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农民的处境

安南人总体上，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承受法国的“保护”恩惠。安南农民尤其如此，他们更悲惨地忍受着这种“保护”：作为安南人，他们遭受压迫；作为农民，他们被偷窃、掠夺、剥夺，直至破产。正是他们从事所有繁重的劳动和苦役。正是他们为那些寄生虫、懒汉、所谓“文明开化者”以及其他各类人创造财富供其享用，而他们自己却生活在贫困之中，尽管他们的刽子手们生活极其奢侈；一旦歉收，他们便饿死。这是因为他们从四面八方、以各种方式被偷窃，被殖民官员、新式封建势力和教会所窃取。 过去，在安南体制下，土地根据优劣分为若干等级。税收依据这种分级征收。在目前的殖民体制下，这一切都改变了。当法国殖民官员需要敛财时，只需下令改变土地等级。只需神奇的一笔，他们便将一块劣田变为良田。于是，安南农民被迫为自己土地缴纳的税款超过了他们的收成。 这还不算完。人们还通过缩短测量单位，人为地增加土地面积。通过这种方式，税收立即增加，有的地方增加三分之一，有的地方增加三分之二。这仍不足以满足“保护国”政府无底洞般的贪欲，税收每年都在增加。例如，从1890年到1896年，税收翻了一番。从1896年到1898年，又增加了二分之一，并以此类推不断上涨。安南人就这样不断被剥皮抽筋，而我们国家的“保护”高官们则习惯了这种味道，继续不断地耍弄手段。 有时，专横跋扈与掠夺行为相伴而生。例如，1895年，北圻某省的一位领事剥夺了某个村庄的若干公顷土地，将其授予另一个村庄，那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村庄。失去土地的人提出申诉，却被投入监狱。朋友们不要以为这种无耻的统治制度仅此而已。人们还强迫那些不幸失去土地的人一直缴纳到1910年的税款，尽管他们的土地早在1895年就被剥夺了！ 殖民官员的偷窃结束后，种植园主的偷窃接踵而至。人们授予欧洲人种植园，面积往往超过20,000公顷；而这些欧洲人除了大肚子和白皮肤外，对农业和技术毫无知识。 那些种植园大多是通过合法化的盗窃手段建立的。在殖民时期，安南农民如同1870年的安达卢西亚人一样，抛下自己的田地，逃往尚存自由的地区。当他们返回时，他们的田地已经“变成了种植园”。无数村庄就这样被剥夺了财产，本地人沦为新型封建主奴役的劳工，这些封建主有时甚至占去收成的90%。 以鼓励殖民地开垦为借口，许多大型种植园主被免除了田土税。 既然已经无偿获得了土地，种植园主们又几乎无偿地获得了劳动力。殖民当局为他们提供一批苦役犯作为免费劳工，或者利用其权威为种植园主招募以死工资工作的劳工。如果安南人来得不够多，或者他们不满意，当局便诉诸武力；种植园主随即抓住乡长，殴打他们的脖子，折磨他们，直到这些可怜人签署保证书，承诺提供所需数量的劳工为止。 除了这种世俗的力量之外，还有那些灵魂的救世主。这些人在向安南人传播贫穷美德的同时，也不忘利用本地人的血汗来谋取财富。在南圻，仅传教教会就占据了该地区五分之一的土地。尽管《圣经》中并未教导如此，但夺取这些土地的手段确实非常简单：那就是高利贷和贿赂。教会利用歉收之际向农民放贷，并迫使他们抵押土地。由于利率高得令人窒息，安南人无法按期偿还债务；于是，所有抵押的土地都落入了传教教会的手中。 大小殖民官员，被母国委托管理印度支那的命运，总的来说都是愚蠢且卑鄙的。教会只需掌握几份涉及官员私生活、对其名誉和地位构成威胁的秘密文件，就能使官员们惊慌失措，不得不顺从他们的意愿。正因如此，一位总督将7000公顷本地人的沙田让给了修道院，而这些本地人因此沦为乞丐。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在民主的幌子下，法国帝国主义将安南带入了所有该受诅咒的中世纪制度，包括盐税制度；安南农民既被资本主义文明的刺刀处决，又被虚伪教会的十字架处决。 阮爱国 《工人生活报》，1924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