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与混乱

原法国议员翁·维涅·多克东说：“如果与殖民官员相比，那些强盗倒还算得上是正派人！”他说得很有道理。 安南农民缴纳一百盾的税，其中七十盾就被吞掉用于支付官员的薪俸和调动经费，这还不算那些养老金补助，使得百姓被更加残酷地吸血。 人们给那些“少爷”或“小姐”——即现任统治官员（月薪约两万至两万五千法郎）的子女——发放奖学金，让他们免费去法国留学，而安南儿童却很难在安南极少数的法安学校中找到入学机会，因而只能忍受愚昧无知。 各省预算被那些有权决定其使用方式的人无耻地掠夺，用于他们的私人开支。 在其他国家，选民或他们的代表有权决定由他们自己缴纳的预算；而在这里，人们却让几百名居住在殖民地的欧洲人，拥有高于国家且无视国家的权力，随意支配由数百万本地人缴纳的公款。 许多殖民议会的会议只是为了讨论如何巧妙地掠夺公款。仅有一位议长就承包了价值超过两百万法郎的工程。一位担任政府在该议会代表的秘书长，申请将自己的薪水翻倍，并得到了批准。 如果金库里的钱显得少了，统治者们也不难让它重新装满。他们自行决定通知本地百姓，国家需要一定数额的资金，然后他们命令各村必须缴纳。村庄不得不匆忙服从命令，以免立即受到惩罚。 * * * 需要钱吗？各位专员努力寻找办法，并且由于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升迁而非被统治者的钱包，所以他们热衷于设立各种税目，提高某些田地的等级以征收更多的税款。据说北圻有一个省，就因为某位此类专员的这种“热心”而彻底枯竭了。 * * * 在整个印度支那，被任命担任最高职位的人，通常是从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致富的狡诈之徒中挑选出来的。金钱，无论干净还是肮脏，是决定任用的关键，因此一个在其他地方被视为草芥的骗子，在这个殖民地却成了一个极其体面的“主席”。 * * * 当总督需要开支时，他便以授予勋章、官阶和品级作为补偿。许多此类操作已从中获利一万至一万五千法郎。而此类事情并非罕见。 * * * 在永隆的交通部门，一名会计人员经过一段时间，发现了一种特别巧妙的方法来增加自己的收入：每当有本地人请求预支少量工资时，他立即同意，然后在下一个发薪期扣除，但他将扣除的款项据为己有，就这样，他侵吞了二十万法郎的零碎款项。 一位总督在几个月前就花光了关于一艘汽艇的预算。于是他借口有一场国王将被邀请登临汽艇的庆典，并决定国王必须分担部分费用，人们预计这位贵客的贡献将相当可观。 * * * 德·拉内桑，前印度支那总督兼殖民地部长1)，承认印度支那充斥着过多的法国官员，而且通常毫无用处。 大多数居住在殖民地的法国人都说，超过一半的省长不具备足以托付如此广泛且可怕权力的必要资格。 一位新来的省长接替一位旧省长，必定认为旧省长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或者更糟。于是，正在修建的道路、正在实施的项目、已经研究的计划，所有事情都被抛弃，束之高阁。 * * * 来到印度支那，各任总督只有一个目的：为朋友、子女、亲戚以及那些为他们所信赖的人安排职位，通常是那些债台高筑、被债主追讨、急需金钱的人。 1) 根据法国词典，拉内桑是海军部长（译者注）。 * * * 19..年，人们支付了36,300皮阿斯特作为那些无所事事的官员的工资，次年则花费了300,000皮阿斯特。 1909年，印度支那境内官员调动的经费花费了155,000法郎。调往境外的花费了1,500,000法郎。 仅总督府的管理机构就耗用了1,000,000法郎，其中包括支付给仆人和园丁的50,000法郎。 总督及其二十一名下属每年领取超过一百万法郎，尚未计入那些从公款中支取的巨额津贴，达2,500,000法郎。 人们为总督的移动安排了一艘军舰。这一安排花费了300,000法郎，这还不包括每次行程高达100,000法郎的各种杂项津贴。 总督大人对他在西贡和河内的宏伟宫殿尚不满足，还想要在海边拥有度假别墅；于是，苦难的安南人民又不得不为这种狂妄行为缴纳数十万法郎。 19..年，V.德.Đ.亲王远征途中经停西贡。总督以帝王般的礼仪迎接亲王。四天的接待就是四天的通宵达旦的宴饮。可怜的西贡人民不得不为此支付全部80,000法郎。 同年，正当安南人民饿死、西贡人民遭受洪灾无处栖身之际，人们却连续八天八夜举行盛大宴会，以帝王般的礼仪迎接一支英国舰队。当然，贫穷的安南农民必须承担这些费用，正如以往每一次一样。 * * * 一位总督组建了一支骑兵队，无论去哪里都有这支队伍护卫，据他说，这是为了提高他在保护国中的威望。 按照传统，统治者们是想要周围一切奢华壮丽的小国王。他们说只有这样能提高他们对当地人民的威望。 既然已经拥有免费的房屋和家具，国家官员们又由各省公款支付电费。有一次，一位统治者毫不迟疑地擅自花费50,000法郎，在自家住宅安装电灯。 不仅负责打扫房屋的人，连赶马车的人、喂马的人以及所有仆从，其工资都由地方预算支付。甚至供这些幸运儿消遣的书籍报纸也是免费提供的。 在所有领事馆都有6到9匹马和5、6辆各种类型的豪华马车。除了这些已经过剩的交通工具备外，人们还购置了汽车，耗费公款数十万盾。 有些官员甚至养了一整厩赛马。 有些省的领事将购置衣物、卫生用品、钢琴和食品饮料的费用列入会计账簿，伪装成修缮领事馆所需的物资采购，或类似项目，迫使地方预算承担。 除了已经帝王般的正薪外，检察官还领取30,000法郎的津贴，商务总监领取40,000法郎，财政总监领取20,000法郎，公共工程总监领取30,000法郎，等等，等等。 在一些地区，为领事馆购买家具的费用吞掉了超过五分之一的收入，而教育预算仅占五十分之一。 有的监兵竟动用五、六名绿裤兵为自己放羊；另有一位监兵则强迫那些懂雕刻的士兵为他制作精美的佛像，或用龙脑香木打造非常漂亮的箱子。 按原则，一名监兵只允许配备一名士兵作为侍从，然而人们却讲述过，有一位监兵竟然使用了： 1名队长做管家 1名厨师 3名侍者 2名帮厨 3名园丁 1名房间侍从 1名车夫 1名马夫。 太太则单独使用： 1名裁缝 2名洗衣工 1名刺绣工 1名竹器编织工。 当然，少爷也有一名专属侍者，时刻不离半步。总计共有19名绿裤兵。而且这类情况并不罕见。 一位目击者曾讲述，在某位统治官的家中，在一顿普通的饭食中——并非什么盛大的宴席——每位用餐者身后都站着一名士兵侍候，以便随时更换盘子并递送所需物品。而餐厅里所有的侍从都由一名一级队长指挥。 有一位省主席行为乖张怪异，竟下令拆除一所花费五万法郎建造的专业学校；因为那所学校犯了大罪，遮挡了领事馆前的风景。 类似这样的事情，我可以从这一小时讲到那一小时。但我认为这已经足以让各位看清，我们的同胞在这样一个寄生和浪费的制度下，生活得多么悲惨。在进入下一章之前，请允许我引用一位曾在印度支那的前殖民者阿尔贝·德·普瓦维安的一句话作为结语：“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统治官们是如何生活的……有的只想着建造舒适的度假别墅，并盘算自己能坐几顶轿子；有的则染上了这样一种念头，认为所有安南人都是敌人，因为他们的肤色与他不同，于是他便烧毁了整个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