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者的心理

我们很少有机会读到殖民地的报纸。今天，我们收到几份《殖民地通讯》，日期是6月27日。该报头版刊登了一篇两栏长的文章，标题耸人听闻，题为“严峻时刻”。这个空洞的标题，像是一声拿起武器的呐喊，迫使我们从头到尾读完这篇长文，以弄清那声求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还没读完第一栏，我们几乎已经看清了作者的目的；而越读下去——一边读一边微笑——我们的第一印象就越发坚定。我们的印象概括起来就是：一个殖民者想利用安南人民的《请愿书》2，对印度支那总督阿尔贝·萨罗的政策发动一场间接攻击。这场攻击被他刻意用带有爱国性质的反对言论、对真理的热爱、为公共利益牺牲和奉献的精神等等加以粉饰。 分析文章中的几段话，我们就能看到他对法国爱国主义、真理和公共利益的理解是怎样的。 卡米尔·德维拉先生渴望在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都获得“真理爱好者”的称号。这种渴望是正当且合理的，我们乐意承认这一点。但请允许我们指出，他心目中的真理，那些憎恨本地居民的殖民者观念中的真理，与我们的真理毫无相似之处——我们稍后将对此作简要说明——也与法国国内那些正直法国人观念中的真理毫无相似之处。我们之所以如此礼貌地评论，是为了表示对言论自由权利的尊重。 首先，我们看到在那篇关于该问题的文章中，有一句充满恶意的暗示：“就在·萨罗先生踏上法国国土的第二天，安南爱国者立即驳斥了他那些乐观的声明。” 我们不知道德维拉先生所暗示的那篇演说，我们也不讨论那篇演说。但即便如此，我们现在也可以说，无论如何，安南人民请愿书的八点内容，与阿尔贝·萨罗先生的观点并不相悖。萨罗先生在他所有面向本地人发表的演说中，都宣称自己坚决希望为他们开启一个自由与正义的时代。正因为他的承诺与我们的诉求相符，所以一得知他返回法国的消息，我们便急忙将我们的诉求记录寄给他。在等待观察他的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我们的愿望期间，我们乐意承认，他曾多次发表言论，为本地人辩护，反对那些邪恶殖民者的压迫和那些残暴官员的专制，尽管有一场既令人厌恶又阴险的报刊运动对他进行攻击，这场运动未能用关于名誉的诡辩和关于公共利益的虚假理由来掩盖其叛逆性质。 我们特意强调“邪恶殖民者”和“残暴官员”这几个词，因为我们知道也有正直的殖民者和公正的官员。不幸的是，他们远非多数，甚至我们还在担心他们只是极少数。 接着，德维拉先生抄录了安南人的八点诉求，并在第三点——新闻与言论自由——旁加注道：“而我们自己也不享有”，在第七点——以法律取代法令制度——旁加注道：“就像在我们国家一样”。 同样，这种虚伪也并未被更巧妙地掩盖。我们请允许问德维拉先生，当他企图用那种狡猾的评论方式让读者混淆“完全且永久地没有思想自由”的状态与“审查制度”（即一种完全具有临时性质且仅针对某些新闻的状态）时，他是否认为他的读者愚蠢至极？至于以法律取代法令制度，我们不明白德维拉先生为何如此恐惧此事，因为清白之人无需惧怕任何人的监督，哪怕是议会的监督。 德维拉先生对安南爱国者最严厉的指责，是他们直接向法国人民和所有大国的世界正义发声。我们愿意向先生承认，安南人确实陷入了一种完全可被嘲笑的境地，因为他们没有借助像先生这样级别的殖民者作为中介。既然承认了这一点，我们便原文照录先生认为难以理解的那句话，其内容如下：“提出上述要求，安南人民寄望于所有大国的世界正义，并特别信赖伟大法国人民的宽宏大量，即那些掌握着安南人民命运的人，由于法国是一个共和国，因此被视为安南人民的保护者。” 我们不敢向德维拉先生解释什么是共和国，因为教育学并非我们的专长；但鉴于先生试图曲解如此清晰的一句话，我们不禁自问：先生是否曾有幸在某位国王的御膳房中担任过帮厨？ 现在，当德维拉先生追问责任所在时，我们必须直白地告诉先生：责任不应归咎于萨罗先生的政策，而应归咎于人们留给萨罗先生的那种悲惨局面。如果安南人民在法国统治下生活了半个世纪之后，最终竟不得不去乞求一些个人保障和所有邻国都享有的自由权利，那么这并非由于亲民的萨罗先生所致，而是有更深层的原因，即德维拉先生及其同伙所宣传的剥削与愚民政策，而非萨罗先生的政策。 啊，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攻击萨罗先生的动机。萨罗先生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他亲近本土人民。 德维拉先生提醒说，那些在印度支那拥有经验的人曾竭力劝告萨罗先生，但萨罗先生不听。用那些残酷殖民者的语言来说，所谓在印度支那的“经验”，意指在剥削、掠夺本土人民以及靠本土人民的血汗为生的艺术上的经验。萨罗先生蔑视并拒绝听取那些唯利是图的顾问们的意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德维拉先生引用并宣称具有预言性质（sic）的《海防信使报》（Le Courrier d'Haiphong）中的那句话，证实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切，其原文如下： 萨罗先生的那项政策（亲近本地居民的政策）只有通过牺牲居住在此地的欧洲人的自尊和利益才能实施，因为该政策旨在使本地居民成为与我们平等的人，然后迅速成为我们的主人。 结论：对于本地居民，必须让他们永远处于奴役状态。我们认为，那些聪明且真诚的法国人，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展现其天然的优越性，无需生活在永远被禁言、被堵嘴、被穿鼻的本地人中间，也能保持这种优越性。 最后，德维拉先生认为他清楚地知道，一个独立政党已经出现，并且这个政党越过了萨罗先生的头顶，以与法国人民和各大强国平等的身份向他们发表言论。他补充说：这是一个梦，从这个梦中，他看到了阿尔贝·萨罗先生所犯错误的根源，即1913年阿尔贝·萨罗告诉安南人，德国在1871年占领了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 如果确实存在一个独立政党，那么这个政党不是去乞求一些自由，而没有这些自由，人就是一个悲惨的奴隶。我们试图通过告诉德维拉先生来安抚他的心情，我们的党向法国人民说话，同时也向德维拉先生说话。 最后，德维拉先生不可能不知道在国际层面上，当人们谈论平等时，使用的是外交途径，而不是请愿途径。那么，人们自豪地声称找到了钥匙的那个美梦，便自行粉碎了。 我们让德维拉先生带着另一个梦离开，这个梦使安南人忘记了，仅仅拥有以前阿尔萨斯-洛林人在德国统治下所享有的民事法律的一半，安南人就会少受很多苦。确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普鲁士化的阿尔萨斯-洛林与法国化的印度支那进行比较，显然是有害的。 阮爱国 打字稿，法语。副本存于党史研究院。