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革命运动

希腊-凯曼冲突12，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英土冲突，正在上演。马拉巴13的起义正受到舆论的高度关注。大英帝国正在到处疲于奔命。回顾此时印度革命运动的历史是一件有趣的事。 自1857年起义以来，大英帝国以为通过血腥镇压已经扼杀了印度人民的革命精神，并永久确立了西方对恒河两岸野蛮的剥削和压迫。它们大错特错。 1880年，哲学家拉玛·克里希纳利用宗教来传播革命。他崇拜迦梨女神，并建议同胞们崇拜这位破坏与建设力量之母。 达摩达和班克·克里希纳继承拉玛的事业，勇敢、公开地教育民众主张革命。当然，两人均被逮捕并流放。 直到1897年，《凯萨里》报才创刊，主编是提拉克。他的第一篇报道是杰出的文章《西奥吉的哀叹》。内容讲述一位旧国王从深墓中醒来，回到他亲爱的王国。看到臣民遭受奴役和屈辱，他非常悲伤。他呼吁所有印度人觉醒并合力推翻外国统治，夺回他传给他们的主权。 该报经常向读者普及了解俄国革命方法。 一场由勇敢领袖领导的解放运动兴起，直到报纸被停刊，主编被流放。 顺便提一下，在亚洲，人们对真实性和新闻良心的看法与欧洲不同。如果我们告诉西方资产阶级记者，像《凯萨里》、《维哈里》等社会主义报纸上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无偿撰写的，有时编辑甚至以数月甚至数年的监禁作为报酬，他们会嘲笑我们。这就是《维哈里》的情况，三位编辑均被逮捕并相继被判刑。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态度或思维方式。在“打工者”中，谁能自诩如此？ 日俄战争后，运动特别高涨。以下两个典型事件标志着当地人的思想状况。维多利亚女王雕像在女王生日纪念日前夜被污损。《班德马塔兰》——印度的《马赛曲》——迅速传播，并用印度所有方言演唱。 阿希尔·萨尼特协会——精神和体能锻炼组织——如奇迹般在各地成立。抵制英国商品和瓦解当地士兵士气的研究非常深入。 这些不懈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效。1915年，许多团级单位发动暴动，由于英印贸易中断，锡兰地区的殖民银行因1920年未获清偿的股票而损失了一百万法郎。 国家的灾难消除了等级和宗教的界限。富人穷人、贵族农民、穆斯林和佛教徒，都团结一心。 许多进步人物，许多大学教授，如哈德亚恩等人，牺牲了财产，拒绝了殖民政府为了便于收买而授予他们的高官厚禄。他们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号召为独立而斗争。学生、学者也参与了宣传工作。 与此同时，主张直接行动的战士也没有坐视不管。他们负责铲除偏袒的官员、叛徒和政治警察中的恶棍。即使是地位显赫的副王和总督，也无法让他们畏惧，1907年、1908年和1909年的事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1916年，一个16岁的少年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向调查局著名头目的汽车投掷炸弹。勇气不分老幼。 牺牲者的名单令人悲痛欲绝。在十年间，除了集体屠杀事件外，已有200多人用鲜血浇灌了革命和理想的根基。在殉难者中，有70名学生，16名教师，20名地主，23或25名商人，7名医生，20名公务员。在牺牲者中，有50人年仅16至20岁！ 因此，统治阶级惊慌失措，近乎惊恐。一位上层人物惊呼：“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尊贵的人将被迫收拾行囊离开此地。” 当时，在严厉镇压机器的同时，他们实施了一项彻底的愚民政策。 “萨米蒂”协会被解散，会员被监禁，一切集会和政治组织均被禁止。“紧急”措施层出不穷。这场镇压之雨反而使革命之花更加盛开。 1914年和1915年间，一场总起义正在准备中。不幸的是，起义失败了。数百名流亡者怀着粉碎压在祖国身上的统治枷锁的决心回国。他们被发现了，在踏上他们曾许诺要解放或为之牺牲的故土之前，便全部被捕。再一次，窃贼们走运了！ 但火焰已经点燃，任何力量都无法将其扑灭。口号在人与人之间口耳相传。秘密的“萨米蒂”协会召开会议。为独立而进行的募捐迅速展开，或是自愿捐款，有时则采取“大劫”的形式。 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大劫”一词稍作解释，因为西方人过去一直对此存在误解。英国人称之为“大劫”，正如法国人称之为“抢劫”一样。两者都未能区分抢劫与为共同事业而进行的有时带有强制性的捐款，也未能区分那些为自身国家而斗争的爱国者与城市中的渣滓。 要想做成某事，自然需要资金，而要获得资金，就必须知道去哪里寻找。 为了证明负责革命委员会财务工作的“萨米蒂”会员的廉洁正直，只需列举以下例子： “萨米蒂”协会章程中的一条规定指出，加入协会的人必须始终牢记，他们从事革命活动是为了恢复被践踏的权利，而不是为了少数人的个人享受。所有会员必须戒酒，摒弃一切奢华虚荣。 每次强制捐款或“大劫”时，捐款者都会收到一张收据。以下是收据中的一段摘录： “亲爱的同胞，您必须知道，要使我们亲爱的祖国摆脱奴役，需要所有同胞的牺牲、信任和同情。如果所有像您这样有能力的人都理解我们工作的困难，并自愿为我们的事业捐款，我们就不会被迫像这样打扰您；日本之所以自由强大，全赖日本全民的牺牲和节俭。愿祖国的英灵点燃我们兄弟的心，照亮我们的精神！等等。签名：I.B. 印度独立协会B分局财务秘书。” 运动越扩大，就越巩固。当看到运动已经相对强大时，它便走出阴影，来到光明之中，在当局惊愕的目光下显现。召开了一次大会，有两万名代表出席。几位英国“社会党”党员也参加了，由于他们那些淡粉色的论点，他们受到的接待并不十分热情。 圣雄甘地奠定了非合作与非暴力理论的第一块基石。这一路线取得了胜利。儿童离开了英国人的学校。律师离开了英国人的法庭。职员和工人不再为英国人所有的办公室和工厂工作。英国人与印度人之间不再有联系，不再有贸易。为了维持运动，必须建立救济基金。在三个月内，人们募集了六千万法郎。富有的印度人把自己的房子改作学校。诉讼案件被提交到新成立的本土法庭审理。一些印度人自愿每年捐助三千万盾，“直到完全独立”。 面对如此浪潮，那面从未见过日落的旗帜有坠入月亮的危险。英国帝国不知如何是好。它们以为与俄罗斯共和国签订一项贸易协定，就能阻止革命思想渗入印度，就像一张吸墨纸吸收一滴墨水一样！ 它们用康斯坦丁作为盖子，试图扑灭联合运动之火。它们捡起费萨尔，以支撑东方正在倒塌的帝国大厦。然后呢？至少当它们离开印度的期限到来时，它们可以自我安慰，告诉自己它们残酷地拖垮了正在印度支那进行恶劣活动的法国帝国。 阮爱国 《共产党评论》杂志，第18-19期，1921年8月、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