掠夺集团

为了榨取我们苦难国家的最后一滴血，殖民掠夺者如同章鱼一般，正用无数不知餍足的吸盘紧紧扼住：盐业垄断、酒业垄断、鸦片垄断，等等。 法国探险家康邦先生写道：“谈到这些垄断项目，人们可以把印度支那想象成一头肥美而健壮的鹿，被残酷地捆绑住，正在一群不知餍足的秃鹫的利喙下奄奄一息。” 在酒业垄断公司的股东中，有许多印度支那最高层的人物；所有统治部门都有大人物在这家公司里。这些大官中的大多数，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让公司受益，这是无可辩驳的。 为了解决与纳税者的纠纷，公司在司法部门有： 2名检察官 1名副检察官 1名书记官 为了镇压可能发生的反抗垄断制度的叛乱，公司在军事部门有： 1名少将 1名中校 2名高级军医 1名少校 2名上尉 由于行政部门的殷勤和宽容是经营成果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公司有： 1名参事官 1名财政主事 1名国库总监理 1名邮政监察 1名印花税主事 1名行政官 2名教授。最后是众议员和殖民地参议院议员。北圻获国家许可的酒厂只酿造高度酒（80度），然后加入清水稀释至合法的40度。 以前，一旦需要，本地人只习惯买少量的酒；他们带着瓶子，无论怎么装都行。但现在人们规定了带编号印章的瓶子。酒只卖在国家认可的半升或一升的瓶子里。安南人习惯喝20到22度的酒；现在人们强迫他们喝40到42度的烈酒。还没完。本地人也注意酒的味道；这也很合理。他们习惯用优质原料，特别是一等好米蒸馏出的味道香醇柔和的酒。现在，人们怎么做呢？人们用市场上最便宜、最劣质的米取代了那些原料。现在人们灌进安南人喉咙里的酒，就是用这样的原料酿成的。 垄断者德博先生发布了一份通告，命令所有员工必须在出售的酒中加水，每100升酒加8升清水。 在印度支那，每天能卖出50万升酒，折算下来相当于4000升白水；4000升白水，每升三毫，一天就是1200盾，一个月36000盾。就这样，仅仅靠卖白水，垄断公司每年就能赚取一笔小利，即432000盾，也就是1080000法郎。 印度支那民众一点也不喜欢喝那种酒。但人们想尽办法把它灌进他们的喉咙。 人们强迫安南人接受这种制度。政府必须不断支出紧急款项，支付总督府日益增加的经费，偿还巨额债务，以及各地那些永远无法完工的民用或军事工程，必须设法筹措资金，如果这些钱不是用于真正的公务——那么至少也要用来供养从巴黎派来的成群官僚。因此，政府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敦促从公使到最底层职员的所有官员和员工，强迫民众多消费酒。 这里有一个关于一位担任山西（北圻）省省长官员的意味深长的故事。 该省人口约为20万人。但当需要提高酒的消费量时，该省人口突然迅速增加：人们立刻将其定为23万人。但由于这23万人口喝酒还太少，山西公使大人还必须想办法，将全年的酒消费量推高到56万升。 他立刻得到了晋升；他还受到了嘉奖。 德·C先生证实，另一位公使曾给他看了一封上级来信，信中写道：“X府的人均酒消费量已低于Z标准。您是否认为有必要为其他地方树立榜样？” 这位受到训斥的公使随即召集乡绅，向他们解释之所以酒消费量少，是因为他们在私酿酒。为了保平安，各村庄立即购买了国家规定的、按人口计算由文书房分配给他们的足量酒。 虽然并非通过合法手段，但事实上人们已经规定了每个本地居民每年必须消费多少酒，而当人们说“每个本地居民”时，不要以为只计算成年人，而是计算全部人口，从老人、妇女、儿童，到还在吃奶的婴儿；人们强迫他们的亲属代这些人喝酒，而且代喝的不是一升，而是两升甚至三升。 北圻某村居民，因受威胁被迫饮酒，向当地官员申诉：“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连吃饱饭的钱都没有了……”他们的官员回答：“你们平时每天吃三顿饭；你们只要少吃一顿，或者必要时少吃一顿半，不就可以买得起国家的酒了吗？” 瞧，P.德·普雷桑斯先生在议会前就是这样说话的。 人们拥有一整套令人恐惧的刑罚，用来惩罚那些顽固不化的本地居民。有从200到3000盾的罚款。有长达三年的监禁。此外，还有一条新法规规定，每次被判罚款时，受罚者还必须向酒类公司支付一笔等于罚款金额的赔偿金！ 总督并非不知道安南人永远交不起如此巨额的钱财。但他仍想无论如何都要榨取钱财，因此这位精明老练的人预见到，村庄可能需要对违法者承担连带责任（第4条）。 你可以说：要判处整个村庄，无论如何必须确定该村庄确实有共谋行为。 并非如此。根据第4条，无需如此。哪个村庄未能设法阻止人们违法，当国家抓获违法者时，该村庄就必须承担违法者的罚款责任。 这真是阴险毒辣，因为只需酒类承包商的爪牙——他们受雇以发现尽可能多的违法案件——声称该村庄未采取任何措施预防这些案件，就足以指控整个村庄。 法规第3节规定了酒类承包商的爪牙有权制作违法案件笔录的方式。 但这一条款存在障碍。因为这些爪牙通常文盲，制作的笔录往往无效。人们通过让省府的酒类官员根据酒类承包商爪牙的报告来制作笔录，从而克服了这一困难。这些爪牙在距离省府15或50公里的地方抓获一起违法案件，他们提交报告。例如在河内的一名酒类官员，亲眼未目睹事件发生，却制作笔录作为审判依据。很难想象，竟然存在如此违反法国刑法的行为，依据一名亲眼未目睹事件且毫无责任的人员的笔录进行起诉，被告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保障。 当被认定犯法时，安南人会被逮捕并押解至河内或海防，这两座城市距离中国边境200至250公里，以便在那里受审，也就是说，以便被定罪。 没有任何组织能让被告为自己辩护。 北圻的报纸经常报道那些不幸者的处境——有时多达百人——他们因走私罪（通常只是被怀疑走私）被押往河内或海防的法庭。有一家报纸写道：“我们感到惊讶——看到这种景象确实令人惊讶——宪兵押解着长长的队伍回到河内或海防，队伍里有老人、孕妇、儿童，两人一组被绑在一起，以回答关于违反商业税法的指控。” 但这与各省的情况相比还微不足道，尤其是中圻各省，在那里，副领事批量定罪和监禁，无论老少。 另一段文字说道：“安南人完全清楚，法国人更强大，但并非更公正、更道德。” 同一份报纸在另一期中，以感人且悲伤的笔触描述了那些痛苦亲属匆忙跟随囚犯队伍的情景： “老人、妇女、儿童，这群人全都肮脏、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眼睛因发烧而红肿，孩子们因跟不上而被拖着走。所有这些精疲力竭的人，带着各种东西，帽子、破衣服、饭团、各种食物，以便偷偷递给被告，即父亲、丈夫、家庭的经济支柱，大多是家庭的主心骨。” 更令人心痛的是，看到这些案件都被不公正地审判，并被残酷地定罪。 我上面提到的康班先生（Combane）说：那些被怀疑酿造或贩卖私酒（无论冤枉与否）的农民，大概会羡慕那些被沙皇警察追捕、被视为恐怖分子的俄国人的命运。他接着说： 信仰和利益受到侵犯，被迫饮用由霉烂大米制成的劣质酒，否则整个村庄就会遭到恐吓……还有什么理由不奋起反抗呢。 无论如何描述，都无法完全说出真相。一位殖民地作家，如今已显得过时，不得不如此呼喊。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从未有人如此公然、恶毒地侵犯所有人权。 关于这个问题，米西米先生，议员兼前部长，曾写道：公务员和税务人员，在追捕走私者时，有权进入私人土地。一份在白天开始起草的记录，即使在被告家中，也可以在夜间继续完成，也就是说，无论何时何地，白天或黑夜，税务机关都可以随意折磨安南人。 不仅有频繁的搜查房屋，还有对本地人无论男女、在任何地点进行的人身搜查。借人身搜查之名，人们进行了多么可怕的滥用！税务人员进入本地人家中，看到有妇女和女孩，就强迫她们在面前脱光衣服，当她们赤裸如蝉时，他们便玩弄恶作剧，甚至将税务机关的印章盖在他们身上！ 德·C先生讲述道，他在北中圻地区遇到一位税务官，此人因镇压安南逃税者而狂喜若狂。他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在各村庄进行的突击行动，那种野蛮的快感溢于言表；想到在黎明微光中包围茅屋，他便感到无比快意。他所有的理由只剩下他挥舞的警棍。像这样的官员，想必一定让人民的生活非常安宁吧，尤其是当他们闯入民宅，翻箱倒柜，把一切都弄得一团糟，甚至搜查祖先牌位的时候。 在法国，人们只针对走私案件采取真正正当和温和的措施，而且民众有权酿酒，只要使用自己生产的原料，即便如此，也发生了许多激烈的抗议。如果在法国也实行与印度支那相同的政策，流血事件是不可避免的。安南民族必须忍耐和冷静到极点的程度，才不会起义。 在所有文明国家，鸦片是被禁止的，然而在印度支那，国家却制造、运输和销售鸦片。 精通鸦片熬制和多次加工的人断言，鸦片招标公司用自来水代替了纯酒精，人们将本应过滤掉的有毒物质留在鸦片里，人们还在鸦片中撒入一种特殊的金属粉末，使其重量增加。 鸦片在卫生方面有害，但法国人却极力使吸食鸦片之风蔓延各地，以便平衡国库收支。在洪水灾害肆虐印度支那、饥荒蔓延之际，国家只有一个目的：大力推销鸦片和酒类。人们评价殖民官员，不是看其治理的巧妙，而是看他们如何盘剥本地居民……这就是所谓“假仁假义”的文明的全部功绩，它把本地人推入一切对其有利、而为世人所唾弃的堕落之中。 作为结语，我认为有必要引用阿尔贝·萨罗任印度支那总督时发给所有副领事的一份通令，内容如下： “尊敬的副领事先生： 我郑重请求您全力协助商业局增设鸦片和酒类代理点，遵照印度支那商业局总干事的指示行事。 为了使工作取得成效，我随函附上需在下列各社设立代理点的名单；迄今为止，这些社中绝大多数完全尚未设立酒类与鸦片代理点。 通过高棉地区的官员和社长，您可以利用您的巨大影响力，使一些本地小商人认识到，兼营酒类和鸦片是非常有利的。 至于我们方面，流动官员在巡视期间也会设法设立代理点，除非您希望他们先等待您动员地方官员，否则他们必须等待。在这种情况下，请您务必向我报告。 只有当我们同心协力、紧密且持续地配合，为了国库的最大利益，我们才能取得圆满的结果。 签名：阿尔贝·萨罗 印度支那总督” 应当注意到，当时在1000个村庄中设有1500个酒类和鸦片代理点，而学校仅有10所；每年，人们用2300万至2400万升酒和10万公斤以上的鸦片毒害本地居民，包括妇女和儿童！每年销售这些毒品获利近1.3亿法郎。 在同一时期，医疗支出不足40万法郎，教育支出仅100万法郎，也就是说，社会事业仅占毒品收入的一百分之一，这难道不是一种奇妙的制度吗！ 盐是渔民最必需的物品，然而安南人民却因盐而特别感到痛苦！ 起初，盐税仅为5苏，随后涨至3毫，再逐步升至5毫、1元，直至1元6毫。在不到七年的时间里，盐税已上涨十倍。如今，他们强迫安南的盐工以每担17苏的价格向国家供应食盐。国家再以1元7毫的价格转售给本地消费者。 这对安南造成的后果是渔业破产。迄今为止，在许多地方，渔民和盐工结成行会合作，借此无需资本即可制作鱼露。国家垄断机构解散了这些行会，未给予丝毫赔偿。另一方面，盐价高得离谱，使没有资金的渔民无法购买并储备一次出海所需的足够盐量。因此，大多数渔民不得不弃业。 制盐业曾是印度支那最发达的产业之一；人们故意使其衰落，仅保留满足饮食所需的盐田数量。食盐出口被完全禁止。在整个战争期间，日本请求购买食盐均未获准。 更糟糕的是，由于无法计算满足饮食所需的盐田数量，因此每年海关都必须从中国购买食盐。过去，安南出口食盐（1896年出口10万吨），如今却不得不进口以供消费。 从前，在北圻平原地区，没有哪一年是完全歉收的。当洪水淹没田地时，鱼随水大量涌入；本地人便进行“捕鱼季”。如今这已不可能，因为没有盐。另一方面，民众过去习惯只吃一种盐，现在则不得不接受任何种类的盐。请诸位想象一下，习惯吃细白盐的人，现在被迫吃令人不快的黑盐是何种滋味。此外，从南圻运往北圻的食盐需支付相当昂贵的运费，海关随即提高了向公众出售的盐价。消费者不得不为一种自己一点也不喜欢的盐多支付20%到25%的费用。 盐库很少，且彼此相距甚远，因此各村的本地人必须依靠华人将其运回，而这些人又擅自利用机会抬高盐价，幅度视距离远近而定。 设立盐税时，规定私人不得储存超过15公斤的盐。为了监管，海关人员必须进行检查，而他们随心所欲地进行搜查。只要有告密者，他们就会把人家家里翻个底朝天。 民众对海关人员感到恐惧，以至于刚听说他们要来，便弃门舍家逃离，任凭他们为所欲为。看到妇女和女孩留在家中，他们便像战败国土地上的征服者那样行事。（贝尔纳上校） 食盐专卖政策让人不禁回想起法国旧制度下最遭人唾弃的政策：盐税。然而，印度支那的盐税并非像法国那样上缴给国家的盐税，而是由那些连本国语言都不懂的人强加给人民、供外国主子享用的盐税。 一群强盗竟使整个民族陷入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地，竟使整个国家工业破产，便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