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的发言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1924年7月3日 法国殖民地面积广阔，达10,211,510平方公里，人口55,571,000人，散布于四大洲。尽管在种族、气候、习俗、传统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但有两个共同点使各殖民地国家相似，并可能在未来走向统一以共同斗争： 1. 经济状况：在所有法国殖民地，工业和商业发展极其微弱，人民主要从事农业，95%的本地居民是农民。 2. 在所有殖民地国家，本地人民都不断遭受法国帝国主义资本的剥削。 我没有时间详细分析每个殖民地国家的农民状况。因此，我只举几个典型例子，以便我们对殖民地国家农民的处境有一个概念。 我想从我的国家——印度支那开始，这是我最了解的国家。 当法国征服这个殖民地时，战争迫使农民离开他们的村庄。后来，当他们返回时，发现他们的土地已被紧随胜利军队之后的种植园主们占据。甚至那些本地农民世代耕种的土地也被他们瓜分。就这样，安南农民变成了农奴，被迫为外国主人为自己耕种土地。 这些不幸的人中，许多人因无法忍受掠夺者提出的极其苛刻的条件，而抛弃了自己的土地，在全国各地流浪；法国人称之为“强盗”，并想尽一切办法追捕他们。 以这种方式掠夺的土地被分配给种植园主。只需申请一声，他们就能获得有时超过2万或2.5万公顷的土地。 这些种植园主不仅无偿占有土地，还无偿占有开发这些土地所需的一切，包括劳动力。 当局允许他们使用一批苦役犯无偿劳动，或强迫各社向种植园主提供人力。 除了那个豺狼般的政权之外，还必须提到教会。仅天主教会就占据了南圻四分之一耕地的面积。为了占有这些土地，教会使用了不可想象的手段：收买、欺骗和强迫。以下是几个例子。利用歉收之际，教会向农民放贷，但强迫他们以土地作为抵押。过高的利息使农民无法还清债务，因此被迫将之前抵押的土地永久卖给教会。通过一切残酷的手段，教会竭力寻找所有可能对当局造成危害的秘密文件。利用这些文件作为威胁工具，教会达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教会与大资本家结盟，以开垦那些无主占有的种植园和从农民手中抢来的土地。教会的手下在政府中担任要职。教会也残酷地剥削“信徒”，其程度不亚于种植园主。教会的另一个手段是聚集乞丐，强迫他们开垦新地，并承诺开垦完成后会分给他们。但是，当新土地刚刚开垦完毕、即将收割时，教会便宣布这些土地属于教会，并驱逐了那些用自己的劳动使土地变得肥沃的人。被那些“保护者”（无论是否在宗教之内）掠夺，安南农民甚至无法在自己仅存的少量土地上安稳耕作。人们强迫测量人员错误地测量农民的土地，以迫使他们缴纳虚高的税款。土地税逐年增加。最近，当当局从高地安南人手中夺取数千公顷土地交给投机者时，当局派遣飞机前往，使那里的被掠夺受害者不敢想到叛乱。 被掠夺、破产并被驱逐到别处的农民，又设法开垦土地以耕种。但是，当新土地刚刚开垦完毕时，政权又将其占据，并强迫农民按政权规定的价格买回。无力购买的人则被残酷地驱逐。 去年，尽管国家遭受洪灾破坏，土地税却立即一次性上涨了30%。 除了那些使农民破产的不公正税收外，农民还必须服劳役、缴纳人头税、盐税、强制公债、募捐等等。 法国资本主义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也实行同样的掠夺和剥削政策。所有肥沃且灌溉良好的土地都必须留给殖民移民者占据。当地居民被驱逐，他们不得不退居山区边缘或土地贫瘠难以耕作的地方。金融公司、投机商和高级官员瓜分了殖民地的土地。 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活动，1914年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银行以2500万法郎的资本获得了1225.8万法郎的利润。 摩洛哥银行资本为1540万法郎，1921年获得了175.3万法郎的利润。 法阿公司占据了32.4万公顷最好的土地。 阿尔及利亚总公司占据了10万公顷。 一家私人公司占据了约5万公顷森林，而卡普德磷矿和铁路公司则占据了5万公顷富含矿藏的土地，并享有该区域周围2万公顷土地的优先权。 一位法国前议员占据了一处1125公顷的有矿藏的种植园，价值1000万法郎，年收入400万法郎。这些矿藏的主人——当地居民，每年每公顷仅能收获1%的法郎。 法国的殖民政策废除了公共所有权，代之以私人所有权。它也废除了小私有制，有利于大种植园私有制。它使当地农民失去了超过500万公顷最好的土地。 在15年间，卡比利亚的农民被夺走了192,090公顷土地。 从1913年起，摩洛哥农民每年被夺走12,500公顷耕地。自法国在“正义战争”中获胜以来，这一数字增加到14,540公顷。 目前，在摩洛哥，仅有1,070名法国人却占据了50万公顷土地。 就像他们的兄弟安南农民一样，非洲农民必须忍受无法承受的苦难，遭受无休止的劳役，并背负沉重的税收。他们的贫困无法形容。由于缺乏粮食，他们不得不吃野草或发霉的谷物，因此疟疾、伤寒和结核病在人民中肆虐。即使在丰收年份，也能看到农民在城市垃圾堆里翻找，与狗争抢剩饭。而在歉收年份，农民的尸体则横陈在田野和道路上。 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农民的情况更加可怕。 近40家公司占据着这些殖民地。它们占有一切：土地、自然资源，甚至当地人的生命。当地人民甚至没有为自己工作的权利。他们被迫为这些公司工作，始终如此，且只能为这些公司工作。为了迫使他们无偿劳动，这些公司使用了超乎想象的高压手段。所有土地都被没收。只有那些愿意从事这些公司要求的工作的人，才能分到一小块田地。饮食匮乏使他们染上各种疾病，死亡人数众多，尤其是儿童。 另一种方法是抓老人、妇女和儿童作为人质。这些人被关在狭小的房子里，遭受残酷对待，被折磨，被强迫挨饿，有时甚至被杀害。在一些地区，经常被抓作人质的人数与从事劳动的人数相当，以防劳动者试图逃跑。为了防止种植园的工作停滞，禁止当地人民及时耕种自己的田地。因此，饥荒和瘟疫经常发生，摧毁着这些殖民地。 如果一些部落逃入森林，躲开了种植园主的剥削，他们就必须过着与野兽无异的生活，吃树根和树叶，死于疟疾和气候。与此同时，白人种植园主摧毁他们的农田和村庄以进行恐吓。以下是一段摘自某军官工作手册的文字，简要、清晰且悲惨地描述了对当地农民的镇压： 扫荡科万村。 扫荡法诺夫库诺村，村庄和种植园被摧毁。 扫荡贝卡尼什村，村庄被烧光，3000棵香蕉树被砍倒。 扫荡瓜村，村庄被毁，种植园被彻底摧毁。 扫荡阿比马法村，所有房屋被烧毁，种植园被毁。 扫荡埃卡法米村，村庄被毁。 博姆河沿岸的村庄均被烧毁。 在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葡萄牙的非洲殖民地，也存在同样可怕的掠夺、破产、杀戮和破坏制度。 在比利时刚果，1891年人口为2500万，而到1911年仅剩850万。德国在非洲的前殖民地中的赫雷罗族和卡玛族已被彻底消灭，德军占领期间有8万人被杀，1914年“平定”时期又有1.5万人被杀。法国刚果1894年有2万居民，而到1911年仅剩9700人。在一个地区，1910年有1万居民，8年后仅剩1080人。在另一个拥有4万黑人的地区，仅在2年内就有2万人被杀，半年后又有6000人被杀或致残。 那些富庶且人口稠密的河流沿岸地区，仅15年后便变成了荒凉之地。残骸白骨散落在被摧毁的绿洲和村庄中，一片惨白。 幸存者的处境极其悲惨：农民被夺走了他们“储备”的小块田地，手工业者失去了生计，牧民则失去了牲畜。马塔贝勒人在英国人到来之前是拥有大量牲畜的牧民，他们拥有多达20万头有角牲畜。两年后仅剩40900头。赫雷罗族拥有9万头牲畜，在12年内，德国殖民者抢走了一半。在所有接触过白人文明的黑人国家中，类似的情况非常普遍。 最后，我想引用一位黑人罗内·马兰（Rône Marang，《巴图阿拉》的作者）的证词作为结论。他说：“赤道非洲是人口稠密、盛产橡胶的地方，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种植园，鸡和山羊非常多。仅仅7年后，一切都遭到破坏。村庄支离破碎，种植园荒芜，鸡和山羊被杀。当地居民因连续从事繁重的无偿劳动而精疲力竭，没有力气也没有时间——哪怕是很短的时间——去耕种土地。疾病滋生，饥荒肆虐，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要知道，他们是一个强壮、善战、坚韧且经过锻炼的部落的后代。在这里，文明已经消亡……” 为了补充这幅悲惨的画面，我想补充一点：法国资本主义毫不迟疑地将整个地区推入饥荒，如果这对它有利的话。在许多殖民地，例如留尼汪、阿尔及利亚、马达加斯加等，人们不再种植谷物，而是必须种植法国工业所需的其他作物。这些作物对种植园主更有利。这使得殖民地生活极其昂贵，并且经常发生饥荒。 在法国所有殖民地，贫困和饥饿都在加剧，愤怒情绪日益高涨。当地农民的起义已经成熟。在许多殖民地国家，他们曾多次起义，但每次都被血腥镇压。如果目前农民仍处于消极状态，原因是他们缺乏组织，缺乏领导者。共产国际必须帮助他们重新组织，为他们提供领导干部，并指引他们走向革命和解放的道路。载于《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一部分，国家政治出版社，莫斯科，1925年，第758-7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