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泰总督与《人权宣言》

与《人权宣言》 摩洛哥总督认为，法国资产阶级的大宪章具有破坏性和危险性。 人权与公民权协会（自1924年起……）曾提出一个愚蠢的主张，即在法属摩洛哥的学校和公共机构张贴1789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负责维护摩洛哥人权与公民权的大使利奥泰，严厉禁止张贴那份极其有害的宣言。不幸的是对摩洛哥人而言，幸运的是对135年前的法国人而言，我们这位光荣的大使出生在法国大革命约75或80年之后；否则……不过，不再开玩笑了，让我们直入正题。 在给内阁总理的信中，大使如此解释该禁令： “在此时及未来许多年里，法国对原住民的首要任务是：教导他们履行自己的义务。只有当他们理解了自己的义务，才能谈及赋予他们其社会环境和认知水平所允许享有的权利。 “在此时，不能*向我们所保护的人提供在法国供法国公民行使的权利，特别是关于‘主权原则在于国民，法律是意志的表现’这一点…… “因此，在公共场所张贴这些原则是非常危险的”。 “迫不得已，我们只能在仅由法国人出入的机构中满足人权协会的要求；但事实上，摩洛哥目前并没有这样的机构等等。”。 尽管利奥泰将给其共和国带来自豪、给其祖先带来荣耀的《宣言》……视为一张糟糕的废纸；尽管他傲慢地蔑视一个享有盛誉的资产阶级民主组织以及1789-1793年大革命时期的伟大原则，我们对此毫不在意，摩洛哥人也是如此。但我们必须向我们的摩洛哥同胞重申这一点： 在所谓“正义”的战争中——这种正义并非为了人类和公民，而是为了鹰派和鲨鱼——在53,000名履行了“职责”的摩洛哥人中（40,000人从事劳役，13,000人当兵），有10,000人彻底履行了职责，以至于将尸骨留在了战场上。还有其他摩洛哥人也通过向正在交战的本国提供数万吨货物、数亿法郎的强制公债（被称为“胜利”公债）以及强制募捐，来履行他们的“职责”，以援助被“野蛮布尔人”占领的地区。这些地区在1914年至1918年期间，恰恰做了二十年前文明法国人在摩洛哥所做的，以及现在每天在那里正在做的事情。作为对保护国炸弹和炮弹以及恩惠的回报， * 我划了线——N.A.Q. 摩洛哥农民在十五年间不得不“让出”数十万公顷最好的土地，而自己去往山区和贫瘠的高原挨饿致死。为了“法国的和平”，他们不得不缴纳沉重的赋税，且逐年增加。税收从1918年的109,499,000法郎，上升到1922年的171,953,000法郎。在摩洛哥人汗流浃背缴纳的数亿税款中，有96,000,000法郎，即三分之一，用于养肥利奥泰及其同伙（仅总督府的开支就高达25,000,000法郎）。 于是，摩洛哥人履行了他们的“职责”，即奴隶的职责。但为了配得上人类的权利和公民的权利，他们还必须履行作为人类和公民的职责，即组织起来并斗争以争取这些权利，就像法国人在1789年所做的那样，以及今天革命无产阶级正在做的那样。这项职责，我们在摩洛哥的兄弟们尚未理解。因此，利奥泰有理由认为，酒精、鸦片和妓院（摩洛哥的酒馆和妓院每五年增加280%）比那份乏味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更具“文明开化”的价值，对殖民事业更有用。 阮爱国 《国际通讯》杂志，法文版，1924年10月17日，第7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