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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支那的经济生活

文章 胡志明 · 1924 · 2975字
本文剖析了印度支那丰富的矿产、农林资源及交通基础设施,指出其经济繁荣主要被法国殖民者垄断。文章通过详实数据对比,揭露了殖民统治下本土居民遭受的残酷剥削:高额税收、强制劳役、资源掠夺及商业垄断。尽管安南人民创造了巨大财富,却陷入极度贫困,深刻揭示了殖民经济压迫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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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支那拥有可观的矿产资源。据估计,北圻的煤矿储量高达120亿吨。由于印度支那不像其他国家那样需要消耗大量煤炭用于烹饪,因此这一巨大的燃料库完全可以专门用于工业。 1920年,63家公司开采19个矿井,生产了700万担价值4500万法郎的煤炭。 仅下龙煤矿就提供了550万担。 最大的公司是北圻煤矿公司。该公司每年开采15万吨。远东贸易与开采公司生产了260万担。 1920年,印度支那生产了: 24,000担铁矿石 150,000吨锡 620,000担锌和钨 7,200吨石墨 2,244吨锑 132,000担磷矿 3,413克拉宝石 100公斤黄金。 必须指出,印度支那的矿山开采状况非常糟糕。法国人不敢投入大量资本,他们只攫取那些容易攫取的东西,就像一个匆忙的人为了尽快逃离,把顺手能拿的东西都刮干净一样。 我们的国家也拥有丰富的农林产品。主要产品是稻米。每年,我们的农田生产超过600万吨稻米。 1923年,出口了: 1,500,000吨稻米 960,000吨玉米 3,650吨橡胶 12,500担漆 13,000担藤 6,000担茶 9,500担咖啡 8,400担肉桂 45,000担胡椒 8,000吨蔗糖 7,000吨染料植物 等等。 我们拥有2500万公顷著名的郁郁葱葱的森林;210,000公顷单宁树1)林,32,000公顷橡胶林,分为140个种植园。 需要注意的是,在农业领域以及所有其他领域,由于安南人落后的耕作方法,以及法国人漠不关心的态度,印度支那仍处于困难境地。以稻米为例:在面积相同、自然肥力相似的土地上,印度支那的产量在0.9到1.8之间波动,而爪哇为2.2,美国为2.4,日本为2.3。 种植园主们无偿或几乎无偿地占有了数千公顷森林。他们砍伐木材出售,把钱装进腰包,然后回到法国,在乡村舒适地休息,完全不顾重新种植他们已破坏的森林。 1) 一种具有单宁味道的树木,用于鞣革或染色(编者注)。 在那边,法国人拥有: 48家工业企业,资本约为1.8亿至2亿法郎。 46家商业企业,资本估计为1亿法郎。 12家农业企业,资本为2200万法郎。 凭借现有的100台缫丝机,印度支那每年向法国工业输送超过100吨生丝。此外,印度支那还出口: 250吨腌肉 2,000吨皮革。 印度支那造纸公司每年生产3000吨竹纸。印度支那波尔克兰水泥公司每年供应15万吨水泥。在金融领域,印度支那银行占据垄断地位。1876年,其营业额为2400万法郎,到1921年,这一数字上升至67.18亿法郎。 在同一时期,其利润从12.6万法郎猛增至2285.4万法郎。它享有发行纸币的特权,并掌握着印度支那工业和商业公司的命运。 我们拥有三个主要港口(西贡、岘港和海防);平均每年有5500艘大型船只和帆船进出,运输700万至800万吨进出口货物,价值40亿至45亿法郎。 2100公里铁路、4355辆汽车和252辆卡车(1923年数据)用于陆路运输。 在自己的土地上拥有丰富的资源,在自己的港口进行大规模贸易,周围流转着巨额资金,然而安南人民却过着最贫困的生活。这种繁荣是由他们的手创造出来的,但并非为了让他们享受。经济上的压迫与社会上的压迫一样,沉重而屈辱地压在本土居民背上。 第一个例子。本土居民的渔业工业拥有73520艘内河船只和3000艘沿海船只,共计76520艘。1920年的全年总收入仅为280万法郎,这意味着每艘船仅获得约36.5法郎。 第二个例子。人们可能会争辩说,如果安南人不知道如何更好地组织他们的渔业,那并不是法国人的错,而是由于本土居民落后的经营方式和工具。但是,如果他们使用更精密的法国工具,甚至与法国专家合作,他们的命运依然如此,甚至可能更加糟糕。清水下农业公司,一家法国公司,仅以120万法郎的资本每年获得95万法郎的利润。如果不是对安南劳动力的残酷剥削,这笔巨额利润从何而来? 还没完:安南人,由于身份地位,不得不拼命缴税,不得不掏钱让剥削者的企业兴旺发达。 第三个例子。在两年内,用从安南人民手中榨取的钱,国家支付了600万法郎的费用,供由里昂丝绸工业家派往印度支那的研究代表团使用,730万法郎奖励给采矿公司,2380万法郎给橡胶种植者。为了鼓励本土商业和工业,没有分文。 第四个例子。在其港口运输的7,152,910吨货物中,安南人仅分得12,231吨,由542艘小型帆船运输。 在2000万安南人中,仅有22,000家小商贩。 尽管处境如此悲惨,但每当需要掏钱时,安南人总是必须到场,无需远求,也无需让各位因无尽的数字而疲惫,我只列举战争初期的一些统计数字,足以证明安南人善于忍受。 1915年,他们必须缴纳13,000,000法郎的劳役税 - 1916年 - 21,700,000 - - 1917年 - 47,600,000 - - 1918年 - 102,200,000 - - 1920年 - 183,100,000 -(缴纳两次) - 1922年 - 103,000,000 - 除了强制劳役税外,安南人还被强迫为战争事业募捐15,000,000法郎,为受灾地区募捐4,000,000法郎。 尽管不想过度滥用各位的耐心,但我也不得不简略提及这种募捐和劳役税,以及法国政府用来迫使安南人“吐出”钱财的方式。 正如为了动员安南青年参军一样,法国先生们利用“强制自愿”制度,将本地居民省吃俭用积攒的小钱塞进自己的口袋。 关于募捐问题,印度支那的一份法国报纸,这份报纸对本地居民并无多少爱意,曾这样写道:“民众曾多次被迫捐款,或为了救济不幸者,或为了建设公共事业,或为了表达对伟人的敬意。” 关于此事,人们通常举行由当局策划的募捐活动。在各省,这一过程如下:省长通知安南官员有一项募捐,并规定他预计要收取的大致金额。他的估算大体上基于人口、该地区的富裕程度以及募捐事业的利益。轮到安南省官员时,他们向府县官员下达命令,简要指示需要达到的目标。府县官员又命令总长、村长必须在法国官员要求的期限内缴纳一定数额的钱款。省长预计的金额通常能全额上缴到省长公署,但作为纳税人的安南人不得不缴纳至少三倍于此的金额,因为不知通过何种魔法般的变换,在这个温和国度里的民众必须缴纳三四千盾,最终只有千把盾能真正到位。通常,安南人只是埋头交钱,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交,而且他们完全清楚,抱怨或试图反抗只会给自己招来祸患。 关于劳役,人们也采取类似的做法,但方式相反。不再是从上而下下达命令,省长走遍各个村庄,召集乡绅和户主,发表空洞的许诺,进行赤裸裸的威胁,并分发给他们预先签好名、金额已定且事先填写好的收据。此后,为了摆脱国家的压榨,本地居民只能设法凑齐钱款;而省长只需坐等收钱。 国家还找到了更为精明的掠夺手段。人们发明了“通用募捐券”,使得即使是穷人也可以让妻儿忍饥挨饿,为劳役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以表达对母国的深切眷恋。例如:每张券预先规定为10盾。但是,苦力和日工如何有能力缴纳如此大额的款项?人们将他们每5人或10人一组叫来,给整组人一张共同收据,让他们一起签名。然后,这些穷人便自行协商凑齐款项。如果有人逃避,只凑到8、9盾,那么其他所有人必须承担连带责任。因为没有人愿意替别人坐牢,所以他们不得不充当密探互相告发,以取悦国家。 正是由于这种诡计,1922年,人们将10,289,000盾存入金库,尽管此前劳役的定额仅为6,180,000盾。 不用说,安南人永远无法看清自己钱款的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