令，任何未携带证件的安南人都可能被监禁，并被迫再次缴纳税款，即使该人此前已经缴纳过。 为了弥补法郎贬值造成的亏损，一位总督想出了一个主意，成倍增加纳税人数，以强迫各社额外缴纳款项。 * * * 安南人缴纳的税收比印度人、马来人、荷属东印度人和日本人重得多。但荷属东印度、印度和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却比印度支那高得多，这些国家的民众能够轻松缴纳对安南人来说过于沉重的税款。 * * * 在法国殖民统治之前，田土税册详细记录了公田和私田，并按种植作物分类。对于稻田，税率仅为每亩一至五毫。对于其他类型的土地，税率为每亩二毫至一法郎四十生丁。面积单位是“亩”，即边长约150安南尺的正方形面积。安南尺的长度因省而异，从42.47厘米到64厘米不等，因此一亩的面积因地点不同可能是3970、4900或6200平方米。 为了增加国家收入，人们采用了一种长40厘米的测量单位，比所有常用单位都短，因此一亩的面积仅剩下3600平方米。通过这种方式，田赋税在各省或多或少地增加了：有的地方增加了十分之一，有的地方增加了三分之一，受损最严重的地方则增加了三分之二。 从1890年起，直接税增加了一倍；从1896年到1898年又增加了一半，并以此类推不断上涨。各乡只能拼命缴纳；如今还能向谁申诉呢？只要还能榨取，那些领事们就愈发变本加厉地榨取。这些法国人认为，既然各乡仍然乖乖地足额纳税，那就说明税负还不算太重！ * * * 每年，人们分配给每个村庄必须为一定数量的丁口和各类土地缴纳赋税。需要额外的钱来开支吗？人们就修改数字，哪怕是在年中，然后强迫各村庄为高于年初规定数量的丁口和土地缴足税款。因此，在北圻的一个省，总面积不到12万公顷，但统计表上却记录着12.2万公顷的耕地，就这样，安南人仍然不得不低头为不存在的土地缴纳空税！即使有抱怨，也没人愿意听！ 不仅税负沉重，而且总是变化无常。 政府在征收某些商品流通税方面所作的些许让步，反而使村民更加烦恼，并为腐败滥用打开了大门。有时，人们免除一个挑一担槟榔的人的税，但第二天，当这个人挑着一担更轻的货物时，却又被要求缴税。这样的征税很难做到公平。人们发放了一张150公斤烟叶的流通许可证。当这批货物转到另一个主人手中，或者当这150公斤烟叶被分给三四个买家时，该如何安排以避免对同一批烟叶多次征税？这完全取决于那些税务官，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因此，安南人非常害怕税务官，一看到税务人员，他们就会立刻把肩上挑着的盐筐、烟叶筐或槟榔筐扔在路上；宁愿失去财物，也不愿缴纳过重的税款。在一些地区，安南人被迫拔掉烟叶、砍掉槟榔树，以避免因新税种而受到骚扰。 去年，中圻中部地区因饥荒而陷入困境。政府不仅没有救助，反而将税收提高了30%。 南圻许多省份遭受洪灾破坏。当局禁止安南人议论此事，也禁止组织募捐帮助受灾同胞。此外，在民众因天灾而饥苦之际，当局仍照常向民众征税。为了收税，发生了许多滥用职权、对受灾民众进行残酷迫害的事件。 整整一年，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人们每天都目睹因征收各种税款而引发的逮捕和搜查，造成令人痛心、悲惨的景象。有时，征税竟变成了一场捕猎人的行动。任何没有钱缴入国库的本地居民，若不愿被戴上手铐脚镣，也不愿在鞭打下劳作，便只能躲藏在某个角落，任其饿死在那里。 许多人不得不变卖全部家产——甚至变卖子女——以向压迫、剥削他们的国家缴纳税款。 在高棉，有许多不幸的女性，脚上戴着铁链，被迫去扫街。她们唯一的“罪过”就是交不起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