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主义的罪行

军国主义之 按照古老的传统，安南人轻视军职。因此，即便军衔相同，武官的地位也总是排在文官之后。生活在法国军营中，必须从事繁重的劳役，进行艰苦的训练，在残暴的指挥官手下学习荒谬的理论，并承受严苛的纪律，随时可能受到惩罚，始终笼罩在军事法庭的威胁之下，实在没有什么令人兴奋之处，能够吸引安南青年并鼓励他们从事这种杀人职业。本地青年极其痛恨法国军国主义者强迫他们服兵役。他们想方设法逃避：有钱人则行贿，穷人则躲藏。看看那些既无钱行贿又无处可逃的可怜人，被强行押送进军营，悲伤得如同被送往屠宰场的牲畜；看看那些父母、姐妹、未婚妻，一边哭喊一边凄厉哀求，跟随招募来的士兵回到那个“大家庭”，就像跟随被送上断头台的罪犯一样，这才明白安南人民履行那残酷兵役义务所获得的巨大“荣誉”。因此，他们寻找一切机会自救。 但是法国指挥官们非常狡猾。为了防止安南士兵逃跑，一位指挥印度支那军队的司令官下令用硝酸银将编号刺在每个士兵的手臂上。昔日种植园主用烧红的铁烙印奴隶，如今“天才”将军们用化学物质标记本地士兵，这真是化学和文明的一大进步！方法虽有不同，但结果一样：一旦有士兵逃兵，人们就逮捕所有疑似藏匿逃兵地点的男性，然后剥光衣服检查手臂。如果逃兵藏匿于此，便会立即被发现；那人会被抓回监狱并送上军事法庭。几乎每一次军事法庭审判，无一例外，都有逃兵案件被审理。 当人们知道本地士兵受到如此对待时，就不会再惊讶于招募来的士兵为何更喜欢监狱而非军营。我引用一篇最近发表的文章中的一段： 上周五，第五本土炮兵团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那天下午，在检阅最后一批本土新兵时，一名下士野蛮地殴打了一名士兵，这种行为竟被该团树立为榜样。这名打人者的上级不仅认为他是最优秀的下士，还建议给他晋升。令人遗憾的是，那些被法国派来、以“开化者”自居、耐心教导我们同胞军事技能的人——与他们的保护者共同生活尚不足两个月——竟擅自“卑鄙地行事”，用枪管和枪托殴打一名可怜的本土士兵，借口是这名士兵听不懂法语，无法回答那个刽子手用“假法语”提出的那些问题。那名可怜的士兵被打得昏死过去，无法呼吸。团里的医生将他送进医院，这名安南炮兵士兵因遭受残酷殴打而肋骨骨折。 “当报纸即将付印时，我们得知，约二十名安南士兵，在那些军国主义暴徒的直接指挥下，逃离了营地，再也没有回来……”。像这样的例子已不再罕见。 在战争中，尽管国家大肆吹捧和欺骗，但安南人对于为“文明”的陷阱和“母国”去送命，并没有多少热情。绝非如此！事实截然不同，且毫无光彩可言。当局命令各社必须提供一定数量的人员。这些人被强行抓回，关押在村社的祠堂里，随后被成串地捆绑起来，押送到省城。人们将他们塞进由士兵持刺刀和上膛枪支看守的学校或监狱中。接着，人们像对待牲畜一样，将他们塞进黑暗闷热的船舱，运往法国。 正是通过这种令人作呕的手段，人们将十万安南人变成了“自愿”捍卫正义、公正等等的“志愿者”。其中，51,000人从事制造火药、挖掘战壕、运输、救护及其他工作。 49,000人奔赴法国、萨洛尼基和西伯利亚的前线。20,000人已经死亡。 那种强制性的“志愿兵”招募方式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遇到了重重阻碍。当征兵令下达时，预备役士兵的缺勤率高达30%，逃兵率更是达到50%。抗议、起义和暴动在各省几乎同时爆发。当然，这些斗争都遭到了毫不留情的镇压。监禁、枪杀、屠杀，整个镇压机器都被调动起来。任何反抗者都被就地正法。受害者据称多达数千人。 当这些安南“英雄”退伍时，祖国母亲对他们感激涕零，待遇可谓感人至深。然而，在登上回国轮船之前，他们所有的财产都被剥夺得一干二净：无论是积攒下来的钱，还是物品，甚至是他们自己购买的衣物。就像出发时一样，他们又被塞进黑暗的船舱，吃着匮乏难以下咽的饭菜，并遭受虐待。人们害怕这些士兵会把在法国沾染到的进步思想和喜爱独立的风气带回去，因此将他们交给最卑鄙残暴的殖民者看管。这些人无缘无故地用棍棒殴打、踢打他们。回到祖国后，这些士兵就这样被简单地赶到了街头。 出发作战前，人们曾向他们许下海誓山盟；如今归来，却撤回了安南士兵历来享有的所有权利，如免除人头税、免除劳役等。许多人不得不从一个村庄流浪到另一个村庄乞讨，步行数周才能回到故乡，而那里正是人们用武力强行将他们带走的地方。 目前，当地人的服役期限已从2年延长至4年。除了驻扎在国内、用于枪杀同胞的25,000至30,000名红裤兵外，印度支那还必须额外提供40,000名募兵，以服务于本土及其他殖民地。 诸位请看，法国绝非军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