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著人民问题

《人道报》4 于 6 月 18 日刊登了安南人致和平会议5 的请愿书，要求赦免所有本土政治犯，要求通过颁布给予本土人与欧洲人同等保障的措施来改革印度支那的法制，要求新闻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教学自由，要求以法律取代法令制度；最后，要求设立一个由本土人民选举产生的常设代表团进入法国议会。在人民意志掌握自决权的时代，我们只能认为这些非常正当的要求也是我们的要求。 法国开始侵占印度支那的时间，几乎与日本迈出其著名 1868 年改革的第一步的时间相同。但在半个世纪里，日本已经建立了一种制度，使其跻身世界头等强国之列；而法国则不得不承认，它仍在摸索其印度支那政策。甚至可以说，是否曾经存在过一种印度支那政策？——因为自被法国占领以来，我们的国家几乎一直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完全不知道当局想把自己引向何方，——当局时而谈论同化政策，时而谈论联合政策或其他什么，但实际上并没有实行任何政策。真实的情况如下：现在和过去一样，征服者和被征服的人民面对面生活，彼此充满猜疑。这幅黯淡的画面值得关注，值得从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在心理方面，那边是怀疑和轻蔑的态度；这边则是愤怒和绝望的情绪。殖民主义的书报出版物充满了针对被征服人民的猛烈攻击，充斥着直接喷向他们面部的谩骂，作者因为预先知道他们无法回击，只能咬牙切齿地吞下，所以更加肆无忌惮。人们在这类出版物中读到这样的判决，例如：“对于安南人这个种族，统治它只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武力统治……向安南人传授知识或允许他们自己获得知识，一方面就是为他们提供对抗我们的速射枪，另一方面就是培养那些惹麻烦多于有用的聪明狗……”。 在行政与法律方面：欧洲人与本地人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欧洲人享有所有自由，像绝对的主人一样统治；而本地人则被堵住了嘴，被拴着绳子牵着走，只有服从的义务，不得抱怨；因为如果他敢反对，他立刻会被宣布为叛逆者或革命分子，并受到相应的惩罚。对于那些为了逃离这种“温和”制度而出国的本地人来说，情况更加悲惨：他们的家人受到虐待；他们本人如果被抓获，则会被判处苦役或送上断头台。甚至为了在国内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旅行，按照法律，本地人必须携带通行证。至于司法，对本地人而言，它是这样的：如果欧洲人杀害、屠杀或强奸了本地人，那么在案件无法被完全掩盖的情况下，他确信自己会被法庭无罪释放，出庭不过是一种形式。这是为了在任何情况下都维护白人在黄种人面前的威信而应用的原则。法国议会通过议员维奥莱（Viônlét）在一份关于印度支那预算的报告中所透露的一些细节，对上述情况略知一二。 暴政的统治 在各省，本地人被束缚手脚，必须忍受法国统治官员的专横跋扈和任意妄为，以及那些顺从他们、充当其仆从的官员的贪婪残暴，这些官员是新制度的产物！这就是司法被彻底卖给出价最高、获利最大的人。过去，本地人总可以向国王朝廷申诉；但现在，这个可怜的“安南人”不知道可以依靠哪位圣人，留给他的只有上帝的正义。特别是对于那些被殖民语言称为“捣乱分子”的人，那些阴暗的会议被粉饰成高等法院，秘密地决定他们的命运——这些正直的本地人，他们的同胞都尊重并信任他们。 经济领域的同样存在着毫不逊色的鲜明对比。一方面，是那些被一套精心设计的愚民、弱智化体系压得文盲化、衰弱化的本地人，这套体系并未完全被一种虚伪的教育形式所掩盖：他们必须在最繁重、最屈辱的劳动中汗流浃背，艰难地维持生计，几乎仅凭自身力量，供养着政府的所有财政。另一方面，是法国人和外国人：他们自由往来，自行占有国家的一切资源，垄断全部进出口贸易及所有最肥美的行业，在人民的无知和赤贫中肆意进行无耻的剥削。 被迫受制于强权，安南人民——其真实历史已延续三千多年——不时出现反抗的浪潮，表现为广泛的起义企图，或绝望者的行动，如1908年的和平示威（见《人权联盟官方公报》，1912年10月31日），以及最近在南圻和北圻发生的爆炸事件。唉！这些无效的反抗，每次都招致血腥镇压，并且为当局提供了借口，使其效仿拿破仑在“魔鬼机器”事件中的做法，礼貌地清除那些不表现出对其专制制度欢欣鼓舞的安南人。众所周知，在战争期间，印度支那发生了令人悲痛的事件，导致戒严令的颁布，并伴随大规模的审判和处决。如今，圭亚那、新喀里多尼亚、昆仑岛等地的苦役监狱里，挤满了本地政治犯。机枪和断头台迅速迫使那些顽固不化、进行反抗的人噤若寒蝉。 日本的竞争 我们刚刚勾勒出的这种局势，本可能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如果这场战争——已经颠覆了整个欧洲——没有引发关于本地人问题的新一轮议论。事实上，由于战争，日本从法国方面获得了在印度支那的特殊优先权。因此必须预见，日本人将越来越多地来到此地定居，并在此从事各种行业；结果 1) Machine infernale：一种可能致死的爆炸装置，曾被布置用于暗杀波拿巴。幸运的是，波拿巴幸免于难，并查明了主谋。然而，他巧妙地借机下令流放138名无辜者，这些人因不赞同他的政策而受到惩罚（编者注）。 2) 第一次世界大战（BT）。土著人民的生活将变得更加悲惨：被愚化政策禁锢在无知之中，因遭受种种匮乏和毒害手段而衰弱——国库和特许公司强迫他们消费鸦片和酒类——他们将继续在一个极度狭窄的循环中打转。 原则上，普遍进步取决于国际主义的发展；只有当国际关系得到扩展和加强时，文明才有益处。另一方面，认为安南民族和日本民族这两个邻近民族可以彼此孤立存在，这是不合理的。但是，日本人凭借其明智的政府，拥有非常充分的手段，装备精良以进行经济斗争；而安南人——我们已说明原因——在现代进步方面，与其邻居华人、日本人、暹罗人乃至印度人相比，完全是零。现在提出的问题在于，面对由外国人涌入所形成的新局势，法国政府是否认为，为了共同利益，现在是时候解放土著人民，并尽其所能帮助他们，使他们为即将与日本人及其他外国人进行的激烈竞争做好准备？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人道报》在6月18日一期上刊登的我们的诉求，会在殖民界引起震动。我们确切知道，一位指挥殖民劳工团的高级军官——可能是根据上级收到的指示——下令各团长没收在安南劳工身上发现的所有上述诉求书。我们的愿望在内容和形式上都非常温和，旨在实现解放我们的主要改革，以及那些没有它们，今天的人就只是可怜奴隶的自由权利。没有人能否认，如果没有这些传播现代生活所必需的思想与知识所必需的自由权利，就不可能期望进行任何严肃的教化工作。 阮爱国 《人道报》，1919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